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目先贤

第三节

　　欧阳修开创了宋代文赋新体制

　　辞赋是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的一种文体，是从楚辞发展而来的，其间经历了汉初的骚体赋、汉大赋，魏晋的抒情小赋，六朝的骈赋，唐代的律赋这样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到了北宋，欧阳修在复兴古文的同时，也推动辞赋的改革，使它走上散文化的道路。他继承魏晋以来抒情小赋的传统表现手法，保持其诗的特质和情韵，同时吸收散文的笔法，多用虚词，少用对偶，打破四六句式，不拘韵律，形成散文诗式的宋代文赋新体制。

　　《秋声赋》是欧阳修散文赋的开创性文章，是宋代文赋的代表作之一。

　　秋声赋

　　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予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

　　余曰：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而来哉？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愤发。丰草绿缛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其一气之余烈。

　　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用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天之于物，春生秋实，故其在乐也，商声主西方之音，夷则为七月之律。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

　　“嗟乎！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

　　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予之叹息。

　　文章开头，作者从夜读忽闻秋声，引出对秋声绘形绘色的描写。文章头段写“秋声”，侧重于从听觉来写；二段写“秋意”，侧重于从视觉来写；三段把“秋意”和“人生”糅合写，侧重写感悟。不仅把秋声写得鲜明生动，而且从秋声中发掘出意趣和哲理，最后达到了“秋心”与“人心”的和谐统一，表现出作者与自然和谐相处。

　　第一段，紧扣题目，从听觉上写秋声。作者夜间挑灯读书，万籁俱寂之时，忽“闻有声自西南来者”，不禁为之“悚然”谛听，仔细辨别、探寻是什么声音，来自何方。文中运用了一系列比喻表现声音的由远及近、由弱而强，“初淅沥以萧飒”，如秋雨潇潇；“忽奔腾而砰湃”，如江河澎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像惊涛骇浪，急风暴雨；“其触于物也”，好比战士奔赴战场，听不见喧哗，惟有马蹄声碎，人行声急。作者通过这些比喻把无形无影、不可捉摸的秋声具体化、形象化。然循声追踪，童子却回答说：“四无人声，声在树间。”文章至此一顿，犹如深境探幽，意味无穷。

　　第二段，从视觉上先写秋声，将秋这一自然节气和社会、人生相联系。作者从童子所说的“声在树间”，辨析出“此秋声也”，然后以目之所见叙说“秋之为状”，从色、容、气、意四方面把秋天肃杀的景象写得淋漓尽致。正因为如此，其为声也才能具有“凄凄切切，呼号奋发”的威力，使万物“摧败零落者，乃一气之余烈”。接着写秋与社会现象的关系，秋天属阴，行刑待秋而决、征伐待秋而举，乐有属西方的商调，律有属七月的夷则，商为哀伤，夷为杀戮。“天之于物，春生秋实”，物当春而萌生，及秋而衰残。这是自然规律：“物过盛而当杀”，而秋声和乐调的商声也使人感到“物既老而悲伤”。

　　第三段，抒发了作者个人的感慨。“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何况为万物之灵的人呢？“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草木是由外在力量的摧残而败落，而人除了与万物“春生秋实”的自然规律相同，经历着由青春少年到衰老死亡的过程外，还有内在的因素的侵扰，即“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并且“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对客观条件不允许、个人智力达不到的事情硬要去寻找、追求，怎能不“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呢？自己“非金石之质”，既无法“与草木争荣”，又“何恨乎秋声”？无限感慨、愤懑之情洋溢于纸笔之间。

　　最末一段，作者对童子讲了一番道理之后，竟发现童子并不感兴趣，已经“垂头而睡”。秋夜又恢复到“四无人声”的境界，和先前一样寂静。“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予之叹息”，唧唧虫声即秋声，自己的叹息又何尝不是秋声！

　　作品通过赋“秋声”抒发自己的人生体验，特别强调秋天肃杀、悲凉的特点和对万物的摧残，由此感慨流光易失，生命短促，自然的力量无法抗拒，自己应当安时随分、顺应自然。

　　大量运用精妙的形象比喻是《秋声赋》的艺术特点。文章通过形象的比喻，使无形、无色的秋声，成为可听、可见、可感的具体、生动的自然现象，表现了作者高超的绘声、状物和驾御语言的能力。以景物喻人也是文章的艺术特色，以秋声使无情的草木“摧败零落”，比喻人生坎坷、忧愁劳顿使有情之人衰老、颓唐。把秋声、秋景和作者自己的秋感融合在一起，自然贴切。以景抒情，情与景泯和无间，使文章达到了优美、和谐、深刻感人的境界。

　　《秋声赋》篇幅不长，但结构上摇曳多姿，层层推进，虽然也承袭了写秋天肃杀萧条的传统，但却烘托出人事忧劳更甚于秋的肃杀这一主题。此赋一出，顿时为北宋文人所传诵，好评如潮，成为宋代文赋中一篇堪称“成文赋开山之功”的代表作品，垂名千秋。

　　欧阳修是碑志文的集大成者

　　《泷冈阡表》是欧阳修碑志文的代表作。

　　泷冈阡表

　　呜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泷冈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于其阡。非敢缓也，盖有待也。

　　修不幸，生四岁而孤。太夫人守节自誓；居穷，自力于衣食，以长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为吏廉，而好施与，喜宾客；其俸禄虽薄，常不使有余。曰：“毋以是为我累。”故其亡也，无一瓦之覆，一垄之植，以庇而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于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于汝也。自吾为汝家妇，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养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将有后也。吾之始归也，汝父免于母丧方逾年，岁时祭祀，则必涕泣，曰：“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间御酒食，则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余，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见之，以为新免于丧适然耳。既而其后常然，至其终身，未尝不然。吾虽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养也。汝父为吏，尝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此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则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回顾乳者剑汝而立于旁，因指而叹，曰：“术者谓我岁行在戌将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见儿之立也，后当以我语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语，吾耳熟焉，故能详也。其施于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无所矜饰，而所为如此，是真发于中者邪！呜呼！其心厚于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将有后也。汝其勉之！夫养不必丰，要于孝；利虽不得博于物，要其心之厚于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不敢忘。

　　先公少孤力学，咸平三年进士及第，为道州判官，泗绵二州推官；又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泷冈。

　　太夫人姓郑氏，考讳德仪，世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俭仁爱而有礼；初封福昌县太君，进封乐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时，治其家以俭约，其后常不使过之，曰：“吾儿不能苟合于世，俭薄所以居患难也。”其后修贬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贫贱也，吾处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

　　自先公之亡二十年，修始得禄而养。又十有二年，烈官于朝，始得赠封其亲。又十年，修为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终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枢密，遂参政事，又七年而罢。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盖自嘉祐以来，逢国大庆，必加宠锡。皇曾祖府君累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曾祖妣累封楚国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祖妣累封吴国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赠金紫光禄大夫、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皇妣累封越国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赐爵为崇国公，太夫人进号魏国。

　　于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呜呼！为善无不报，而迟速有时，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积善成德，宜享其隆，虽不克有于其躬，而赐爵受封，显荣褒大，实有三朝之锡命，是足以表见于后世，而庇赖其子孙矣。”乃列其世谱，具刻于碑，既又载我皇考崇公之遗训，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于修者，并揭于阡。俾知夫小子修之德薄能鲜，遭时窃位，而幸全大节，不辱其先者，其来有自。熙宁三年，岁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诚、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观文殿学士，特进，行兵部尚书，知青州军州事，兼管内劝农使，充京东路安抚使，上柱国，乐安郡开国公，食邑四千三百户，食实封一千二百户，修表。

　　皇祐五年（1053），欧阳修护母丧回沙溪老家与父亲合葬时，写下一篇追忆父亲遗训、缅怀母亲教诲的《先君墓表》。神宗熙宁三年（1070），64岁的欧阳修在知青州的任上，取出17年前在老家撰写的《先君墓表》，精心修改，以老家“泷冈”命名为《泷冈阡表》。在所有古今碑志文中，《泷冈阡表》享有“千古至文”的美称。它打破了一般墓表的格套，一碑双表，同时记叙父母亲的盛德遗训和处世风范。父亲去世时，欧阳修才四岁，父亲的事迹自然了解不多。于是，他采用避实就虚、以虚求实的手法，巧妙地借用母亲的语言，侧面落笔行文。叙述父亲廉洁好施时说：“汝父为吏廉，而好施与，喜宾客，其俸禄虽薄，常不使有余。曰：‘毋以是为我累。’故其亡也，无一瓦之覆，一垄之植，以庇而为生。”叙述父亲至情至孝时说：“吾之始归也，汝父免于母丧方逾年，岁时祭祀，则必涕泣，曰：‘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间御酒食，则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余，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见之，以为新免于丧适然耳。既而其后常然，至其终身，未尝不然。”叙述父亲仁心治狱时说：“汝父为吏，尝夜烛治官书，屡废而叹。吾问之，则曰：‘此死狱也，我求其生不得尔。’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则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用母亲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感受到的几件小事，表现父亲的廉洁、好施、孝顺与谨慎狱事等仁孝之心。而在表彰父亲品格的同时，欧阳修也颂扬了母德母节。对母亲的德行从其治家俭薄和对儿子刚直性格的理解支持上描写：“太夫人恭俭仁爱而有礼……自其家少微时，治其家以俭约，其后常不使过之，曰：‘吾儿不能苟合于世，俭薄所以居患难也。’其后修贬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贫贱也，吾处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寥寥数语，足见母亲的仁惠刚毅和心胸开阔。文章语言舒缓，文字平易，情真意切。相传此碑刻成之后，南归途中，龙王得知欧阳公《泷冈阡表》大作运回老家，强夺龙宫拜读，并在“祭而丰，不如养之薄”等精典文句处用龙爪圈画，留存至今。这虽为一则传说，却反映出世人对欧阳修《泷冈阡表》碑文神奇艺术魅力的高度肯定。正如近人王濡评说：此文“一字一句，俱从至性中流出，此与李密陈情表、昌黎祭十二郎文、震川先妣事略，同为天下古今有数文字”。（《宋元明文评注读本》）

　　《祭石曼卿文》是欧阳修碑志文的又一成功之作。

　　石曼卿是欧阳修的一位好朋友，在他去世26年之后，作者对这位能诗善书知兵法、貌美魁伟有气节、仕途不得志又英年早逝的好友“感念畴昔”，作文哀悼。祭文三呼曼卿，赞其声名不朽，哀其身后凄凉，抒写了作者的盛衰之感和悲怆之思。文章三段都以“呜呼曼卿”起笔。这不单是使感情的波澜一层深过一层，更主要的是随着文思的逐步深入，激起对亡友不平遭遇的深痛哀悼。“呜呼曼卿”，一声深情迸泪的呼唤，是幽明永隔的对话，宛若平生风雨对床夜语。一呼曼卿，叹其声名，卓然不朽，赞扬他“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其名传后世。而“不与万物共尽”，则是对曼卿的至高礼赞，尽管形体倏然即逝，而死后英名却永垂不朽。这也饱含“著在简册”、“昭如日星”的哲理。二呼曼卿，则多用间接抒情的方式，先用一连串生动的比喻，托物寓情。这也揭示出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仿佛目击了死生界域的巨大鸿沟。虽岁月流逝，阴阳阻隔，使“吾不见子久矣”，然“犹能仿佛子之平生”，音容体貌，宛然如故。你那“轩昂磊落，突兀峥嵘”的人格风范，死后将会化为“金玉之精”，永不磨灭地矗立在后世读者的心中，或愿你墓地上长出千尺长松、九茎灵芝，供后人凭吊。可惜现实“荒烟野蔓，荆棘丛横，风凄露下，走磷飞萤。但见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与夫惊禽骇兽，悲鸣踯躅而咿嘤”。一幅满目肃杀、悲天悯人的秋坟鬼哭图呈现眼前。“今固如此”，叩问未来，心事浩渺，更过千秋万代，则早已是白云苍狗，沧海桑田，今日埋骨之所，他年一片丘墟，断碑残碣，魂归何处？所谓墓者，焉知不会成为野兽栖息的巢穴？作者没有正面顺势解答这个问题，而是笔锋一转，用“此自古圣贤亦皆然兮”作结，指出那累累的旷野和荒城，不就是证据吗？三呼曼卿，感念往昔，叹荣枯兴衰变化，悲怆流泣。最后写其理智与情感冲突，以理节情，情不自胜。故曰“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用生死存亡的道理，慰藉其面对生死的豁达与平静。全文感情浓烈，语言工丽而不失平易，骈散结合，一韵到底，读之令人荡气回肠。清林云铭称其“文情浓至，音节悲哀，不忍多读”（《古文析义》卷十四）。清张伯行评说：“似骚似赋，亦怆亦达。”（《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六）。清朱宗洛评述“此文妙处，总在转换处、顿束处及开宕处见精神，故尺幅中有排宕百折之妙”（《古文一隅》评语卷下）。

　　欧阳修是史论大家

　　《五代史伶官传序》就是其代表作之一。他记载了后唐庄宗李存勖宠幸周匝、敬新磨等伶人，而导致身死国灭的史实。这是作者编修《新五代史》时，为《伶官传》所写的一篇序文。序文是写后唐李存勖不忘父志而夺取天下，当他得到天下之后，又宠幸宦官、伶人（宫廷乐师、艺人），最终死于伶人郭从谦手中，以致身死国灭。作者通过对这一史实的分析，得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等流传至今的著名论断，并提出“成败之迹”皆于“人事”的观点。这也可以说是向北宋统治者发出了善意的忠告和警示的信号。

　　文章开头就开宗明义地提出：“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提出这一中心论点后，作者就紧扣庄宗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原因展开议论。先说晋王李克用在临终前，赐三矢庄宗李存勖，期待他复仇兴国，说，后梁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扶持起来的，契丹首领与我结为兄弟，可是他们都背叛了我而归附后梁，这三件事是我死后的遗恨。庄宗不忘父志，图强兴国，后生俘了燕王父子，又提着后梁君臣的首级，进入太庙，告慰先灵。父志实现后，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庄宗这一系列的壮举，就是因为他“毋忘父志”，用父亲的“期待”来作为自己的精神动力，这既非天命，亦非侥幸，而是人的主观因素起了决定作用。后来“仇雠已灭，天下已定”，庄宗又耽于逸乐，宠于伶人，重用宦官，杀害功臣。最后因伶宦作乱，身死国灭。作者感慨说：“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就在庄宗一个人身上，也是在庄宗短短的一生当中，清楚地看到他的成与败、得与失、开与合、盛与衰等历史轨迹。这些轨迹也充分地反映了庄宗“盛衰”的原因在于他用人不当。对此作者又发出哀叹：“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这两个反诘句，动之以情，申之以理，不容人不信服。至此，中心论点的申说已经完成，但意犹未尽。最后作者引述儒家经典中的至理名言“满招损，谦受益”来对中心论点作进一步的申述，得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的结论。这一饱含哲理的结论，既是作者对“满招损，谦受益”的引申发挥，又体现出他对得失天下在于人事这一观点的坚定态度。接着将盛衰作进一步对比，趋势引出：“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强调祸乱常起自于细小的所沉溺的事物，并不局限于狎近伶人，而是普遍意义上的细枝末节，指出防微杜渐、不为所溺的重要性，并将个别性、特殊性的判断扩展为普遍性的结论。这和文章开头盛衰在于人事的论点首尾呼应，进一步深化了题旨，也有劝诫统治者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的用意，发人深思、催人猛醒。

　　文章史论中心明确，对比强烈，委婉曲折，情理兼擅。明茅坤评说此文：“此等文章，千年绝调。”（《唐宋八大家文钞·欧阳文忠公文钞》）。清沈德潜评论此文：“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卷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