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与都昌

第十九章 朱熹与都昌

　　余星初

　　都昌，乃“周朱过化之地”。周敦颐，濂溪先生，北宋理学鼻祖，晚年讲学于南康军，有时来都昌驻足，是情理中事；淳熙六年（1179），朱熹知南康军，在任三年，下辖星子、都昌、建昌（今永修、安义）三县。常来都昌体察民情、检查指导，更是情理中事。

　　朱熹（1130-1200），于建炎（高宗年号）四年出生，他从孩提时代到求学、入仕、讲学，他的一生是在南宋前半期度过的。当时金人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原板荡，最高统治者偏安一隅，奸佞弄权，朝政日非，国势衰微。朱熹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少年“颖悟庄重”、“厉志圣贤之学”，使自己成为“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成为旷世理学大师，他对宋代中兴，刷新朝政，有深刻的研究、建议和主张。隆兴元年（1163），孝宗即位，颁诏广征“直言”，朱熹即上封言事，其略曰：

　　“圣躬虽未有阙失，而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朝政虽未有阙遗，而修攘之计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虽不可偏于疏举，而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他特别指出孝宗的不足：“陛下毓德之初（做太子期间），不过讽诵文辞，吟咏情性”而已。及至快登大宝，“比年以来，欲求大道之要，又颇留意老子释氏之书”。他特别强调：“记诵辞藻，非所以探渊源而创治道；虚无寂灭，非所以贯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朱熹积极主张抗金，反对议和，他坦然进言：“今日之计不过修政事，攘夷狄。然计不时定者，讲和之说疑之也。金虏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不可和也义理明矣！……以臣策之，所谓和者，有百害而无一利，何苦而必为之？愿畴咨大臣，总揽群策，鉴失之之由，求应之之术，断以义理之公，参与利害之实，闭关绝约，任贤使能，立纲纪，励风俗，使吾修政攘夷之外，了然无一毫可恃为迁延中己之资，而不敢怀顷刻自安之意，然后将相军民无不晓然知陛下之志，更相激厉，以图事功。数年之外，志定气饱，国富民强，视吾力之强弱，观彼衅之浅深，徐起而图之，中原故地不为吾有而将焉往？”朱熹的建言，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可惜的是，南宋统治者们，只图苟延残喘，不思励精图治，朱熹的建言，也同陆游的抱负一样：“可怜十万平戎志，尽付潇潇暮雨中。”始终没有被采纳，朱熹也始终未得到重用。但是，朱熹没有采取“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他虽对仕途不感兴趣，但寄希望于教育，寄希望于对人才的培养。每次朝廷命他为官，都推辞再三，他在朝廷为官一任，仅四十天时间，地方为官五任，累计为九年时间，其余时间均致力于书院教育和学术研究。他知南康军，修复了白鹿洞书院；知潭州，修复了岳麓书院；创建了著名的考亭书院、武夷书院、紫阳书院、晦庵书院、建安书院等。他的弟子数以千计，其中号称高足，有姓名可查即达五百余人。成为汉代以来学者门人之最。

　　朱熹，这样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居然同都昌结缘，使都昌增色。

　　从四川大学编辑出版的《朱熹集》和同治版《都昌县志》中，就发现朱熹写的同都昌有关的奏折、劄子、书信、诗等就有28篇之多。从这些篇章中，可以看出朱熹在短短三年知南康军任内对都昌的重视，对都昌人民疾苦的关心，对都昌学子的培养，所作的付出和花费的心血是何等的惊人！

　　朱子认为：“天下之大务莫大于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强调国家治理好坏在于一国之君。同时又认为：“四海利病，系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系守令之贤否。”地方治理好坏在于地方长官。所以，朱熹初至南康军，“恳恻爱民如己隐忧，兴利除害惟恐不及”。他看见“郡滨大江，舟舣岸者遇大风辄沦溺”，于是“募饥民筑堤捍舟，民脱于饥，舟患亦息”。朱子“视民如伤，至奸豪侵扰细民，挠法害政者，惩之不少贷，由是豪强敛息，里闾安靖”。朱子治理南康军，首先为人民创造了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进而在文化教育上下功夫，“数诣郡学，引进士子，与之讲论。访白鹿洞书院遗址，奏复其旧。又奏乞赐书院敕额及高宗御书石经、版本九经注疏等书者至再”。

　　每到政事稍暇，即亲临白鹿洞讲学。“诸生质疑问难，诲诱不倦。退则相与倘徉泉石间，竟日乃反。”又遍方星子“栗里陶靖节之居，西涧刘屯田之墓、孝子熊仁瞻之闾旌显之，犹以不得悉行其志为恨”。朱子初到地方为官，清廉为政，本末兼治，重农桑，抑豪强，薄赋税，救灾荒，兴教化，办书院，使南康军全域大洽。

　　都昌是南康军治下之大县，朱子对都昌也就特别地关心和重视。

　　朱子为政，不唯上，不唯书，立足于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从实际出发。如在《论都昌创寨劄子》一文中，纠正了上司要在都昌增设五处兵寨的错误做法。事情是这样的：“淳熙四年，因有散亡穷寇三人匿迹舟中，经由县步，初未尝敢上岸作过，却被尉司弓级缉作惊赶，即时窜逸。”这件事被夸大渲染：“是时偶有饶州职官沿檄到县，中路得以传闻，意谓本县已被焚劫，遂张皇其事，妄申宪司。”这位“宪司”就是朝廷钦差大臣。他竟“一时凭信，奏称都昌县接连淮南，而南康管内都无一兵，乞创此寨”。要在都昌境内鄱阳湖上五个小岛--棠荫、松门、泗望、楮溪、大孤山增设兵寨。这笔开支不小：

　　“一岁所费为米一千八百石，钱五百余贯，绢五百匹，绵一千五百两，使州县何所从出？”朱子写道：都昌“县郭去处，正在五寨之间，又有尉司弓级，额管七十五人，在隆兴（南昌）、饶、江三州，星子、建昌两县之间，即与淮南州郡并无连接去处”。而且“百十年来，除李成大盗横流之后，不闻曾有盗贼直犯县邑”。他嘲笑：“以天子使者持斧逐捕之威，而为穷寇三人惊骇扰乱至于如此，固已可笑。”于是朱子斩钉截铁：“自今观之，利害得失昭然可见，人无愚智，莫不知之。故本军昨来辄具申陈，乞行废罢。今幸朝廷行下使司相度，窃计必蒙洞照底里，力赐主张，使邑屋无侵扰之虞，州郡免供亿之费，遂除一方永久之患。”

　　为了都昌木炭纳税一事，交木炭？折钱？纳绢？曾四上劄子，论木炭钱利害，实在令朱子伤透了脑筋。“都昌民户逐年长养园林，采柴烧炭，每斤值钱五文至六文止”，“都昌人户夏税钱内一项科折木炭，自备船装载，赴监送纳”，自绍兴二十四年（1154）起，改每秤（即每石），折纳价钱二百六十文省（税率约占46%），交钱比交木炭多出一倍以上。“所以民力重困，多挂欠籍，追逮督迫，几不聊生。”于是朱子一上《论木炭钱利害劄子》：“乞依祖来旧例，备本色自雇船装载，赴监送纳，获钞注销，诚为便利。”

　　一上劄子未获准许，于是朱子再上《论木炭钱利害劄子》，陈述：

　　“本军地狭民贫，税额偏重……农桑之家有木无钱，送纳累年，委实困弊。欲望台慈仰体圣朝勤恤民隐之意，特赐详酌，许依所乞送纳本色（交木炭），不胜幸甚。”

　　二上劄子获准：“许赐行下究实都昌木炭钱利害，特与蠲减。”

　　朱子兴奋不已：“仰见仁人君子所以爱民之实，不为苟悦于一时，而所以为之计累深远如此，感幸叹息，无以为喻。”考虑到“木炭本以税绢纽计，纳本色比之纳绢，所费已增之一倍之数，折纳价钱比之纳绢，所费又增三倍之数，反复纽折，至于数倍，上违法意，下损民力”。于是朱子三上《论木炭钱利害劄子》，四上《乞听从民便送纳钱绢劄子》，因为绢价涨跌浮动，朱子“窃伏思之，复有一说，上可以推广台慈矜恤之惠，而下不至于多失有司经常之入，敢予言之，以俟采择”。他要求上级照准：“乞许从民便，价贵处人自纳钱，价贱处人自纳绢，两不相妨，各得其便。”深得炭农拥护。

　　朱子身为南康军之最高行政长官，为一个县的木炭纳税一事，竟四上劄子，可知朱子是何等的重视减轻民负，何等的认真负责，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方便群众，按群众的意愿办事。

　　朱子对都昌的历史文化倍加重视。他曾上书《乞加封陶桓公状》，文曰：据都昌县税户董翌等状“伏睹本军榜文询访先贤事迹，数中一项：晋侍中、太尉长沙陶桓公，兴建义旗，康复帝室，勤劳忠顺，以殁其身。谨按图经，公始家鄱阳，后迁浔阳，见有遗迹在本军都昌县界，及有庙貌在本军城内及都昌县，水旱祷禳，皆有感应。且翌等系都昌县居民，县境之南北有陶桓公庙二所，其神聪明正直，阴有所助。庙貌建立年代深远，逐时居民商旅祈祷，无不感应……今来翌等，不敢没其实，陈乞详酌，具录陶桓公灵应事迹，保明奏闻，乞加封号”云云。朱子曾发榜文，遍访三县先贤事迹，在星子县曾访栗里陶靖节之居，在都昌发现陶靖节曾祖父陶侃故里遗址，自然引起重视：“本军所据前项状述，寻行下都昌县，勘会得董翌等所陈委是属实，保明申军。”

　　陶侃是都昌人，朱子考察得到证实。陶侃生于259年，殁于334年，享年75岁。晋书陶侃传称公“始家鄱阳，后徙浔阳”。而《都昌县志沿革》载：永兴元年，即304年，此前都昌属鄱阳郡管辖，这年开始属浔阳郡管辖。当时陶侃年四十五岁，都昌时称鄡阳县，从鄱阳郡划归浔阳郡。

　　陶侃的行实，引起朱子高度重视，他引江南刘羲仲赞曰：“晋太尉陶桓公侃有大功于晋，读其书，凛乎若见其倡义于武昌，破石头，斩苏峻，何其壮也！苏东坡公尝为予言，桓公忠义之节横秋霜而贯白日，晋史书折翼事，岂有是乎？……至其尚书梅陶，称神机明鉴似魏武，忠顺勤劳似孔明，岂不信哉？……桓公殁，距今几（近）千年，所在庙祀之。都昌县南北庙为尤盛，庙屡废而屡兴，由其有功德于斯民者厚也。”朱子非常重视陶侃文化，重视陶侃庙貌的修复，在文后写道：

　　“本军今检准乾道重修令，诸道释神祠祈祷灵应，宜加官爵封号庙额者，州县实事状申转运司，本司验实保明。及详本县缴到文字，所以发明公之心迹，尤为明白，有补名教，理宜褒显。而公位登三事，爵冠五等，当时所以品节尊名者，亦已称其行事之实。今据士民陈请在前，欲乞朝廷详酌，采其行事，特赐庙额，以表忠义。”从而，南庙、北庙得以修复，庙貌得以重光。历代都昌人为了纪念先贤陶侃，建了不少陶公祠、陶公庙，现在所知有43处之多，而以县城的南庙和七角乡的北庙最享盛名。都昌还有陶母墓、陶候钓矶等遗址。陶侃故事，陶侃精神在都昌人的口碑中代代相传，长盛不衰。

　　最令都昌人感铭的是，朱子对都昌学子的培养、教育、栽培，使不少就读白鹿洞书院的都昌青年成为有用之材。朱子重修白鹿洞书院，引得都昌青年趋之若鹜，他们纷纷慕名求学白鹿洞，求学朱子之门。最令都昌人引以为荣的，是都昌的“朱门四友”--黄灏、彭蠡、冯椅、曹彦约，这四人都入选《江西历代人物辞典》。他们既是朱子的学生、门人，又是朱子的至交朋友。他们没有辜负朱子的栽培，他们的学业和事业各有成就：

　　黄灏，字商伯，号西坡。朱子知南康军时，执弟子礼，质疑问难，相交甚契。敢说敢干，光宗召对，以大德刚健、绝声色嗜好之惑进言；

　　知常州任内，见饿莩遍野，有旨停交夏税，不待报行并停秋苗，受到弹劾。朱子殁，正直“伪学”之禁大开，朱门弟子多有回避者，黄灏不为所动，不远千里单车就道哭泣奔丧，卒谥文懿，著有《西坡集》。

　　彭蠡，字师范，号梅坡。朱子知南康军时，彭蠡慕名从游。朱子重建白鹿洞书院后，他出任书院经谕，讲论《四书》、《西铭》诸书。还为朱子难疑问答，辩析甚精。后以积学名世，筑室梅坡，辟馆授徒，江淮学者宗之，称他“梅坡先生”。晚年立精舍于石潭，名盛一时，朱熹生前称他为“吾友彭师范胜士”。其兄彭寻，其子彭方，同学于朱子之门，同祀于白鹿洞朱子祠内，均以文行、政绩为乡里推重，人称“都昌三彭”。

　　冯椅，字仪之，一字奇之，号厚斋，受业于朱子。南宋绍兴四年（1193）中进士，授德兴县尉，官至江西运干，赠尚书。一生勤于著述，有《太极图》、《孟子图》、《孝经辑注》、《厚斋易学》、《尚书集说》、《诗辑说》、《论语辑说》、《西铭辑说》、《丧礼小学》、《孔子弟子传》、《冯氏诗文志集》等200余卷。其子冯去非是江西婉约派诗人。

　　曹彦约，字简甫，号昌谷。天资颖异，“初事朱子于白鹿洞书院，复见于岳麓书院”。与兄曹彦纯同为朱子门生。进士及弟，历建平（安徽郎浮）县尉，累迁知汉阳军，官至户部侍郎、礼部侍郎、兵部侍郎、尚书、文华阁大学士等。平生以建立军功为务，曾率军民昼夜奋战，击败金兵对安陆（属湖北）的围攻；知利州（四川广元）时，关外缺粮，曾减价遣粜，勤分免役，通商蠲税，民赖以安。朱子道统继承人、女婿黄幹称他为豪杰之士。时人评：朱子门人中，论道统，以黄幹为第一；

　　论经济大略，以曹彦约为第一。有史学著作《经幄管见》4卷，文学著作《昌谷集》22卷均收入《四库全书》。

　　朱子与都昌四位高足，成为挚友，不仅在知南康军两年任期内，他们过从甚密，经常质疑问难，砌磋学问，志同道合。在朱子任期届满离开南康军以后，他们鸿雁传书，心心相印，交友愈笃。朱子一生致力书院教育，讲学育人，淡泊名利，无意仕途。他在“彭蠡湖”诗中写道：

　　“衣冠今日龙山路，庙下沽酒山前住。老矣安能学佽飞，买田欲弃江湖去。”他在答黄商伯信中流露：“年来衰病，支离日甚，今无他望，但愿残年饱吃饭耳。往年游豫章，每至东湖之上，未尝不慨然有怀陈仲举、徐孺子之高风。”在将要离任的前夕，致黄商伯函：“某代者已到，二十七日定交郡事，即略转山北，迤逦东归矣。脱此攀笼，欣快无量。但念相见未有近期，不能无怆恨耳。”可见他们的感情非同一般，在致冯椅书中：“某衰晚疾病，待尽朝夕无足言者，细读来示，备详别后进学不倦之意。”他教导：“世间万事须臾变灭，不足置胸中，惟有致知、力行、修身、俟死为究竟法耳。”朱子要求自己，也要求自己的学生，毕生以致知--力行--修身为规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朱子对就读白鹿洞的学生循循善诱，对社会上求教于他的青年也是诲人不倦。在《朱熹集》中，发现两篇“答都昌县学诸生”，可见都昌各地在校学生，慕朱子之名，不少人向朱子写信，质疑问难。朱子就“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巧言令色”、“父母唯其疾之忧”、“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关”、“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攻乎异端，斯害也矣”、“观过斯知仁矣”、“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吾道一以贯之”、“君子哉若人”、“贤哉回也”、“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十室之域，必有忠信”、“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樊迟问知”、“述而不作”等，对这些问题，学生们不甚理解，或者有不同的理解，见仁见智，争论不已。于是，他们纷纷投书求教于朱子，朱子通过“答都昌县学诸生”，一一给予回答，每一个问题都有新的见解，使都昌诸生受到启迪。如谈到“温故而知新”时，朱子认为“温故则不废，知新则日益，斯可言师”，所以温故和知新是两回事。谈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朱子认为：“有君子之道，有小人之道，三年无改于父所行君子之道，可也，若其所行小人之道，亦三年无改乎。”经过朱子指点，白鹿洞门外的学生也受教匪浅。

　　在白鹿洞书院影响下，都昌的朱子门人，门人后裔，再传弟子，纷纷在都昌兴办书院，使都昌书院从无到有，发展壮大，把都昌的教育推向新的阶段。较为著名的书院有：嘉熙年间，朱子门人彭方，在清化乡（今春桥）创办宝林书院，延师授徒，他著有《强斋集》和《经华续业》30卷；朱熹再传弟子冯去非（去非受业乃父冯椅，椅为朱熹门人、挚友）在县治东门冯家巷创办去非书院；淳熙年间，朱熹三传弟子陈大猷（大猷受业于饶鲁，饶受业于朱子传人黄幹），于县治北磨旗墩创办东斋书院，陈和他的老师双峰先生饶鲁共同讲学于此，陈著有《尚书集传》行世；元代祥兴年间，朱熹四代弟子、著名教育家陈澔（澔受业其父陈大猷），于西山麓创办云住书院，陈澔潜心研究礼记，著有《礼记集说》闻名天下；元泰定年间，在县城建有汇东书院，明天启元年更名“南山书院”，书院屡废屡兴，成为元、明、清都昌县教育中心，有“周朱道学赖以昌，纲常名教籍以振”之誉，一直到清末停办；明弘治年间，后人在云住书院旧址，仿陈澔别名，建经归书院，学子云集，一直延续至清代咸丰年间，遭兵燹被毁。全县私塾教育在书院影响下蓬勃发展，在都昌形成了私塾（初级）--都昌书院中级）--白鹿洞书院（高级）即基础教育和中高级教育梯形模式，当然也有个别出类拔萃者被选送京城入太学，受到重点培养（如江万里）。

　　朱子精神，白鹿学风，惠及当代，影响久远。朱子之后，都昌文风长盛不衰，以文章节义著称，代有贤能：朱门四友，事业学业各有成就，名重一时；宋末朱熹再传弟子江万里，他求学于白鹿洞，知吉州期间，仿白鹿创白鹭，通过白鹭州书院培养了文天祥、刘辰翁、邓光荐等一批栋梁之材，成为继欧阳修之后，第二个庐陵文化高峰期的倡议者和领导者，他最高任职，官拜左丞相，矢志报国，以身殉国，成为伟大的民族英雄；明代有白鹿洞生余濂、余应桂，铁骨铮铮，“光争龙比”，视死如归，浩气长存，成为一代忠烈；清代有白鹿洞生曹履泰，考中榜眼，高居全国第二，爱国名将丁日昌受到他的提携和举荐；近代著名教育家杨士京（已故省长邵式平受业其门），也是白鹿洞书院晚期洞生。

　　白鹿学风永远激励都昌莘莘学子，朱子永远活在都昌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