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鄱阳湖地区民间信仰与社会变迁

第一节 民间神灵崇拜与道教

　　明清时期鄱阳湖区神灵众多，在这些神灵中，有的被纳入道家神灵体系，建有宫观祭拜；有的被纳入佛教神灵体系，建有庙寺膜拜。这些湖区地方神灵与佛、道二教相互融合，相互渗透，在融合中发展，在促进中融合。本章以城隍神、关帝神、周颠仙、观音信仰等为对象，试述明清鄱阳湖地区民间地方神灵如何染上佛、道二教的宗教色彩，以及佛、道二教又如何受湖区民间地方神灵信仰的影响。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道教正式创立始于东汉末年，以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出现为标志。道教在唐宋时期臻于兴盛，形成了许多派别；至元代时汇合成正一道和全真道两大流派；明清时期，道教慢慢开始衰落。道教的神灵系统，原本根植于民间信仰，它是与民间信仰最接近的宗教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民间”何在谁之“信仰”》，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0页。美国学者Kenneth Dean认为民间信仰是道教走向民间并与之融合的产物Kenneth Dean。Taoist Ritual and Popolar Cults of Southeast China。New Jersey：Princeton Uiversity Press，1993.范正义认为民间神信仰与道教是互动关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范正义：《民间神信仰与道教的互动--以闽台保生大帝信仰为例》，《华侨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卿希泰、唐大潮认为道教把民间俗神集中到自己的信仰中来，使其成为道教神仙体系的组成部分；反过来，道教又利用自己的优势使这些经过道教化的神灵返回民间，更深更广地影响民间的神灵祭祀活动。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28页。民间信仰与道教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道教神仙谱中灶神、水神、关羽神、城隍神等无不是民间俗神，这些民间神灵信仰是底层民众精神渴求的体现，这些神灵在他们信仰世界里，可能并无道教之教义和教规束缚，体现出民众信仰的功利性与普遍性。

　　明清鄱阳湖地区地方神灵崇拜众多，在众多神灵崇拜中呈现出不同的地域特点及宗教色彩，有的神祇随着时年的演变，由一地方神逐渐演变成全国性的神祇，并上升为道家尊神，如南昌地区信仰的许真君。有的神祇由动物神灵，逐渐演变成人格神，并得到皇家敕封，演变成鄱阳湖区的地方水神，如都昌县老爷庙的元将军信仰；有的由人格神逐渐演变成水神，如余干县康郎山的忠臣信仰。明清鄱阳湖区众多的地方神低崇拜呈现出明显的道教色彩。如《南康府志》载：

　　明彭梦祖祀天后文，惟鄱湖之风浪天下，莫不闻也，而往往有覆舟之厄，惟神之赫赫灵爽，亦天下莫不闻也。而往往拯人于沉沦危迫之时，是以天子每遣使者册封岛夷，往来大海溟洋之区，惟神是祷而亦惟神是佑，咸得竣事而归，此神之功彰，彰较著者也。（清）盛元等纂修：《南康府志》，同治十一年刊本，第148页。

　　神之灵爽，唯神是佑，往来客商行旅，过鄱阳湖上左蠡山附近区域，往往有覆舟之厄，然民众信神拜神，仗神之庇护，往来无恙。湖区百姓这种信神拜神的习俗与道教有着天然的联系。

　　明清鄱阳湖地区民间信仰与道教结合得非常紧密，随处可见。如《彭泽县志》所载的庙宇道观，祭拜的大多为道教神灵，如关帝庙、三闾大夫庙、刘猛将军庙、土地祠、金龙四大王庙、龙王庙、杨泗将军庙、周王庙、晏公庙、真君殿、定江王庙等。（清）欧阳寿等纂，陈文庆、赵宗耀修：《彭泽县志》，同治十二年刻本影印，第54页。这些神灵都属道教神仙谱中的神仙，位列仙班，掌握一方，湖区的民众相当崇拜。如金龙四大王庙就颇有来历，据传宋代谢姓书生为义而在金龙山下投水而死。元末朱元璋起兵，决战淮扬，梦见谢姓书生，其“返黄河水助战，后果缘逆流得捷，遂敕封为王，因列行四，死于金龙山下，故称金龙四大王”（清）欧阳寿等纂，陈文庆、赵宗耀修：《彭泽县志》，同治十二年刻本影印，第54页。此时，金龙四大王被皇帝敕封，并已神化。对于民间道教神仙系统，李小光认为其主要由几个部分构成：一是自然神，如风雨雷电、山河大地等；二是氏族神，由祖先崇拜演变而来，如英雄人物；三是职能神，如门神、灶神等；四是至上神，化育万物，支配世界的主神，如三清尊神。李小光：《生死超越与人间关怀--神仙信仰在道教与民间的互动》，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210-211页。鄱阳湖区各县方志中载有许多庙宇宫观，其道教氛围非常浓厚。

　　《余干县志》的忠臣庙信仰就属典型的道教崇拜，三十六忠臣崇拜随时日变迁，逐渐演化成神，在庙宇凋败，忠臣托梦显灵，寄望祭拜官员修葺庙宇，忠臣信仰已完全演变为道教神灵。《余干县志》载一无名氏《里巫行》：

　　人有病，不饮药，神君一来，疫鬼欲走。迎老巫，夜降神，白羊赤鲤纵横陈，儿女殷勤案前拜，家贫无肴神莫怪。老巫击鼓舞且歌，纸钱索索阴风多，巫言汝寿当此止，神念汝虔赊汝死，送神上马巫出门，家人登屋啼招魂。（清）区作霖、冯兰森修，曾福善等纂：《余干县志》，同治十一年刻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847页。

　　另《德安县志》载清代乡人刘鹏程作《德安竹枝诗》：

　　城中无日不招魂，才见南门又北门。

　　信是神灵肥庙祝，牲牢酒食魇晨昏。孙自城主编：《德安县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32页。

　　作者形象生动地描述了民间百姓日常生活中家人生病时请巫、迎神、驱鬼、招魂的一副场景。百姓信巫，因“巫师可以交通鬼神，依仗巫术可以为人们祈福道禳灾、医治疾病”卿希泰、唐大潮：《道教史》，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巫师的作用不言而喻，乡民信巫拜神驱鬼时，非常虔诚，家中儿女齐到，摆放案台，上陈羊、鱼等祭品，巫师击鼓而歌，手舞足蹈，同时，家人按照巫师的指点参拜神君，祈求神君的帮助，驱赶疫鬼，巫师离去，家人还爬上自家屋顶叫魂，祈望病者在外游荡的魂魄，在家人的招引下而归，从而魂魄归位，病人康复。民间百姓信巫、迎神、驱鬼、叫魂等活动，与道教中的天师道相吻合。因“天师道除了信奉‘神’和‘仙’外，还相信鬼的存在”张金涛主编：《中国龙虎山天师道》，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0页。《太平经》（卷一三七至卷一五三）中说“昼为阳，人魂常并居，冥为阴，魂神争行为梦，想失其形，分为两，至于死亡”。民间多有叫魂之术，可想而知，其使病者魂魄归位，元神一体，此典型的天师道与民间信仰的交融与互动。

　　对于民间神灵与道教神灵之间的融合与变迁，在此以明清鄱阳湖区百姓普祭与膜拜的三位既是道教尊神又是民间神灵为例，分而述之，以阐述它们与道教的相互关系。一是城隍神信仰，二是关圣帝信仰，三是周颠仙信仰。

　　（一）城隍神信仰

　　对于城隍神，一般将其作为地方神灵，职责在保护城池及百姓，各地方官员上任后均得拜祭城隍神，以求平安和护佑。《全唐文》载段全纬《城隍庙记》，云：

　　前年蛮寇卒来，戒备无素，但扰郊鄙，不近堙睹，闭关戒严，实时罢退。则扶倾捍患之力，其阴灵幽赞之神乎！《全唐文》卷七二一，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423页。

　　此为赞都城隍之神灵异之说。到宋元时期，城隍神的灵异一直流传。明洪武元年，明太祖大封城隍，并划分城隍等级，以金陵城隍为中心，后按行政区划府州县，依次分封品秩、爵位。次年将京城城隍升格与山川社稷同列国家祭祀中去。滨岛敦俊著，朱海滨译：《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7-278页。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对神灵封号进行整饬，对城隍封爵也去掉封号，只称城隍之神，此在各方志中均有记载，如《九江府志》云：“府城隍庙在治东太宁坊，先建于郡东北，宋宣和中迁此，元延佑中，又新之。明洪武元年，知府龚琬、林宗相继创建。二年，敕炀府为威灵公，县为显佑伯。三年诏去封号，止称某府县城隍之神。”（清）达春布修，黄凤楼纂：《九江府志》，同治十三年刊本影印，第126页。从中可看出明代宗教政策的一些变化与调整。

　　明清时期对城隍庙的记载，散见于湖区各县府方志，如《饶州府志》载：“城隍庙旧在毛家巷，今在璸洲门内旧府学东。明洪武元年，太祖克江州幸鄱至东门外，御书‘城隍之神’匾额，祀以少牢。二年知府王哲迁今处。永乐十六年，老人黄宗政鸠葺街百五十二步。万历二十二年，知府林欲厦重修。四十一年，知府侯加采修复。国朝顺治十五年守道张思明、康熙五年知府麻、十年知府王泽洪均事修葺，甲寅后倾颓。康熙二十年，知府黄加遴捐资鼎建。雍正十一年修，嘉庆元年重修。道光二十六年，知府胡正仁重修。咸丰三年，发逆毁。同治二年，知府吴秉衡暂构一室以栖神。”（清）锡真修，石景芬纂，《饶州府志》，同治十一年刊本影印，第551页。

　　《都昌县志》载：“城隍庙初在治东文庙前，明嘉靖六年，宪副林大辂行部谒文庙，谓城隍障前非体，檄府行县委丞顾巩改建，今所在治东北，堂寝门垣粗佣，邑人刘为之记。四十三年，知县吴英重建拜亭，暨周围垣墙，万历间，知县陈舜咨、陈洪图先后皆有修建。天启五年，知县梁一孚复建大堂五间，匾书‘英灵显赫’。崇祯三年，众建地藏阁五间，鼎革后，庙宇颓毁。国朝康熙二十二年，知县会王孙于殿前空基，建楼台五间，匾书‘现身说法’。乾隆二十年，阖县居民众建两廊及戏台。咸丰四年，毁于寇瓦砾无存。九年，邑绅劝捐重建。”（清）狄学耕、刘庭辉、黄昌藩纂修：《都昌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1996年版，第42页。

　　《南康府志》载：“府城隍庙在府治南一里，旧在郡谯楼东，明洪武三年，知府孟钦迁今址。天顺六年，知府雍浩重修，姚林记。正德八年，知府陈霖建前亭。嘉靖间，知府张纯修节修。国朝康熙十年，知府伦品卓重修。乾隆二十年重修戏台。三十八年，增修正殿后重。四十九年，改建殿前两亭。嘉庆十三年，置同善堂于正殿右。二十二年，知府狄尚纲饬四县捐资大修，增建送子堂于正殿之左。咸丰三年，被毁。十一年，城市绅民捐建前重官厅为正殿，将东廊十八曹旧址改建寮房，栖住持僧。同治二年，增修前重，其正殿寝宫尚未建复。庙产民田十五亩四分，坐落万家垄傅家垄，额租二十六石八斗。龙珠庵僧纯然助又三亩九分，坐落一都詹家岭，额租五十二斗零。康熙五十一年，知府张象文置。”（清）盛元等纂修，《南康府志》，同治十一年刊本影印，第150页。

　　星子县城隍庙在县治谯楼东，顺治十八年，知县黄秉坤重建后宇。康熙九年，知县刘瑆重建拱亭。乾隆五十三年，重修。嘉庆十年，知县宁瑞修葺正殿、前雨亭、戏台及申明亭。咸丰三年被毁，七年知县黄应补修建后重。同治二年，士民捐修前殿。九年知县蓝煦迁建于德星门内天宁寺址。庙产民田十五亩五分五厘，坐落二都道前胡家，又田四亩，坐落乐平中阪，额纳七折光谷二十四石四斗九升零，又兼管大德堂三亩，额纳官桶光谷三石五斗五升，又地一亩，坐落北门外姜家垄，额豆租五斗。（清）盛元等纂修：《南康府志》，同治十一年刊本影印，第150页。

　　上述资料可以看出，饶州府城隍庙自明太祖书匾至咸丰三年，有近五百年历史，期间朝代变更，城隍庙几经变迁和修葺，但每次均为官府出资修葺与重建。另都昌县城隍庙、南康府城隍庙、星子县城隍庙等均为地方修建，以地方官为主导。明清两朝，对城隍神一直纳入祀典，捐资修建，主要是因为城隍神的作用巨大，最初为城市保护神，能显灵救灾，保安佑民，降雨放晴，后城隍还发展成掌管冥间，监察社会人事等，地位日益显赫，成为官方和地方社会的重要神明之一张显慧，范立舟：《明清时期华南地区的城隍信仰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8期。

　　对于城隍神的作用，明太祖在与重臣宋濂讨论时说：“朕立城隍神使人知畏，人有所畏则不敢妄为。”《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八十，（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第1447页。明太祖意以城隍神来监督人们的行为，利用神的力量来控制社会，这对社会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明饶州府郡守王泽洪作《重修饶州府城隍庙记》有载：

　　朝廷本神道设教之意，使临兹土，抚斯民者，必熏沐而祭，祭而誓，誓而后任；凡居官之贪墨，若人不及察也，而神察焉；立心之善恶，若人不及知也，而神知焉；出政之仁暴，若人不及觉也，而神觉焉。非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可射思之，明效大验乎，至其境内，水火旱涝，疾疠死生等事，无有求之弗应，祷之弗灵者，则神之法施于民者何如，而御灾捍患有功于地方，又何如耶。且余自承乏历今四阅春秋，幸而民生安壤，盗贼不生，已鲜夭札狱讼之患矣，即丰歉不时，天行使之，而神之功德，固不容混也。夫幽明原无二理，神人统此一心，余守饶郡，治明者也，神司饶郡，治幽者也。（清）锡真修，石景芬纂：《饶州府志》，同治十一年刊本影印，第2898-2899页。

　　庙记对城隍神之功能作了充分的肯定，城隍神为城镇守护之神，还有监察社会人事之能。为官者应守职责，不能贪图，此城隍神可察；对为人善恶，人虽难知晓，但神灵有知；对生老病死及洪涝灾害等，神会御灾捍患。城隍神作用很大，鄱阳湖地区信众深信不疑，凡地方官首到任必拜城隍神位，进行祭祀，所谓“惟守土官莅任之始，祭而誓之”（清）区作霖纂修：《余干县志》，同治十一年刊本，第243页。

　　民间对城隍的诞辰，祭祀非常隆重，庙会经济异常凸显，四面八方、三里五村的信众纷纷赶来，庆祝城隍之诞辰。“城隍庆生，六月六日，晒衣，土人设会为城隍庆生”。（清）达春布修，黄凤楼纂：《九江府志》，同治十三年刊本影印，第114页。城隍祭祀时，备祭品一筵，致祭并行六叩首的礼，上香三献爵，读祝文，仍行六叩首礼，如水灾旱患祈祷，当地官员要前往一起祭祀。

　　对城隍庆生的祭祀，《彭泽县志》有载：前三日，扫道清尘，临期出巡，扮伯爵旗卫，满街结彩，香案迎迓，各街坊装台阁，故事备极精巧，观者盈市。（清）欧阳寿等纂，陈文庆、赵宗耀修：《彭泽县志》，同治十二年刻本影印，第47页。

　　城隍神为典型的道教神灵，守护城池，佑护一方。对下层阶级而言，民间神灵的信仰是不分佛、道的，只要传说神奇，名声大，求拜的人多，百姓自然信奉。加之官府倡导和重视，在百姓的眼里，自然更加重视。城隍神的拜祭，在百姓生活中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每次城隍出巡，又是百姓最热闹最开心的日子。《彭泽县志》载李天英的《龙城竹枝词》，生动展示了一幅城隍出巡和百姓娱神的画面，城隍神信仰在民间深受欢迎：

　　台阁儿童别样新，先期洒道更清尘，

　　一声萧鼓人如市，知是城隍又出巡。（清）欧阳寿等纂，陈文庆、赵宗耀修：《彭泽县志》，同治十二年刻本影印，第361页。

　　对于城隍神信仰，道教亦编撰了专门祭祀的经典经卷，如《太上老君说城隍感应消灾集福妙经》，城隍神位列道教尊神，其开卷经偈曰：

　　稽首皈依城隍尊，威灵煊赫镇乾坤。

　　护国安邦扶社稷，降施甘泽救生民。

　　统辖大兵巡世界，赏善罚恶日同明。《道藏》第34册，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第747页。

　　明清鄱阳湖区城隍神信仰非常广泛。《同治鄱阳县志》载，鄱阳县有府城隍庙，也有县城隍庙。此外，鄱阳县作为饶州府治所在，除城隍神信仰，还有其他神灵信仰，如社稷坛、风云雷雨山川坛、先农坛、关帝庙、文昌宫、龙神庙、火神庙、晏公庙、龙王庙、忠烈康王庙、珠湖万硕灵顺王庙等。（清）王廷鉴等纂、陈志培修：《同治鄱阳县志》，同治十年刻本影印，第112-114页。鄱阳县民间信仰的道教色彩非常浓厚。

　　《湖口县志》载：

　　饶台宰黄梅，多惠政，既归，喜施予人，称学前饶公，以台居学前故也。一日，夫人晨沐，失金镮，疑婢窃，婢惧笞，逃匿隍庙。二鼓闻门外呵呼声，有吏白松寿山岳神来会城隍，延入堂上，序礼毕，岳神愀然曰：“明夕左逆贼屠城，如生灵何？”城隍曰：“此天数也。”叹息久之，复问曰：“座下似有生人气？”城隍曰：“此饶乡宦婢女也，因主母晨沐失镮，婢倾水于地，某鸡吞食，惧责，特逃此耳。”天明归，宰鸡得镮焉，台挈家出城逃匿。次日，左逆至，阖城受害，惟饶氏独全，人以厚德之报云，顺治二年事也。（清）周谟等纂，殷礼、张兴言修：《同治湖口县志》，同治九年刻本影印，第450-451页。

　　婢女得助于城隍神，并解主人之厄运，表现为“人之善亦有好报”的淳朴观念，也窥见城隍神的灵异之能。其中“天数”、“厚德”思想，属于道教的教义。

　　明清时期湖口县民间信仰呈道教化色彩，到处弥漫，如湖口有个殷家山，此山在梧桐岭北，“上有神仙洞”，相传有神仙居住。另还有个叫梭山的，在殷家山，“上有龙王庙，祈雨辄应”。（清）周谟等纂，殷礼、张兴言修：《同治湖口县志》，同治九年刻本影印，第24页。这些，无不显现民间信仰之道教元素。

　　（二）关圣帝信仰

　　关羽忠义，悬印封金，千里走单骑，故事广为流传。三国以后，关羽的许多故事已为神化，但真正实现人到神的转变是在两宋时期，在北宋，关羽被封为义勇武安王，在南宋，被称为关帝君。关帝信仰在明清时期达到高潮，这与上层社会的宣扬和提倡有关。明太祖灭元建明，他认为取得胜利的因由之一是得到了关帝神君的帮助，故建国后不久，在金陵的鸡鸣山建立关羽庙。《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二十七年正月……是月，建汉寿亭侯关羽庙于鸡鸣山之阳。旧庙在玄津桥西，至是改作焉，与历代帝王及功臣、城隍庙并列，通称十庙云。”《明实录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二十一，（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第3377-3378页。

　　永乐皇帝迁都北京时，关羽“庙祭于京师”。成化十三年（1477），明宪宗批准在宛平东正阳门建关羽庙。嘉靖十年（1531），改称汉前将军汉寿亭侯，每年五月十三日，由朝廷主管部门祭祀。万历十年（1582）明神宗敕封关公为“协天大帝”。万历四十二年（1614）关公又被加封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在朝廷的表彰与倡导下，关公信仰在全国得以迅速传播。信众生病，“画其像祀之”陆粲：《庚巳编》卷第七“关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7页。在关羽家乡山西解州，关羽被奉为盐池的保护神，因盐池最怕大雨浇淋，人们传说每遇大雨，“必祷于神而止”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二十，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第473页。

　　清代关公信仰甚于明。崇德八年（1643），在盛京西北建关帝庙，皇太极亲赐“义高千古”的匾额，“岁时官给香烛”。顺治九年（1652）敕封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雍正八年（1730），奉行每年动项银四十两作祭费。乾隆三十二年（1767），加“灵佑”二字；六十年又降旨，所有寺庙供奉关圣神位以及匾额内有“敕封”字样者，“殊非敬神之义，着将二字节去”。嘉庆十九年（1814）欶旨加封“仁勇”二字。道光年间（1782-1850），迭加“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等字，神牌敬书“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关圣帝君”。光绪五年（1879），关羽封号为“忠义神武灵佑神勇威显保民精诚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雍正三年（1725）加关帝后殿，敕封三代，“曾祖为光照公，祖父为裕昌公，父亲卫成忠公，每岁三祭，毕诣后殿，对三公，前行二跪三叩礼，祭品无牛，余与前殿同，今前殿升入中祀，礼节与崇圣祠正位同”。关帝后殿祝文曰：“维公世泽，贻庥灵源，积庆德能，昌后笃生，神武之英，善则归亲，宜享尊崇之报，列上公之封，爵锡命优隆，合三世以肇，典章明备，恭逢诹吉，祇事荐馨。”（清）达春布修，黄凤楼纂：《九江府志》，同治十三年刊本影印，第125页。

　　在鄱阳湖地区，关帝信仰非常盛行。鄱阳湖上渔船商旅十分活跃，商人奉关帝为行业保护神，在民间，关公还具有财神的性质，认为关公是财神爷，关公庙宇分布很广。

　　余干的关帝庙，据县志载：“关帝庙在通贤门外仇香寺废址右，一在黄埠，一在瑞洪。”（清）区作霖纂修，《余干县志》，同治十一年刊本影印本，第244页。《都昌县志坛庙》载：“关帝庙在治东六十步寅宾馆左，万历四十五年，知县张受孔，四十八年，知县余敦盛先后修建。国朝初载，阖县公捐，重建大殿及两廊暨殿前戏台三间、后楼五间，兵焚之余，幸犹完整。”（清）狄学耕、刘庭辉、黄昌藩纂修：《都昌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1996年版，第41页。

　　南康府关帝庙在府学西。康熙十年，知府廖文英建；嘉庆十八年，知府狄尚纲重修，陈玉森记；道光十一年，增建头门戏台，东西两廊，咸丰三年，被毁；同治九年，知府盛元以庙未修，复毋须僧人主持，饬县经收庙租，存作兴建之用。十年，知县蓝煦垫建造大殿头门、官厅、走廊、禀府，立案在于庙租项下，分年归补。庙产民田八亩一分五厘，坐落五里党饶家潭上边垄里、新巷何姓门上首垄塝上及五里党梅溪南青溪料等，处塘堰灌，额租共十四石五斗七升官桶。送上仓给脚钱，又屯田三十六亩一分一厘，六股之三坐落白鹿洞马头上等处，额租共四十九石四斗官桶。（清）盛元等纂修：《南康府志》，同治十一年刊本影印，第147页。

　　德安县关帝庙在县南门外。康熙六年，知县张建，雍正、乾隆间，有改修。道光二十九年，大水庙圮，知县姚体备迁建城内学署右。咸丰四年，毁于逆，仅存旁屋三间。同治十年，知县沈建仍移建南门外旧基。

　　湖口县关帝庙在治前金山顶，原在中团坊今城隍庙址，明弘治间，知县周灏迁庙右，万历间，改建今所，康熙间，知县乔钵倡建，乾隆三十二年，知县许万珍拨水田一石，嘉庆二年重修，咸丰四年兵毁，同治十年，合邑捐，移建于文昌宫左。

　　彭泽县关帝庙在西门外河滨，国朝乾隆五十二年火毁，邑庠凌健、邑绅丁世馥重建。

　　德化县关帝庙在城乡有数处。一在关帝坡，明隆庆五年建，清康熙五十二年复建关圣殿，乾隆十年，再建后殿，咸丰四年，兵毁复建。一在演武厅，国朝顺治乙酉年建，乾隆十九年，副将凯音布捐修，后增一重，咸丰四年，兵毁。一在小学巷，久废。一在司口街大王庙右，明崇祯元年建，今废。一在县治西门外大码头，今废。一在岳师门外，今毁。一在八角市之春秋阁，今毁。一在关前，今毁。一在白鹤乡沙河下街，逆毁，咸丰十一年复建。一在封二乡小池口，逆毁。一在套口五帝祠，改建。一在桑落乡，三百军州，同治三年建。一在德化乡吴嶂山麓，谨载备敬览焉。（清）达春布修，黄凤楼纂：《九江府志》，同治十三年刊本影印，第137页。

　　瑞昌有关帝庙数处，一在县西肇陈司署侧，乾隆元年，巡检孔毓任倡建，十五年，巡检王朝雍增建。一在祝家垄，道光二十一年，陈秩南等建。一在治西乐山保，道光戊申张廷植后裔施基新建，一在下南洪青保华林冈，一在石灰冈。

　　《饶州府志》载：“关帝庙在朝天门外，元至正壬辰毁于兵，乙巳冬，叛寇自闽聚众数万攻城，屡祷弗吉，郡兵伏庙左榛莽中，适援兵至，庙中兵出关外，合击败之，咸谓神荫相，太守陶安徙官舍五间，为正寝创门庑，每年五月十三日及春秋两季致祭，咸丰三年毁于兵。”（清）锡真修，石景芬纂：《饶州府志》，同治十一年刊本影印，第550页。该府志所载关帝庙，显现关帝为战神，在战时保平安胜利。

　　从上各方志及文献记载情况来看，关帝信仰在鄱阳湖地区非常盛行，关帝庙遍布各县，香火不断。笔者根据县志记载，对湖区关帝庙的分布情况进行了初步统计。可以看出，关帝信仰非常普及，仅德化一县就有13处关帝庙。

　　祭拜关帝的仪式和程序非常讲究，《九江府志》记载较详。咸丰四年（1854），清廷将关帝祭拜升入中祀（中祀，次于大祀的祭礼，清以日、月、先农、先蚕、前代帝王、文昌、太岁等为中祀对象），乐用六成，舞用八侑，颁发乐章。顺治元年（1644），定每岁五月十三日致祭。雍正三年（1725），定每岁除诞日外，春秋仲月二次，致祭日用卜吉，每年共祀三次。具体程序为：

　　斋戒与文庙同，乐章迎神，奏格平之章，辞曰：“懿铄兮，焜煌。神威灵兮，赫八方。伟昭烈兮，累祀。祀事明兮，永光。达精诚兮，黍稷馨香。俨如在兮，洋洋。”

　　初献，奏翊平之章，辞曰：“英风飒兮，神格思。丝绮盖兮，龙旗。桂醑兮，盈厄。香始升兮，明粢。惟降鉴兮，在兹。流景祚兮，翊昌期。”

　　亚献，奏恢平之章，辞曰：“觞再酌兮，告虔。舞干戚兮，合宫悬。歆苾芬兮，洁蠲。扇巍显翼兮，神功宣”。

　　终献，奏靖平之章，辞曰：“郁鬯兮，三申。罗笾簋兮，毕陈。仪卒度兮，肃明禋。神降福兮，宜民宜人。”

　　彻馔，奏彝平之章，辞曰：“物惟备兮，咸有。明德惟馨兮，神其受。告彻兮，礼终罔咎。佑我家邦兮，孔厚。”

　　礼终，送神，奏康平之章，辞曰：“幢葆葳蕤兮，神聿归。驭凤轸兮，骖虬骅。降烟煴兮，余芬菲。原回灵盼兮，德洽明威。”望燎辞曰：“君蒿烈兮，燎有辉。神光遥瞩兮，祥云霏。祭受福兮，茂典无违。庶扬骏烈兮，永奠疆畿。”（清）达春布修，黄凤楼纂：《九江府志》，同治十三年刊本影印，第125页。

　　乾隆九年（1744），礼部颁文，对祭祀关帝统一祝文，其曰：“维帝浩气凌霄，丹心贯日，扶正统而彰信义，威震九州岛，完大节以笃忠贞，名高三国。神明如在，偏祠宇于寰区，灵应丕昭，荐馨香于历代。屡征异迹，显佑群生，恭值嘉辰，遵行祀典，筵陈笾豆，几奠牲”。

　　对关帝的祭祀，《九江府志建置庙祀》记载尤为详细，陈设祭品均与文庙正位同。祀仪，雍正五年（1727）定，承祭官行三跪九叩礼。乾隆七年（1742），定祀事仪节。正祭日，各官员都穿戴朝服集中于关帝庙的左门垣，阴阳生报，擂鼓三通，赞引生引承祭官、陪祭官至东西阶下，通赞唱乐，舞生排班序立，执事生各司其事，承祭官就位，陪祭官各就位，赞引生赞各官就位，气氛非常的庄重。具体为：

　　（三）周颠仙信仰

　　周颠仙，其原形为明初一疯癫之人，然而，经明太祖的造神运动，几经演绎，其俨然为济公活佛投胎，弥勒佛转世，身有异能，晓知未来，助朱元璋之鄱阳湖大战取得胜利，为大战之胜利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也为朱元璋登基和统一天下戴上了神授的光环。笔者从周颠其人其事为径，发掘其“神迹”之演变，并从历代文人墨客造访庐山竹林寺的诗词篇章中，探析明清时期鄱阳湖区周颠仙崇拜之原委。

　　1.周颠其人其事

　　《明史》载：

　　周颠，建昌人，无名字。年十四，得狂疾，走南昌市中乞食，语言无恒，皆呼之曰颠。及长有异状，数谒长官，曰“告太平”。时天下宁谧，人莫测也。后南昌为陈友谅所据，颠避去。太祖克南昌，颠谒道左。洎还金陵，颠亦随至。一日驾出，颠来谒。问何为，曰：“告太平。”自是屡以告。太祖厌之，命覆以巨缸，积薪煅之。薪尽启视，则无恙，顶上出微汗而已。太祖异之，命寄食蒋山僧寺。已而僧来诉，颠与沙弥争饭，怒而不食且半月。太祖往视颠，颠无饥色。乃赐盛馔，食已闭空室中，绝其粒一月，比往视，如故。诸将士争进酒馔，茹而吐之，太祖与共食则不吐。《明史》卷二九九，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639页。

　　《新建县志》又载：

　　周颠仙，建昌人，躯干修长，容貌奇崛，举止不类常人。元末年，甫十余病，颠每操一瓢，入南昌乞食，暮宿檐下，祁寒暑雨自若。一日，忽趋省府，谒曰：告太平。人皆怪之，遂呼颠仙。不数年，世果乱。明太祖定南昌，将还，颠仙从道左拜谒，潜随至金陵，每出辄趋进曰：“告太平、告太平。”间见或扪虱而语，击节而歌，词多隐讽，上颇厌之，特命饮以烧酒，酣畅不辍，又自言入火不爇。（清）承霈修，社友棠、杨兆崧纂，《新建县志》，同治十年刊本，第3507-3508页。

　　另据《九江府志》中《周颠仙人传》记：

　　颠人，周姓者，自言南昌郡属，建昌人也，年十有四岁，因患颠疾，父母无暇，常拘，于是颠入南昌，乞食于市，岁如常颠。（清）达春布修，黄凤楼纂：《九江府志》，同治十三年刊本，第864页。

　　对三文本进行比照，可知，周颠为建昌人，即今之九江县人，其姓周，无名，因患有颠疾，举止不同于常人，故以周颠相称。周颠身有异能，如巨缸覆盖，积薪焚烧而无恙，绝食一月，面无饥色，常以“告太平”方式，活动人间，其犹如神仙，道教色彩非常浓厚，特别是周颠仙助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立下汗马功劳，为此，明太祖亲撰《周颠仙人传》及《祭天眼尊者周颠仙人徐道人赤脚僧文》此二文载（清）达春布修，黄凤楼纂：《九江府志》，同治十三年刻本影印，第864-865页。周颠的神仙形象，呼之欲出。同时，周颠仙之身世为一谜团，这种神神秘秘的道教仙人形象更显丰满。如同治《九江府志》载《周颠仙人传》有记：

　　无风，舟师难行，遣人问之，颠者乃曰：“只管行，只管有风，无胆不行，便无风。”于是诸军士牵以舟，薄岸溯流而上。不二三里，微风渐起，又不十里，大风猛作，扬帆长驱，遂达小孤。（清）达春布修，黄凤楼纂：《九江府志》，同治十三年刊本影印，第865页。

　　文中周颠仙能预知风雨，在舟行困难时，朱元璋询问颠仙，颠仙言“只管行，只管有风”，后果真大风猛作。周颠异能凸现。而尤甚者是朱元璋询问周颠鄱阳湖大战之预兆，周颠沉吟半晌言，承天运，继大统，必将胜出。

　　又《周颠仙人传》载：

　　朕将西征九江，特问颠者，曰：“此行可乎？”应声曰：“可。”朕谓颠者曰：“彼已称帝，今与彼战，岂不难乎？”颠者故做颠态，仰面视房之上，久之，稳首正容，以手拂之曰，上面无他的。（清）达春布修，黄凤楼纂：《九江府志》，同治十三年刊本影印，第865页。

　　周颠预言朱元璋将胜，并查天象，知朱元璋为真命天子，并正容言，天上没有其他位置，只存朱元璋之龙位。可见，明太祖作《周颠仙人传》意图明显，以显示其统治为君权神授。此《明史》亦载：

　　太祖征友谅，问曰：“此行可乎？”对曰：“可。”曰：“彼已称帝，克之不亦难乎？”颠仰首际天，正容曰：“天上无他座。”《明史》卷二九九，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639页。

　　比照两文本可知，朱元璋借周颠之口，行“君权神授”之实，以示其正统地位。在鄱阳湖大战前夕，借周颠之异能，朱元璋造势，鼓舞士气，声望日隆。在鄱阳湖大战中，明军行至湖口，周颠仙请辞，隐居庐山，俨然道家仙人，不贪恋红尘，一心修道。

　　据传，朱元璋称帝金陵后，一日突患热症，情势危急，几将驾崩，忽有一赤脚僧至，言天眼尊者及周颠仙人遣其送药。朱元璋遂服之，初时无异样，在未时至点灯时，周身抽擎，药效发力，“当夜病愈，精神日强，一日服，过二番，乃闻有菖蒲香，底有丹砂，沈坠鲜红，异世有者”。周颠仙炼就仙丹妙药，预知未来，知晓朱元璋病重，即遣赤脚僧送药救人。

　　综上所述，可见周颠仙其为一道家仙人之形象，江西建昌人，身异能，可一月不食，不怕火烤，会仙术，能预知未来，朱元璋每有难，颠仙都能及时出现并予以帮助，完全一及时雨之形象，道教仙人之形象贯穿始终。

　　2.周颠仙信仰与竹林寺

　　周颠仙是一典型的道教神仙形象，经过皇家敕封，明太祖朱元璋亲撰《周颠仙人传》，将周颠仙的道家神仙形象描写的活灵活现。鄱阳湖大战朱元璋大获全胜后，想起周颠仙，即派遣人去庐山寻找周颠仙，然无果，此《明史》有载：“友谅既平，太祖遣使往庐山求之，不得，疑其仙去。”《明史》卷二百九十九，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639页。

　　洪武二十六年七月，又遣礼部员外郎潘善应等往庐山祠周颠仙。《群祀考》，《钦定续文献通考卷》卷七十九，鸿宝堂书局印行，1901年。太祖亲为之作传，至此，周颠仙信仰开始流传。时至明宣宗，其寺庙亦有修葺，《明实录》载：

　　庐山天池寺僧智顺奏，天池寺周颠仙、赤脚僧灵迹犹在，太祖高皇帝建寺及有御制碑文，岁久碑亭屋宇皆坏，今僧止二人，乞加修葺且度僧以居之，上谓，行在礼部，曰：既有圣祖御制诗文石刻，不可无庇令，有司发民于农隙时修理度僧，亦从所言。《明实录明宣宗实录》卷九十，（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版，第2066页。

　　在明英宗时，对周颠仙信仰继续推崇，《明实录》载：

　　江西庐山天池万寿禅寺住持僧慧究奏，昔太祖高皇帝混一区宇，以周颠仙有翼卫功，驾幸本山，敕建寺宇碑亭，命僧住持，列圣相承，咸加修葺，近颓于疾风久雪之所震压，乞遣官督工修之。上曰：方今民多艰窘，朝廷凡事悉从简，省以宽恤之，若复从事土木，安知所遣者不生事重扰吾民乎，其第令本僧募缘修理之。《明实录明英宗实录》卷二百八十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版，第6049-6050页。

　　在明英宗、宣宗时期，对周颠仙信仰都有不同程度的推崇，当地官府春秋至祭。其时，明代文人墨客、达官贵人等登临庐山，皆多访仙踪，探仙迹，拜谒明太祖敕建的“御碑亭”，时至今日，御碑亭仍存庐山之巅。而对于周颠仙隐居庐山何处，《周颠仙人传》有载：

　　其赤脚僧云：某住天池寺，去岩有五里余，俄有徐道人来，言竹林寺见，请往视之，某与同往，见天眼尊者坐竹林寺中，少顷，一披草衣者入，某谓天眼曰：“此何人也？”对曰：“此周颠仙也”。（清）达春布修，黄凤楼纂：《九江府志》，同治十三年刊本影印，第866页。

　　文中可知，周颠仙与天眼尊者同居竹林寺，即周颠仙在庐山竹林寺修道。对此，《九江府志》有载：

　　天眼尊者，不知其姓名。元至正间，与周颠同居庐山竹林寺。（清）达春布修，黄凤楼纂：《九江府志》，同治十三年刊本影印，第866页。

　　明至清文人墨客，登庐山，寻颠仙，访竹林寺，前赴后继，此在明清骚客之诗词可见一斑。如明李万实作《游庐山和钱樾桥先生十一首》，“万仞孤亭依碧天，空山风雨自年年。觉来篷岛终归尽，漫道人间聚四仙。竹林古寺颠仙居，仙去林空寺影虚。独有山前奇石在，旧游踪迹未应除。”郑翔主编：《庐山历代诗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125页。又明人钱仝作的《竹林寺》：

　　竹林无处访仙居，寥廓西风想步虚，

　　百尺丹岩悬断石，游踪应是未曾除。

　　又：

　　既上飞仙台，还寻竹林寺，

　　小憩洞岩前，逢僧漫留偈。（民国）吴宗慈编撰，胡迎建注释：《庐山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5页。

　　朱多炡作《竹林寺》：

　　石坼山门一线通，微微仙梵有无中。

　　夕阳直上黄金榜，云篆烟书自不同。

　　明骆问礼作《竹林寺》：

　　岩端空有题，岩际原无寺。

　　变幻出清珉，神奇佐明世。

　　云雨楚台荒，瑶池汉何事。

　　三读御碑文，悠然起遐思。郑翔主编：《庐山历代诗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491页。

　　陈昂作《庐山游佛手岩下寻竹林寺》：

　　佛手方相对，云开翠壁深。

　　亭疑鞭石就，寺似凿空临。

　　一滴鸣球磬，孤筇问竹林。

　　何须风雨里，闻呗始能寻。郑翔主编：《庐山历代诗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728页。

　　清人蒋中和作《竹林寺》：

　　独立孤亭问老僧，竹林几见七贤登。

　　未闻堕泪生春草，犹忆歌风杂野藤。

　　眼底浮云随步履，杖头幽兴乱樵簦。

　　旧游漫说仙凡隔，巧妇声声泣杜陵。郑翔主编：《庐山历代诗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828页。

　　从以上明清文人所作《竹林寺》诗词可见，竹林寺是有影无形，这恐怕是明太祖的虚空之手法，或世间本无竹林寺。明太祖朱元璋也亲自为之作《御制群仙诗》：

　　匡庐之巅有深谷，金仙弟子崖为屋。

　　炼丹利济几何年，朝耕白云暮种竹。（民国）吴宗慈编撰，胡迎建注释：《庐山志》，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7页。

　　朱元璋的诗，对颠仙隐居也纯属于臆想断念。身居匡庐之巅，炼丹、耕种、种竹，或许这就是庐山隐士们的一般生活方式，自足自给，自娱自乐。明人江昱亦作《竹林寺》，其诗的开篇有序言：“并无屋宇，有门在，石壁传为仙人居。过者往往闻钟磬声，闻于返照，时现金书‘清虚灵台’四大字。”郑翔主编：《庐山历代诗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798页。可见，竹林寺应属虚构，其有影无形。明人王世贞《庐山放歌》云：

　　匡续先生几千载，周颠仙人安在哉。

　　闻声便唤竹林寺，见影顿筑文殊台。

　　浮云四起忽无地，举足步步愁莓苔。

　　吴越应从下方出，岷峨别向西天开。

　　拟呼圣灯照迷去，更借铁船凌汉回。

　　山僧一笑挽我袖，何如且住倾三杯。郑翔主编：《庐山历代诗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424页。

　　“闻声便唤竹林寺”，诗人也无法辨别寺庙所在，然周颠仙为“仙”，其修道之所，想必是一虚无缥缈之所，对于慕名探寻神仙的踪迹的文人墨客而言，只能是无功而返，赋以诗词，以作游记罢了。笔者在庐山田野调查时，偶得一书，乃今人庐山归元弥陀寺住持释观行于2002年主编的《庐山寺庙知多少》。释观行翻阅地方志并走遍庐山，探寻庐山寺庙道观，编成《庐山寺庙知多少》，应该说该书史料价值及可信度较高。从该书可知，庐山原有叫“竹林寺”的庙宇有三处，现存称“竹林寺”的庙宇有两处。释观行主编：《庐山寺庙知多少》，庐山归元弥陀寺2002年印行，第1-6页。但该“竹林寺”与周颠仙之“竹林寺”是否一致，已不可考。但可以说明的是，庐山竹林寺，或因明太祖之造神手法推衍出“竹林寺”而来。

　　庐山周颠仙信仰，在这座佛道圣山之中，亦大放异彩，于此，明清文人墨客多有诗词佳作，咏叹“御碑亭”及周颠仙，本书将其一并收入附录二“周颠仙及竹林寺祭祀诗词”。因竹林寺不可寻，故文人墨客多将天池寺视同竹林寺，如明人李梦阳《天池歌》曰：

　　庐山绝顶天池寺，铁瓦为堂白石柱。传言周颠劳圣祖，天眼尊者同颠住。险绝下阚无底壑，屈曲穿缘惟一路。顷属秋晴强攀陟，俯之四海生云雾。岷峨累垂西向我，杳杳长江但东注。君不见，寺东崖石镌竹林，宆碑御制山之岑，周颠胡不留至今。周颠胡不留至今，虎啼日暮愁人心。郑翔主编：《庐山历代诗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557页。

　　又清人方文的《庐山诗》，诗的开篇有序，言：

　　上霄之北有天池山，其下天池寺，洪武中年所敕建也。昔周颠仙数见明太祖，言祯符事，及征伪汉，与大军具西至湖口，辞去入庐山，杳然绝踪矣。后明太祖病，有赤脚僧来送药，云天眼尊者周颠仙人所遣，服之立愈。问颠仙何在，曰在竹林寺。竹林既不可见，而其地与天池近，因饰天池寺以崇祀之，御制碑文，并赐铜钟、象鼓各一。郑翔主编：《庐山历代诗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479页。

　　天池寺已然替换为竹林寺，因竹林寺不可见，但与天池寺近，从而以天池寺祭祀之。清代曹龙树作《天池寺》，其序言云：“天池寺，在宋为天池院，逾锦涧桥而南下，临倾崖，宛转攀陟，行里许，辄有一亭可憩，凡九十九盘，始得至寺。庐山僧曰：此为最高。佛殿前有二池，清泉上迸不竭，故名天池。俯视大江，如金色世界，九奇峰峙其南。寺有周颠仙，从明太祖屡有异征，敕建闳阁，与竹影寺相近。竹影者，有影无形，人不能到，盖仙迹也。”郑翔主编：《庐山历代诗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5798页。这些均说明，竹林寺与天池寺相近，庐山天池寺得以崇祀。而对于天池寺，笔者查阅《庐山寺庙知多少》，释观行有注：“天池寺现已无复林木。原来大殿之基础上虽建有普通平房一栋，却作为专卖旅游用品的小卖部。文殊台尚存（20世纪50年代尚有一比丘尼，在此台内供佛像及朱元璋像，后尼他去，寺亦移交给园林处，香火遂断）。台右庐山老母亭尚在，但亭内所有供具及庐山老母像等均已不知去向。”释观行主编：《庐山寺庙知多少》，庐山归元弥陀寺2002年印行，第89-90页。

　　3.周颠仙信仰的流布

　　时光流转，历经几百年，竹林寺和天池寺已荡然无存，但明代皇帝敕封的人物周颠仙，因神迹故事逐日演变，成为道家仙人，至清代，仍为当地官府所重视，此清代诗人查慎行《庐山记游》载：

　　聚仙亭祀周颠仙、天眼尊者徐道人、赤脚僧。每岁春秋，德化知县诣祠躬祭，自洪武至今相沿不废。（民国）吴宗慈编辑，胡迎建校注：《庐山诗文金石广存》，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

　　从明到清，官府春秋祭祀周颠仙，将周颠仙信仰纳入正祀，同时亦将周颠仙信仰推向民间，在鄱阳湖地区，周颠仙信仰愈加奉行，民众膜拜，流传较广。如《永修县志》载：“有周仙殿，其在今滩溪凤凰山车站，奉祀明周颠仙，建国前废。”江西永修县志编纂委员会：《永修县志》，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55页。

　　在今庐山区也有周仙庙，“周仙庙，在庐山区周岭乡沙湖山尹家湖湖边，传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周颠托梦乡人在此建庙，以‘享一方香火，保一方平安’”邵绍周编著：《庐山古今寺庙》，香港新闻出版社2010年版，第194页。可见，至今周颠仙信仰仍在流传。

　　在明清时期，周颠仙经皇家钦点，特别是明太祖亲撰《御制周颠仙人碑记》及《祭天眼尊者周颠仙人徐道人赤脚僧文》，将周颠仙一个山野之人予以神化，变成一活灵活现的道家神仙，而建于庐山的御碑亭，于今尚在。文人寻仙踪，探仙迹，拜寺庙，周颠仙信仰通过文人的诗词在民间广为传播。神仙信仰是道教的基本信仰，周颠原型本为名不经传的小人物，但经过皇家敕封及民间信众的崇拜，遂成道家仙人，其许多灵异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深得民间信众崇拜。

　　对周颠仙修道之所竹林寺具体方位，已无从可考，而对于周颠仙其人，造神者明太祖朱元璋无非借助其之神迹故事，证明自己为真命天子，展示自己得道多助的光辉形象，以更好地君临天下。朱元璋的此等造神手法，完全根据道家神仙图谱而就。对朱元璋如此造神，世人多有看法，明初解缙称之为“神道诞妄”，民国时期胡适游览庐山时则指责“这是流氓皇帝欺骗世人最下流的大文章”。然今人徐效钢认为：“朱氏自幼失怙，在皇觉寺做的就是一个小弥陀，对和尚的感情到底是根深蒂固的，于是一股脑的捧热了周颠。”徐效钢：《庐山典籍史》，江西高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127页。周颠是凡人亦为仙人，称周颠仙，人仙合一。朱元璋即是为其“君权神授”造势，以示正统，又显现了其沙弥出身的佛道情愫。

　　明清鄱阳湖地区民间信仰与道教结合紧密，民间信仰中的地方神灵后来大都成了道教神灵。特别是周颠仙信仰，由于明太祖的造神手法，将周颠仙由一介凡夫俗子变化成一个“报平安”、“能卜会算”的道家仙人，这是地方民间神灵与道教的完全融合。据《九江县志》载：“明清之际县内城乡修建三宫殿、三官庙、吕祖庙、许真君庙多处，仅万寿宫达7所，本为民间奉祀的神庙，然所祀神主又系道家崇拜的偶像，神道不可分割。”九江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九江县志》，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746页。以城隍之神、关帝君信仰等，足可说明鄱阳湖区民间信仰与道教尊神的互融与共存之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