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与都昌

第四章 陶渊明与都昌

　　袁小帆

　　按：明崇祯六年（1633），邑人余应桂（任职三边总督、兵部侍郎），为《都昌县志》作序，写道：“都虽弹丸，不乏文献”、“陶士行之忠，足卑王谢；陶元亮之节，不愧夷齐……”肯定了陶渊明与都昌的关系。

　　清同治版《都昌县志》“寓贤”载：陶潜，初讳渊明，字元亮，太尉侃曾孙。博学善属文，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后为镇军建威参军，谓亲朋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以为彭泽令。

　　郡遣督邮至，吏白宜束带见。渊明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赋归去来辞。初隐邑西大矶山，见宋祖王业渐隆，乃改名潜，交遯于庐山栗里，终身不应征命，世号靖节先生。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晋代田园诗人陶渊明所作二十多首《饮酒》诗中的二句，也是尽人皆知的二句。千百年来读者只知陶渊明是江西浔阳人，却说不准是浔阳治下的何县何乡，诗中的“南山”，又在何处？近年来，由于旅游事业的兴起，为了打文化名人牌号，出现了多座“南山”，好几处“故里”，其目的是为了招徕游客，发展地方经济，这另当别论。但作为严肃的学术探讨，作为对历史文化名人籍隶的考证，似应忠于史实，理当言皆有据。遗憾的是在一家独鸣的年代，有权威居然语无质证，言皆杜撰地宣称：陶渊明诗中的“南山”就是庐山，“醉石”就是渊明故里，饮酒诗就是陶渊明醉后在“醉石”写的。自此错引错注，谬误至今，但读者是否认同，颇值怀疑。因为庐山就是庐山。其得名始于殷周时代有位姓匡名俗字子孝的人，结庐于此山修道，周定王及后代的周威烈王先后遣使臣登山寻访，均未遇，唯庐独存。后人遂称此山为庐山、匡山或匡庐。所谓“南山”即庐山之说，实语出无据。至于说陶渊明此诗是在“醉石”写的，更有悖于常情。我们知道醉石就在庐山汉阳峰侧，也就是庐山之上。试想如果陶渊明身居庐山，又何须云“见”呢？难道一个正常人会看不见脚下的山么？近年来有媒体著文称：“总之，人们都不认为庐山就是陶诗中的‘南山’。”（见《信息日报》2001.9.14《陶令不知何处去》一文），但未引起学界重视。《汉书礼乐志》有云：“汉兴，拨乱反正，目不暇给。”改革开放至今三十多年了，对于古旧诗文中的错引错注，窃以为亟宜进行一次正本清源，以免误导后学。近年笔者因编纂《豫章历代名人韵事录》（暂定名），翻阅了不少的古旧文献资料，发现古人叙及陶渊明祖居时并无含混不清之处，如《艺文志》录存的元代参政吴国伦（兴国人），经都昌时写的一首七律《过都昌》云：

　　湖上群山抱邑城，夕阳孤棹远天横。

　　黄花何处逢人笑，白发应从此夜生。

　　万里星晨缠杀气，几家砧杆动秋声。

　　陶公事业遗墟在，千古中原抱甓情。

　　又如元观察御史陈述（苏州人）写的《陶桓公庙》（节录）：

　　苏竣谋不轨，肆意掠郡邑。我公举义旗，奋勇诛贼逆。正义横秋霜，忠贞贯白日。无端萋菲语，苍蝇污白壁。紫阳朱夫子，上疏曾剖白。都昌公故乡，千载享庙食。

　　前诗的作者是元代参政，后者是观察御史，都是一言九鼎的名公耆旧。前者说他路过都昌时陶公遗迹还在，后者说都昌是陶公故乡，可见古代人对渊明祖居是一清二楚的。为了让历史事实说话，本文力求采证史料记载，客观真实地对渊明故里之村舍起源，家族沿革，先人事迹以及陶渊明诗中的“南山”均一一对照文献记载和陶渊明在诗中的自白加以阐述，以便正本清源。

　　一、陶渊明故里考证

　　陶渊明故里在古之浔阳郡鄡阳（今九江地区都昌）县左蠡乡十里陶家冲。左蠡位于蠡水东岸，古代以东为左，故称左蠡。在三国时隶属柴桑郡，为东吴孙权屯兵处（见《三国志》）。当时陶丹（陶渊明高祖）

　　在柴桑郡任都尉（是一种仅次于郡守的武官）。为安置妻妾，遂筑庐于蠡水东岸，这就是左蠡陶家村的起源。魏甘露四年（259），陶丹谌氏夫人生子侃字士行（陶渊明曾祖），公元266年，晋司马炎篡魏称帝，夏灭吴为一统建都洛阳。是年陶丹战死，当时陶侃六岁，由寡母陶太夫人抚育成人。侃幼有大志，常坐湖畔巨石作垂钓状，实默筹匡时济世事也。后人遂称此石为陶侯钓矶。据《今古记》载：“陶侃幼孤贫，常坐湖畔巨石垂钓，累年不移，其石膝磨有痕。”又据《江西通志》载：

　　“钓矶山在都昌县城西南，晋陶侃微时垂钓于此，得一梭，挂石壁，后化龙而去。”历代骚人墨客游此，颇多题咏，兹录其一以为证。

　　《陶侯钓矶》元邵新远

　　烟波浩渺笑沉浮，一线竿头钓八州。

　　任是壁间梭化去，矶头独把五湖筹。

　　侃初为县吏，娶邻女蔡氏，生子嗣洪、瞻、斌三人。《南康府志》

　　载生子十六人；《都昌县志》载生子十七人，见诸史书可考者，唯洪、瞻与斌耳。如晋书陶侃传有云：“初范逵荐侃于庐陵太守，至洛阳，张华见而异之，除郎中（官名），既而补武岗令，会刘宏为荆州刺史，辟为南蛮长吏，讨贼张昌，破之，以功封东乡侯。后闻母病，侃事母至孝，倾囊中所有，命长子洪返里，建豪华府第于村南颐养慈母天年。”《陶氏族谱》

　　叙及此事有云：“侃备威仪。迎母官舍，乡里荣之。”《江西通志》载：

　　“陶桓公旧府第在都昌县左蠡乡陶家村南二里处。”永兴三年，陈敏据历阳，宏以侃为江夏太守往讨，或谓宏曰：“侃与敏同郡，又同岁举吏，脱有异志，荆州无东门矣。”宏不听，且曰：“匹夫之交，尚不负心，况大丈夫乎？”侃闻言遣长子洪（这是史书二次提到陶洪）诣宏署以自固（相当于人质），宏用为参军，侃讨敏累年不克，忽报老母病逝。遂辞官归里守孝。隆重葬陶太夫于蠡水之滨。有唐代名臣舒元舆、皇甫湜手书陶母坟碑铭可考。原文均较长，仅节录其一以为证。

　　《陶母坟板文》唐舒元舆元和进士，官至平章太岁在卯，小子汛彭蠡，见谢灵运石壁，壁东南行百步许，有高坟嵯峨。坟前有碑，书迹照湖，小子蹶起疾眩，视之，则陶母之字存。及落帆之陆，修式恪礼……呜呼！贤母之风，可以卓往赫来，为千万年光（余略）。

　　陶母墓侧之谢灵运石壁古文献亦有记载。据《太平环宇记》载：石壁精舍在都昌县西北七里处，有石如壁。西有层台，本谢灵运旧宅。所谓精舍者，谢自有诗云：“错旦迹气候，山水含清晖”云云。壁间旧有“石壁精舍”四字。系谢灵运手迹。明正德时，提学李梦阳书以新之。

　　今尽崩没矣。又据《江西通志》载：石壁精舍在都昌县西北临江处，有石如壁，谢灵运居此。旧有“石壁精舍”四字今不存。明正德年间，提学李梦阳书以新之。

　　侃次子瞻史书记载颇详，瞻少有才气，历任广陵相，庐江，建昌太守。迁散骑常侍，封都陵侯。后被苏竣贼将冯铁谋害。朱熹在《乞加封陶威公状》有云：“始苏竣之祸，贼将害侃子者冯铁也。竣伏诛。冯铁奔石勒（胡人），石勒畏陶公之强，杀冯铁。”瞻遇害后，追赠大鸿胪，谥日愍。荫其子陶淡（渊明父）袭祖爵世享国恩。

　　幼子斌，史亦有记载：咸和四年，江州刺史温峤卒，朝廷命峤军司马刘允都督江州。侃曰，刘允非都督之材，用此人必生内乱。司徒王导勿听。次年允部右将军郭默果杀刘允请自代。司徒王导惧默骁勇难制许之。侃闻变遂举兵征讨。兵至，默部将缚默来降。诏命侃都督江、荆、雍、益、梁、交和江夏八州军事，领刺史衔。侃为了巩固东晋统治，又马不停蹄，遣幼子斌与南中郎将桓宣西伐樊城败石勒。又使兄子臻及竟陵太守李阳共破新野，遂平襄阳，加拜大将军。从侃晚年仅用幼子陶斌一人这一事例分析，侃生子十六七人之说，可能不确。若有如许子嗣，上阵未有不用父子兵之理。朱子所云“既士行溘，后嗣零落”是可信的（见朱熹《乞加封陶威公状》）。

　　陶淡（陶渊明父）名如其人，诏命荫袭长沙郡公，却终生未就，故《都昌县志》只在《寓贤篇中》中，简单地提到他“名冠隐逸”，却无正传。晋代朝野“崇尚清谈，专事虚无”，特别是佛教、道教，在江西盛极一时。由江州刺史桓伊首倡立寺，慧远和尚主持的庐山东林寺，当时就形成了“僧众云集，四海归心”的局面。在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下，陶淡待到陶渊明婚娶后，即与友人外出云游五岳名山而莫知所终。

　　“陶渊明博学善属文，有高趣，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又撰《桃花源记》而名重故里。起为州祭酒，因不堪吏职自解归里，州召主簿，不就。后为镇军建威参军，尝谓亲明曰：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执事者闻之，起为彭泽令。郡遣督邮至，吏白宜束带见。”陶渊明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曰解绶，赋《归去来辞》（见《都昌县志》）。是时为义熙二年（406），渊明41岁。他从彭泽解绶后，连夜乘小船回家，深感过去有如”误落尘网中“顿觉”今是而昨非“他站在船头引吭高吟《归去来辞》腹稿：舟摇摇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心情轻松舒畅。次晨，船抵左蠡陶家港，当时天还未亮。由陶家港到陶家冲还有一段山路，夜黑看不见，因此“问征夫于前途，恨晨光之熹微”走着走着，东方渐现鱼肚白。终于，乃瞻衡宇，载欣载奔。他远远望见了自己的府第。心里高兴，跑步向前。

　　“童仆欢迎，稚子候门。”家里的书童仆妇都出来欢迎他归来，小儿子在门前等候他……

　　陶渊明自彭泽辞禄归来后，对当时的“权钱勾结，货赂公行”，“谗人高举，贤士无名”的东晋腐朽政权感到极度失望，“请息交以绝游”。这是渊明发自内心的悲愤。“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

　　世俗和我格格不入，我又何必驾车出去游说，去求他们什么呢？“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他的大量田园诗文就是在这期间创作的。

　　“农人告余人春及，将有事于西畴”，“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晨也肆微勤，日入负来还”，使他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之感。他在自己的故乡写诗学圃，慢慢也就习惯了，他希望“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可是无情的战火却烧到了他家门口。这才使诗人“南圃无余秀，枯条盈北园。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的困苦境地。

　　据《都昌县志》载：“檀道济初为晋太尉刘裕参军。义熙六年从征卢循，激战于左蠡，双方难分上下。后卢循欲趋豫章城，尽折民房筑栅寨，悉数将刘裕军栅断于左蠡。裕军不得食，即抢劫民宅，奸淫烧杀，无恶不作。陶家冲一日数次遭受抢劫，村民死的死，逃的逃。此时的陶渊明既贫且病，逃不掉，走不动，加上岁暮年关，他只有哀叹‘凄厉岁云暮，拥褐曝前轩’。独自在轩廊上晒太阳。檀道济为了解刘裕之困，强迫民工于鄡阳县城北一百里处筑土城扎寨为游兵，形成对卢循夹攻之势，裕始得破栅攻循。土城至今仍在，称城山。山上有城山庙，供奉檀道济像神。”陶家冲受兵灾之苦，不得安宁，于是陶渊明辞别陶家冲祖居地，与长子俨、次子俟结庐于先祖陶母、陶侃曾居住过的大矶山麓（后人称此为“陶园”），过着苟全姓名于乱世的渔樵生涯。可是祸不单行，次年夏天，“正夏西风急，林室顿烧燔”。一场山火，把诗人的草庐烧掉了，别无栖身之处，只好住进自己一条破渔船上，哀叹“一家无遗宇，舫船荫湖边”；“躬耕未曾替，寒馁常糟糠。岂期过满腹，但愿饱粳粮”。为饥饿所驱使，他实际上已临为乞丐。“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他迫于饥饿，身不由己地走到邻里家叩门，门开了，他又不知如何开口。幸好，“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

　　公元420年，陶渊明55岁，他“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是年刘裕代晋为宋。这一改变，对这位世享国恩的遗老，真是雪上加霜。为了避祸，他化名为潜，隐居于星子栗里。元嘉四年（427），困顿于栗里的陶渊明，在饥寒交迫和疾病的折磨下，终于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凄然与世长辞！享年63岁。陶渊明的一生，虽然没有建立过显赫的功绩，却给后世留下了一册千秋万代传颂不衰的《陶渊明诗文集》，并已翻译成十几个国家的文版，在全世界广泛流传。公元420年，陶渊明虽然“甘以辞华轩”离开了左蠡陶桓公府第，隐居在大矶山。但据《江西通志》载：“大矶山在都昌县城西七里处，一名望仙山，世传晋许旌阳拔宅飞升，苏耽于此望之，故名。”由此可见，陶渊明晚年虽然离开了陶家冲，但并未离开他的故乡鄡阳县境（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置都昌县）。

　　二、陶渊明诗中之“南山”考证

　　经与友人反复讨论和实地探访，终知陶渊明诗中之“南山”就在都昌县城南二里处。此山矗立在鄱阳湖上，三面环水，不仅风景秀丽，且早在汉武帝时就知名于世。据《都昌县志》载：邑治南山，汉时有老人童颜皓发居岩下，武帝南巡，诏逸民，老人辞不出，左右强以见帝。

　　老人曰，尧仁如天，孤云自飞，一木一石，民之乐也，簪缨搢笏，束身王朝，非野老所望。帝嘉其志，礼而遣之，后人遂以野老名岩。岩下石罅溢清泉，甘洁清洌，虽大旱不涸，宋学士东坡游此，悦其泉，乃于岩壁刻‘野老泉’三字，自是岩与泉共知于世。后人有诗云：豁岩石罅溢清泉，曾有高人此息肩。隐姓南山号野老，力辞搢笏乐云烟。

　　此即渊明东篱采菊时，悠然所见之南山也。渊明尝谓人云：“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南山乃野老等隐逸栖息之地。野老力辞簪缨搢笏，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易乾文语》）也。其气一也。是故渊明东篱采菊时，悠悠然见到的也就是他所仰所向往的南山。至于说南山远，其实“悠然见南山”句中的“悠”字，本身就寓有远意。“悠悠即遥远之假借，古悠、遥同音通用”（见《辞海》）。何况诗词的语言不同于散文，即使再远也不影响意象的妻子鄜州，远隔千里，诗中景状却如在眼前，这就是意念，即所谓“因心造境”（黑格尔《论美学》）。

　　据《江西通志》载：都昌南山，旧时有苏仙磨剑池，陶桓公庙，谢康乐经台，南山寺，观音阁，唐代还建有泰陵皇帝所赐名之清隐庵。北宋重修改名为清隐禅院，黄庭坚为之作《清隐禅院记》有云：

　　“据彭蠡上游，距南康军之落星湾，舆行一舍，舟行十里，有大聚落，是为古之鄡阳，今为都昌县治所。山悠而水远，能阴而善晴，升南山而望之。如李成、范宽得意图画，盖南山之于都昌，如娟秀人直其眉目清秀处……野老岩之下，泉甘而繁松竹，曰清隐寺者，唐泰陵皇帝所赐名也”（余略）。北宋绍圣元年，苏东坡南贬惠州，沿途遣散侍女，过都昌时，爱妾碧桃患病身故，苏东坡悲戚交加，手书一绝：

　　鄱阳湖上都昌县，灯火楼台一万家。

　　水隔南山人不渡，东风吹老碧桃花。

　　水隔二句，喻碧桃病故后，即阴阳永隔。次年苏辙路过南山，见乃兄此诗，感而赋七律一首。其尾联云：“谁道豁岩许深处，一篇行草认元昆。”东坡诗碑仍在，清隐寺等古迹尚存。改革开放后政通人和，文化遗产等名胜古迹，在逐渐修复，令人欣慰。有先生赋诗一首云：

　　浪花静静说当年，古院尘埋未忍看。

　　倦客归来人不识，南山春老碧桃残。

　　后据江西作家、企业家联谊会主编之《新潮报》报导：“都昌旅台同乡会会友共同捐赠20万元，作为修复南山古迹之资。”可见陶渊明诗中之南山，自汉武帝游幸至今历时2100余年，而被后人珍爱不衰者，岂独风景秀丽，实因渊明爱之，而人皆爱之之故也。一家之言，旨在抛砖引玉，以期正本清源，是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