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与都昌

第二十五章 余应桂与崇祯皇帝

　　罗水生

　　思宗朱由检是明朝的末代皇帝。是一个想有作为、爱才却忌才、耳朵软又刚愎自用的人。他与从都昌偏僻乡村走出来的农家子弟余应桂有一段识才、用才，又疑才、忌才的纠缠不清的历史情结，两人之间演绎了一段为后世子孙所应警醒的悲喜历史故事。

　　1627年8月，熹宗朱由校逝世，朱由检接替了哥哥的皇位，是为崇祯帝。朱由检即位后，踌躇满志，决心励精图治。他目睹大明王朝江河日下，想挽狂澜于既倒，做一个彪炳史册的中兴之主，于是迫切希望有真才实学的人出来辅佐他这个“尧舜之君”。在他刚刚即位的时候，工科给事中颜继祖便上了一道奏章推荐一个人。颜继祖在奏章中说此人“一清如水、慷慨任事、区区岩邑不足尽其掀揭之才，宜调补海澄，庶咽喉得借锁钥，而鸾凤可作干城也”。这个人就是都昌人，当时的龙岩知县余应桂。

　　余应桂是明代都昌县清化乡余呈湾村（今春桥乡余二矶湾村）人。

　　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吏部选任为浙江湖州武康县知县，为时半年，就因父亲病逝而丁忧回籍。接着其母邹氏亦逝世，余应桂重新在家为母服丧。天启六年（1626），丁忧期满，朝廷授其为福建龙岩县令。龙岩是一个土瘠民贫的地方。余应桂上任后咨询疾苦，日图抚恤。清诡米，罢苛税，以较低的价格将仓库中储存的粮食卖给百姓，救活了不少人，受到了龙岩百姓的爱戴和传颂。其为人正直和理政的能力逐渐显现出来。

　　崇祯帝阅读了颜继祖的奏章后，对余应桂有了初步的印象，便允准颜继祖的“宜调补海澄，庶咽喉得借锁钥，而鸾凤可作干城”之所请，将余应桂调任海澄县令。这是余应桂第一次给朱由检留下的印象，虽然印象不深但很正面。

　　余应桂的调动虽为平调，但龙岩偏处闽西山区，而海澄为闽东南滨海要隘。当时海寇猖獗，海澄井邑萧条，民不聊生。崇祯皇帝是把这个破烂不堪却又极为重要的地方给了他。余应桂莅任后，胸有成竹，审时度势，把防御和消灭海寇作为问政海澄的一件主要大事来抓。他用三年时间修筑统城2座、腰墙3里许，募兵练兵，设计斩杀了海寇巨魁李魁奇，基本上平息了海患。崇祯皇帝知道了这一讯息，大加赞扬余应桂，于崇祯四年（1631）擢调余应桂进京任陕西道监察御史。

　　这个得到崇祯帝赏识的余应桂进京后却让崇祯皇帝见识了一个“都佬”忠诚、耿直和疾恶如仇的品德与精神。御史是一个言官，专门负责进言建策和监察检举其他官吏。虽然没有什么实权，但位置非常重要，被称为清要之官。明末的不少御史畏首畏尾，做官不做事，怕得罪位高权重的高官显贵，唯唯诺诺，溜须拍马。可余应桂不怕，他上的第一个奏疏，就是对着皇帝来的，要求朝廷减免苛税和加派。崇祯帝登基后，边寇内患扰扰不休。为了阻止后金的入侵和镇压农民的造反，需要大量的军队，也就需要大量的军饷，崇祯帝只有向老百姓不断地增税添赋，加上各级官吏乘机盘剥贪污，老百姓苦不堪言，被逼上造反之路。余应桂上的这个《条陈边务疏》中说：“兵多则饷溢，饷溢则民穷，民穷则盗起。”这个认识是正确的，且是一针见血的，但想励精图治的崇祯帝并未采纳余应桂这一建言。

　　余应桂亢直敢言在纠佞劾奸的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连崇祯皇帝也莫可奈何。余应桂的第二道奏疏是《劾户部尚书毕自严》。毕自严在崇祯元年召拜户部尚书，至崇祯四年他已年过七十，做官也有三十九年的时间，是个货真价实的老官僚。自从他担任户部尚书，总管全国财政后，问题越来越多，收不抵支，国库空虚。虽然造成财政困难的原因很多，但毕自严对财政管理混乱，治下不严，亦是主要原因之一。因他为官多年，门生故吏众多，又与当时的首辅周延儒来往密切，谁也不敢纠劾他。但正直敢言的余应桂冒“以卵击石”的风险，向皇帝以确切的事实纠劾毕自严，他在疏后说：“臣亦螳臂，敢问豺狼？但臣言官也，畏忌缄口，溺其职矣。”一股浩然正气由字里行间向崇祯帝扑面而来，令皇帝也震激的无话可说。但由于首辅周延儒的居间缓颊，毕自严虽然表面上引疾乞休，但仍获得了崇祯帝的挽留。

　　余应桂纠劾毕自严虽然给皇帝和朝臣们一个震动，但却未达到惩处毕自严的目的。他知道其原因之一还在于首辅周延儒。只有纠劾周延儒，才不仅可解决户部的一部分问题，而且吏、兵、刑、工四部的问题也可以得到暴露和疏理。随即，他向崇祯帝纠弹首辅周延儒。这一举动，引得满朝震惊，连崇祯帝也对余应桂另眼相看了。他想不到在周延儒正获自己重用时，余应桂敢于弹刻周延儒，而所劾事实确凿清楚，笔锋犀利。余应桂的举动引来许多朝臣的声援。周延儒不得不上疏剖陈辨解，同时以退为进，请皇帝将其罢斥。可是，此时崇祯帝对周延儒非常信任，认为自己获得了一个少有的贤能之臣，立即温旨慰留周延儒。一方面对“刺头”余应桂进行斥责：“首辅周延儒清贞任事，不树私交，朕夙鉴信，余应桂何得逞臆诋。”在斥责之余，崇祯帝对余应桂的看法也十分纠结，既赞赏又不满，内心还是舍不得过分处理他，便下诏说：

　　“本当惩处，念系言官，姑且不究。”这也可以说给余应桂留了面子并给了下台的台阶。事情似乎应该这样结束了，但崇祯皇帝遇到的是余应桂这个“硬颈”汉子。在皇帝下旨切责后的第五天，余应桂又针对周延儒的自辩两疏，再上了《纠周延儒诡辩疏》，并大义凛然地说：“臣区区一念，唯知为朝廷社稷，职在言官，义无所避。”赤胆忠心，溢于疏奏之中。崇祯帝览此疏奏，真不知是什么滋味。他对周延儒已是宠信至极，当然听不进余应桂的逆耳忠言，对余应桂的一而再，再而三的纠周疏奏，在烦恼之中又浮现一些佩服，于是训斥余应桂“渎扰不休……如何全不仰体，玩肆殊甚”。崇祯帝是有点恼火了，但训斥余应桂却像是责斥小孩一样。“太不理解大人的心，太顽皮了。”两个月后，孔有德叛乱，陷登州，俘孙元化，合朝震动。余应桂又上了《一申周延儒护庇孙元化以致登变疏》。他说：“臣时以采薪之忧，呻呤床褥而每念豺狼当道，猱獍转生，不除内奸，安能攘外，辄卧不贴席，故不得不重申前疏之首事。”崇祯皇帝面对余应桂这个“强项御史”，不但烦也真有点恼了，他决定来真格的：“姑着降三级”，降级减薪，但还是要他“照旧管事。”狡猾的周延儒又反过来为余应桂说情：“乞圣度优容，复其原级。”余应桂看到皇帝听不进忠言，便干脆辞职归里。他宁愿丢掉乌纱帽，也不愿与奸臣并立于朝。

　　两年后，全国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崇祯帝耳边少了余应桂，清静了不少，但板荡识忠臣，他又想起了余应桂，下诏命余应桂巡按湖广，敕封其为文林郎。在敕中，崇祯帝赞叹余应桂“夙著清声，独标劲骨”。

　　叙说了他认识余应桂的过程和在朝任监察御史一年多的感受。“每从郡国之荐犊，识尔循卓之芳名。”于是“爰拔台班，用赉献替”。对前三年余应桂纠刻毕自严和周延儒有了新的感受：“尔能失有犯无隐之义，为朝弹暮黜之谋。屈轶嶙峋，指摘不宽权贵。神羊竦屹，纠抨独得巨纲。”高度赞叹：“读袖里之弹文，矫矣！麝条霜劲，持殿中之大议，洒然！蚕叶风开，惟尔之望重西台。”崇祯帝这时对余应桂是歌之颂之，“故简尔以周咨南服，既辞殿陛，持斧往矣”。余应桂出按湖广后尽心尽责，果然不负崇祯帝之期许。一年后，皇帝又命余应桂再巡一年，守承天府（今湖北钟祥）护皇陵。在此期间，余应桂殚精竭虑，抗击李自成、罗汝才等农民造反队伍，缮城治器，使“流寇”不敢犯，崇祯帝十分嘉许。在崇祯十年四月升任余应桂为湖广巡抚。这时余应桂手中有一定的兵权，可以施展其才能。但一个月后崇祯又把一个熊文灿任为兵部尚书，总理直隶湖广、山西和川陕等地军务，压在了余应桂的头上进行制约。一年后，张献忠伪降于熊文灿，要兵要饷就是不肯调兵。

　　余应桂知张献忠必反，向熊文灿建议“先未发而擒之”。熊文灿刚愎自用，反而向皇帝奏劾余应桂。崇祯帝固执多疑，又把余应桂从正需要的地方诏逮回京。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复反于谷城，重创明军。崇祯帝一怒之下将熊文灿处以极刑，余应桂才得以免罪而回到了家乡。

　　崇祯十六年（1643），朱明王朝已在风雨飘摇之中。崇祯皇帝又想起了有先见之明的余应桂，起复和任命他为兵部左侍郎。孙传庭战死后，余应桂被任命为三边总督，带领千余人去剿有百万大军的李自成。

　　这不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吗？余应桂在陛辞崇祯帝时说：“无兵无饷，虽去何益？”崇祯皇帝只有“默然以对”。果然，余应桂到黄河边上时，“三晋已陷”，只能“徘徊河上”。崇祯帝闻听大怒，又下诏免掉余应桂的官职。这时，余应桂无可奈何地南下返回都昌家中。

　　余应桂与崇祯帝相识相过往的16年中，崇祯帝对余应桂爱怒交加，既爱其才和忠，又怒其个性刚烈。想大用而又不放心放手。余应桂则对崇祯帝无比忠诚，但对这个昏庸的亡国之君也真的是回天乏术，最终在都昌聚兵抗清，以死报答了崇祯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