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与都昌

第二十七章 黄世振与蔡元培

　　对黄世振女士与蔡元培结为伴侣的往事，曾听黄氏娘家、省文化厅原财务处长黄孝刚谈过，按辈分，黄孝刚是黄仲玉的孙辈，称黄仲玉“姑婆”，他说：“听先辈讲，仲玉姑婆是随父在外地长大，饱读诗书，写得一手工整小楷。由于天各一方，岁月流逝，对姑婆的往事所知甚少。”笔者近日逛新华书店，看见书架上摆着《国学大师从书--蔡元培评传》，作者系天津大学历史研究所副教授张晓唯，高平叔作序。

　　这本书吸引了笔者的目光，于是购得一本。作者在“后记”中写道：

　　“业师高平叔自始至终关心此项写作，多方给予指导，书稿草成，悉心审读，提出许多具体修改意见，并欣然赐序，使我获益良多。”可见，这本“评传”浸润着蔡元培研究专家高平叔的心血和给力。

　　“评传”第七章“家庭、品格及交游”中谈到：蔡元培第一次婚姻，于1889年蔡氏23岁，与王昭结婚。时过11年，王昭得肝病，留下两个不省事的孩子，于1900年撒手人寰。于是，才有黄仲玉与蔡元培姻缘际会的一段往事。“评传”专门作了叙述。借录如下：

　　许多乡人和朋友关心蔡元培的续娶，纷纷上门说媒。蔡提出五项条件：（一）女子须不缠足者；（二）须识字者；（三）男子不娶妾；

　　（四）男死后，女可再嫁；（五）夫妇如不相合，可离婚。这些条件一经提出，媒人所荐者几乎无一合格，尤其是后两项，在那时的人们看来，显得悖乎常情，颇有些惊世骇俗。因此，人们闻而却步，蔡亦许久没有寻得合适的人选。后来，有位姓林的朋友告诉他说：江西都昌的黄尔轩先生携眷寓居杭州，黄的次女便是天足，且善长书画，不妨托人探询一下。事有凑巧，不久，蔡与童亦韩为筹办学校前往临安，路经余杭，天色已晚，遂到童相识的该县厘局局长叶祖芗府上投宿。叶热情款待，并出示所存字画请来客观览。其中的一张直幅扇页，所画工笔仕女精巧细腻，落款字迹亦十分端秀，款署黄世振。主人介绍说：这是我的同乡黄尔轩之女，她自幼得父亲钟爱，不曾缠足，且自学绘画，技艺不俗，经常卖画以维持家计，尤其讲求孝道，称得上是贤能之女。蔡闻听，当即表示倾慕之意，请叶祖芗从中玉成。叶则慨然以媒介自任，不出一个月，蔡即与黄女士订婚。1902年的元旦，二人在杭州举行了婚礼。这是一个形式奇特、新旧参半的婚礼：一幅绣着“孔子”两个大字的红色幛子取代了浙江婚俗中必须悬挂的福禄寿三星画像，但新婚夫妇却仍依旧习，同行三跪九叩头礼，而历来的闹洞房惯例，却变成了一个规模不大的演说会。杭州学界人士宋恕、汪希、孙翼中、陈介石、叶景范等前来贺喜并发表即席演说。蔡元培在开场白中说：“夫妇之道，极正大，极重要，无可引以为羞涩，并无可援以为谐谑之理。而近世东南诸省，盛行闹房之俗，务以诡侧谑浪为宗，实不可解。然天下极谬误事，其中必有真理，此为哲学家名言。窃意古者女子于归，诸母有警戒之词；初到夫家，舅、姑及戚族来者，亦必有以教之。《颜氏家训》所谓教妇初来，此其义也。流传讹变，乃至如近日闹房者之所为。吾意欲改今复古，既承诸君不弃惠临，敬乞各以意赐教，当铭之神鞶，永为矜式。”

　　看来蔡元培的标新，其意在“复古”，是要表明“极正大”的夫妇之道。在这个别开生面的演说会上，浙江名流陈介石引经据典，证明男女平等的观念，而另一著名学人宋恕则不无调侃地论证男女平等之不可能，他说：“倘黄夫人学行高于蔡先生，则蔡先生自应以师礼事之，何止平等？倘黄夫人学行不及蔡先生，则蔡大夫自应以弟子视之，又何以平等？”在此喜庆场合，对来宾的发言本不必认真，但它多少也反映出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价值转换过程中的观念差异。蔡元培在致答词中表明自己的看法说：“就学行言，固有先后，就人格言，总是平等。”不妨说，人格平等是蔡男女平等思想中的核心内容，不论是在后来的社会实践抑或家庭生活中，他基本上依此行事。蔡、黄的婚礼，在当时堪称文明结婚的一个尝试，这固然与当事人的个性有关，但也显露出那个时代士林风气的某一侧面。

　　黄世振与蔡元培共同生活了二十年，在蔡从事反清革命、留学德国、民国元年入阁参政，以及后来旅居海外、回国出任北京大学这一系列重要活动中，始终作为一个贤内助，含辛茹苦，在精神上和实际生活中支持丈夫的事业。尤其是在创办上海爱国女学过程中，她发挥了非常直接的作用。蔡、黄婚后，携（王氏所生的）阿根、无忌二子同往上海，寓居新马路登贤里。随着社会风气开通，女学日显重要。为倡行女子教育，当时同在上海的林少泉（白水）夫妇及其妹宗素，吴彦复及其女亚男、弱男，陈范及其女撷芬，韦增珮、韦增瑛姐妹，以及经莲珊等数人在蔡宅商议办学之事，蔡与黄夫人出面接待。其后，蒋智由又托请黄夫人召集薛锦琴、陈撷芬、夏小正等人再次协商兴学事宜。经过几次聚谈，大家决定开办爱国女学。最初由蒋智任校长，后由蔡元培接任。这期间，黄夫人在女学中担任主要教员，成为爱国女学创办初期的骨干。

　　从1907年以后的四五年时间，蔡元培只身赴德留学，黄夫人则带子女回绍兴老家居住，这时他们已有了一双儿女：女儿威廉，儿子柏龄。

　　辛亥革命以后，蔡回国即忙于政务，直到辞去北京政府的职务后才得以合家团聚。此后四年，蔡挈妇将雏，远走德、法，夫妇二人在海外度过了一段相对平静而愉悦的生活。自1917年始，蔡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举家迁居北京东城。从此，蔡元培悉心改革北大，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其操劳与繁忙自不必说。黄夫人是一位受中国传统妇德教育很深的女性，她比蔡小八九岁，却仰慕古代烈女，抱定为丈夫献身的决心。不论蔡元培进行秘密反清活动如何危险，也不论他在军阀势力的重压下苦撑教育文化残局怎样艰难，她都全身心地支持丈夫的事业和活动，全力担负起操持家务、教育子女的重任。同时，她同样不慕奢华，虽曾身居柏林、巴黎、上海、北京这样的大都市，却丝毫不染上层社会妇女的靡丽风习。蔡曾回忆道：黄夫人对于北京妇女以酒食赌博相征逐，或假公益之名以鹜声气而因缘为利者，尤慎避之，不敢与往来。

　　常克勤克俭以养我之廉，以端正子女之习惯“1920年冬，蔡元培将赴欧美考察教育，远行在即，黄夫人此时却病体沉重，延请法国医生诊治，病势好转。蔡怀着忧虑的心情踏上旅途。不料，黄夫人病情急剧恶化，于1921年元旦去世，九天之后，蔡在日内瓦得到噩耗，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到：……我心甚痛，写祭亡妻仲玉文一首。今日此地举行葬青年军人病故者之典礼，有飞机游行湖面及空际，军乐队等在我窗前往还，观者如堵。人生无常，益令我悲念仲玉。”再度丧妻的打击，对于年已五十五岁的蔡元培来说无疑是沉重的，难怪他触景生情，哀叹这多舛的人生！时隔二十年，他又一次为亡妻撰写祭文，这内中的痛楚该不难想象。其祭文有云：呜呼！仲玉，竟舍我而先逝耶！自汝与我结婚以来，才二十年，累汝以儿女，累汝以家计，累汝以国内国外之奔走，累汝以贫困，累汝以忧患，使汝善书、善画、善为美术之天才，竟不能无限发展，而且积劳成疾，以不得尽汝之天年。呜呼！我之负汝何如耶！……死者果有知耶？我平日决不敢信；死者果无知耶？我今日为汝而不敢信；我今日惟有认汝有知，而与汝作此最后之通讯，以稍稍纾我之悲悔耳！鸣呼，仲玉！这是一篇感人至深的纪念文章，字里行间充溢着对病故妻子的挚诚哀思。该文后来曾被选为全国通用中学教科书的国文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