明清时期鄱阳湖地区民间信仰与社会变迁

第三节 忠臣崇拜的起源与忠臣庙的建立

　　（一）忠臣崇拜的起源

　　对历史人物演变成为“神”，朱海滨认为除了历史人物本身的事迹外，还有必要追加一些传说，同时在民间信仰形成、传播的过程中，僧侣、士人阶层的参与是不可缺少的。通过士人们的参与，地方神灵才有可能吸收到祀典中去并获得支持与认可。朱海滨：《祭祀政策与民间信仰的变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8页。日本学者滨岛敦俊认为曾在现世的“人”，其死后要成为“神”而不是“鬼”，其除符合第一要素“生前的义行”外，还需要具备第二个要素，就是死后的“显灵”，这两个条件是必不可缺的。有了第一个要素的“义行”、第二个要素的“显灵”，再加上官方的认定，“神”的权威性自然就增强了。[日]滨岛敦俊著，朱海滨译：《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5-89页。著名学者杨庆堃认为：“在人格神崇拜的组成部分中，最重要的是政治伦理价值和神秘的信仰，它们在民间信仰的发展中相辅相成”，“时代绵延的民间英雄崇拜，显然遵循了三个前后相继的阶段周期性发展模式。首先，信仰始于一场危机以及需要，以诸如爱国、勇气和自我牺牲之类的主导性价值，号召民众应对严峻局势。其次，发展出以神秘力量和神化传说为基础的信仰，并在民间广泛流传。第三，新的危机会使政治集体化价值再次凸显出来，与神秘信仰和神化故事交织在一起”，“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关公崇拜，其政治伦理价值历经岁月而丝毫未有改变，其发展的过程与上面提到的周期性模式非常接近。在关公崇拜的个案中，忠、义和勇的象征价值超越了时空广为流传”。[美]杨庆堃著，范丽珠等译：《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2-167页。三位学者很好地阐述了历史人物演变为“神”的具体要素和原因，其根本是这些历史人物--忠臣们在生前的忠义精神、忠义行为感天动地，对人极具感召力。在明清鄱阳湖地区，忠臣们的故事广为流传并演绎，且为之神化，余干忠臣庙的忠臣们，在鄱阳湖大战中舍生取义、忠心护主的献身精神、忠义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同时，这些忠臣神灵又以“托梦”的方式影响祭拜者，使得这些忠臣人物得以神化。最重要的是这些忠臣们最容易得到朝廷的敕封，在得到国家敕封后，自然，对他们的祭祀也就纳入了国家祀典“每岁祭司”，从而使得忠臣崇拜和信仰得以建立和发展。

　　对神化人物的信仰，史瑞克（John Shryock）曾写道：“有些英雄被当作神灵崇拜，也有许多则没有神位，完全因为他们生前所建立的功绩而受到祭祀……这样受到官方的鼓励，因为它为民众树立了是资效仿的好榜样，并通过纪念建立功勋者来鼓励民众践履美德。毫无疑问的，民众对于神化的人同样会产生特殊情感，期待英雄在另外一个世界以更大的神力保佑自己。”John shryock，The Temples of Anking and Their cults。Paris，1931.P45.在乡村，祭祖和拜神是最重要的两种祭祀仪式。祭祖是追思亲人，溯源追宗，祭奠祖先，不忘祖先，感恩祖先，寻求祖先的庇护和保佑。而拜神是为寻求神灵保佑，在现实世界中，减负减压，希冀神灵的帮助。忠臣庙的崇拜，因这些忠臣义士的传说不涉及乡村人们的具体利益和族群利益，也不反映人们的归属意识，因而对忠臣故事的原型的确然性不会引起人们过分认真的追究；当然，历史的真实性在灵异的故事里得到神化和演绎，但庙宇里的泥塑神像成了人们一致公认的的最具体的存在。在忠义故事的传播和对英雄的祭祀过程中，民众与其说是在借助历史人物来激励正义心或爱国心，还不如说是借助历史人物来安抚既镇妖祟却又蒙受冤屈的孤魂钱杭：《祭祀圈与民间社会》，《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02页。正因如此，忠臣崇拜与信仰在民间得以形成、发展并深入。

　　（二）忠臣庙的建立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抚今追昔，特别是鄱阳湖的康郎山大战，更令其不能忘怀。据《明史》载：“洪武元年，命中书省下郡县，访求应祀神祇，各名山大川，圣帝明王，忠臣烈士，凡有功于国家及惠爱在民者，着于祀典，令有司岁时致祭。”《明史》卷五十，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06页。在访求的对象中，三十六忠臣自然是重点。太祖对中书省的臣子们说，自古代以来，忠臣烈士忠义可嘉，如在鄱阳湖大战效忠殉国的忠臣，若不祭祀他们，实在难以安慰这些亡灵，应让人们每年祭祀，以激励生者，倡导忠义之气。明太祖不仅对三十六忠臣全部封赐，而且下诏在康郎山建立忠臣庙，为三十六忠臣塑像，“有司岁致祭”《明史》卷一百三十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886页。

　　《明实录》又载：

　　丙申，命建忠臣祠于鄱阳湖之康郎山。上谓中书省臣曰：“崇德报功，国之大典。自古兵争，忠臣烈士以身殉国，英风一期，虽死犹生，予与陈友谅战于鄱阳湖，将臣效忠死敌，昭然可数，然有功不报，何以慰死者之心而激生者之志哉？尔中书其议行之。”于是中书省臣以死事之臣，枢密院同知丁普郎，枢密院判张志雄，左副指挥使韩成，统军元帅宋贵、陈兆先，左副元帅余昶、昌文贵，右副元帅王胜、李信、陈弼、刘义、徐公辅，同知元帅李志高，元帅副使王咬住，千户姜润、石明、王德、朱鼎、王清、常德胜、王凤显、丁宇、王仁、汪泽、王理、陈冲、裴轸、王喜仙、袁华、史德胜，镇抚常惟德、曹信、逯德山，都尉郑兴、罗世荣等三十五人列进，遂封赠勋爵有差，建忠臣祠于康郎山，设像其中，令有司岁祭之。《明实录》之《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第190-191页。对于史料中只提及“三十五人”列进，笔者查阅《明史》与之比照，发现《明史》的记载也为“而康郎山战死者三十五人”；笔者又将《余干县志》《明实录》《明史》三史料比照，发现县志中有“程国胜”的记载，而《明史》及《明实录》均未言及“程国胜”，故此为“三十五”忠臣之说，而实际应为“三十六忠臣”，因上漏缺了“程国胜”。对“程国胜”的记述，本书第47页有载。

　　上文所记忠臣庙为35人，而余干县康郎山忠臣庙所祭祀灵位为36人，此有一人之区别。笔者查阅《明史》，其中也有自相矛盾之处，如《明史》载：“而康郎山战死者三十五人，首丁普郎。”《明史》卷五十，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886页。又：“凡赠公一人、侯十二人、伯二人、子十五人、男六人，肖像康郎山忠臣庙，有司岁祭祀。”《明史》卷五十，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886页。

　　《明史》之中，两文记载同在一页，前者记录康郎山战死35人，而后者录“一人、侯十二人、伯二人、子十五人、男六人”，此人数之和正为36，两条文记录自相矛盾。笔者对比忠臣庙神像名单和《明实录》所记人名，有出入者恰为“程国胜”，即程国胜不在《明实录》所录名单之列，但《明史》中又有载：“而南昌城中谓国胜已前死，故豫章、康山两庙俱得预祀云。”《明史》卷五十，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887页。

　　以上可知，康郎山忠臣庙祭祀者实为36人，程国胜位列其中，即《明实录》记载有遗漏。亦知，康山忠臣庙的建立在洪武元年（1368），为明太祖朱元璋御立，纪念三十六忠臣舍生忘死的忠义精神，其目的是“以慰死者之心而激生者之志”。对此，历代都获高度赞誉，称“韩公孰伟，丁忠忾极矣”，认为三十六忠臣相续死事，开天奇功，与日月争光，明之基业实肇于此。

　　对于忠臣庙，《余干县志》也有记载：“拍笑亭去治八十里居鄱阳湖中，曰康郎，旧云康氏居之，故名又谓，其能抗风涛，曰抗浪，有忠臣庙。”（清）《余干县志》，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页。此记录了忠臣庙的大概方位，即距离县城八十里，在鄱阳湖康郎山上。笔者在田野调查时，赴余干康山乡拜谒忠臣庙，见忠臣庙庙基择在康郎山西麓，俗称“凤地之凤嘴”，庙宇坐东朝西，面彭蠡而雄踞康郎，气势雄伟壮观。据庙史载，庙为前后三进相倚，为抬梁式木结构，高三丈，前进为定江王殿，塑元将军神像（今已毁，不存）；中进观音堂；后进三十六忠臣大殿。按韩成位居第一，丁普郎居二，一左一右，按位次排列，左右两端，设槐木大将军和柳木大将军神位牌，其左有关圣大帝殿拥簇，威武肃穆，浩气昂然，庙前植槐、柳各一株，以志槐、柳将军挡箭之功。庙宇三进相倚的结构，气势恢宏，占地面积大，完全是国家祭祀中的标准样式。

　　忠臣庙是在明朝根基未稳、社会动荡不定之时建立的，是为明太祖为激励战功，鼓舞士气，为取得明朝根本性的胜利而采取的措施和办法之一，其中反映了明太祖思忠臣良将之心态，但更多的是崇德报功，告慰亡者之灵，尚忠臣，激励士气。

　　时光流转，历经六百余年风雨，忠臣庙几度破败，几度重建，几度修缮。据庙史载：现庙为清代咸丰九年（1859）按其原貌重建，并于其右添建昭忠祠和怀忠楼，清代南昌统领刘于浔为之作《重修康山忠臣庙暨添建江军昭忠祠记》（清）区作霖、冯兰森修，曾福善等纂：《余干县志》，同治十年刻本影印，第799页。今已毁。庙初为前后三进相倚，前进殿为定江王殿，该殿被民国二十年（1931）极大洪水淹浸数月，为风浪所毁。直到民国二十七年（1938）在驻地水警周作霖的倡导下，派警士拦河向往来的商旅募捐，抛弃前进定江王殿不顾，只将中进殿观音堂拦水截住，用红石砌墙，形成今天现在两进式模样。怀忠楼已破败，始自民国八年（1919年）的狂风所坏。

　　笔者在余干康郎山忠臣庙田野调查时，发现进庙门两侧有两尊石狮，整个狮子是由一整块巨石雕琢而成，此属罕见，而左狮带两个小狮子。进忠臣庙第一进为千手观音阁，观音菩萨和历史人物驻同一庙宇，此不多见，显现了佛教与民间信仰神灵的合流或佛教的民间化与世俗化。在千手观音阁内，有一副对联“愿慈航普度忠魂同登仙界，知佛尘能销大刦扫尘觅”。后进是三十六忠臣大殿，按封赐官爵排位，韩成和丁普郎位居中，韩成位第一，丁普郎位第二，一左一右。三十六尊神像将整个大殿排成“∩”形，“∩”形的左右两端次有两个神位，“随从敢勇追赠镇抚千户百户三百多名左右二列之神位”，又在三十六忠臣的神台的左右端，摆一稍低的神台，设“敕封槐木大将军之神位”与“敕封柳木大将军之神位”。整个忠臣庙殿为八根柱子支撑，忠臣殿门处书写有一副对联，为已故原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历史学家姚公骞教授作：“帆影中流明砥柱不妨息虑且盟鸥康郎笑无恙看今日澹月芦花斜阳，祠宇喜重新想当年濠州旗帜彭蠡戈船上后汉衣冠已卜归心非逐鹿。”进大殿有一功德箱，功德箱上有一对联，为“继承祖国优秀文化，光大忠勇献身精神”。大殿正中上方有一大匾，大匾上第一行小字书写“缅怀忠臣光照千秋”，中间大字为“能致其身”。

　　三十六忠臣神像摆放呈“∩”形，进门右手12位神位（神像有十），从右到左依次是：敕封槐木大将军之神位，随从敢勇追赠镇抚千户百户150名左右二烈之神位，武节将军骁骑尉管军上千户含山县子丁宇，武节将军骁骑管军上千户庐江县子汪泽，武节将军骁骑尉管军上千户合肥县子王德，武节将军骁骑管军镇抚汝阳县子逯德山，武节将军骁骑尉管军上千户罗山县子王凤显，武节将军骁骑尉管军上千户定远县子王喜仙，武节将军骁骑尉管军上千户县子盱眙县子王清，武节将军骁骑尉管军上千户定远县子姜润，武节将军骁骑尉官长千户所管千户合肥县子朱鼎，明威将军上骑将军都尉帐前管军上万户安定郡伯程国胜。神位前置一香炉，香炉正反面分别刻写“浩气凌波”、“鞠躬尽瘁”。此12神位前有两个柱子，柱子上书一对联，上联为“捐躯报国忠勇有同心四百载于今为烈”，下联为“取义成仁英雄无二志卅六人视死如归”。对联作者不详。

　　“∩”形的中间为十六神像，从右到左依次为：明威将军上骑都尉翼元帅府副使太原郡伯王咬住，怀远大将军轻车都尉元帅府右副元帅汝南郡侯昌文贵，怀远大将军轻车都尉金斗翼元帅颍川郡侯陈弼，怀远大将军轻车都尉秦淮元帅右副元帅陇西郡侯李信，怀远大将军轻车都尉金斗翼元帅府右副元帅东海郡侯徐公辅，怀远大将军轻车都尉太平兴国翼元帅府统军元帅颍川郡侯陈兆先，怀远大将军轻车都尉行枢密院判官兼水军元帅府统军元帅清河郡侯张志雄，辅国上将军护国行枢密院同知济阳郡公丁普郎，安远大将军轻车都尉帐前总指挥司左副指挥使高阳郡侯韩成，安远大将军轻车都尉水军元帅统军元帅京兆郡侯宋贵，怀远大将军轻车都尉水军元帅府同知元帅陇西郡侯李志高，怀远大将军轻车都尉帐前水军元帅府右副元帅彭城郡侯刘义，怀远大将军轻车都尉元帅府右副元帅琅琊郡侯王胜，怀远大将军轻车都尉元帅右副元帅下邳郡侯余昶，武节将军骁骑尉管军上千户定远县子裴轸，武节将军骁骑管军上千户梁县子石明。十六神像前正中间立着一个大香炉，香炉正面书刻“忠肝照日月”，反面书刻“义胆动山河”。在十六神像前立着两对柱子，近神像一对柱子上书有一副对联，上联为“英骨皇封千古湖山增气色”，下联为“忠魂庙祀四时俎豆荐馨香”；远神像的一对柱子上亦有一副对联，上联为“立奇节而垂动殉难成名六六忠贞超亘古”，下联为“推深恩卟及物封槐敕柳参忝天地劲千秋”，两副对联作者均不详。

　　“∩”形左侧有十二神位（十神像），从“∩”形中间从右到左依次是：武节将军骁骑尉管军上千户巢县子陈冲，武德将军骁骑尉管军镇抚含山县子男曹信，武德将军骁骑尉管军镇抚怀远县子常惟德，武毅将军飞骑尉左副千户五河县男王理，武毅将军飞骑尉云骑后都尉遀县男翟世荣，武毅将军飞骑尉管军上千户舒城县男王仁，武毅将军飞骑尉管军大号千户所管军右副使千户寿春县男常得胜，武毅将军飞骑尉管军右副千户虹县男袁华，武毅将军飞骑尉云骑德都尉遀县男郑兴，武毅将军飞骑尉管军上千户定远县男史德胜，随从敢勇追赠镇抚千户百户150名左右二烈之神位，敕封柳木大将军之神位。该十二神位前有一个香炉，香炉上正反面分别刻写“中流砥柱”、“护国佑民”几个字。神位前两根柱子书写有一副对联，上联为“一般深风涛并荷神庥稳达乡邦歌泮水”，下联为“孤忠贯日月光膺帝眷长留宇庙镇康山”，对联作者不详。

　　对忠臣神像的祭拜有所讲究。祭拜者先自行买好香火，只能祭拜者自己出钱购买，不可代买或垫支香钱，香钱不论多少，但须取九炷香并点燃。首向正中十六位神像祭拜，手举九炷香火并深鞠三躬，在神像香炉前插上三炷香；再到左方，向十二神位祭拜，手举六炷香火并深鞠三躬，在神像香炉前插上三炷香；最后到进门右侧，向十二神位祭拜，手举三炷香火并深鞠三躬，在神像香炉前插上三炷香，祭拜仪式毕。

　　每年正月初一，来忠臣庙祭拜的信众最多。余干县康山乡和周围十里八村的村民以及周围县市信众，甚至外省信仰者纷纷前来祭拜，一时人山人海，家家户户燃放爆竹。信众们都起个大早，争烧个头香，认为头香者会得到神灵更多的护佑。信众们集中祭拜忠臣庙的另一时间是农历八月初一，即忠臣庙会，信众们来自四面八方，广东、山东等地均有，庙会规模宏大，前来祭拜者有近十万人之多，庙会经济蔚然可观。当地政府要出动公安联防等维持秩序，确保祭拜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