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目先贤

第一节

　　天文学家曾民瞻

　　890多年前一个寒冬的夜晚，一场大雪刚刚停止，天空繁星又在闪烁，江西永丰山村里有一位少年，正为积雪封堵而无法观察天象焦急不安。突然间，他搬来一把梯子靠在墙上，然后一步一步爬上梯子，伸手掀开几块屋面瓦片探出头去观望天空星星的运行情况，一看就是几个时辰，凛冽的寒风把他的耳朵都冻麻木了，但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只是一心望着天空，两眼放出喜悦的光芒。这个少年，就是后来成为北宋天文学家的曾民瞻。

　　曾民瞻，字南仲，江西永丰睦陂（今永丰县坑田乡）人，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祖父曾朝阳，北宋庆历二年（1042）进士，叔祖父曾匪，庆历六年（1046）进士，当时号称“二曾”。堂兄曾元忠，北宋大观三年（1109）进士，爱好天文、历法，撰有《天文图》《春秋历法》和《古今年表》等著作。曾民瞻自幼聪明好学，受堂兄的影响，对天文产生浓厚的兴趣，阅读了大量的天文著作，还经常根据史书记载仿制一些天文仪器。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他发现有些天文书中的记载不很正确，计时仪器常常出现误差，于是他决心加以改进。

　　北宋宣和三年（1121），曾民瞻考中进士，被朝廷任命为南昌县尉，管理南昌的治安工作。上任不久，他就发现当时南昌府衙里计时的晷漏不准确，于是主动向上级要求，让他用自己研究的成果加以改进。在曾民瞻和一些工匠们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制成了一个更为精密的计时器——铜漏水壶。据记载，铜漏水壶的构造：先用铜铸一个铜壶，壶中放一个长方形木牌，叫作“箭”。在箭上刻有子丑寅卯等十二时辰名称，每一时辰又分成许多“刻”和“点”等计时单位。在箭的两边安装两个小木偶，左边的木偶手执木槌负责敲打木板，右边的木偶手拿木槌负责敲打小铜钟。在铜壶的后上方依次放置四个铜盆，盆的下部都装有铜质小龙头，以供漏水之用。使用时，先在铜盆里装满水，水通过龙嘴慢慢流入铜壶里，随着铜壶里的水位上升，木质的“箭”就渐渐浮上来，根据箭上刻的时辰名称，当时是某时某刻。每经过一刻时间，左边的木偶就打一下木板，右边的木偶就敲一下铜钟。到了晚上，每经过一点，左边的木偶又打一下木板，每经过一更，右边的木偶也敲一下铜钟，就和现在的时钟报时一样，其实它算是现代钟表的嫡系祖先。

　　后来，曾民瞻又在铜漏壶上增添了两个附件：一是用木板制成的圆盘，上面刻有一圈时辰名称，中心立一小柱，晴天时可以根据太阳影子移动的位置来判断时间，和铜漏壶互相印证，使之更为准确。另一件是木制的天球，上面刻满星象，利用水力的推动带动齿轮，使天球不停地旋转，当漏壶上的木箭指到某个时辰，天球上星象行到某一位置，正好和天上行星的实际位置一样。这件仪器制作精密，运行准确，并很快得到推广。曾民瞻还将他研究的心得和工匠们的经验总结起来，写成《晷漏》一书，印行于世，被誉为“得古人所未至”的科学著作。

　　为了制造新晷漏，曾民瞻根据当地的经纬，观察天空的星象，测量四季的日影，注意朔望的月形，研究天体变化的规律，精确计算贮水器皿的容积，漏水孔通的大小。在掌握了时空的准确数据后，又用铜、铁、木材等材料，制成铜壶、铜盆、铜斛、铜虬、铜钲和木箭、木偶等部件，配上机关，涂上釉彩，组装成一台新的晷漏。这种晷漏不但计时准确、外形美观，而且还可视听信号，应用方便。就当时来说，科技和工艺水平大大超过了前人，达到了领先世界的新高度。

　　晷漏已失传，但曾民瞻创新的晷漏制造方法，在《南宋书》、《永丰县志》和《吉安府志》中均有记载：“范金为壶，刻木为箭，后置两盆两斛，壶之水资于盆，盆之水资于斛；其于注水，则为铜虬张口吐之；箭之高为二木偶：左者昼司刻，夜司点，其前设铁板，每一刻一点则击板以告；右者昼司晨，夜司更，其前设铜钲，每一晨一更则鸣钲以告。又为二木图：其一用木荐之，以测晷景；其一用水转之，以法天象。”

　　晷漏虽不是曾民瞻的发明，但他对计时仪器的改进，使它更为精密，对天文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抗元英雄罗开礼

　　文天祥的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成了千古绝唱，而永丰抗元英雄罗开礼也以一首绝句“此身断不望生还，留得芳名在世间；大地尽为胡血染，好藏吾骨首阳山”流传至今！

　　罗开礼（1198—1277），字正甫，号水心，瑶田镇水心村人。

　　据传罗开礼长得面清目秀且博学多才，曾任袁州儒学教授和武冈军教授、永丰知县兼招抚使。晚年响应文天祥号召，起兵抗元，以身殉国。

　　罗开礼青壮年时期，朝廷腐败，奸权当道，由此，他无意做官。1255年，社会动乱，他便在水心村东2里许，挖池筑岛，建房岛上，聊以闲居，并取号“水心”。后人将这个遗址叫“河围寺”。

　　咸淳七年（1271），罗开礼中进士，被任为袁州儒学教授，但他未去上任。接着，改授武冈军教授。

　　咸淳年间，蒙古军正步步向南宋进逼，半壁江山烽火连天，南宋王朝危在旦夕。江西吉安人士文天祥因主战而被罢黜，隐居庐陵文山，但却无时不牵挂着国家安危。咸淳八年秋，文天祥为了激励各地豪杰共赴国难，来到永丰境内，在水心村河围寺与罗开礼相会，罗开礼设宴款待。宴席上，罗开礼与文天祥相见如故，肝胆相照，谈论国事，停杯流泪。

　　在文天祥的感召下，各地纷纷组织力量抗击元军，收复河山。景炎元年（1276），文天祥任右丞相，在南剑州组织抗元武装，并号召天下义士起兵勤王。罗开礼积极响应，捐出全部家财募养义兵，在河围寺疏池筑城，以利固守，并在河围寺前石子坪练兵，后亲领义兵，收复永丰县城，随即任永丰知县兼招抚使。

　　景炎二年七月，文天祥派遣邹沨率领吉州、赣州各县数万义军来到永丰，与罗开礼一齐镇守境内，训练部队，养精蓄锐。后奉旨出师攻剿吉赣，在吉州、赣州、南安、南雄等地大败元军。这时，临川、洪州起兵响应，宁都、于都指日可取，义军军威大振。

　　八月，元朝调元帅李恒率领骑兵5万直插兴国，另一支元军攻打永丰，文天祥兵败空坑；邹沨、罗开礼率部奋战，也败。罗开礼隐在岩洞中被李恒俘虏，解到吉州，关进监狱。

　　罗开礼在狱中坚贞不屈，严词拒降，大骂元军：“我为大宋义士，虽锅汤刀锯，亦何惧焉！”并在监狱过壁上题词：“此身断不望生还，留得芳名在世间；大地尽为胡血染，好藏吾骨首阳山。”绝食8天，卒于狱中，终年80岁。

　　文天祥闻罗开礼死，悲痛欲绝，作《祭招抚使罗水心先生文》，哭祭曰：“江西义士勤王者众，未有如公之劲气诋胡奋起死节，捐躯就义。若风霆日星，忠烈伟哉！”

　　一身正气的刘鹗

　　元代刘鹗为官不畏权贵，在京城大家都称赞他“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刘鹗（1290—1364），字楚奇，江西永丰人，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出生在永丰县坑田镇。

　　刘鹗从小天资聪颖，敏悟过人，立志学业，发奋读书。十几岁就四处拜师求学，开始学习声律，准备应试举子，但因多次应试未中（元代科举不兴，许多文士只能通过游历元大都谋求官位。元大都，在士子眼中俨然天堂之门）。从此，刘鹗放弃科举，开始自学。20岁时，北走燕赵，南游湖湘，广览名山大川，采访风俗民情，大开视野，增长见识，志存高远，信心百倍。此时，他收到95岁高龄祖父的来信，信中说：“不知孙去身何地，深虑舟航浪拍天。”这朴实的话语，既饱含着祖父深深的思念，也蕴藉着长辈无穷的牵挂。刘鹗想到年事已高的祖父、父亲的确需要人照料时，泪如泉涌，立即停止游历学习，赶紧回家侍奉亲人。

　　游历期间，刘鹗的文学才华和办事能力都得到大家的认同，他也结识了不少文人官宦。皇庆元年（1312），得到翰林学士曾德裕、名臣文学家程钜夫等人的推荐，初任扬州儒学录。泰定二年（1325），被征召掌教河南、东坡、安阳三书院。泰定四年（1327）任期满，回到老家。在居室的西面修建三间房屋，作为退息修养之所，内置经史百家各类书籍数以万计，又题匾额为“浮云道院”；并开辟占地五亩的后花园，栽种桑柘茶橘及各类名贵花木成百上千。天历二年（1329），升任泰州儒学教授。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提拔为将士郎、京畿漕运司照磨。

　　京畿漕运司照磨虽为从八品的官，却是一个很实惠的位置，每年京畿漕运司的收支高达300万银两。此前的很多任官员都在这个位置上摔了跟头。刘鹗一上任，整肃纲纪，建章立制，从源头和制度上杜绝贪污腐败现象发生。他铁面无私，身先垂范，严格要求下属：不得贪赃枉法，胡作非为，若有发现，严惩不贷。有一天，中书丞相桑哥的一位亲戚找到刘鹗，要求办京都到天津卫的水上运输线。大礼包中夹放了十根金条，刘鹗见状大怒。俗话说：官不打送礼者。可刘鹗偏偏将这个送礼人打得狼狈不堪地逃了出去。当时，元朝统治者日益腐败，整个封建集团贪污受贿成风，上自贵族显官阿合马、桑哥到铁木迭儿、伯颜等，下至一般官吏。伸手要钱，名目繁多，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撇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拘追曰“打发钱”，诉讼曰“公事钱”，如此等等，五花八门。然而，在金钱浊流大肆泛滥时，刘鹗不被浊流裹挟，不为私利所动，洁身自爱，难能可贵。更可贵的是他不畏权贵，肃贪反贪。就在拒礼后不久，桑哥的亲戚见刘鹗软的不吃，就来硬的，拿着桑哥的手令，强行霸占水运线。刘鹗得知后，亲自带领部下，冒着生命危险夺回了水运线，并将桑哥的亲戚绳之以法。事后，有人问刘鹗：“你不怕桑哥报复吗？”刘鹗严肃地说：“俗话说得好，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刘鹗不贪不占又怕谁呢？”不久，有人告发桑哥贪赃枉法，抄家时抄出大量金银珠宝等贵重物品，桑哥落得遗臭万年的下场，而刘鹗不贪不占的高贵品质很快传遍整个京城，大家称赞他“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至正元年（1341），刘鹗改任从仕郎、湖广儒学提举。他上任后，就发现整个湖广的儒学处于半瘫痪状态，学堂的田租谷子总收不上来。一查原来学堂的田地大都被当地有权有势者侵吞，有的霸占达30年之久。前几任提举都怕触犯地头蛇的利益，对自己的乌纱帽有威胁，不敢向上举报。刘鹗得知原委后，一方面亲自到各书院了解情况，摸清底细；一方面积极向行省汇报，要求行省高级官员出面调处，追缴田租惩治贪官污吏。最终经过刘鹗多方努力，把整个湖广学堂所有的田租全部收归儒学所有，使湖广儒学得以正常运转。任职期未满，刘鹗又调升秘书监郎，常与虞集、揭傒斯、欧阳元、许有壬等同僚结为文友，往来唱和。至正年间，官至广东副使的刘鹗，在与朋友们的一次聚会宴席上写下一首《快阁》诗：

　　一登快阁情何极，太史骑鲸已上天。

　　烟树溟蒙秋可画，江山空阔客如仙。

　　半生不识东南路，浪迹深惭下上船。

　　四海故人今聚会，忽惊歌舞落尊前。

　　刘鹗咏吟泰和快阁，缅怀先贤黄庭坚，感慨自身浪迹四海的游宦生涯。

　　至正四年（1344），刘鹗转承事郎、海门县尹。至正六年（1346），迁承直郎南雄路经略，政绩卓著。至正十年（1350），升翰林修撰、奉训大夫，任内回乡奔丧而辞官，改浮云道院为浮云书院，闭门不出，读书著述。至正十二年（1352），红巾军兴起，北方、南方的许多州郡很快被起义军占领；六月，朝廷遴选守令，刘鹗超试授江州路总管。至正十六年（1356）改授奉议大夫瑞州路总管。至正十七年（1357）九月，授中顺大夫，升广东肃政廉访副使。至正十九年（1359）二月，刘鹗奉命镇守韶州（今韶关）。至正二十年（1360）九月，升中宪大夫、广东阃帅。至正二十二年（1362），拜嘉议大夫、江西行中书省参政。至正二十四年（1364）九月，韶州少数民族起义，刘鹗在韶关分兵抵抗。此时江西方面数万起义军乘隙突至，强攻韶关城。刘鹗与幼子运御战月余，其子毙命，刘鹗被俘，押解到赣州，囚禁在慈云寺，刘鹗六天不食而死。

　　刘鹗以儒术扬名中外，揭傒斯评论他说：“其学以六经为主，其文以义理为本，其诗近陶阮之间。”吴澄评论他的诗说：“五言七言古体，五言七言近体，五言七言绝句，凡六体，无一体不中诗人法度，无一字不合诗家声响。”刘鹗著有《唯实集》8卷，外集2卷，载入《四库全书》行于世。

　　兵部尚书聂豹

　　有功传千年！至今人们说到永丰的先贤名臣，都会说宋有欧阳修，明有聂尚书（聂豹）。果真名不虚传，在21世纪初出版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聂豹不仅作为明朝的知名兵部尚书闻名于世，还作为中国古代的廉吏、思想家和理学家载入丛书。

　　聂豹（1487—1563），字文蔚，号双江，明永丰双溪（今佐龙乡聂家村）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历官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松江县）知县、福建巡抚、苏州知府、山西平阳知府、陕西按察副使、兵部侍郎、兵部尚书等。隆庆元年（1567）诏赠少保，谥曰贞襄。在他38年的政治生涯中，清正廉洁，不畏权贵，政绩显赫，又以丰富的阅历和对民间疾苦的了解，促进他对教育的重视和对理学的研究传播。

　　聂豹出生在贫穷的农村，深知百姓的疾苦，在华亭任知县时，他以身作则，立法行政，禁止官吏侵占公产，严禁豪强盘剥百姓、拖欠赋税，对那些顶风作案、对抗法律的，一律从重从严惩治。不到一年时间，查出吏胥私吞应蠲免的税银18000余两、大米5600万石，并把这批财物用来抵民间积欠，上上下下人心大快，境内一派清平景象。同时，他重视农业，兴修水利，疏浚塘港三万余丈，修复废塘12000余丈，使百姓不为缺水所苦，逃亡来归的农户达3223户，政声远扬。他在任监察御史时，多次上疏，既指斥司礼太监张佐违诏收补内监工匠，又弹劾兵部尚书金献民、侍郎郑岳接受边将贿赂。金、郑终被罢去。还检举礼部尚书席某为其弟请留翰林院。对这些达官显贵敢于抨击，声振一时。

　　嘉靖年间，山西北部屡被俺答（北方少数民族）侵犯，百姓不得安宁。嘉靖二十年（1541），聂豹任平阳知府，号召富户捐款，准许在押疑犯出银赎身，一时筹得饷银21000余两，用以加固郭家沟、冷泉、灵石等隘口。又募乡勇6000人，加紧训练，严密守防。不久，俺答来犯郭家沟，守军开关迎敌，斩除两个前来试探的，为首的咋舌失计，率众逃跑，从而有力地抵御了外族的入侵，使边关得到安宁。明世宗听到此事，非常震惊地问：“平阳守为何这样能干？”

　　嘉靖二十二年（1543），聂豹升迁陕西按察副使，有人诬陷他在守平阳时贪污。当时的宰相陈言，不调查了解，偏听偏信，将聂豹逮捕入狱。被捕时，聂豹从容地出见差使，换上囚服慷慨就道。屋内大声悲哭，他像没有听到，门人父老相送，无不潸然泪下，他却神色不动，只是拱手作别。友人送至江边，他如同平日，与他们探讨学问，人们大为敬服。不久，陈言也因案入狱，聂豹在狱中见到他时，不仅毫无怨言，还心平气和地同他研究理学，在狱中写完了《困辨录》《幽居答述》等著作。陈言后来愧疚地对人说：“我愧见聂双江。”这足见聂豹心胸有何等大度。次年，冤案终于大白，却仍落职回到永丰。

　　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侵犯京城，世宗颇想得到良才。吏部尚书徐阶推荐聂豹，言其才可大用。世宗准奏，立即拜封聂豹为右佥都御史，巡抚顺天。未到职，途中被提拔为兵部右侍郎。任职不久，转兵部左侍郎。当时威宁侯仇鸾恃宠骄横，谋划撤除宣（府）、大（同）守兵，防卫京城，意在削弱宣、大，以接纳敌人。聂豹上疏，条陈“四虑”，认为应该“固守宣大，宣大安则京师安”。仇鸾痛恨他，伺机陷害，但没有成功。

　　嘉靖三十一年（1552），聂豹升任兵部尚书。奏请修边城，建关隘，慎选将士，预备当粮，分屯重兵，控制要害。尤能严禁请托，遵循法规，一时声望赫然，为明朝的国防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累进太子太保。

　　嘉靖三十四年（1555），聂豹因反对赵文华请视师祭海神和朱隆禧差田赋开市舶，违反了皇帝旨意，受到降俸二级处分。随后，疏请退休南归。

　　聂豹素喜崇尚节义，颂扬先辈。明代，欧阳修家乡祖茔已无子孙祀守，聂豹巡按江南期间，见安徽颍州有欧公裔孙，而家乡独缺，便请得欧阳修第三子欧阳棐的第十六世孙欧阳云，奉欧阳修遗像驰归永丰沙溪；并与知县谋划，由县人捐资，为之买田娶妻，更立欧阳修专祠，世代守墓奉祀。

　　聂豹所到之处，异常重视兴学，培养人才。在华亭任内，尽收地方精英于门下，后来成为宰相的徐阶，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任职福建时，聂豹建立养正书院，荟萃八闽秀士加以培育。守苏州期间，“首兴学校，日萃名士于学道书院，相与切磋”。南归在家，常赴青原等书院讲学。曾与邹守益、钱德洪讲学于本县城西崇元观。县人宋仪望追随聂豹近三十年，成为聂豹的高足弟子。

　　聂豹推崇王守仁的“致良知”学说，屡有书信来往，相与辩难，自称弟子。常与邹守益、欧阳德、罗洪先、钱德洪、王畿等辨究阳明学说。其议论互有发明，亦颇有异同。聂豹认为“良知”不是现成的，要通过“动静无心，内外两忘”的涵养功夫才能达到，倾向宋儒的“主静”说。他致书欧阳德说：“良知本寂，感于物而后有知，知其发也。不可遂以知发为良知，而忘其发之所自也。故学问之功，自其主乎内之寂然者求之，使之寂而常定也，则感无不通，外无不该，动无不制，而天下之能事毕矣。先师云：‘良知是未发之中寂然大公之本体，使自然感而遂通，便自能物来顺应。’此岂非录中要语哉！”

　　聂豹身长玉立，神思静远、超特不群，有飘然物外之气。聂豹著有《致知议略》、《良知辨》、《幽居答述》、《困辨录》、《大学臆说》与《双江文集》等行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