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与都昌

第二十章 文天祥论江万里

　　刘文源

　　江万里是南宋的一位爱国丞相，又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做过池州教授，还创办了白鹭洲书院、宗濂书院，为国家培育了许多优秀的人才。著名的状元宰相、忠臣烈士、民族英雄、爱国诗人文天祥，就是其中的一位高足弟子。现存的《文山先生全集》，收有文天祥写给江万里的书、启18篇和诗2首，展示出了他们之间的深厚的师生情谊。

　　从年龄上来看，文天祥比江万里小39岁，只能算孙执辈，他在《通潭州安抚大使江丞相》书中，就是这样自称的：“某在门墙诸孙辈行中，而所以蒙钧天造就，知爱绸缪，独出乎诸生之右。”但文天祥不像一般的再传弟子，他有幸亲自登上江万里的门庭，出入江万里的门下，亲聆江万里的教诲。正如他给江万里的一封信中所说：“某半生出门下，幸甚。”也许是这个原因，所以文天祥在大多数场合就直接称江万里为“大丞相古心老师”，而自称为“门人”。

　　学生是最了解先生的。作为学生，文天祥是怎样认识和评价他的老师江万里呢？

　　首先，使文天祥感受最深的，是“古心先生度越常情，嘉惠后学”，关怀和培养下一代，为优秀人才的出现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我们知道，人才问题，历来就是国家、民族所关注的大事。有远见的政治家，大都重视教育，注意人才的培养、选拔与使用。文天祥认为，江万里在用人方面的最大优点，是“以君子不用为我耻，以小人未退为己忧”。只要发现优秀人才，他就千方百计地加以搜罗，并及时向朝廷推荐，使有才之士能破土而出，为国家所用。嘉熙四年（1240）吉州解试，欧阳守道贡于乡，当时江万里刚好来到吉州，就以慧眼识出了这位自学成才的年青人。第二年他创办白鹭洲书院，就特地把在赣州任司户的欧阳守道请回吉州，为白鹭洲书院诸生讲说。欧阳守道执掌教事以后，作为太守的江万里，还亲自听了他的讲课。课讲得非常好，江万里赞扬说：“岂直诸生无出其右，予固已逊之矣！”果然，欧阳守道以他那高尚的师德、渊博的学识、生动的教学方法和卓越的组织管理才能，把白鹭洲书院办成了江西乃至全国的一流学校，培养出了文天祥、刘辰翁、邓光荐等一大批杰出的人才。后来江万里入京为国子监祭酒，还特向朝廷推荐欧阳守道为史馆检阅，因而使得守道得以召试馆职，授秘书省正字，累官景献府教授、崇政殿说书，迁著作郎。每讲官缺，江万里更是怀念着欧阳守道，并充满深情赞叹着：“欧阳守道老儒，真讲官也。”

　　但是，在封建专制社会里，正直之士步入仕途，谈何容易。作为一位政治家，江万里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的忠直与奸邪、“君子”与“小人”的严重对立。对于那些遭受权贵压制、排挤和打击的“君子”。只要有可能，他就尽力给予扶持，使之不被扼杀，而能为国家出力。景定三年（1262），刘辰翁在廷试策中，因言“济邸无后可恸，忠良戕害可伤，风节不竞可撼”，大忤贾似道意，而被置于丙等。刘辰翁只好以亲老为由，请就赣州濂溪书院山长。当时江万里正在朝廷任职，亟称赏其文，向朝廷推荐他宜史馆，因而被授予临安教授。后来江万里出知太平州兼江东转运使，又辟刘辰翁为江东漕幕。文天祥遭到贾似道集团的排斥和打击，接连几次被罢官，而隐居在庐陵家乡文山。江万里知道后，对这位白鹭州书院高材生的遭遇深表同情。要知道，早在宝祐四年（1256），他就为文天祥那种“法天不息”的改革进取精神所激动，预料他将来一定能为国家做一番大事业。那时他还应文天祥之请，为其父革斋先生写了一篇墓志铭，给后世留下了一篇研究文天祥家世的最为宝贵的文献资料。当国家不断遭到强敌的侵略，有志之士不能施展才能而隐居山林，这怎能使江万里的心平静？咸淳五年（1269）三月，江万里当上了左丞相兼枢密使，与右丞相马廷鸾共柄国政，立即起用文天祥知宁国府。紧接着，他又利用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和声望，把文天祥调来京城任军器监、崇政殿说书、学士院权直、玉牒所检讨官等职，以加强正直之臣在朝廷的势力。晚年，他更是把挽救国家命运、复兴宋室的希望，寄托在文天祥身上。他对文天祥说：

　　“吾老矣，观天时人事，必当有变。世道之责，其在君乎！君必勉之。”

　　文天祥铭记老师的教诲，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毁家纾难，舍身为国，为全民族的抗元事业尽职、尽力、尽忠到底。

　　庐陵是人杰地灵的地方，历史上出现过“四忠一节”。江万里曾知吉州，对那里的民风士气非常了解。后来他任职朝廷，仍系念着庐陵。

　　只要见到庐陵人，他就要问：“庐陵曾得士否？”据文天祥回忆：“庐陵之士，凡来谒（古心）先生者，未尝不深念其姓名。”刘辰翁更是明确指出：“古心先生闲居，其志念在国家，其精神在庐陵。”他“尝叹平生士气之乐，惟鹭洲一事。”是啊，创办白鹭洲书院的日日夜夜，怎能使江万里忘怀？他关心后学，进用君子，与权贵作斗争，表现了一个爱国者的高度历史责任感。

　　南宋末年，皇帝怠于政事，奸臣专恣弄权，忠直人士遭到迫害打击，纪纲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但人心思治，盼望忠臣直臣上台，救国家于危亡之秋。在这种情况下，江万里于景定二年（1261）八月，被朝廷任命为签书枢密院事。当时“大夫士庶民，皆欣欣然相告”，为“君子终为大用，莫不举手加额”。“文天祥在家乡听到这个消息，也”为之舞之蹈之，中夜以思，不能成寐，于是立即提笔写信向老师祝贺：

　　“今先生早以言语妙天下，中以政事动中朝，后以气概风度上结入主之知，而下为四海所倾慕，则先生都范（仲淹）、（司）马（光）之望于一身。”文天祥认为，“方今西有叛将，东有逆离，而江淮与强敌为邻，强兵富财之道无所予讲”。在这“抢攘忧危之间”，先生以“硕德重名”，“镇服危疑，收拾涣散”，从容于庙朝，讦谟于帷幄“以”国久安长治之策活百姓遂在旦夕“为此，他对江万里寄予了极大希望：先生之一身，其关系于方来之世道，诚重且大。”为天下国家计者将范、马不及为之事“而为之，以”得救民之望“为南宋朝廷建立新的”功业。

　　江万里入枢密，对于爱国人士和主战派，无疑是一个鼓舞；而对于主和派、投降派，自然也是一个牵制和打击。故贾似道集团把他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想方设法排挤他，使他离京去做地方官，免得他在朝廷碍手脚。但江万里的高风亮节是世人皆知的，他在枢密院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文天祥赞颂他：“胸中括石渠东观之藏，海内仰天球河图之瑞。眷惟世道，深属我公；整顿乾坤，共屹江流之柱；献纳日月，入旋斗极之枢。非徒耀不世之功名，将有意太平之礼乐。”

　　中国历史上的忠臣，大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特点：性峭直，遇事敢言，不怕丢乌纱帽。景定五年（1264）十月，理宗驾崩，太子赵基即位，是为度宗。度宗以贾似道有拥立之功，对他尊崇备至。贾似道每次上朝，度宗必亲自答礼，称之为“师相”，而不呼其名。朝中大臣，跟着阿谀奉承，把贾似道誉为“周公”。贾似道更是以退为进，于料理理宗山陵事后，突然弃官还越，而暗中则指令吕文德谎报蒙古兵进攻下沱（在今湖北枝江县东南）甚急。朝中为此大骇，弄得度宗不知所措，只好与太后共降手谕请贾似道复出，这样贾似道才摆着架子回朝。第二年，贾似道故伎重演，又以去职来要挟昏庸无能的度宗皇帝。度宗不知是计，吓得六神无主，苦苦哀求贾似道不要走，甚至泪流满面，对贾下起拜来。当时江万里在朝廷任参知政事，对此闹剧实在看不下去，于是站出来掖住度宗的臂膀，正言道：“自古无此君臣礼，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复言去。”这样一来，贾似道的“戏”就演不下去了，不得不举笏向江万里道谢。当然，贾似道对江万里也就更加忌恨，江万里也因为这件事而被罢官。忠臣的又一个特点，那就是既爱国，又爱民。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为官比较清廉，能体恤人民的疾苦。江万里是南宋理宗、度宗朝的大臣，但任过中央和地方的各种要职，官高权重，但从不仗势欺人，而是兢兢业业，廉洁自守，丝毫没有当时官场那种腐败习气。史载他由吉州太守改任江西漕运使，途经临江（今江西樟树市）时，曾写过一首《舟中遇风》诗，很能说明他的为官态度。诗云：

　　“万里为官彻底清，舟中行止甚分明。如今若有亏心事，一任碧波深处沉。”正是这种为官态度，使他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做到“平生不受半文钱”，“富贵外物总休论”。他历官九十一任所到之处，劝农桑、办学校、济时艰、务教化，做到“官民相近”，“乐在田家欢笑中”。真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像这样的官，在封建社会里是不多见的。文天祥了解自己的老师，所以对于江万里这种廉洁作风和爱民品质极为钦佩。他在给江万里一封信中说：“先生进而庙堂，退而江湖，德于其人，如出一日，传所谓生死肉骨之情也。”并颂扬江万里的“盛德大业，如山如河”。

　　江万里72岁的时候，就任左丞相兼枢密使。他虽然年高，但壮心不已，打算和右丞相马廷鸾一道，刷新政治，起用能人，增师襄、樊，推进当时全国人民所关注的抗元事业。故以文天祥为代表的爱国人士，赞扬他是一位“真宰相”。但南宋王朝这时已经彻底腐朽，度宗皇帝不过是一个傀儡，军国大权完全操纵在权奸贾似道手里。很显然，江万里关于益师援救襄阳、樊城的主张，与贾似道推行的投降主义路线大相径庭，因而被罢官，先后出知福州、潭州等地。在地方，这位七十余岁的老人，仍念念不忘国事；即使退休隐居，也不忘全民族的抗元事业。文天祥从江万里一生的坎坷政治生涯中，看到了老师的最可宝贵的品质：赤心为国；

　　最可宝贵的性格：不屈不挠。所以他在一封给老师的贺信中，对江万里的人品作出了非常崇高的评价：“尚论公之平生，有报国之大节。”

　　的确，赤心为国，这就是江万里的全部人生信念。过去，为了报答国家的养育之恩，他奋斗了一辈子，作出了种种努力，当国运已不可挽救，他则以身殉节，来表明自己对祖国的忠诚。襄阳、樊城沦陷之后，江万里便在饶州（今江西鄱阳县）自己府第中的芝山后圃，凿了一口池塘，题曰“止水”。当时人们都不理解他的用意。等到江上警报一到，江万里即拉着门人陈伟器的手说：“大势不可支，余虽不在位，当与国为存亡。”元兵陷饶州城，他于是从容赴“止水”殉国。时为德祐元年二月二十一日（1275年3月19日）。儿子江镐和手下人，也都相继投池自尽；其弟江万顷，则被元兵残酷地肢解而死。真是满门忠烈！文天祥听到老师以身殉国的消息，悲痛不已，曾集杜诗哀之。诗云：“星折台衡地（《送苏州李长史》），斯文去矣休（《送王信州崖北》），湖光与天远（《过洞庭》），屈注沧江流（《奉同郭给事》）。”

　　应当指出，江万里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而且还是一位著作大手。早在太学，他就有文声；中年以后，议论风采更是倾动一时。当时向他求文的人很多，都以得到他的美文为荣。文天祥读了刘辰翁出示的江万里为其母亲写的墓志铭，“惊怆靡已”。他深有感触地对刘辰翁说：“古心先生藻发清言，垂光罔极。慈灵有知，含笑地下。若此，可以无愧人子矣。”

　　一篇文章，表面看来是文字的组合，实际上是作者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正如德国诗人歌德所说：在艺术和诗里，人格就是一切。人品好，文品才会高。品格低下的人，决不可能写出具有高尚思想的作品。

　　所以古人特别强调：“诗人不可无品，至大节所在，更不能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文天祥论述了江万里的言与行、人品与文品的关系，赞颂江万里的“文章若雷霆河汉，玉色金声；言行质天地鬼神，丹心白发”。其道德文章，堪称一代宗师。

　　中国有一句俗话：名师出高徒。作为江万里的弟子，文天祥的成长显然与江万里的影响分不开；而作为文天祥的老师，江万里也会因学生成为民族英雄而含笑于地下，而增加其光彩。文天祥对江万里的一系列论述，是我们认识和评价江万里的重要依据。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江、文这对师生，就像天空中的双子星座，南北闪烁，光耀千秋，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