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目先贤

第四节

　　欧阳修首创“诗话”文学评论方式

　　欧阳修退休后，饶有兴趣地写下了二十八条品评诗歌、“以资闲谈”的随笔，命名为《诗话》。这种三言两语聊天式的谈诗说艺形式，言简意赅，生动活泼，后人纷纷仿效。司马光著有《续诗话》，他说：“欧阳公文章名声虽不可及，然记事一也，故敢续书之。”此后，刘攽的《中山诗话》、陈师道的《后山诗话》、叶梦得的《石林诗话》等相继问世，众多诗话作品如雨后春笋，蔚为一时之盛。作为首创者，欧阳修对宋代及后世《诗话》的繁荣与发展，无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后人在他的这一著作前寇以“六一”二字，称为《六一诗话》。这部诗话虽然篇幅不长，却议及数十位作家，对诗歌的构想创意、境界风格、语言锤炼、词义考释乃至声韵对偶等等，都发表了颇为独到的见解，还记载了不少诗坛的趣闻逸事，成为历代诗话的开山之作，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独树一帜。其后几百年卷帙浩繁的诗话、词话都是沿用欧阳修所开创的评论方式创作出来的。

　　匠心独运

　　欧阳修除了在散文、诗、词、评、赋上风神绝世外，在史学、经学、金石学、目录学、谱牒学等诸领域也匠心独运，取得了人所不及的成就。

　　史学

　　在中国史学上，欧阳修是一位成就突出而又风格独特的史学家。以成就而言，在二十四史中，他占有两史，即他与宋祁主持编修的《新唐书》和他独撰的《新五代史》。而且，自唐以后，正史都是官修，《新五代史》是唯一私家撰述的史书，所以说他是继司马迁之后当之无愧的又一位史学大师。《新五代史》总结晚唐五代的历史教训，立志改革北宋弊政，借史学整饬人伦道德，挽救颓败世风。在中国古代“正史”中，另树一帜，具有独特的风格：一是“反天命、重人事”，不相信天地鬼神，一切在于人为；二是“垂劝诫，示久远”，总结历史教训，给朝廷提供统治的经验和历史鉴诫，给士大夫们树立做人的楷模；三是仿春秋义例，重道德标准，体例上仿效《史记》，有意识地学习司马迁的文章格调，首创《仪卫志》《选举志》《兵志》，独创《考》、《序》等体例；四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虽仿春秋义例，但寓褒贬于治乱兴衰的叙述中，对每个朝代、政权和人物都能进行历史的、全面的分析，尊重事实。

　　经学

　　欧阳修是疑经惑传的开创者，是北宋经学思想嬗变过程中的倡导者和领导者。西汉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创了儒家经学的极盛时代。东汉以后，盛行谶纬之学，儒学受到冲击。西晋到隋唐，儒学日趋衰弱，佛老渐次崛起，与儒家分庭抗礼，形成鼎足局面。宋初的儒生恪守唐代官定的注疏标准，没谁敢越雷池半步，经学研究死气沉沉。到了北宋中期，随着政治改革呼声的高涨，“庆历新政”的一度实施，学坛已经兴起一股“疑经惑传”的思潮。欧阳修就是“疑经惑传”风气的开创者。他以质疑的眼光审视所有的儒家经典，大胆地批评被选定为儒家标准解诂的《九经正义》，使经学开始摆脱了名物训诂，并向义理阐发方面转变。他又以深厚宽广的学问根底、无所畏惧的学术勇气和实事求是的求真精神，在对《易》、《诗》、《春秋》等儒家经典研究中，发前人所未发，究前人所未究。《易经》研究，他主要质疑《十翼》当中的《系辞》、《文言》、《说卦》等不是孔子的作品，著《易童子问》三卷，以童子问学的形式，提出三十七个问题，逐题作出解答；《诗经》研究，他打破毛、郑独尊格局，著《诗本义》（又称《毛诗本义》）十六卷，共一百零九篇，各篇先作“论”，论证毛《传》、郑《笺》得失，然后按自己的见解作出结论，称之为本义，提出《周礼》非周公所作等等。他开创的这条舍传求经、去伪存真的究学思路，使儒者大胆地走出经典，去寻求更深奥的儒学义理，使北宋疑经惑传风气形成，推动了经学思想的更新，为儒学独尊地位的光复，为宋明理学的登台，廓清了道路，奠定了基础。纪昀在《四库全书》的总目毛诗本义提要中说：“自唐定五经正义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仅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俱废。推原所始，实发于（欧阳）修。”皮锡瑞经学一书叙述宋代诗经学时说：“自汉以后，说诗者皆宗毛郑，宋欧阳修本义始辨毛郑之失而断以己意。”苏轼说：“欧阳修长于《易》、《诗》、《春秋》，其所发明，多古人所未见。”

　　金石学

　　金石学就是今天的考古学。欧阳修是著名金石学家，家藏金石遗文一千卷，也就是夏商周三代以来的碑帖铭文拓片，始集于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完成于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前后费时十八个年头，并写出了一部考古学著作《集古录》，共十卷，有四百二十篇跋语，并有部分描摹的原文。

　　《集古录序》是欧阳修为《集古录》写的一篇总序。它记叙作者对文物碑拓的爱好，肯定金石文学的价值，回顾《集古录》成书的经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研究金石学的专著。文章开头提出收藏古物必须具备兴趣爱好和承受能力两个方面的前提条件，二者缺一不可。作者分别以象犀珠宝与金石文物作例证，阐释上述观点。他指出象牙、犀角、虎豹皮革和金玉珠玑等贵重之物，虽然是在边疆地区、深山大海，采集十分困难、艰险，但它们常被世人统统收集占有，从正面印证了作者“凡物好之而有力，则无不至也”的观点。接着指出，商汤时的铭盘，孔子先世的铜鼎，岐山的石鼓，泰山、邹峄、会稽的石刻，与汉魏以来杰出帝王、名士的铭记碑文等等，都是夏、商、周以来的碑刻文物，是怪奇伟丽、精工巧妙的可爱物品。它们近在世人身边，收集也无危险，却被埋没损毁于风霜兵火之下，散弃于山崖、废墟、草丛之中，不曾被人们收集，这是由于世上爱好这些物品的人少，即使有爱好者，又因能力不够，只能得到其中的一两件，不能使它们全部聚集起来。这又一次对作者的观点作了印证。从正反两方面证明，收集物品需要爱好和能力，作者正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才从事《集古录》的编辑工作。作者为了阐明自己的志趣爱好，首先对物品收集的两个前提条件加以比较，认为能力不如爱好，爱好不如专一。接着阐述自己的志趣爱好与众不同，认为自己生性愚笨好古，凡世人所贪图的东西，自己都不感兴趣，所以能够专心一意地爱好金石文物，爱好到了极点，即使能力不够，也能得到它，从而编成《集古录》专集。接着介绍《集古录》的编辑情况：从时代上讲，上至周穆王，下经秦、汉、隋、唐五代；从地域上讲，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川、悬崖深谷、荒林古墓，包括传说中的神仙鬼怪用品，以及历来奇特的物件，无所不有；从编辑方法上讲，作者认为传抄容易失真，便将文物拓本制作成卷轴收藏。作者考虑到东西收集多了容易散失，便选择其中重要的编成目录，并与史传同时记载，以证史补史、扩大见闻。文章围绕爱好和能力反复论述，环环相扣，论点明确，结构严谨，逻辑严密。清林云铭评述此文：“把一个‘好’字、一个‘聚’字，缭绕盘旋到底，如走盘之珠，圆转不穷。”（林云铭《古文析义》二编卷七）高步瀛评述此文说：“永叔之文，多以风神姿媚胜，往往不能苍古，而跋尾时有苍古之气，盖得心应手，不求工而益工矣。”（高步瀛《唐宋文举要》甲编卷六）欧阳修收藏金石遗文与前代人有很大的不同，前代人虽然也收藏金石遗文，但其主要目的是供人欣赏把玩，而欧阳修收藏的主要目的在于研究。他撰写的《集古录》一书，收录自己审定考释周秦至五代金石刻辞文字的跋尾评论四百多篇，其内容多涉及史事、书法和文章艺术。欧阳修之后，涌现出洪适《隶释》、曾宏父《石刻补叙》、吕大临《考古图》、赵明诚《金石录》等一大批金石研究专著，至郑樵《通志·金石略》问世，金石学终于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门专门之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欧阳修不愧为金石学（即考古学）的开山鼻祖。

　　目录学

　　欧阳修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官修总书目《崇文总目》的主要编辑者。他很重视成书史料的收集，并致力于目录学的研究，先后于景祐和康定年间，两次参加《崇文总目》的编修工作，历时三年多。刚参加编纂时，年方二十八岁，入仕不久，地位不高，署名居后。其实他在编纂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据《文献通考》卷二百七载：《崇文总目》总共四十六类，则其小序的大半出自欧阳修之手。章学诚《校雠通义》序言说，编著书目，最困难的工作是撰写叙录，尤其是各类小序，“非深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由此可知，欧阳修对我国目录学作出了巨大贡献。

　　谱牒学

　　欧阳修是私家谱牒的创立者。他编纂的《欧阳氏谱图》是私家谱牒的典范作品，成了明清私家族谱基本范式，对我国谱牒学的发展贡献卓著。欧阳修采用以世代为经，以人物为纬，上至高祖，下至玄孙，玄孙之后另修新谱。用表记其世次，以牒注其行实，做到谱牒互见，成为宋以后私家谱牒的规范体例。这种体例简明清晰，方便实用，既方便编修，又方便查考；既不会中断，又不会烦琐；既可体现长幼有序、尊卑有伦等伦理秩序，又能体现详近略远的亲疏原则。一经问世，即被世人广泛效用，成为明清谱牒学的规范之作，且一直沿用至今，为史学繁荣、中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书法

　　欧阳修受书法大家蔡襄的影响，常于政事之余精研书法。他的字俊秀精劲，自成一家，闻名于当时，士大夫若得到他的墨迹，都珍藏起来，传为至宝。北宋谢薖赞赏欧阳修的墨翰“字体遒媚笔意刚”。南宋朱熹称其书法“欧公作字，如其为文，外若优游，中则刚劲”。他的书法理论也自成体系，有“字如其人”、“人品与书品一致”等观点。只可惜，由于时间久远，今天他的存世墨迹不多，有《上恩帖》《气候帖》《集古录跋尾四则合卷》《泷冈阡表》等四千余字。

　　奖掖贤才

　　一代宗师的欧阳修胸怀宽广，慧眼识才，一生以奖掖贤才、提携后进为己任。在宋六大家中，其余五家都经他的培养提携。还有当时的许多名卿贤士，只要有真才实学的人，欧阳修无不称誉推举，连“仇家”的儿子吕公著、素不相识的陈烈、“浪子”青年吴孝宗等，他都尽全力褒奖推举，故人们称他为北宋历史上荐贤士第一人。

　　欧公奖掖提携苏氏三父子的故事，最具传奇色彩，成为千百年来的文坛佳话，被后人津津乐道。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三月，眉山布衣苏洵带着两个儿子进京科考，之前他先拜访益州（今四川成都）知州张方平，请求荐引。张方平对苏洵说：“当今文坛只有欧阳修名望最高，如果我写信向他推荐，可能会适得其反。”原来庆历年间，欧阳修与张方平同在朝廷为官，但两人政见不一，张方平对欧阳修贬知滁州起了一定的作用。也许是深知欧公为人宽宏大量，也许是经不住苏洵的再三请求，张方平还是给欧阳修写了推荐信。

　　果然，欧阳修对曾经的“政敌”推荐的人才并未冷落。当他读到苏氏父子的文章时，被其“纵横驰骋”的磅礴气势所震撼，不由得发出感慨：“文章就应该遵循这样的方向发展啊！”又对登门造访的苏洵说：“我这一辈子见过的文士很多，其中最喜欢的就是尹洙和石介，但是，读他们的文章总觉得有所欠缺，不够完美，今天读你的文章，真是太好了。”对苏洵的评价如此之高，并当即上书，连同苏洵的文章一起呈奏仁宗，请求朝廷破格录用。他在《荐布衣苏洵状》中强调苏洵有才华、有见识，文章切于实际，且人品高尚，“安贫守道、不营仕进”。他还向韩琦荐举苏洵，致信宰相富弼抽空接见苏洵。由于欧阳修的再三荐举，苏洵文章名倾京城，声震天下。嘉祐五年（1060）八月苏洵被任命为试秘书省校书郎，从一介布衣到被写进了《三字经》：“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

　　而苏轼遇欧阳修恰似两个天才的相遇，更似一种历史的必然。两个文化巨人，同时出现在北宋，真是北宋王朝的幸事。由此，后人对这一段历史文化情有独钟，也更多了一份由衷的敬仰。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五十一岁的欧阳修担任礼部负责科考的主考官。梅尧臣在众多的试卷中发现一份出类拔萃的试卷，赶紧拿给欧阳修看。欧阳修也认为这是一篇极为难得的优秀论文，赞赏之余，发现文中列举的一个例子不明出处。就问梅尧臣，梅说：这个事例言之凿凿，应该不会有错。欧阳修想，也许是自己一时想不起来，虽然事例的虚实让人有点怀疑，但文章写得很好，绝对够得上第一名。欧公想，写得这样好的文章，该不会是自己的学生兼同乡曾巩吧？如果录为第一名，事例核实起来不真实，那岂不是有徇私舞弊之嫌？所以将文章定为第二名。发榜后才发现是苏轼。欧阳修对梅说：文中举的例子一定是有出处的，只恨我记不起来。后来苏轼到欧家答谢座师，欧公问起那个事例的出处，苏轼说：出自《三国志》孔融的事迹中。欧阳修翻看《三国志》，说：并没有啊。苏轼说：没有啊？没有就对了，那个事例是我想当然推理编造出来的。欧公面对这样的学生，是怎样的态度呢？在杨万里《诚斋诗话》中说：“欧退而大惊曰：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后来在给梅尧臣的信中，欧阳修写了自己读到苏轼文章的感受：“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对人说起苏轼时，他甚至说：“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试想，当时已是文坛泰斗、朝廷重臣的欧阳修，对年轻的苏轼如此称赞和抬举，是欧阳修看到了希望所在，也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后人评论欧苏的诗文：“欧文如潮，苏文如海”，可见欧文和苏文声气是相通的。

　　嘉祐五年（1060）二月，苏轼和苏辙兄弟结束母丧，随苏洵回京，两兄弟已被任命为地方官。欧阳修奉劝兄弟两人不要前往上任，推荐他俩参加制科考试。这是由皇帝亲自主持，针对才识学优的士人举行的特殊考试。两人不负众望，双双中选制科，在社会上再次引起轰动。

　　欧阳修65岁那年，苏轼和苏辙同去颍州谒见恩师，师生三人同游西湖，饮酒赋诗，调侃戏谑，度过了一段难得的美好时光，写下了许多感人的诗歌，留下了许多超越师生情更似亲情的趣事。但闲聊也离不开严肃的话题，当时苏轼由于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上书批评王安石的新法而遭受排斥。欧阳修十分赞赏苏轼的处事态度，他说：“我平日讲的文学，一定要与道义相结合，只会写文章而没有高尚品格、见利忘义的人，不是我的学生。”苏轼闻言再拜：“学生一定铭记先生‘我所谓文，必与道俱’的教诲。”在以后的岁月里，苏轼用自己的整个人生践行了诺言，接过欧阳修树立的宋代古文运动的大旗高高举起并发扬光大。

　　而欧阳修与曾巩的感情更胜亲情。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22岁的曾巩拜谒欧阳修。欧阳修读了曾的文章后叹为观止：“上我家拜访的成百上千，我最赏识的就是曾巩。”遗憾的是，曾在第二年的科考中落榜，欧阳修写信为他送行，鼓励、褒奖、为其鸣不平，但更多的是温厚的关怀和宽慰，如一位“偏心”的兄长，对曾巩的人品和才情再次称赞。曾巩在给欧公的回信中说：我虽然落第了，但我很幸运，能够得到您的赏识，我很知足。有您这位当代大儒的奖掖提携，世人都会反复掂量我的分量，这对我实在太重要了，我心存一万倍的感激，我知道自己无德无才，当不起您对我这样的夸奖，唯有刻苦用功，方能不辜负您对我的期望。

　　曾巩18岁时，父亲被罢官回家，一直到他39岁考中进士，21年间，曾巩一直住在江西南丰乡下，一边读书一边担当起养家糊口的重任，上有老祖母、父母和四个弟弟九个妹妹，曾巩为生计而奔波。而在1057年至1067年十年间，曾家包括妹夫、堂弟在内，先后有十人考中进士。这幕后的功臣就是曾巩。这也正是欧阳修器重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曾巩专门到滁州拜访欧阳修，请教古文。欧阳修非常欣赏曾巩的才华，邀请这位比自己小一轮的老乡写一篇《醒心亭记》。曾巩深情地写到自己能与欧公同游醒心亭是莫大的荣幸，而能够受他的嘱托写文章，更是感到无比骄傲！欧阳修用这样的方式提携曾巩，使曾巩虽然身在乡野，却名闻天下。曾巩窝居南丰二十多年，一面准备考试，一面收徒讲学，宛若一代大儒。

　　曾巩之所以能够在几十年如一日、屡战屡败中始终不坠青云之志，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另外的精神世界，欧阳修对他昂扬的精神、高尚的理想，始终给予鼓励、力量。

　　欧阳修与王安石，则是一对亦师亦友、距离最远又似最近、惺惺相惜的北宋政坛、文坛的风云人物。后来两人虽然政见不同，却保持终生友谊，留给后人太多值得学习的东西。

　　王安石比曾巩小三岁，两人在赴京赶考的客栈邂逅，一见如故，且成为莫逆之交。曾巩两次致书向欧阳修荐引，不巧的是，欧阳修一次出使河北，一次被贬，两次均无缘向朝廷荐举。第三次在滁州拜访欧阳修时，曾巩当面推介，欧阳修对王安石的文章击节称赏，刚好他正将历年登门后学的投卷献文择优辑录成册，题名为《文林》，遂将王安石的诸多篇章选入书中，算是对王安石文章的认可。同时他也指出王安石文章存在的一些问题，托曾巩委婉转达自己的意见。欧阳修还发出邀请，约王安石来滁州见面。只是王安石刚刚调任浙江宁波知县，没能前往。

　　至和元年四月，欧阳修丁母忧期满回朝。这时王安石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任满，朝廷召试馆职，受集贤校理，王安石力辞不就，请求差遣外任。他在给欧阳修的信中解释，自己家庭负担太重，京师难以养家。九月，朝廷又授，王安石仍然推辞。欧阳修当面开导劝说，才勉强就职。两年后欧阳修写《赠王介甫》诗：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试拂弦。

　　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把酒盍留连。

　　诗中欧阳修盛赞王安石的诗文成就，将文坛复古、诗文革新的希望寄托在后起之秀王安石身上，更希望王安石能够继自己领导北宋诗文革新健康发展，最后表达钦慕之情，希望杯酒联欢。王安石接到赠诗后，回诗给欧阳修对自己的推崇奖掖表示由衷感激，诗中也透露出王安石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壮志。之后，两人书信来往频繁，尽管晚年政见略有不同，却保持终生友好。在欧阳修的心目中，王安石“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论议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所谓无施不可者”。他多次举荐王安石担任重要职位。熙宁四年（1071）王安石任宰相，欧阳修发去贺信，虽然他对王的变法运动中的一些做法不满，但对王安石政治地位的提升由衷感到高兴。欧阳修逝世后，王安石的祭文写得最好，不仅文采斑斓，格调高亢，而且感情最深，写出了一种壮美的悲剧氛围，充分表达了祭者对逝者平生贴心知己、死后临风想望的无限深情。

　　吕公著是欧阳修贬逐流放的政敌吕夷简的儿子，欧阳修在颍州任知州时，吕公著在颍州任通判。欧阳修发现他是一个贤才，就积极向朝廷推荐，说他：“人很平和，也不会贪婪，虽然出身于富贵之家，但却很淡泊名利；而且见识也很广，文章又写得好，却很谦虚。有古君子风度，用在朝廷，可以抑制浮躁的流俗，放在左右，肯定能成名臣，实在是当今的难得之士，是担任谏官的合适人才。”后来吕公著做了谏官，又做了宰相，没有辜负欧阳修的期望。

　　欧阳修那种摒弃前嫌、秉公荐贤的事例还很多，千百年后的人们常常为他这种宽广的胸怀和荐贤爱才精神而深深感动。朱弁《曲洧旧闻》说他礼贤下士近世无比。在任翰林学士时，经常随身带有几十张门状，只要听到贤士大夫称道的人物，一定要问清住所，书填门状，前去拜访。苏轼在《钱塘勤上人诗集叙》中说：“太子少师欧阳公，好士为天下第一。士有一言中于道，不远千里而求之，甚于士之求公，以故尽致天下豪俊。”欧阳发在《先公事迹》中说：“凡后进之士，公尝所称者，遂为名人，时人皆以得公一言为重。而公推扬诱进不倦，至于有一长者，识与不识，皆随其所长而称之。”譬如孙觉（孙莘老）和陈烈，就是他素不相识而受到他保护和提携的人。孙觉在任合肥主簿时，得罪了郡守，郡守收集他的材料准备问他的罪。当时在太学的胡瑗听到这件事，就把这个情况告诉欧阳修，欧阳修虽然不认识孙觉，但觉得郡守是有意报复，当即给其佐僚写了一封信，让他保全孙觉，于是孙觉获得幸免。福州的陈烈，有才德而隐居不仕，与欧阳修也素不相识，欧阳修闻其名，知其行义，就多次上书朝廷推荐他，后来任命他为国子监直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