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美学史上,最早研究喜剧美的,也可算王国维了。王国维阐明悲剧观、喜剧观的主要文章是《人间嗜好之研究》,发表于1907年4月《教育世界》杂志第146号上。他在评论《红楼梦》时谈到了他对悲剧的看法。《人间嗜好之研究》比《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晚发表一个月,可以算作是同一时期的作品。
王国维研究悲剧和喜剧的出发点是一样的,也是从人的心理的实际需要出发的。他在《人间嗜好之研究》中说出了他的中心的论点:“自心理学言之,则此数者之根柢皆存于势力之欲,而其作用皆在使人心活动,以疗其空虚之苦痛。以此所论者,乃事实之问题,而非价值之问题故也。”这种理解的根柢,在美学上直接受斯宾塞、席勒的游戏冲动说的影响,在哲学上又与叔本华的哲学有关。按这种哲学看法,每个人都有生活的欲望。如果没有欲望,就会产生空虚。空虚是最大的苦痛,为了避免空虚,就要消遣,王国维认为,所以有嗜好,是医空虚的苦痛者。
为了说明“空虚”,说明空虚与生活之欲的关系,便创造了势力之欲的概念。生活之欲促使人进行竞争,如竞争得胜,便化为势力之欲:想使其物质上与精神上之生活趋于他人之生活之上。这不过是生活之欲之枝叶。“生活之欲”有余力而进行个人爱好的活动,这种活动为嗜好。所以嗜好即生活之欲的小影。
嗜好有各种各样:抽烟、喝酒、打扮、打猎、爱书、收集古画……而最高尚的嗜好如文学、美术,亦不外势力之欲之发表。王国维的理论是参照叔本华的,但是对于嗜好分高尚的与不高尚的,要用教育的办法提倡高尚的嗜好,这是王国维的发挥,也是我们要给予积极评价的方面。王国维按照这些理论解释各种嗜好。赌博、下棋,得胜之后,高兴在什么地方呢?“欲于竞争之中,发现其势力之优胜之快乐耳。”不过他说明因为金钱而赌博者不在此例。其他如藏书收集古画,他认为“非必爱其所含之真理也”,“非必爱其形式之优美古雅也”,主要是“以多相炫,以精相炫,以物之稀而难得相炫也”,“一言以蔽之,炫其势力之胜于他人而已矣”。
这些语言,实是叔本华惯用的语言。王国维就是以这样的理论引出他的喜剧理论的。他说:“常人对戏剧之嗜好,亦由势力之欲出,先以喜剧(即滑稽剧)言之。夫能笑人者,必其势力强于被笑者也,故笑者实吾人一种势力之发表。然人于实际之生活中,虽遇可笑之事,然非其人为我所素狎者,或其位置远在吾人之下者,则不敢笑。独于滑稽剧中,以其非事实故,不独使人能笑,而且使人敢笑,此即对喜剧之快乐之所存也。”叔本华在《关于滑稽的原理》中所说:“鄙笑,带着挫败对手的胜利喜悦,宣告对手所坚持的概念跟正在显示给他看的现实之间是何等的矛盾。”王国维提出的“势力之欲”说根据于此。这里对滑稽的理解似乎太狭窄了,比叔本华更狭窄。叔本华还提出“乖讹说”,认为笑产生于由概念与实际客体之间的某种乖讹所引起的突然的领悟。这说法比“势力之欲”更广泛。叔本华还就微笑、愚傻、迂谬、机智、妙语、鄙笑、苦笑以至讽刺和幽默等等作过分析。王国维对喜剧的理解太狭窄,这是由于他有“轻视滑稽”的态度,大概这是中国正统文人不苟言笑的生活态度、人生态度的一种反映吧。喜剧离不开笑。笑是值得研究的专门学问。达尔文在研究人类和动物的表情时说过:“大概笑只是快乐或幸福的最初的表情。”“笑”除了“势力之欲”这种情况以外,属于人的一种心理的需要。比如习惯语“笑一笑,少一少”就并非是从势力之欲出发的。笑,是一种接近于美学的享受,有时又是一种有社会评价的内容。
王国维对“滑稽”是有轻视之意的。他治戏曲史时也表现了这种倾向。任半塘在《唐戏弄》中说:“在我国戏剧史中,首先介绍唐宋优俳者,乃王史;而首先等闲讽刺、轻视滑稽者,亦王史。”他的话是有根据的。宋元戏剧史中他断言唐宋的傀儡戏“其以敷衍故事为主,且较胜于滑稽戏”。王国维对滑稽演员也不够尊重。这原因还在于王国维接受了叔本华的理论;在这种理论看来,喜剧“煽动人们去继续执著意志”,所以王国维认为在喜剧中见不出人生的“真谛”。这是他轻视喜剧的原因。这种传统其实也和中国士大夫的习性有关,士大夫似不苟言笑。当然,从理论上说,悲剧与王国维关于“人生是痛苦”的这样的想法更容易协调。
与喜剧比较起来,王国维重视悲剧。他在评《红楼梦》时说这部书的价值时,“与一切喜剧相反,彻头彻尾之悲剧”。其实,人们喜爱喜剧与悲剧是有共同点的,就是看悲剧,也可以使人发表“势力之欲”。因为悲剧中人物的痛苦,向人倾诉,读者产生同情,也就有了“势力之欲发表”的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