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目先贤

第三节

　　放弃科举创建聚和堂

　　何心隐出生于富贵人家，自幼聪颖好学。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参加郡试，获第一名，被誉为“天下奇才”。如果要走科举之路，寻求高官厚禄，对他来说并非难事。但他对奸臣当道、民不聊生的黑暗政治极为不满，当他“及闻王心斋先生良知之学，竟芥视子衿，乃慨然曰：‘道在兹矣！’”于是决然放弃科举，选择了“以道济天下”，改革社会，造福黎民的道路。

　　王艮是王阳明的弟子，泰州学派的创始人。泰州学派是王学的几个学派之一。王艮痛恨社会黑暗，同情百姓疾苦，站在平民的立场提出“圣人以道济天下”的口号，并以此为己任，终生矢志不渝。王艮认为：“社稷民人固莫非学。但以政为学最难。吾人莫若且做学而后入政”（《王心斋全集》卷二）。王艮“学而后入政”的教育思想，对何心隐影响很大，所以何心隐一直向往要建设一个“老者相与以安，朋友相与以信，少者相与以怀”的人人平等、“相亲相爱”的理想社会。他认为，要实现这一目的，一定要从抓教育入手，培养一批学后能入政的人才。根据王艮“即事是学，即事是道”的思想，何心隐认为“圣人以济天下之道”，关键不只是弘道，而是行道。他从嘉靖三十二年（1553）正月开始回家乡建聚和堂，进行改革社会实践活动。他在家乡宗族间实施其理想教育与自治计划，创立了一个共同的纳税组织，创办了一所家族学校，进行培养建设理想社会人才的试验，持续六年之久，取得了喜人成绩。《明儒学案·泰州学案序》说他：“谓《大学》先齐学，乃构萃和堂（聚和堂）以合族，身理一族之政，冠婚丧祭赋役一切通其有无。”江西《省志本传》、永丰《县志本传》均说他“捐千金，创义田，储公察，以待冠婚丧祭鳏寡孤独之用”。邹元标在《梁夫山传》中更详细地记载说：“爱诸族众，捐资千金，建学堂于聚和堂之傍，设率教、率养、辅教、辅养之人，延师礼贤，族之文学以兴。计亩收租，会计度友，以输国赋。凡冠婚丧祭，以适孤独鳏寡失所者，悉裁之义。”办学过程中，他不断总结经验，写下了比较集中地反映他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的《辞唐可大馈》、《聚和率教谕族俚语》、《聚和率养谕族俚语》、《聚和老老文》等著作。

　　何心隐在《辞唐可大馈》中，提出了建设“安老怀少”的理想社会构想。他认为，要建设这样的理想社会，首先必须培养出理想的人物，而理想人物只有通过学校教育才能造就。但是，当时以“私馆”为基本形式的乡学，根本不能承担起培养理想人才的任务。为了培养理想社会的建设者，必须创办一种崭新的学校。在《聚和率教谕族俚语》中，何心隐指出：“本族乡学之教，虽世有之，但各聚于私馆，栋宇卑隘，五六相聚则寥寥，数十相聚则扰扰，为师者不得舒畅精神以施教，为徒者不得舒畅精神以乐学。故今总聚于祠者，正欲师徒之舒畅也。况聚于上族私馆，则子弟唯知有上族之亲，聚于中族私馆，则子弟唯知有中族之亲，聚于下族私馆，则子弟唯知有下族之亲。私馆之聚，私念之所由起，故总于祠者，正以除子弟之私念也。”他揭示了旧乡学的两个基本缺陷：一是聚在私馆，房屋狭小，人数少了，使人感到空虚寂寞；人数多了，互相干扰。这样的环境，使教师不能精神舒畅地施教，学生不能精神舒畅地从学。这样，当然不可能培养出理想社会的建设者。二是聚于私馆，使学生的眼光局限在房族的狭小范围内，必然产生种种私心杂念，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建设理想社会的。相反，如果把本族子弟总聚于祠中施教，不仅能克服私馆房子狭小带来的种种弊端，使师生们能以畅舒的心情从事教和学，而且还能使学生在集体生活中，通过父兄的言传身教，树立家族集体观念，养成子弟间相亲相爱、礼让文勖的品德。何心隐又说：总于祠“不惟可以除子弟之私念，凡为父兄者朝夕相顾，子弟亦因以相亲相爱。每月朔望，自率教以下十二人，同祠首相聚一坐，乐观子弟礼以相让，文以相勖，欢如翕如，而相亲相爱之念亦皆油然而兴矣。故总聚于祠者，又以兴长上之亲爱也。”他认为：这种教育，既克服了旧乡学的缺陷，又具有许多旧乡学所没有的优点，是培养理想人才所必需的外部条件，也是他倡办和坚持聚族祠总教的缘由。

　　何心隐在聚和堂管理上，在堂内设率教（校长）一人、率养（总务长）一人、辅教（教员）三人、辅养（总务）三人，下面又设维教（助教）、维养若干人，这些人分别掌管行政、教学、生活等问题。

　　何心隐建立了一套严格的教学管理制度，由率教、辅教、维教统一贯彻执行。其主要内容：一是建立严格的学籍管理制度，规定“或者父母偶感本身失调，审其轻重，处有常条。或者父母逢旬，本身初度，审其诞辰，处有常条。或者叔伯吉凶，外戚庆吊，审其亲疏，处有常条。子弟方婚聘者、婚娶者、婚毕者、工商者、僧道者，既聚于祠，不许遭往，审其缓急，处有常条。凡大小筵饮，公私杂会，不许擅赴，审其当否，处有常条”。二是建立严格的学业考核制度，规定学生入学“半年之后，试子弟有生意者，必有权宜之处，三年小成，又有通变之处，十年大成，则子弟不论贫富，其冠婚衣食，皆在祠内酌处”。学生入学半年，要小考一次，如成绩合格，可以权宜毕业，三年以后，要进行阶段性的考试，成绩合格者，可予毕业，十年以后，进行一次大考，成绩优良者，不管其家境贫富，其冠礼、婚配、衣食等，都由祠内酌情支付。他不仅主张严格地考核学生的学业，而且还把学习成绩的优劣与物质利益联系起来，作为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一种手段。这种做法，不仅在当时是新颖的，现代教育也值得借鉴。三是建立学校与家庭配合的思想教育制度，要求学生家长配合学校教育，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弟，切忌用各种形式干扰学校的思想教育。何心隐指出：“为父兄者，勿怀浅近之虑，卑小之忧，以误子弟所学。勿听无稽之言、无根之谋，以乱师长之教。勿容闲人，私令小者阴报家事杂词。勿徇妇人，私令婢者潜送果品玩好。勿纵以子弟盛饰，勿快以子弟厚味。凡一语一默、一饮一食，皆欲父兄搏节之。”要求学生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不追求“盛饰”、“厚味”等等。要做到这些，就必须有家长的密切配合，如不派人送去好吃好玩的物品，不把家事杂词、无糟之言通报学生等等。家长要在一言一行上严格要求自己的子弟，不使放荡。为了做到这些，家长自己必须有远大的眼光，不受浅近之虑、卑小之忧的干扰。何心隐规定的这套严格的教学管理制度，对于聚和堂的存在和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套制度至今还有批判继承的意义。

　　生活管理上，何心隐主张实行“总送馔”、“总宿祠”。他说：“教既总矣，然又各归各馔，则暑雨初寒，子弟苦于驱驰，父兄心亦不安。故不分远近贫富，必欲总送馔，所以省驱驰，以安父兄之心也。馔既送矣，然又各归各宿，则晨出夜入，子弟袭以游荡，师长教亦不专，故不分远近长幼，必欲总宿祠者，所以防游荡，以专师长之教也。”在聚族总教后，如果让学生回到各家各户去吃饭，学生要东奔西跑很是劳苦，遇到酷暑严寒、刮风下雨，更是艰苦，父兄因此亦不能安心。实行总送馔后，如果让学生分散居住在各家各户，每天晨出夜归，学生必然要在途中嬉游放荡，教师亦因接触和了解学生不够而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因此，不管学生年龄大小、住处远近，一律总宿于族祠，使他们不能嬉游放荡。这样，家长就安心，教师也能专心地施教。对于贫苦人家，因人单力薄对送馔有困难的，要以孟母寡妇不怕三迁之劳与费，以教育儿子的事例开导他们，让他们“勿怀浅近之虑，卑小之忧”，把眼光放得远一些，克服眼前的困难，乐意为孩子送馔。富裕人家溺子弟，舍不得子弟总宿于祠。对此，要以孟母对孤儿孟轲不顾三迁之远近，只求儿子能受到良好教育的事例开导他们，使他们打消顾虑，乐意把子弟送到族祠去集体居住。这种“总送馔”、“总宿祠”的生活管理制度，对于保证教学任务的顺利完成，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财政来源上，何心隐以“捐资千金”创办了聚和堂。但要使聚和堂长期存在下去，并求得进一步的发展，必须广辟财源，解决经费问题。何心隐相信“有人自有财”、“财自得于人之得”，主张通过聚人来聚财。在《辞唐可大馈》中，他指出：“分人以财，不过谓之惠。惟为天下得人，乃可谓之仁。盖以人则财之本，而有人自有财。得人则财不必分，而财自得于人之得矣。”何心隐自己效法孔子，“以天下为家，而不有其家，以群贤为命，而不以田宅为命”（李贽：《何心隐论》）。为了开办学校培养“群贤”，何心隐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家财，并且要求他的师友也能这样做。为此，他组织了一种“聚人以聚财”的组织——“会”。当他把朋友、师弟用“会”这种形式组织起来时，就要求入“会”的人向“会”贡献自己的财物。就这样，他通过组织“会”而“得人”，又通过“得人”而“聚财”，以此解决聚和堂的经费来源问题。通过“会”聚集的钱财如何处理？何心隐在聚和堂中专设率养负责财务。

　　他在《辞唐可大馈》中说：“将见老者以得人而安，朋友以得人而信，少者以得人而怀，莫非以朋得朋，以友得友为得人。则共乎十数年所得之朋、所得之友虽老，而怀少之本自有所由起。以致后乎十数年所得之朋、所得之友或少，而安老之本自有所由继。相继相起于朋友之得以得人，若可大可得为我朋为我友，共学以安老怀少，则自有禄于学之共，而天下自归仁，而饱放仁，不必分财以惠人矣。何其仁耶！”可见，通过“会”聚积起来的财物，就用在“安老”、“怀少”、“朋友信”上。所谓“安老”，就是老有所养，所谓“怀少”，就是少有所教，保证年幼一代得到集体的关怀和教育，所谓“朋友信”，就是保证入“会”的人可以从“会”中得到生活上的给养。这里的“有禄于学之共”，就是使入“会”的老年人、幼年人和中年朋友，都从聚和堂所属的学堂中得到共同的生活给养。总之，“会”本身的活动经费、“会”众的生活给养、开办教育青少年的学校开支、安老怀少的社会福利事业所需要的经费，都从“会”聚积起来的财富中支付。

　　由于有了比较可靠的经济来源，聚和堂达到了“共学以安老怀少”的目的。还有就是用来交纳封建国家的钱粮。何心隐认为“养本于君之所赐”，因为我的田产、我的身躯，都是由于有君统于上才得以相守、相保的。因此，必须“不忘君之所赐”，“常怀报君之心”。报君行动，就是“征粮”。为了收缴一族的钱粮，何心隐在率养下设辅养，辅养下设维养，维养下设每月总管十二人。每人轮管一个月，其下又有二十四个催粮，每人催粮十五天，催粮下又设征粮七十二人，一人值征五天。通过这些人把钱粮收齐后，由率养“呈于官司，俾各由渐而化，同乐于尽分以报君上之赐也”。这样，由聚和堂代表全族统一向官府交纳赋税，可以节省各家单独缴纳钱粮的杂费与辛劳，这对本族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但由于它堵塞了贪官们借纳粮之机进行勒索敲诈的财路，必然得罪于官府及其走卒。

　　入学对象是本县梁姓大族的成员，但也不绝对地排斥外族子弟。《聚和率教谕族俚语》中指出：“外姓父兄子弟，幸以相礼，本姓决不敢以亲疏分厚薄也。”外姓子弟不仅可以入学，而且可与本姓子弟一样总宿于祠、聚于祠、食于祠，过集体生活，受集体教育，享受平等待遇，过平等生活。

　　由于聚和堂有一套严密的组织系统、严格的管理制度，加上有比较稳定的经济来源，所以当时办得非常出色。江西《省志本传》、永丰《县志本传》说聚和堂“数年间，一方几于三代遗风”。邹元标在《梁夫山传》中说聚和堂“彬彬然礼教信义之风，数年之间，几一方之三代矣”。这些溢美之词，难免有些夸大，但应肯定：聚和堂的试验确实是成功的、有意义的。

　　何心隐的聚和堂很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乌托邦》、《太阳城》中所描绘的社会蓝图，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构想。列宁说过：“政治上的乌托邦就是无论现在和将来都决不能实现的一种愿望，是不依靠社会力量，也不依靠阶级政治力量的成长和发展的一种愿望。”（《列宁全集》第十八卷）

　　以道抗势忤逆权贵

　　何心隐个性刚直，加之他奉行“良知”、“知行合一”说，不畏权势，敢于针砭时弊，本县县令和朝廷宰相严嵩、张居正等都曾对他罗织罪状，千方百计加害于他，他只好隐姓埋名，云游避难。

　　何心隐的聚和堂一直代表全族统一向官府交纳赋税，这样既可节省各家单独交纳钱粮的杂费和辛劳，还堵塞了贪官们借征粮之机勒索敲诈百姓的财路，贪官污吏们对他自然产生切骨之恨。嘉靖三十八年（1559）正当聚和堂“行之有成”（《明儒学案》卷三十二）的时候，永丰县令强迫人民缴纳“皇木银两”“赋役外之征”，遭到人民的猛烈反抗，役差被杀伤。由于何心隐是民众中的敢言者，又对县令“贻书诮之”，县令把罪名全加在他头上，以“侵欺皇木银两”、“拒捕杀人”的莫须有罪名捕何心隐入狱，判以绞罪。后虽经友人奋力相救而出狱，但六年的实验教育却到此结束。嘉靖四十年（1561），“粤寇”（当时对广东农民起义军的蔑称）将抵县城，县令及乡绅商议防守，主张拆毁近城内外民房，唯独何心隐从民生角度考虑，坚持认为这样不可，使得县令非常恼怒。何心隐又上书冯兵备，其中有“未遭贼寇之害，先被御寇之惨”的话，措辞切直，不怕开罪权势，终遭削名加罪，甚至要被置于死地。当时宪副冯养白、巡抚何吉阳心知何心隐受到诬陷，于是解除他的重罪，改为充军贵州。浙江总督胡宗宪深知他有才能，便写信到黔阳，聘请他参谋军事，以平息倭患。

　　何心隐十分重视言行一致，认为对一个人不仅要听其言，而且要观其行。他曾从师于颜山农，后见颜奉行财色，鼓吹财色都是“性”，于是加以阻止，颜不听，何心隐便和颜山农断交了。

　　生死度外不忘讲学

　　何心隐首交程学颜于南京，后来程迁官至北京，又随程北往到耿定向家。这时，张居正在国子监任司业，耿与张约他在显灵宫讲学。因何、张二人所讲不合，张居正出语侵犯何心隐，说他本是飞鸟，但飞不起。何心隐也反唇相讥，说张在太学，应当懂得太学之道。事后，何心隐对耿定向说：“严嵩想灭道学，徐阶想兴道学，这两人都不能够。能够灭或能够兴的是张居正。这人将来要做宰相，他心狠手毒，定要把我杀死。”耿当即笑着回答：“我看这人腰不健，未必能做到宰相，又怎么能任意杀人呢？”何心隐只笑而不答。

　　为了传播自己的学说，宣传自己的理想，何心隐走遍大半个中国，北京、南京、杭州、重庆、庐山，还有福建的莆田，安徽的宁国、祁门，湖北的孝感、黄安等地都留下了他讲学的身影。一般一地讲学一年左右，有的地方待的时间长一点，在重庆讲学则达三年之久。在讲学中，他不仅推崇阳明学说，而且积极主张继承孔孟之道。为此，他专门在北京建了一个复孔堂，在黄安建了一个求仁会馆。

　　为了提高自己的学问，何心隐在国内遍访贤达，广交朋友，结识了不少名流学者。孝感程氏兄弟（程学颜，时任太仆寺丞。程学博，时任重庆知府），麻城耿氏兄弟（耿定向，时任御史、福建巡抚。耿定力，时任兵部侍郎）与何心隐都是生死之交。布政使参政罗汝芳、刑部侍郎钱同文，由于欣赏他的才华，在严嵩祸起时都曾设法救助他。还有漳州教授朱惕、梧州佥事夏道南等，都与何心隐相交很深，常共同讲学。

　　此后二十年间，何心隐“踪迹不常，所游半天下”（《明儒学案》卷三十二），为争取自由讲学而斗争。在这个过程中，他根据王阳明随处讲学和王艮“即事是学，即事是道”的思想（《王心斋全集》卷二），随处随事讲学。这样，他的教育实践活动进入了第二阶段：由原来在郡邑聚族讲学、搞教育改革转变为在东西南北亡命途中流动讲学。嘉靖三十九年（1560），何心隐随程学颜北上进京，先辞谷门会馆，后在复孔堂开课讲学，“招来四方之士，方技杂流，无不从之”（《明儒学案》卷三十二）。后因与兰道行共谋计除奸相严嵩，事泄遭严党仇，遂改名为何心隐，踉跄南逃。先由弟子钱怀苏随从入闽，在兴化、莆田“朝夕讲所学”，历时三年，从者甚众。后又至宁国、南京、孝感等地聚徒讲学。继而又去重庆，“朝文讲学三年”。这“五六年间，足迹半天下，皆惟道是谋”。此后，又去福建、杭州、孝感、通州讲学，后又到黄安求仁会馆讲学一年。在这12年中，何心隐漫游大半个中国：北至北京，南及入闽，东至东海，西至重庆，到处“朝夕讲学”、“惟道是谋”，“以朋得朋，以友得友”，鸿合同志，聚徒讲学，企图“聚英才以育之，将使英才布满天下，以待上用”，为建设理想社会培养和贮备人才。对此，陈士业在《答张谪宿书》中记载说：何心隐“所至凡缁衣黄冠与夫商贾驵侩、佣夫厮养以至椎剽掘冢之流，备一节之用，擅一得之长者，皆籍记而周旋之。以故心隐所识奇士，尽于海宇”。离开北京后，何心隐先后到福建莆田，安徽宁国、祁门，湖广孝感、黄安，江西庐山等地会友讲学。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原任维扬兵备的程学博迁任重庆知府，请何心隐同往。此时正遇四川白莲教起义，为镇压白莲教，何心隐助了程学博一臂之力。嗣后，在重庆讲学3年。

　　隆庆三年（1569）冬，钱同文去世，何心隐便去吊丧，转往杭州，与讲学旧友夏道南相会。隆庆六年，去道州会周良相。回到孝感之后，又往黄安会耿定向，与之朝夕相处，讲学一年。耿定向说：“张居正果然当上宰相了，你早年的话得到应验，所说狠毒一事，恐怕不会发生吧。”何即回答说：“逐渐才会应验，逐渐才会发生。”

　　何心隐的各项活动，引起了统治者的极大恐惧。楚抚臣王之垣在《历仕录》中说，何心隐“脱逃各省，及孝感县，倏往倏来，假以聚徒讲学为名，扰害地方，中间不法情罪甚多”。沈德符在《妖人遁逸》中说：“何心隐者，以讲学自名，鸿聚徒众，讥切时政。”王世贞在《嘉隆江湖大侠》中更大叫何心隐等“失志不逞之徒相与鼓吹羽翼，聚散闪倏，几令人有黄巾、五斗之忧”。

　　隆庆六年（1572），穆宗死，神宗朱翊钧即位，张居正任宰相，深感“徒侣众盛，异趋为事，大者摇撼朝廷，爽乱名实，小者匿蔽丑秽，趋利逃名”（《张文忠公全集》书牍九），遂即下令：“不许别创书院，群聚徒党”，违者“许各抚按衙门访拿解发”（奏书四），并几次明令缉拿何心隐。万历四年（1576年），何心隐在孝感集友讲学。湖广巡抚王之垣以妖逆罪诬何心隐，大肆缉捕他。何心隐逃到江苏泰州避难，自忖当时形势，不如回乡葬父母，然后拼着性命上朝廷申辩。回家后仅三个月，墓刚刚修好，捕役已紧随其后，只得脱身又逃。万历六年（1578）二月二十四日，避难到祁门，吊胡时和丧。胡是何的门生，难中随侍几千里，竟先于何死难。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再次诏毁天下书院，明神宗朱翊钧以最高统治者的身份下诏：“命毁天下书院，不许聚集游食，扰害地方”（《明实录》），终于以暴力手段来严禁讲学了。对此，何心隐撰写了战斗檄文《原学原讲》，针锋相对地强调：“必学必讲”，“必不容不学不讲”。何心隐认为孔孟之学只有通过讲学才能流传，他说：“不有所讲，则不有所诲，而不有所传矣”。由于他针锋相对地反对宰相和皇帝捣毁书院、禁止讲学的暴行，于万历七年（1579）三月在祁门以“盗犯”、“逆犯”、“妖犯”、“奸犯”等罪名，在祁门被南安把总朱心学捕获，解经江西、转往湖广。何心隐沿途上书申辩，其中，以《上祁门姚大尹书》及《上江西抚、按院书》尤为痛切。在由祁门至武昌的辗转解发途中，他以上书形式继续为争取讲学权利而顽强斗争。在上书中，他“千言万语，滚滚立就，略无一毫乞怜之态，如诉如戏，若等闲日子”（李贽：《与焦漪园太史》，《续焚书》卷一）。在狱中，何心隐继续为争取讲学权利而进行了宁死不屈的斗争，最后被杖杀在狱中，为神圣教育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何心隐死后，“武昌上下人几数万，无一人识公者，无不知公之为冤也。方其揭榜通衢，列公罪状，聚而观者咸指其诬，至有嘘乎叱咤不欲观焉者，则当日之人心可知矣。由祁门而江西，又由江西而南安，而湖广，沿途三千余里，其不识公之面而知公之心者，三千余里皆然也”（李贽：《何心隐论》）。为什么三千余里，千百万素不相识的人会对何心隐如此深切同情呢？这是因为何心隐通过长期讲学传道，“斯道之在人心，真如日月星辰不可盖复矣”（同上）。这正是何心隐一生讲学传道的成功之处。

　　何心隐始而捐千金办学，继而置身家儿女、世情俗态于度外坚持讲学，最后为争取讲学权利而献身。诚如程学博所言：“梁夫山先生以讲学被毒死……先生之死也以讲学……平生精力自少壮以及老死，自家居以至四方，无一日不在讲学，无一事不在讲学，自讲学而外，举凡世之所谓身家儿女、一切世情俗态，曾无纤毫微眇足以罣先生之口而入先生之心。”他把整个身心以至生命献给了教育事业，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罕见的。

　　政治腐败，虽有不少好友、官员救助，他自己也上书申辩，但终未逃脱被迫害的厄运，在辗转避捕的过程中，仍然“无一日不在讲学，无一事不在讲学”。何心隐于1579年三月在安徽祁门被捕，七月十七日被施杖刑而死，终年63岁。数年之后，友人程学博、耿定向和门人胡时中（时和兄）等收他的骸骨，遵照他的遗愿，葬于孝感，与程学颜合墓。

　　何心隐著作颇丰，流传于世的有《原学原讲》《四书究正注释》《重庆会稿》《聚和堂日新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