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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晚安玫瑰(一)

  迟子建

  1

  吉莲娜是我在哈尔滨的第三个房东,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已八十多岁了。

  吉莲娜家住道里区,离中央大街很近。那是一幢米黄色三层小楼,砖木结构,俄罗斯花园式风格建筑,七八十年的历史了。它有着浪漫的坡屋顶、开放的露台、狭长的高窗和平缓的台阶。这座楼在那一带青灰色水泥丛林中格外惹眼,看上去像只悄悄来到河边喝水的小鹿,稚拙纯朴,灵动俏皮。小楼的一层是咖啡店,二三层是住家,总计六户。吉莲娜家在三层,西南朝向。客厅和两间卧室很宽敞,厨房、卫生间和露台虽小,但结构合理,加上高举架,没有局促感。吉莲娜家采光好,又被生机勃勃的花草菜蔬点缀着,一片明媚,可她的脸却像隆冬时节的北方原野,说不出的阴冷。她又高又瘦,不驼背,所以从背影看,很容易把她看成妙龄女郎--当然那是她伫立着的时候;她一旦走起路来,老态毕现,缓慢沉重,一步三叹。

  介绍我来吉莲娜家做房客的,是我供职的报社新闻部的首席记者黄薇娜。她在做犹太后裔在哈尔滨生存现状的报道时,认识了吉莲娜。

  吉莲娜一生未婚,独居,父母早已过世,没有亲人。她年事已高,但生活应付自如,没请过保姆。黄薇娜见她孤苦伶仃的,就说你房子这么宽绰,为什么不租出去一间,家里有个说话的人,不是很好吗?吉莲娜说她与神相伴,不寂寞。就在此时,黄薇娜接到了我的电话,我告诉她我从第二个房东家搬出来了,行李堆在单位的传达室,无处可去,求她尽快帮我找个落脚之地。

  黄薇娜知道我与第一个房东闹翻,是因为那个男房东,一个退休了的瘦猴似的老东西,竟然打我的歪主意。有天晚上他老婆出去打麻将,他光着下身,握着一卷油腻腻的钞票,推开我屋门,一把搂住我,说只要我从了他,房租以后减半,还常给我零用钱。

  我反抗的时候,打落了他手中的钱,挠破了他的脸。那些钱净是两元五元面额的,看得出是他一点点攒起来的。

  他哀求我可怜可怜他,说是别看他瘦,这把年纪了,床上的威风不减当年,可他老婆绝经后,不许他碰了,他怕出去找小姐不安全,只好煎熬着,活得好没兴味!他的泪水与伤痕渗出的鲜血混合在一起,整张脸就像个小型屠宰现场,令人作呕。

  我奋力挣脱他,跑下楼来。我蹲在垃圾箱旁吐了一场,才哆哆嗦嗦地给黄薇娜打电话,连夜搬出。黄薇娜让我报警,我没同意。不是我同情那老男人,而是想到我这样一个姿色平平的女子,本来就乏人问津,如果警方来调查,万一事情张扬出去,猥亵被渲染成强奸,我就成了一团糟烂的抹布,更没人搭理了。

  黄薇娜跑新闻,人脉广,与很多房屋中介老板熟悉,很快帮我物色到第二个房东,一个二十八岁的聋哑女,她有个能发音的名字--柳琴。柳琴的父母和弟弟也是聋哑人,他们精通中医,在松花江畔开了家针灸理疗所,生意不错。他们赚了钱后,在新阳路买了套宽敞的房子,一家人在无声的世界中,过得有滋有味的。柳琴自幼怕针,最看不得患者身上扎着银针的模样,所以她二十岁时,自己找了份活儿,在南岗教化广场旁的小学食堂做洗碗工。

  从新阳路到教化广场,跨越哈尔滨的两个区,柳琴嫌上下班太折腾,就在学校附近租了间房。

  柳琴的父母一想女儿早晚要成家,租房不如买房划算,因为赚来的钱放在银行连年贬值,而随便的一处房子,都是香饽饽,一路看涨,于是就在南岗安发桥下,给她买了套两居室的房子,离柳琴上班的小学,步行一刻钟便到了。柳琴搬出来后,她母亲放心不下,常来陪伴,后来柳琴的弟弟结了婚,有了孩子,母亲被束缚住了,便想为女儿找个好房客。

  黄薇娜采访这家私人理疗所时,认识了柳琴一家,知道他们的意愿,所以我从第一个房东家出来,次日就有了安身之所。包括水电煤气在内,一个月只需付柳琴六百块。

  而在老房东家,每个月要交七百元房租不说,煤气不准我用,水电费要与他们家分摊。

  黄薇娜接到我电话的时候,刚做完吉莲娜的访问,正和她在楼下咖啡店小坐。

  当我说我从柳琴家搬出来时,她还有心思开玩笑:“不会是她跟第一个房东似的,非礼你了吧?如今同性恋可挺时髦的!”调侃完,她才问我:“你不是跟柳琴处得挺好吗?怎么突然闹别扭了?要知道再找她这么好的房东,在哈尔滨是不可能的了!”我哽咽着告诉她:“柳琴要结婚了!我不能住那里了--”黄薇娜万分同情地说:“哦,那你只能出来了。”

  她安慰我说,好房东一定在下一个人生路口等着我,叫我别急,她马上过来,带我去她家先住几天。

  黄薇娜与我通完话,对吉莲娜说:“真巧,刚劝完您找个房客,我的好友就没住的地方了!”吉莲娜皱皱眉,沉默片刻,开始仔细打听我的情况,老家在哪里,多大年龄了,有没有男友,爱吃猪肉吗,衬衫常换洗吗,睡觉是否打鼾,花粉过敏吗,喜欢听钢琴吗,性格内向还是外向,丢没丢过钥匙,黄薇娜一一做了回答。吉莲娜想了想,说:“请她过来一下,让我看看好吗?”黄薇娜赶紧给我打了电话,说是房子可能有着落了,让我快点过去。她还趁着去洗手间,给我发了条短信:“一会儿见着她,一定表现得温顺些!你要是住在她家,等于住在了百年前的哈尔滨,老风雅啦!估计她只会象征性地收点房租,你命真好,乌拉!”

  时值深秋,我到了咖啡店,开门的一瞬,狂风骤起,将门口那棵榆树树枝上所剩的最后几片枯叶,给摇了下来,有两片正落在我头上。黄薇娜说,幸亏那两片叶子,给我添了彩儿,像别着两枚金发卡。

  初见吉莲娜,我有点手足无措。她肤色白皙,穿灰绿毛呢长裙,围一条黑色带银灰暗纹的重磅真丝围巾,灰蓝的大眼睛明亮而忧郁,高挺的鼻梁使她的面部有着迷人的阴影。

  她装束优雅,而我衣着粗俗。我脸上挂着泪痕,头发蓬乱,穿着红花毛衣,咖啡色裤子,因为搬离柳琴家时匆忙,脚上是紫色运动鞋,按黄薇娜的话说,我就像一只花哨的火烈鸟。

  我胆怯地握住了吉莲娜伸来的那只手,哆哆嗦嗦地说:“我叫赵小娥。”

  那一瞬,我想起了赐予我名字的母亲,想起她落葬的情景,泪水奔流。

  黄薇娜见我失态,连忙跟吉莲娜打着圆场:“您看,我们的名字中都有‘娜’字,她的没有,把她羡慕哭了。”

  吉莲娜轻声问:“是‘嫦娥’的‘娥’吗?”

  我一边抹泪一边点头。

  吉莲娜低下头,喃喃自语:“我们三人的名字中,都有女字旁,这是神安排我们认识的。”

  她转而对我说,“小娥,好姑娘是不当着别人流泪的,你要是愿意,三天后就搬来吧。房租我不收,一个月你交两百块,是水电煤气的费用。我不敢保证你能住长,试试看吧。”吉莲娜说完,坐回原位,继续享用她的咖啡去了。

  我和黄薇娜面面相觑,不相信好运就这样降临了!我们谢过吉莲娜,从咖啡店出来,刚拐过街角,黄薇娜抑制不住兴奋,当街与我相拥,大声嚷嚷着:“我都梦想着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你运气太好了,总是出了一家,就进了更好的一家!我可告诉你,她不喜欢有男友的姑娘,所以她跟我打听你时,别的我说的都是实话,只有这点骗她了!记住,千万别带你男友来她家,你们可见面的地方多了去了,公园、饭馆、茶吧、电影院和他租的小屋,哦,要是不方便亲热的话,就去快捷旅店开个房,也用不了几个钱的!”

  我说:“用不着了,我没有男友了。”

  “什么?你又被人甩了?”黄薇娜跺着脚叫着:“就他,武大郎的个头,吃东西跟猪似的呼噜噜直响,一个要房没房要车没车的小公务员,也敢挑三拣四?”

  2

  我搬到吉莲娜家的当晚,正欣赏客厅的盆栽呢,她忽然拿着一把剪刀朝我走来,说女孩子不该烫头,满头的羊毛卷伺候不好,就是鸡窝,看上去龌龊,建议我剪掉。其实她不说,我也想铲除这团杂草了,因为我烫头完全是宋相奎怂恿的。

  他说我额头窄,脸过于瘦削,直发使我更显瘦,跟非洲难民似的,烫个头,能弥补面部缺陷,更有女人味。都说女为悦己者容,我便跟他去了一家美发店,受刑似的折腾了两个小时,变成狮子狗模样。黄薇娜对我烫头深恶痛绝,屡屡调侃,最有趣的一次说我是贝多芬转世了。本来我就不爱卷发,现在宋相奎离开了我,剪掉它们,等于跟旧生活决裂,何乐而不为!吉莲娜让我坐在一把硬木椅子上,给我的脖子苫上一条银灰的塑料布,开始剪发了。剪刀“嚓嚓”响,所向披靡,看来剪刀锋利,而她技艺高超。也就十来分钟,头发剪完了,吉莲娜端详了我一下,点了点头,将我推向洗手间的镜子前。那个瞬间,我觉得自己不存在了,那是我吗?男孩子一样精短的头,发顶微微蓬松,好像有暗波涌动,额角是参差的刘海,掩盖了我的缺陷,小眼睛似乎变大了,鼻子也不显塌了,我好像年轻了十岁,有一种说不出的俏皮!我说:“我怎么不那么丑了?”吉莲娜说:“头发是女人的魔法库,摆弄好,能让人变漂亮!”我激动万分地大声说:“谢谢奶奶!”吉莲娜沉下脸,用湿润的毛巾擦拭着剪刀,说:“就叫我吉莲娜吧。”后来我才反应过来,一个终身未嫁的人,永远怀着一颗少女的心,即便她是你祖母辈的人,也不能那么称呼她。

  我从未见过像吉莲娜这样养花的人,她把观赏和实用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她所食蔬菜,基本来源于此。露台窗下的长条形木槽中,看似养着金盏菊,其实与花儿并生着的是地榆。客厅窗台摆的三个大泥盆,乍一看,是火红的绣球花、鹅黄的含笑和五彩缤纷的三色堇,但仔细看来,绣球花中有细香葱,含笑中掩映着薄荷叶,而与三色堇争色的还有朝天椒。书柜的吊兰与韭菜为伍,卧室的马蹄莲下匍匐着油绿的碰碰香。

  吉莲娜一日两餐,与别人不同,她的晚餐是牛奶、烤羊肠、煎鸡蛋、蔬菜沙拉,而早餐却是牛肉汤或是鱼汤,配上面包。她喜欢在沙拉和汤里,撒上自种的香料。而她拌的沙拉,总有地榆的影子。下午,吉莲娜会到楼下咖啡店喝杯咖啡,之后到中央大街买两个马迭尔的小圆面包。还有,她每周去一次透笼街菜市场,买够七天所食的东西。她是犹太教徒,不吃猪肉,尊重她的习惯,我从不带猪肉回去,尽管我那么爱吃糖醋猪排。她喜欢的水果倒是与我一致,苹果和菠萝,所以有时我会多买一些,顺带给她。

  我在报社做校对员。如果说报纸是一块块农田的话,我就是除草员。错字病句,是我铲除的目标。不上班时,我爱睡个懒觉。常常一觉醒来,嗅觉苏醒的一刻,闻到的是灶房飘来的香味。吉莲娜见我起来,会问我愿不愿意跟她一起吃点东西,我每次都撒谎说约了朋友,匆匆洗漱后,到外面的小店,吃碗炸酱面或是馄饨。我吃东西的时候,总想着吉莲娜的餐桌上,那镀金的深口蓝花瓷盘中盛着的浓汤,想着那银光闪闪的勺子搅动汤时的情形,她活得实在太精致了。

  吉莲娜改换了我的发型后,又教我如何穿衣。她说并不是穿得鲜艳了,人就显得水灵,纯色和冷色调的衣服,反能衬托出青春气。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她将一条用了多年的浅灰色羊毛披肩裁剪了,给我缝了一件简单大方的斗篷式外套。我穿上后,单位的人都问这是哪个牌子的衣服,如此洋气。吉莲娜还让我把所有的衣服摊开,告诉我哪件夹克该配哪条裤子,哪件衬衫该配哪条裙子。虽说我的衣服不多,但按她的指点穿戴后,果然增色不少。

  吉莲娜有一个镶嵌着六芒星的藤条匣,装着犹太教经书,希伯来文的。她早午晚祷告三次,低声诵读经书。我不懂希伯来语,等于每天在听天书。除了这个习惯,向晚时分,她会在客厅壁炉的钢琴旁,弹奏几首钢琴小品。她的四方形小餐桌与钢琴相连,宛若钢琴飞出的一道音符。我总想,像她这样内心世界丰富的女人,怎么可能没有爱情呢?看她摆放在壁炉上的照片,除了她的家人,就是她各个时期的单人照。从幼至今,她都是个美人。

  吉莲娜喜静,话语极少,睡眠很差。我晚上得把居室的门关紧,不然夜深人静时,我发出的香甜鼾声,会使她烦躁。客厅有座无声无息的德国造的挂钟,我以为它坏掉了,有天问起她,她摇着头对我说挂钟好好的,可她上了年纪后,受不了它的嘀嗒声,将其停了。她盯着我的眼睛,认真地说:“我不敢让它再走起来了,你想它停了这么多年,憋了一肚子时间,万一它死脑筋,把原来的时间都补给我听,我的耳朵还不得让它给整聋了啊。”我以为这只是她的幽默,可看她的表情,平静诚挚,不像开玩笑。在某些时刻,她仿佛生活在童话世界中。

  我和吉莲娜很快产生了矛盾。有一天我洗了内衣内裤,见太阳好,便晾在露台上。吉莲娜看见,呵斥我收回来,说那是不礼貌的,露台是摆花儿的地方,那儿的晒衣架只能晒晒台布、床单和衣服。我顶撞她,说妇科医生说了,女孩子的内衣内裤,最好在阳光下晾晒,杀菌,有利于健康。吉莲娜指着门说:“那你就去别人家的露台晒吧!”

  她下了逐客令,我只好把湿漉漉的内衣内裤收回,用方便袋兜起来,塞进行李箱。我边收拾行李边哭,觉得自己太不幸了!在这座城市,我没有亲人,没有相爱的人,没有钱,没有自己的一间屋子,我就是一只流浪的猫!如果房东将我赶出去,我不知道明天会在谁家的屋檐下栖息。吉莲娜见我真的要走,叹了口气,拿出手帕,帮我揩干眼泪,将我装内衣内裤的方便袋从行李箱中拎出,又晾晒在露台上,不由分说地拉着我下楼。她下楼梯的时候,膝关节发出“咔--咔--”的声响,好像那里埋藏着斧头,把她的腿当柴来劈着。我们下楼后,她把我拽到马路对面,指着她家的露台让我看。哦,内衣内裤挂在那儿,一派站街女的味道,的确不雅。我当场认错,说我出生在克山的一个小村,小时家里洗衣服,无论内衣内裤还是外衣外裤,从来都是混搭着,晾在院子里一根晒衣绳上。吉莲娜怜爱地抚摸了一下我的头,说:“在城里,屋子是自己的,露台却不完全是自己的,得顾及路人的眼啊。”

  刚入冬的哈尔滨,最让人厌烦。供暖期一开始,这座城大大小小的烟囱就呼呼往外喷煤烟。如果赶上气压低,烟尘扩散不开,城市就像戴着一顶钢青色的帽子,阴沉沉的,叫人不爽。这样的日子,吉莲娜会犯气管炎,一天到晚地咳嗽。她犯咳时,若是刚好在客厅侍弄花草,我会帮她捶捶背,递上一杯水。吉莲娜肩膀颤抖,脸色发青,我真担心她会一口气上不来。她很少说话,可一旦咳嗽起来,在咳嗽的间隙,总会颤声颤语地感慨:“过去的哈尔滨,哪是这样的天啊!”我便问她那时的天什么样,她有时说“没黑烟”,有时说“阴天都是透明的”,有时说“那时的烟不呛嗓子”,有时说“一年没多少日子没蓝天”,有时说“天上什么飞鸟都有,不像现在,乌鸦都不来了”。总之,回答都很简短。

  我和吉莲娜的第二次冲突,就由她的咳嗽引起。有天她给花盆松土,突然又咳嗽起来,我便劝她,最好把香草类植物拔掉,我听说养此类植物,容易刺激人的中枢神经,诱发哮喘,对呼吸不利。吉莲娜说:“家里没有香草,神都嫌污秽。”我笑了,说:“这世上哪有神呀!要是有的话,神也是势利眼!”我说那些贪官污吏过得衣食无忧,平平安安;没能力的善良穷人,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处处受欺负。

  比如我都二十五岁了,参加工作三年了,没房,没疼我的人,买不起好衣服,不知高档饭馆什么滋味,也没闲钱旅游,都没出过省!可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就因为她父亲是官员,一毕业就有好工作,结婚时有房有车。就说买衣服,人家去的是新世界、百盛、松雷和远大,我去的,是和兴路价格低廉的服装城和道外夜市的小摊床!别人看报纸盯着影星见面会、歌星演唱会、新的美容产品和时尚家居的消息,我盯的是打折促销商品的广告!所以我不相信这个世界有上帝,不相信有神!

  我真是个猪脑袋,一激动,说了最不该说的话。即便多不如意,也不该对这样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发泄。我向她一再道歉,诅咒自己该下地狱。吉莲娜撇下花铲,瞟了我一眼,轻轻说:“你心中没神,怎么能相信有地狱呢?不知道真有地狱的人,也不会有自己的天堂。”她关了客厅的灯,摸着黑回到卧室。很快,那里传来诵经声。

  我和吉莲娜的第二次不快,引来了我的第三场恋爱。

  3

  吉莲娜一连多日不理我,我下班后,在外面对付一口,便四处闲逛,挨到九点才回去,这通常是她上床的时刻了。

  为了安全,那段时间,我几乎夜夜去中央大街和斯大林公园,那儿人多,热闹,而且离吉莲娜家近。毕竟是冬天,在户外时间长了,脸颊会被冷风刮痛,我只好溜进商场或影院取暖。

  有天晚上,七点四十分左右,我在松花江畔的一家俄罗斯工艺品商店,看见一个瘦高男人在买烟斗,他倾着身子在柜台前挑选,全神贯注,全然没注意到身后的小偷像壁虎一样贴过来。

  我对商场的贼有着天然的敏感。他们跟我一样不买东西,但我的目光漫无目的,他们的却在购物者身上。买烟斗的男人斜挎着一个高粱米色的涤纶布背包,未等他付账,小贼已飞快地用刀片划开背包,窃取了钱包。他得手后,装着若无其事往外走时,我大喝一声“抓小偷”,一把揪住那小东西。他看上去也就十六七岁,个子不高,很瘦,染着黄毛,没戴围巾,脖颈上文着一只蜘蛛,感觉那蜘蛛终日吸着他的血,他才如此孱弱苍白。他想挣脱我跑掉,可是来不及了,买烟斗的男人意识到被偷,鹞鹰一样扑过来,与我合力将其制伏。小贼跪在我们面前求饶,说是他父亲死了,爷爷瞎了,母亲瘫了,妹妹得了白血病,家里穷掉底了,没钱看病和吃饭,他失了学,迫不得已这么干。贼被捉的时候,往往都谎话连篇,恨不能把全天下的灾难都安排在自己身上,博取同情。

  商场的保安闻讯赶来,报了警。警察到后,小贼的唇角竟浮现出笑意。警察简单询问了事情经过后,将钱包还给瘦高男人,将贼带走。小贼离开犯罪现场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嚣张野蛮地骂道:“等我出来干死你!”

  没等我回答,被偷的男人回敬道:“那得看你那小玩意儿长没长硬!”

  围观者笑起来。

  我和瘦高男人一起走出商场。

  “我叫齐德铭。”他向我伸出手来,“太感谢你了!钱包的钱倒不多,三五百块,可是身份证和银行卡都在里面。银行卡丢了得挂失,而我明天赶早班飞机去上海,没了身份证,登不了机,可就耽误大事了!”

  我说:“不客气,要是你看到贼偷我的东西,也不会袖手旁观的。”

  谁料这个叫齐德铭的男人却说:“未必!”

  他的回答让我不快。

  我告别他,兴味索然地往回走,齐德铭却追上来,坚持要送我。

  我说:“不必了,我住的地方离这儿不远。”

  “那可不行!”齐德铭认真地说,“我担心那小贼,现在已经被放出来了。”

  “怎么会?”我说,“他偷了东西,也许是惯犯,他是有罪的!”

  齐德铭叹了口气,说:“你没见他见着警察时,偷着乐了吗?他肯定认识那个警察!听说有的小偷按月给包庇他们的警察好处费,还有那个警察嘴里呼出酒气,不知在哪里刚喝过,谁能信任他呢!”

  “他们敢把他放出来,我就敢把他再送进去!小偷不是分片行动吗,他还得在这一带活动,跑不出我眼皮子底下!”我跺着脚发誓。

  齐德铭笑起来,说:“为了安全,他们也搞异地交流,或许早换到别的地段了,你就别想做便衣警察了!”为了让我相信他的判断,他对我说,警察带走贼时,应该叫我们一起去做笔录,因为我们一个是受害者,一个是目击者。治贼以罪,要取决于我们的证词。连正常程序都懒得走,草草收兵,只能说明他们之间有猫腻。

  我无语了。齐德铭接着说,这贼万一有同伙,他被捉的时候,同伙可能就在现场。如果贼的同伙跟踪我,伺机报复,那就麻烦了。所以,他必须送我回家。

  我说:“他们爱报复就报复吧,我也活够了!只是别把我弄得半死不活的就好。”

  齐德铭吓唬我说:“他们报复女人,不会要你的命,而是要你的色!”

  我害怕了,默许他送我回去。

  齐德铭在送我的路上,接听了两个电话。

  他接第一个电话时有点不耐烦,说:“领导,您都交代两遍了,我又不是儿童,您放心好了,心里有谱,不会上当的,明天到了上海,一有结果我就给您电话!”他挂断电话后嘟囔了一句,“看来男人也有更年期,真磨叽。”他接第二个电话时很愉快,看来是好友打来的,他得意洋洋地炫耀自己今晚运气好,刚在俄罗斯工艺品商店,-个毛头小贼将他钱包偷了,却被一个女孩给当场夺回,一文未失!他开玩笑说:“都说是英雄救美,可我齐德铭命好,是‘美救英雄’啊。”

  齐德铭接电话的态度,让我联想起刚与我分手的宋相奎。宋相奎是政府机关公务员,每次领导来电话,哪怕是走在街上,他也要毕恭毕敬地立定,满脸堆笑地接听。“是,领导,您放心,一定照办”,是我常听到的他回给领导的话。宋相奎对领导这般谦卑,可他见着比自己职位低的同事,完全另一副嘴脸。他职级正科,有一次我们在兆麟公园看冰灯,碰到他们处的一个科员,人家跟他打招呼,他挺着腰,哼哼哈哈敷衍,高人一等的样子。我责备他对同事不热情,他反驳我,说机关就是培养奴才的地方,一级一级的,他是别人的奴才,比他低的,就得做他的奴才,不然他会被憋死!我们争执的时候,那位科员气喘吁吁地追上来。原来他跑回入园处,为我们买了两串糖葫芦。宋相奎接过糖葫芦,待那人走远,得意地对我说:“现在明白了吧?不是我非要做他的主子,他比你低,就自甘当奴才了。”我没有接宋相奎递过来的那串糖葫芦,在我眼里它就像一串鲜红的泪滴。宋相奎一赌气,把两串都吃了。观灯本来是奔着光明去的,没想到最终弄得满心灰暗,不欢而散。

  齐德铭对待领导没有低声下气,让我对他陡生好感。他接完第二个电话,我说:“你一定不在机关工作,是吧?”

  “你怎么知道?”他在温柔的灯影中,调皮地冲我伸了下舌头,“我哪儿不懂规矩了?”

  我笑笑,没说什么,他也不追问。路过马迭尔冷饮厅时,齐德铭忽然停下来,说:“咱们一人来一支奶油冰棍儿怎么样?”

  马迭尔的冰棍儿久负盛名,奶油味十足,口感极佳。即便冬天,仍有市民站在寒风中吃冰棍儿,成为中央大街的一大奇观。

  冷饮厅前站着两对恋人,都在吃冰棍儿。有一对只买了一支,你一口我一口的,甜蜜极了,羡煞路人!另一对虽是一人一支,但女孩满面幸福地依偎在男孩怀里,好像有了这样一个胸口,冰棍儿和寒风,都没什么可怕的了!我只吃了一支便浑身哆嗦,齐德铭意犹未尽,又要了一支,说是小时候断奶早,见着冰棍儿就像见着亲娘了!为了不耽误时间,他边走边吃。等他吃完,我也到了。他站在朦胧的路灯下,看了一眼我住的地方,吃惊地问:“你家住这儿?”我摇摇头,告诉他是租住。他“哦”了一声,嘱咐我最近出门要小心,万一被贼盯梢了,就给他打电话。他从上衣口袋掏出名片夹,摸出一张给我,看着我进了楼门。

  我进门的时候,九点才过。刚进卧室,还没来得及换上睡衣,就听见吉莲娜从她房间出来了。她将门打开,关上,蟋蟋洬洬地重锁一遍。她常常在我晚归锁好门后,再折腾一回。我想除了她认定我是个马虎女孩,还因为她不放心外人。虽说我是房客,可在她内心深处,我也许是个入侵者,她得时刻警惕着。

  我打算搬离她家了。不是住在老房子里,做的就是美梦。

  这次我没求助黄薇娜,放着不需交房租的漂亮洋房不住,另觅他处,她肯定会说我的脑袋让驴踢了。

  可是租房子并不顺利。独套的房子我租不起,哪怕是一居室,只要在二环以里,价位都在一千二三,那是我半个月的工资了。而合租的房子,要么地段不好,要么要价过高,要么同租者让人不能信任,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正当我犯难的时候,齐德铭出现了。

  那天下着大雪,全城交通拥堵。我下班后,在单位附近的一家小店吃了半打水煎包,步行回吉莲娜那儿。哈尔滨的冬天,天黑得早。但到了下雪的日子,白昼似乎被拉长了。主城区的灯火,将雪地映照得泛出白光,看得清行人的脸。我的单位在霁虹桥下,离吉莲娜那儿只有两站地。即便不下雪,公共汽车比较空,我也选择步行。如果没记错,那是冬天的第三场雪了。雪花适应了大地的寒冷,不像初来时那么绵软,带着股锐不可当的气势,下得豪放。我喜欢雪,因为大地上跟我真正亲密的伙伴没几个,而飞雪时刻,从天庭下来了一群好伙伴,它们跟你没有敌意,没有陷害,没有嘲笑,它们温柔地亲吻你的脸,就像天堂的微光照耀着大地的尘土,让你的心跟着欢愉起来,澄明起来,舒展起来。我尽享着雪花降临带来的快意,不舍得把路走完。

  “哎--丫头--”正当我越过马路,奔向那座小洋楼的时候,一个男人跟我打着招呼。我走近一看,竟是齐德铭!他穿着白棉服,就像矗立在路边的一根灯柱!他见着我,把手中还闪烁着红光的香烟掐灭,说:“我都抽了三棵烟了,你下班怎么这么晚?”

  “我在外面吃过饭才回来。”我说,“我租的房子不能做饭。”

  “哪个房东这么狠毒,连煤气都不让使?你付费不就是了嘛!”他愤慨着,以老朋友的口吻对我说,“你饱了,可我等你等得肚子都饿瘪了,你得陪我吃饭去!”

  见我没搭腔,他立刻说:“我来买单!”

  那一刻,我确实是因为自己微薄的钱袋而踌躇了一下。

  我说:“九点前我必须回来。”

  “房东这么早就睡?”他笑着说,“在南方,晚上九点,夜生活刚开始。”

  我们就近去了避风塘。也许是雪夜出行不便的缘故,这家平素生意不错的餐馆,那晚没几个人。齐德铭点了炒蟹、口水鸡、豉汁蒸凤爪、腊味煲仔饭。他自称是个吃货,若是心情不好,只要一顿美食,就会云开日朗。我说这点我和他一样。虽然水煎包还没消化,禁不住美食的诱惑,我还是拿起筷子。齐德铭说天冷,要了半斤烫热的花雕酒,我们边吃边聊。

  齐德铭说他去上海时,为我提心吊胆的,一见陌生来电,就以为是我的求救电话。一直到他出差回来,都没接到我电话,他认为小贼没有报复我。可今天下雪的一刻,他突发奇想,万一我被贼给弄死了呢?也会是无声无息的。他为我担心,又没我电话号码,只好来我住的地方等候。

  “你不会把我名片扔垃圾桶了吧?”他问。

  “没有。”我如实说,“其实有天我有点事想求你,号码拨到一半,想想你可能早忘了我,就没打那个电话。”

  齐德铭放下筷子,用纸巾擦了一下唇角,定睛看着我问:“什么事?”

  “看你名片,知道你是制药厂的销售副经理。你接触人多,我想问你,能不能帮我租一间屋子?一个月五六百块钱,房东要好,地段不要太偏远的。”

  齐德铭爽快地说:“要不是你从小偷手里夺回钱包,第二天我就不能到上海。如果不那天去,我就失去了签下一笔大订单的机会,所以说我欠你的!租房子的事儿,就交给我吧。”他让我留下电话号码,说是一有消息就告诉我。

  从避风塘出来,雪已停了。齐德铭要送我回去,我没推辞。中央大街行人少了,路面就显得宽阔起来。老天在雪天扮演了漆工的角色,把能抹白的地方都抹白了。快到我住处的时候,齐德铭在路灯下看了一下手表,说:“还差十分九点,你不会挨房东的骂了。”

  我说:“她倒不骂我,就是不搭理我。”

  “肯定是个又老又丑的女房东!”他说。

  我笑了,跟他挥挥手回楼了。

  我蹑手蹑脚地进门,打开门厅的灯,换上拖鞋。当我走进卧室的时候,发现书桌上摆着一碗热气腾腾的姜汤,吉莲娜在便笺上留下这样两句话:“小娥,雪天寒气大,把姜汤喝了吧。天短了,外面乱,早点回家。”她的字清丽瘦削,曲曲弯弯,就像飞扬的音符。

  那碗姜汤和便笺上的“回家”二字,把我留在了吉莲娜身边。

  4

  我的第一个男友,是大三时在室友们的起哄下谈的。确切地说,他是被姐妹们当作一件便宜货,硬塞给我的。

  她们都说:“赵小娥,都大三了,还不找个男朋友!大学不谈场恋爱,等于白读四年!”她们就像考古工作者,四处寻觅“古迹”,把陈二蛋发掘出来。

  还不知道陈二蛋是哪个系的,学的什么专业时,一听他这名字,我就摇头,说要是嫁给他,按照我们当地的说法,我就是“二蛋家的”,实在受不了!其中一个小姐妹教育我说,二蛋怎么了?说明他性功能健全,要是一个蛋的,你敢跟他吗?她的话,让整个寝室的人都笑翻了。

  陈二蛋与我同校,哲学系的,也是大三学生,比我小一岁。他家在南方,问他具体哪个省份,他咬着舌头文绉绉地说:“长江以南。”我们说长江以南的地方多了,到底是哪儿的?他依然是咬着舌头说:“都是尘土里来的,分什么东南西北啊。”

  我身高一米五七,陈二蛋一米六二,我们都瘦瘦小小的。我小眼睛,尖下巴,发质有点焦枯,陈二蛋也是。我们甚至连气色都相近,脸颊像贴着黄表纸,一看就是营养不良。陈二蛋和我都来自农村,他父母在家种地,哥哥大蛋外出打工,供他上学。而我父母双亡,我上大学,也是跑运输的哥哥供着的。所以我和陈二蛋,对哥哥都有深厚的感情。由于手头拮据,我去食堂拣最贱的饭菜打,使最便宜的牙膏、洗衣粉和卫生巾。衣裳破了,补上接着穿。怕身体出毛病,而没钱医治,我坚持长跑,所以大学四年,我连感冒都很少得。在学业上,我的功课在系里处于中上游。陈二蛋在这些方面与我相反,他不喜欢运动,说是跑步的人要是在他们老家,会被当成疯子。没有急事,跑什么呢!尽管他很用功,可成绩平平,每学期都有挂科的科目。他后悔选择了哲学,说这个专业培养的是真理者,而他是个糊涂虫,脑筋不够。

  陈二蛋木讷,说话实在,心地纯洁,给我们寝室的姑娘们带来了无穷的快乐。比如李玲问他:“你说我穿花衣服好看吗?”他答:“怎么穿也没有孔雀穿得好看。”张颖梅问他:“你喜欢尼采还是海德格尔?”他答:“都不喜欢,他们的书,我读了脑瓜仁疼。”只要他一来,我们寝室就会笑声不断。大家殷勤地给他让座,递上吃的东西,香蕉、果冻、牛奶或是饼干。陈二蛋每次享用的时候,总是不安地看着我,像个可怜巴巴的孩子,生怕我嫌他给自己丢人了。他知道我缺营养,有次吃红富士苹果,他舍不得,轻轻咬了两口,便悄悄揣进兜。出了寝室,他拉着我走进校园的小树林,掏出一把小巧的折叠刀,削去苹果上的齿痕,送到我嘴里。他告诉我,别看他买不起水果,但嘴上没怎么亏着。校园的长椅或草坪上,常遗落着那些家境好的同学吃剩的苹果或梨子,他随身带着小刀,将它们削一削吃了。他的话和那大半个苹果,吃出了我的泪。我对他说:“陈二蛋,这辈子我就是你的人了!”他慌张起来,愁眉苦脸地说:“这么大的人给了我,九十来斤呢,我咋养活呀。”弄得我哭笑不得。

  我和陈二蛋处了大半年分手了。那年春节他从老家回来,开始冷淡我。我问他是不是有了新女友,他坦诚地告诉我,春节带了张我的照片回家,他父母看了,愁得年都没过好。他们嫌我单细,小脸盘,没福相;还说我胯骨小,恐怕生育上有问题。陈二蛋为难地解释,虽然跟我有了感情,可是万事孝为先,老婆可以不讨,但不能不遵从父母的意愿。就这样,我们和平分手了。我准备考研,而他厌倦了大学生活,说是一拿到毕业证,就奔回家乡。我们虽在一所大学,可一旦分手,不再约会,就像两颗行星,看似并行着,却有着各自的运行轨道,一连仨月都没碰到过。陈二蛋如愿毕业了,而我考研和考公务员接连失败。

  陈二蛋离开哈尔滨的前夜,约我去太阳岛渔村吃鱼。他那天喝了半斤白酒,一出鱼馆就把我拉到丁香丛中,在无人的地方,抱着我哭了一场,连连说人生好苦呀……弄得我满脸都是他的眼泪和鼻涕。我们乘末班公交车穿过江桥,回到市区的学校,他递给我一个厚厚的信封,说是等他离开哈尔滨后再看。我没听他的,当晚回到寝室,就撕开信封。信瓤里是一沓面额不等的人民币,有百元大钞,也有一元两元的零钞,数了数,一共九百块。还有一张信笺,陈二蛋写道:“小娥,我永远记着白桦树下的那个夜晚。我对不起你,这点钱是我从嘴里省下来的,微不足道,都说医院能做处女膜的修复手术,你再添上点,去做个吧,将来找个好人家!”我想起了那个晚夏的夜晚,我和他在校园的白桦林里偷吃禁果的情景。我们都是初次,慌里慌张,再加上一只老鼠扮演夜巡的警察,突然蹿过,吓了我们一跳,没有淋漓的快感。事后陈二蛋怕我怀孕,担惊受怕了一个月,直到我月经如约来潮,他才嘘了一口气。为了纪念那个夜晚,他写了四句诗:“你看着天上的星星,我看着你眼里的星星;天上的星星是你的金戒指,你眼里的星星是我的皮带扣。”陈二蛋这首富有喜剧色彩的情诗,让我笑出了泪花。

  我在陈二蛋启程之际,赶到嘈杂的火车站,将九百块钱还给他。告别时刻,陈二蛋突然热切地对我说:“等你长胖了,脸圆了,P股大了,一定拍张照片寄给我,让我父母再看看!”他的话,让我在告别他后,连头也没回一下--谁会为这样的男人再回头呢!

  最终我还是通过考试,应聘到哈尔滨一家发行量不错的市民报。本来我报考的岗位是记者,可是报到时,社长说有个校对员休产假了,让我先顶一下。在报社,校对员跟清扫员差不多,没人待见。但我喜欢这个工作,因为挑错字是我的强项,与各色采访对象打交道,我却力所不及。那位校对员休完产假调走了,我便坐稳了校对员的岗位。

  黄薇娜是报社文字功夫首屈一指的记者,读她的稿子最畅快,几乎没错可挑。我曾当着众记者对黄薇娜说:“报社的记者要是都跟你一样,我就得失业!你的稿子可以直接下印刷厂。”从此后黄薇娜成了我的好友。记得我把初恋说给她听时,黄薇娜叼着烟,恨恨地说:“妈的,一个豆芽菜似的二蛋,还敢甩女朋友!把那小子的地址给我,回头我让物流公司送上一头肥母猪,附上一句‘新娘驾到’,恶心死他!”

  我一搬到柳琴那儿,就在网上认识了宋相奎。我们先是在QQ上聊,觉得投缘,便见了面。宋相奎圆脸,小眼睛,塌鼻子,厚嘴唇,初看是个忠厚的人。他见了我,吧唧一下嘴,说:“怎么比我想象的小一号啊?”他是指我的瘦小。我也没客气,回敬他:“怎么比我想象的也小一号啊?”宋相奎个子很矮,胖乎乎的,腆着个啤酒肚,他乐了,说:“这不就般配了嘛。”

  宋相奎也是外县人。他在政府机关工作,待遇比我好,工薪比我高,按理说有能力租独套的房子,可他也是与人合租。宋相奎父亲早逝,母亲身体不好,哥哥三十好几了,因为残疾,一直没娶上媳妇,靠几亩薄田和两头奶牛维持生活。宋相奎心疼母亲和哥哥,处处俭省,每月寄回八百块钱贴补家用。说真的,宋相奎对家人的好,让我死心塌地跟着他了。想着进了他家门,成了他的亲人,他也一样会对我好。

  我们相处三个月后,与宋相奎合住的房客去广东出差,那几天我便住在他那儿了。记得我们在一起后迎来的第一个黎明,我心情愉悦地将精心做好的早餐捧上餐桌时,宋相奎却没有表现出相应的热情。直到三天后我离开那里,才明白他为什么不快。他在送我去公交车站的路上,突然问:“你的第一次跟的谁?”我想我没必要隐瞒,告诉他是大学的初恋男友。他又问:“为什么分手了?”我说:“他回南方了,而他父母嫌我单薄,没相中我。”宋相奎怪异地笑了一声,问:“还联系吗?”我说:“没有。”宋相奎便用手指在我脸上刮了一下,说:“这就好。”我以为审讯到此结束了,谁料到了公交站台,他又把嘴凑在我耳边,小声问:“为他堕过胎吗?”我摇摇头。他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哈哈大笑着,说:“看来并不是所有的种子都能发芽的!”

  宋相奎的言行激怒了我,我没想到他那么在意那层膜儿,看来陈二蛋当初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最了解男人的还是男人。我开始疏远他,可他却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依然每天发短信问寒问暖,我不回复,就去我住的地方,咣咣敲门,喊:“小娥,我是宋相奎,开门!”我当然不理他,反正柳琴听不见。宋相奎不屈不挠,我不开门,他过两天还来。直到有一天下着大雨,我从门镜看见敲门的他,被雨淋得直打寒战,才开了门。

  我们相恋两年后,宋相奎突然告诉我,他爱上别人了。而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个别人,竟是柳琴!我蓦然想起,有次下班回家,我打开门,发现不光柳琴在,宋相奎也在。问他怎么进得了门,他说来时,正好柳琴出门倒垃圾,碰上了。而事实是,那天屋里的垃圾桶是满的,还没清理。我当时没怀疑他们,因为我不相信宋相奎会喜欢上一个聋哑人。

  我们情感的最终破裂,始于对婚姻的向往。

  那年春天,我和宋相奎想结婚了,可房子杳无踪影。我的单位不可能分配到经济适用房,宋相奎的单位虽有这待遇,可他工作年限短,职位低,近年还轮不上。我们商量好了,暂时租房住,等经济适用房下来,一步到位。在选择租房地段时,我和他发生了争执。我倾向于市中心小户型的房子,上班方便,而他看上了亚麻厂附近的一套小三居,说是租金少,敞亮,上班多换两路车就是。可我不想每天把两三个小时浪费在上下班路上。

  我们争吵不分场合,有时在大街上,有时在柳琴这里,有时在快餐店。吵得最凶的那次,宋相奎恶狠狠地说:“干脆分手算了,你他妈住坟里也跟我无关了!”我立刻回敬道:“我同意,找个男鬼都比你强!”宋相奎又说:“你这种女人,在我们那里都得烂在地里,哪有女人不服从男人的!”我说:“那你就回老家,找那种没烂在地里的女人啊。”宋相奎气得两眼冒火,恨不能把我吃了。

  这场最伤感情的争吵之后,我们生分了不少。我们不再提结婚的事情。偶尔聚在一起时,话语少了,也不再亲热了。深秋时分,宋相奎跟我提出了分手,说他爱上了柳琴。他厌倦了争吵,而柳琴永远不会用言语伤害他。看我一脸讥讽的样子,他说:“千万别往房子上联想啊,我图的不是这个。”

  我租住的地方,即将成为他们的婚房!我卷起铺盖时心如刀绞,发誓不再找男友了,可是命运让齐德铭出现了!一个周末的下午,天很冷,齐德铭打来电话:“哎,丫头,房子我帮你租到了,晚上带你看房怎么样?顺便请你吃晚饭。”我告诉他,我和房东和好了,不需租房了。齐德铭说:“那你怎么不告诉我?”我撒谎说:“我正要打电话跟你说的。”齐德铭说:“那怎么办?我都跟房东约好了!这样吧,你还是跟我去一趟,之后我就说你没相中那套房子,不然我怎么好回绝人家呢!”我只好答应了。

  齐德铭带我看的房子,在南岗区中山花园,是一幢面向马家沟河的高层住宅。乘电梯上楼时,我一阵晕眩。齐德铭看出我的不适,关切地问:“你恐高?”我说:“有点。”他说:“幸好不太高,十一层。”我们从电梯下来,走向西南向的一扇钢青色的铁门。当他掏出钥匙开门时,我吃惊地问:“你怎么有房东家的钥匙?”他笑而不答,进得门里,才对我说:“从现在起,我就是你的房东了。你不必交房租,随时来住,随时可走,没有租期!”

  我晕头晕脑,不知所措。他将一套钥匙交到我手上,然后引我入厨房。只见银灰色的大理石灶台上,摆着几盘半成品的菜。齐德铭将一条蓝白格子围裙扔给我,冲我眨着眼睛,说:“不介意吧?我想看看你厨艺怎么样。”

  我知道扎上这条围裙,就是他的厨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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