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月16日,林语堂应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邀请,到华盛顿作了《“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的讲演。
在这篇讲演中,林语堂对五四文学革命作了充分肯定。他认为它不是什么“文艺复兴”,而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文学革命”;它不单是文学语言方面的革命(即主张用通俗的白话来写作),也是一个观念上的革命,导致了与旧文化决裂和学习“整个西方文化”;在这场革命中,胡适起了重要的“领导”作用,而陈独秀的言论则最为“激进”。
对于新文学创作,林语堂也认为是有成绩的。在他看来,最好的诗人是徐志摩。最好的短篇小说作家是鲁迅、沈从文、冯文炳和徐。老舍是“极少数能写道地京话的一个”,“文笔有北方话的鲜明特色”,“活泼有劲”,“风格极为幽默”。而周作人和朱自清则是以白话来写散文“最白净”的。
在讲演中,林语堂对鲁迅作了极高的评价。他赞扬鲁迅在打倒旧中国方面是个主将,他的杂文和短篇小说都写得不坏,在三十年代使广大青年转向左倾也起了重大影响。他是这样赞赏鲁迅的战斗风格的:
鲁迅用讽刺作为利器,把旧中国活活剥皮。他的笔犹如锋利而涂有毒药的箭。他自以是个战士而不是作家。他一箭中对手时的得意之状,还历历在我目前(我在北平、厦门、上海,都和他极熟)。鲁迅有个敏感锐利的头脑,而他所处在的,又正是个难逃大变的社会。……事实上,他对旧中国是所知太多了,熟习那个社会的世故和为人之道。他曾在日本读书,但他是浙江绍兴人,而绍兴师爷那种一字定人生死的刀笔本领,正是他的文章风格的来源。
此外,林语堂还坦率陈述了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好些看法。在文艺斗争方面,他对30年代某些左派作家批判鲁迅,50年代批判俞平伯、胡风及反右,都有所异议;在文艺创作方面,他认为曹禺的很多剧本都是脱胎于尤金·奥尼尔的,茅盾的小说完全师承普顿·辛克莱的写法。
总的来看,这篇讲演的观点虽然不无偏颇(如过于强调了胡适对五四文学革命的领导作用,完全否定中国的当代文学创作,等等),而且内容也较空泛,但毕竟是较早在美国介绍了中国现代文学,并说了他的真实看法,对西方读者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这一年,在马星野的促进下,林语堂偕同夫人廖翠凤到中南美六国游历。由于他的《生活的艺术》等著作早已在这些国家里广泛流传,因而他们遨游的两个月中受到这些国家人们的热情欢迎,许多人都争着要看看林语堂的风采。有一次他在某大学讲演时,由于听众太多,警察只好将街道封锁起来。
林语堂在委内瑞拉、哥伦比亚、智利、秘鲁、阿根廷、乌拉圭,都曾发表讲演,讲题分别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的声明》、《使不好的本能发生良好的作用》、《本能和合乎逻辑的思想》、《阴阳哲学和邪恶问题》、《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科学和好奇心》等。这些讲演大都是对中西文化作比较,并宣扬中华民族文化,因而受到听众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