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一心想把国学研究院办好,以丰硕的研究成果来为厦门大学增添光彩。可是,他这一良好愿望只是一厢情愿,很快便因为受到校方的打击而难以实现。
国学研究院之所以设立,只是由于校主陈嘉庚重视国学,校长林文庆不得不把它弄起来,并亲自兼任院长。但他是一个英籍华人,思想守旧,不懂国学,对国学研究没有兴趣,与鲁迅和林语堂等新文化名人更是格格不入。因而,他对国学研究院的态度,先是“装门面,不要实际”,后是设置障碍,让它名存实亡。11月20日,他借口陈嘉庚橡胶业受挫,学校经济困难,将国学研究院的办公费由5000元削减到400元,并要教授们不出版著作,不出版刊物。其实,并不是真的经费难以为继,而是把款挪给理科用去了。他企图通过卡经费的手法来扼杀国学研究。
林语堂对林文庆的这一做法,非常气愤,一再据理力争,要他维持国学研究院的原定经费。当力争无效时,林语堂毅然提出辞去总秘书职务,以表示抗议。这时,林语堂得到鲁迅的大力支持。当11月25日林文庆在国学研究院召开谈话会时,鲁迅对削减国学研究院经费一事,提出了强硬抗议,并表示无意于在厦大久留。于是,林文庆才被迫取消了削减国学研究院经费的决定。林语堂也收回了辞呈。
国学研究院也受到理科主任刘树杞的诸多刁难。他是学校的秘书,掌管着学校的财权和后勤,经常利用手中的权力,使林语堂要办的事情难以办成。连国学研究院的用房,他也逼林语堂退还理科。更有甚者,他竟三次蓄意改动鲁迅的住房,最后一次竟要鲁迅住在理学院大厦的地窖里,“使鲁迅气得目瞪口呆,胡须尽翘起来”。诸如此类的行径,其用意都在于想把国学研究院搞垮。林语堂自然心里明白,而且极为不满,可是斗不过他,无可奈何。
此外,也由于林语堂在用人方面有所失策,造成了国学研究院内部不协调,难于成事。他亲自举荐或同意他人举荐前来的人中,有好些是《现代评论》派的人,如顾颉刚、朱山根、田难干、田千倾、卢梅、黄梅等。他们跟《语丝》派或接近《语丝》派的鲁迅、沈兼士、孙伏园、章川岛等难以共事,甚至要兴风作浪,排斥鲁迅等人。正如鲁迅于1926年9月30日致许广平的信中所说的:
……
此地所请的教授,我和兼士之外,还有朱山根。这人是陈源之流,我是早知道的,现在一调查,则他所安排的羽翼,竟有七八人之多,先前所谓不问外事、专一看书的舆论,乃是全部为其所骗。他已在开始排斥我,说我是“名士派”,可笑。好在我并不想在此挣帝王万世之业,不去管他了。
又如鲁迅于1926年10月16日致许广平的信中所说的:
……朱山根之流已在国学院大占势力,周览(鲠生)又要到这里来做法律系主任了,从此《现代评论》派色彩,将弥满厦大。在北京是国文系对抗着的,而这里的国学院却弄了一大批胡适陈源之流,我觉得毫无希望。……这样,我们个体,自然被排斥。所以我现在很想至多在本学期之末离开厦大。他们实在有永久在此之意,情形比北大还坏。
于是,《语丝》派的人感到在厦大实在无法做成任何事情,只好准备离开,另寻出路。孙伏园于10月20日请假前往广州联系办报。沈兼士于10月27日辞去教职,回北京执教。鲁迅则接受广州中山大学的聘请,决意离开厦大。
由于这些原因,便使苦心支撑着国学研究院的林语堂,终于被弄得一筹莫展,连他自己的语言学研究也难以为继了。不过,他毕竟为厦大文科和国学研究院做了不少工作。这是应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