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鄱阳湖地区民间信仰与社会变迁

第二节 明清时期鄱阳湖地区民间信仰的基本特征

　　明清时期是鄱阳湖地区民间信仰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民间信仰对象多元化，祭祀活动程式化，形成了一些别具一格的鲜明特征。主要如下：

　　1.忠臣信仰盛行，别具一格

　　康郎山忠臣庙建立于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亲自御立，不仅对三十六忠臣全部封赐，而且为三十六忠臣塑像立庙，要求地方官府岁时“致祭”。朱元璋建置忠臣庙并规定国家祭祀，其目的是“以慰死者之心而激生者之志”，稳固明朝江山社稷。鄱阳湖地区忠臣崇拜及其神庙历经六百多年，香火仍然兴盛，特别是鄱阳、余干两县，忠臣信仰尤其突出。至嘉靖时期，忠臣信仰与崇拜已经深入湖区民心。即使朝代更替，明代忠臣仍备受清政府重视，要求地方官府修葺忠臣庙，每年隆重祭祀，其目的是崇德尚忠，倡导忠义精神和忠义文化，以教化世人，争做忠臣孝子，忠君爱主。在清朝，忠臣信仰由原明代的国家祭祀神灵逐渐转变为官方认同的民间信仰，于是忠臣信仰更加深入鄱阳湖周边地区。时光流转，忠臣庙又历经多次兴毁，在当地乡绅力量的主导下，忠臣庙始终树立在信众的心中，忠义是当地百姓的一种普世价值观念。长期以来，由于鄱阳湖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民间百姓的精神诉求，忠臣信仰又逐渐演变成威镇鄱阳湖、护佑湖区百姓与过往商旅的湖神，即水神。鄱阳湖地区的忠臣崇拜与忠义信仰文化，在全国水域地区的民间信仰中都是难得一见的特有现象。

　　2.以历史人物为原型的神灵崇拜为主，民间信仰本土化色彩浓厚

　　明清时期，鄱阳湖区民间信仰以历史人物为原型的神灵崇拜为主，如忠臣崇拜、周颠仙信仰、许真君信仰、关圣帝信仰、李王菩萨信仰等，其原型无一不是历史人物，即使元将军信仰也是被人格化的神灵。至于鄱阳湖地区的山川河流、石木花草、虫蛇动物类等自然神灵崇拜却微乎其微，地方志中亦重点记载鄱阳湖三十六位忠臣、周颠仙、许真君、关羽等人物崇拜事例。其实，在鄱阳湖地区民众信仰世界里，对与本地有关的真实人物的信仰更加实际，也更符合他们信仰世界里神灵之形象。正因为这些历史人物接近于鄱阳湖民间信众，促使该地区民间信仰呈现出本土化色彩。据文献记载，忠臣庙、许真君崇拜、都昌老爷庙以及周颠仙崇拜等，都是在本土环境中产生、传播与发展的。余干、鄱阳忠臣庙是以明代在鄱阳湖康郎山大战英勇献身之三十六位忠臣良将为崇拜对象；许真君虽是魏晋时人物，却是在南昌西山得道升天，为江西“福主”，在鄱阳湖地区逐渐演化为湖神、水神，其信仰之风历世盛行；老爷庙的元将军乃为在鄱阳湖大战中救太祖于险境的“神鼋”；周颠仙为建昌县一疯癫之人，以“告太平”助朱元璋取得鄱阳湖大战的胜利。这些信仰无不透射出浓厚的本土化色彩。这些神灵产生于本土，与当地民众有着天然的地缘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广大信众更加亲近和贴近；同时，当地民众对他们的故事耳熟能详，其灵验与显应多由前辈或身边的信众口口相传，可信度高。本土化的特点，是鄱阳湖区民间信仰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原因。

　　3.民间信仰结构中以水神信仰为主体

　　明清时期，鄱阳湖区民间信仰以水神崇拜为主体是其一大特色。元将军信仰是一个典型的水神信仰。元将军又称为定江王，以定江王之称谓，水神之形象已不言而喻。我们认为，元将军水神是鄱阳湖地区诸水神中的主神，在都昌县、九江县、鄱阳县、余干县、星子县、彭泽县等县区均有元将军庙和祭祀活动，元将军信仰历经明清至民国，经久不衰，信徒十分广泛。至清代后期，当地官员请奏加封庐岳之神的祀典，明确提出参照元将军庙之祭祀，“所有一切致祭品仪，应查照祭鄱湖神元将军庙”，显而易见，元将军在鄱阳湖区已俨然占据主神之地位。另外，忠臣庙原本纪念鄱阳湖大战中阵亡的功臣良将，然而随时日变迁，至晚清以后，忠臣神灵在老百姓的崇拜观念中已然演化为鄱阳湖之水神，护佑往来之客商，而过往客商纷纷落帆前往祭拜忠臣庙，忠臣庙水神有求必应的灵验报应亦不胫而走。前文引诗云：“危樯万舳浪花中，庙貌遥瞻拜下风。最是夕阳箫鼓闹，落帆齐泊吊精忠。”水神崇拜跃然于文人墨客的纸上。许真君是江西的“福主”，在鄱阳湖区信众广泛，祭祀的庙宇遍及各县。据文献记载，在鄱阳湖地区，水患频繁，自许真君来后，除水孽，铸铁柱，镇妖孽，水患永息，使得西江不成为大海，百姓苍生不受波涛之害。许真君治水有功于当地百姓苍生，他在鄱阳湖区百姓的观念中已经成为水神了，不再是一个纯粹的道教尊神。鄱阳湖地区民间百姓普遍对水神的依赖与崇拜，其主要原因是：世代生长在湖区的民众，以湖为家，以打鱼营生，人们对于湖水的暴涨、暴跌尤为关心，特别是洪涝灾害，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性命与生存。在科学不发达的年代里，湖区人们只能将自己的精神渴求寄托于这些虚无缥缈的神灵，祈求神灵显应，渡厄济困，生活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