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目先贤

第四节

　　诗书画三绝的郭仪霄

　　郭仪霄是永丰先贤中“诗、书、画”三门皆精的奇人！

　　郭仪霄（1775—1859），字鹤氓，号羽可，石马镇层山村人。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中举，此后多次参加京试皆落第。道光十一年（1831），授内阁中书。

　　郭仪霄兄弟九人，他排行老四，人称“四老爷”。郭仪霄聪明颖敏，才华出众，少时师从永丰张琼英（清嘉庆六年进士，任饶州府教授）学习文史。嘉庆己卯年（1819），44岁的郭仪霄再次赴省城乡试。途经金牛寺，投宿寺内，借灯夜读。寺内方丈见其已入中年，仍如此刻苦用功，十分敬佩，有意考考他的学问，便出上联：“铁鸟伴孤灯，灯鸣鸟不鸣。”郭仪霄不假思索脱口而出下联：“金牛藏古寺，寺见牛不见。”方丈一听，连声称赞：“先生满腹经纶，此次必然高中。”当即赠予纹银十两。考了九次未中的郭仪霄这一次终圆正果，“中式嘉庆己卯科本省乡试三十九名举人，例授文林郎，拣选知县”。

　　郭仪霄中年中举，老成持重，知识渊博，其“文字苍秀，典质出入经史，能自成一家，其气宇豪迈，语言伉爽，尤有超异流之概，甚器重之”。被相国、文渊阁大学士潘世恩和东阁大学士关中、王鼎等名相大师所推崇，调入京城，历官徵仕郎内阁中书、国史馆分校充、乙未恩科顺天乡试内廉同考官、内廷方略馆校理加一级。其诗、书、画被海内外称为“三绝”。因其在举人当中出类拔萃，赫赫有名，故人们又称他为“举人王”。

　　郭仪霄擅长写诗，诗学杜甫又深受汉魏六朝乐府及唐诗的影响，而能自成一家，形成悲凉苍劲、雄浑高古的独特风格。其新乐府诗尤为深妙古浑，当时无人能出其右。王昶评价说：“近人多以史书中事作为新乐府，仪霄下笔崭崭，不拾他人牙慧。”如作于道光十一年的《哀鸿叹》之三：“江两灾黎可痛惜，楚南楚北尤堪恻。我舟经过岳阳城，饥民枕藉日数百。君不见小儿伏地僵不起，行者过之不忍视。又不见蒲席裹尸同一系，中有饿儿犹有气。呜呼流离半死亡，不如忍饿还故乡。”继承了汉魏六朝乐府和唐新乐府写时事、反映民生疾苦的优良传统。郭仪霄崇拜唐代大诗人杜少陵，作诗“出入汉魏、李唐，而能自抒辞藻，卓然名家，新乐府尤深古浑，一时莫与抗手”。在京其间，与京城文人名士多有诗文往来，大学士潘世恩、王鼎都十分敬重。朝鲜使臣权敦仁、李石友喜爱其诗，常常求其诗文，并与他结为文友，诗、简往来频繁。他的诗、书、画因此流传到海外，日本、朝鲜、南洋一带皆视其为珍品。

　　郭仪霄不仅诗作得好，字也写得漂亮。其书法笔力遒劲，神气雄健。云头小楷，是以欧阳询的险劲、颜真卿的苍润、柳公权的骨气、赵孟□的秀婉为旨归，自成一家，深藏不露。

　　郭仪霄精于诗，长于字，又善画竹。“生气远出”，时人将其与北宋名画家文与可相比，他也如此自许，因此又字“与可”。黄爵滋赠诗有云：“古之与可今羽可”，深得郭仪霄喜欢，即以此句刻成一方印。

　　郭仪霄精于黄绢画墨竹，行世十幅。尤爱书刻青石墨竹，拓本4块，每块长1.4米、宽0.4米、厚0.03米，分刻春、夏、秋、冬四季墨竹画。竹石立竿分节、发枝布叶，有着得气之情为贵的感觉，有勤学、廉政、上进、砥砺、怀人赠远的抒情，集自然圆满于一体。其画竹用功深厚、变化多端、适兴随意、自然天成、别具一格。春竹具有竹梢凌空、沐雨垂露、雨后春笋之态；夏竹具有指日拂云、欣欣向荣、前程远大之状；秋竹具有临风摇影、奋发进取、意气昂扬之势；冬竹具有天头空阔、筛月弄影、满枝玲珑之境。其诗、其书、其画为清代三绝。当时朝野政要、文人墨客百余人为《诵芬堂诗集》作序题词，“名满一时，名士贵人争宾重之”。

　　由于在诗、书、画等文学艺术上的杰出成就和优秀品德，深得清廷的赞许。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日，朝廷颁布两道谕旨，一道是表彰内阁中书郭仪霄之父郭占魁和其母张氏教化养育之功，说他父亲“杞梓之材，功归庭训，丕焕丝纶之色光耀泉台”，说他母亲“勤慎宜家，贤明训后，相夫以顺，含内美于珩璜，鞠子有成，树良材于桢干”，赠为“孺人”以报“遗范长垂”。另一道谕旨是表彰他的胞兄郭庆霄及嫂孙氏的，说他兄弟情谊深厚，嫂贞淑性温。体仁阁大学士、国相潘世恩为《诵芬堂诗钞》初集所作的序写道：“吉安永丰郭生仪霄能为诗，徐生之能为古文，予当时不知也，以时文知之，观其气势之浩瀚，议论之纵横而知其能为古文也。郭生之能为诗予当时不知也，亦以时文知之，观其思致之缠绵，辞华之瑰丽，而知其能为诗也。今春出所著《诵芬堂诗钞》，求序于予读之，见其寄托高远，立论宏卓，而学问之渊博，胸襟之浩然，性情之和雅，即于诗见之，乃知郭生者未足以尽郭生也。”东阁大学士、友人关中王鼎撰文曰：“郭羽可优等士举业，文字苍秀，典质出入经史，能自成一家，其气宇豪迈，语言伉爽，尤有超异流之概。永丰吉州属山川名胜甲于江西，唐宋元明以来，人文称盛，奇杰英哲之贤亦复后先相望，郭生负异才，乃五上公车，竟不得一第，中间坎坷潦倒，往往情见于词抑，不知山川灵秀之所以钟郭生者，既生其才而复厄之抑，愈厄之而愈以成其才欤。东坡云：诗人例穷蹇，秀句出寒饿。郭生之遇愈以苦，郭生之诗愈以奇矣！然余犹望其穷益坚老益壮，将以扬风屹雅和声鸣盛其所托兴当又何如也。”

　　道光六年（1826），郭仪霄离开京城，先后任琅□夷山经训讲学和梅江、鹭洲、恩江求知书院等山长。后来回到家乡层山村新建一栋仿北京四合院的古庄园，占地8.7亩，坐东向西，门楼向南，庄园门坊牌楼敕撰“中书第”三个大字，两边有联曰：“诗书画里开三经，源头活水第一家。”厅堂取名“诵芬堂”。东北面有活秀园，对联：“有时风从池心过，坐久月泛花上来。”园中有活水鱼塘、水阁凉亭、花园戏台。花园中有梅花、桂花、月季花、兰花、牡丹花，四季花香扑鼻。四合院有厅堂、厢房、厨房，样样别致。郭仪霄晚年便在这里著书立说，绘画作诗，其乐融融。遗憾的是，此屋因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唯见一枝雪梅从花园内墙缝中探出头来，固守老屋的斑驳，独迎百年的寒霜。恰如他自己《寄怀南中兄弟》诗：

　　轮铁天街逐软尘，一官清冷自精神。

　　人多喜气偏难老，家有书声未碍贫。

　　雪爪寒分云外雁，梅花瘦共客边春。

　　名场溷我终成累，输汝林泉洒宕身。

　　咸丰己未年（1859），郭仪霄无疾而终，享年八十有五。郭仪霄一生著作颇丰，主要有《诵芬堂诗集》12卷，收诗384首，共55000余字，现存于层山。《诵芬堂文钞》6卷、《墨竹拓本》等。其四块石刻墨竹拓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砸毁。但令人欣慰的是，层山村郭氏后裔31世孙郭竸松先生已将石刻墨竹拓本临摹仿制告成，现珍藏家中。郭仪霄的名字已收录《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中国书画家年表》和《江西历史名人大辞典》。

　　国学大师傅斯年

　　胡适先生曾评价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在近代中国，能得到胡适先生这样评价的仅此一人。

　　的确，是他，在青年时代就奋不顾身地参加了“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五四爱国运动，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致力于抗日救国；是他，创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且一直主持该所工作23年；是他，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在延安窑洞相会，并与其彻夜长谈；是他，为国为民仗义执言，炮轰下了国民政府的两任行政院院长；是他，为台湾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他，就是永丰籍名士、国学大师傅斯年！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省聊城人，祖籍江西永丰。我国近代著名的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曾先后担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研究院总干事、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北京大学代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等职。

　　新文化运动时期，他叱咤风云，创办《新潮》杂志，宣传科学和民主思想。1919年，他作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学生运动，成为五四运动的旗手。此后，他怀着科学救国的愿望，留学英德7年，广泛涉猎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物理学、化学、数学、地质学等学科。在近代学术史上，傅斯年是一个著名的人物，一生颇富传奇色彩。

　　名门望族的大才子

　　傅斯年祖籍永丰，生于山东聊城。说起傅氏家族，还真是不容小觑。傅斯年的祖先傅以渐是清朝建立后的第一个状元，傅以渐三传至傅绳勋、傅继勋兄弟，他们又成为傅氏家族新的辉煌：傅绳勋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中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武英殿协修、军机处章京，后外放任浙江、江西、江苏等省巡抚。傅继勋是道光年间拔贡，长期任职于安徽省，以清正廉明、慈祥为民著称，清末名臣李鸿章等都是他的门生。归乡后，兄弟二人均致力于地方文化教育事业。

　　从傅氏家族代代相继、诗书传家的传统中，人们不难寻见傅斯年日后成长的深厚渊源。整个大清王朝，傅以渐家族共产生了进士6人、举人11位、拔贡11人。自明成化后期至清光绪二十年（1894），此家族有姓名可考的国子监生计91人，生员计110人。傅氏家族绝大多数都是通过科举步入仕途的，其中正七品以上的官员有22人，故傅氏家族是名副其实的“官宦世家”。因此，山东傅氏有“开代文章第一家”的称誉。但是到了傅斯年这一代，傅氏家学虽然依旧渊源，但已经没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了。傅斯年在北大期间的生活费用，就是靠别人接济的。

　　傅斯年的国学功底非常深厚，上大学时，虽然只有十几岁，但俨然一位“国学小专家”。他的治学功底甚至强过了北大当时的某些教授。据傅斯年好友罗家伦回忆：“在当时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龙》却非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恰好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孟真（傅斯年）。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蔡（元培）先生，请求补救，书中附列这错误的三十几条。蔡先生自己对于这问题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到了适当的时候，这门功课重新调整了。”

　　傅斯年的养育，基本来自于祖父傅淦。傅淦生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博通经史书画，且文武双全、精通医道。28岁得到贡生资格后，他无意于仕途，终生不参加科试。傅斯年的启蒙教育，也是在祖父关心下完成的。傅斯年的同乡、同学聂湘溪介绍傅斯年的童年生活说：“孟真4岁即和其祖父同床共寝，每天破晓，尚未起床，便口授以历史故事，从盘古开天辟地，系统地讲到明朝，仅四年，一部二十四史即口授完毕，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研究历史的兴趣，其后能成为历史学家，委以历史研究所所长的职务而有所成就，是与其家学渊源分不开的。”傅斯年不满5岁，傅淦便选聊城最好的先生孙达宸，送他入了私塾。在孙氏塾馆读了一段时间后，傅家世交朱家出资请另一位塾师马殿仁到家开馆授徒，傅斯年便就近与朱家子弟朱笠升一起就读。读私塾后，傅斯年每天放学回家，祖父都会督导他读书习字，不准有丝毫懈怠。傅淦对早年傅斯年的教诲，对傅斯年一生影响很大。傅斯年成年后曾对弟弟傅斯岩深情地说：“祖父生前所教我兄弟的，尽是忠孝节义，从未灌输丝毫不洁不正的思想，我兄弟得有今日，都是祖父所赐。”可以说，傅斯年一生坚持参政而不从政、为人常怀侠义之心、率直而有豪气等人品与作风，都深受其祖父影响。

　　傅斯年是胡适的学生，但胡适说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强烈民族意识的爱国者

　　傅斯年在青年时代，就奋不顾身地参加了“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五四爱国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向青年学生宣传抗日爱国，组织社会各界，讨论“书生何以报国”的严肃论题，强化民族意识。他更联合一些学者赶写《东北史纲》，充分论证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以驳斥日本散播的“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谬论。傅斯年在书中理直气壮地指出：“近年来考古学者人类学者在中国北部及东北之努力，已证明史前中国北部和中国东北在人种上及文化上是一事。人种的、历史的、地理的，皆足以说明东北在远古即为中国之一体。”继而又发出了“东北在历史上永远与日本找不出关系也。史学家如不能明白以黑，指鹿为马，则亦不能谓东北在历史上不是中国矣”的大海潮声。这份文本的发表，在当时国势倾危的情形下，可谓给日本“指鹿为马”者当头棒喝，为国人出了一口恶气。在历史事实面前，尽管日本鬼子极力狡辩，仍想一意孤行，最后以退出“国联”相要挟，但后来不得不在舆论宣传上改辙易张，另外编造侵吞中国的谎言。在当时可谓一篇保家卫国、对日本斥责的檄文，脍炙人口，大快人心。其部分内容曾由另一位学者李济译成英文，递交国联调查团，受到应有的重视。

　　抗战前夕，傅斯年针对当局的退让政策，大声疾呼学人“不南迁，不屈服，坚持到最后一分钟”。抗战初期他为故乡爱国民主人士聊城专员范筑先的殉国而写下“一死泰山重”的赞诗，以鼓舞民族斗志，并不断撰写《天朝、洋奴、万邦协和》、《我替倭奴占了一卦》、《第二战场的前瞻》等时局评论。抗战胜利消息传来，他欣喜若狂，平时因高血压而滴酒不沾的他，竟拿了一瓶酒，到街上大喝，一根手杖挑着一顶帽子，到大街上狂舞，和民众、盟军载歌载舞，欢闹至深夜而归。第二天下午好友罗家伦去看他时，他还起不来，对罗家伦说：“国家出头了，我的帽子掉了，棍子也丢了，买又买不起，哎！”傅斯年的兴奋激动可见一斑。

　　1945年日本投降后，西南联大解散并迁回平津，傅斯年任北大代理校长，欲替胡适回国主持校务扫清障碍，严格执行他所说的“北大决不录用伪北大的教职员”，认定“汉、贼不两立”，而周作人恰在此列。当记者提到青年学生时，傅慨然说道：“青年何辜，现在二十岁的大学生，抗战爆发时还不过是十二岁的孩子，我是主张善为待之，予以就学便利……据我所知，伪北大文理法三院教授的标准，就学问说，也不及现在北大教授的十分之一。很快地北大明夏就要复迁返北平了，以北大资格之老，加上胡适校长的名望，一定能够聘到许多第一流的教授。所以伪校教员不用，对学生是绝对有利的。这一点朱部长也再三表示支持，相信北平的青年学生，也不会轻易受人欺骗。”

　　当记者谈到北平的文化汉奸，傅斯年幽默地说他们的“等类不同”，有一种是消极而不能自拔的，如周作人，原来享有声望，如今甘心附逆，自不可恕；另一类是钱稻孙型，那才是积极性的汉奸，在北平沦陷之前，钱稻孙就做了许多令人怀疑的事儿，当时有人问他中国会不会亡国，他答以“亡国倒是万幸”。问的人很惊诧，再问如何才是不幸，他竟说：“不幸的是还要灭种！”而且那时候北大教授准备内迁时，他曾多方企图阻挠，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儿。

　　最后记者问对周作人、钱稻孙之类的汉奸如何惩办，傅斯年用爽朗的山东口音说：“我不管办汉奸的事，我的职务是叫我想尽一切办法让北大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最后，傅斯年特别强调：“这个话就是打死我也是要说的。”

　　这个声明发表之时，周作人已入狱两天，无法继续与之叫板对骂了，而一直猫在北平小胡同中的伪北大教授容庚见傅斯年一意孤行，毫无通融的余地，便以“中央研究院”通信研究员的身份，尾随傅斯年从北平至重庆继续纠缠。当容庚风尘仆仆地由北平来到重庆“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找到傅斯年欲当面理论时，傅斯年拍案而起，摇晃着肥胖的身子指着容氏的鼻子破口大骂道：“你这个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快滚，不用见我！”当场命人将容氏按倒在地架了出去，扔到了泥泞的马路上。第二天，《新民报》登载此事，标题为：“傅孟真拍案大骂文化汉奸，声震屋瓦。”后来，容氏得到高人指点，重新换了衣服，洗掉满身的污泥，再度登门拜访，表示要谢罪改过，重新做人云云。傅斯年思虑半天，才勉强接见，但仍不允其到北大任教。灰头土脸的容庚只好托李宗仁的关系准备到广西大学教书，后未成行，转聘于岭南大学，终其一生，再也没能迈进北京大学的门槛。

　　天才造就的事业

　　傅斯年一生最大、最令人瞩目的事业，自然是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一点早已形成公论。或如何兹全所言，傅氏一生名堂甚多，但所长的职位始终是做到底的，主持工作23年，直到最后撒手归天“死而后已”。史语所本身既是傅斯年得意而辉煌的天才杰作，也是他留给后世具有学术典范的“制度性遗业”。这份遗业在中国乃至国际学术界维持着长远弥久的影响，也给傅氏带来了不朽的声名。

　　傅斯年所主导的科学精神、学术研究方向以及史语所几十年取得的丰硕成果，正是中国近代学者实践培根理论构想并在“团体研究”中取得世界学术地位的最成功的典范。特别是傅氏组织领导的安阳殷墟洹水南岸历时9年共15次田野考古发掘，确凿无疑地证明了中国商代晚期盘庚迁殷的都城就在此处，距今已有3300年左右的历史。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地层、出土青铜、玉器等遗物以及甲骨文所证实的古代都城遗址（司马迁《史记》有“洹水南，殷墟上”记载，另有文献称“北蒙”，又名“殷墟”，甲骨卜辞中又称之为“大邑商”、“商邑”）。这个都城的形制和以出土的甲骨文、青铜器为代表的殷墟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在东方乃至世界文明史上都占有极其重要和光荣的地位。

　　就学术发展本身而言，殷墟15次发掘完全是由中国学者主持完成的，因而殷墟又称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祥地。殷墟的发掘不仅是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诞生的标志，其先进的科学田野发掘方法也为中国考古学的发掘奠定了基础。作为最早的学术集团的组织、领导者，在这一连串的成果面前，傅斯年作为拓荒辟地的第一功臣是无疑的，正如邓广铭所言：“可以说，中国没有个傅孟真，就没有二三十年代安阳殷墟发掘；没有当初的殷墟发掘，今天的考古学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要知道，当初搞殷墟发掘是不容易的，一方面是田野考古的人才缺乏，另一方面是河南人不让挖，挖出的东西不让外运。傅先生很有办法，他在考古组中大量起用河南人，这就缓和了考古组和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河南土绅不让把挖出的甲骨、器物运走，傅先生便多方设法，和南京政府交涉，和交通部交涉，有时天黑了再装汽车，当晚就运出河南境。”

　　胡适认为，傅斯年在史学研究上是少有的创造性天才，他不是随便弄一个理论出来吸引别人的眼球，而是说到做到，有很大的成就检验，所著的许多大文章也都是真能做到他自己标举出来的理想境界。对此，胡适专门举例说：“试看他的《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他看了董彦堂先生新得的两块卜辞，两片一共只有五个字，他就能推想到两个古史大问题——楚之先世、殷周之关系——都可以从这两片五个残字上得到重要的证实。这种大文章，真是‘能使用新的材料于遗传材料之上’；真是能‘先对于间接材料有一番细工夫’，然后能确切了解新得的直接材料的‘意义和位置’。所以我们承认这一类的文字是继往开来的大文章。”

　　胡适所说的“继往开来的大文章”，除了上述几个篇章，更重要也更值得推崇的则是傅氏创作发表于1930年的《姜原》《大东小东说——兼论鲁、燕、齐初封在成周东南后乃东迁》，以及出版于1933年的《夷夏东西说》，作于1934年的《古代中国与民族》，甚至包括《城子崖序》等篇章。这几篇文章创作和发表的年代，正是傅斯年精力最旺盛、也是生活条件相对安静的时期。天时、地利、人和等诸般条件交融相汇，使傅斯年在短短的5年时间，登上了一生学术的顶峰，成为享誉海内外学界的大史学家。胡适曾公开披露《古代中国与民族》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年傅氏撰写该著时曾无数次与胡氏讨论过，因而胡对其中的精髓与卓识自是深有体会。胡在谈到这部作品的学术价值和傅氏思想时说：“这是他没有完成的一部大书，有的时候也想定名为《民族与古代中国》。这是说明古代民族的来源的。可惜这部伟大的著作没有完成。但他曾经发表了几篇论文，如《姜原》，提供了许多有助于研究的材料；另一篇为《周东封与殷遗民》，说明从周室东征到山西北部，征服了整个东部的情形。这一篇章我公开承认影响我最大，最能够表现他的意思。再有一篇是《夷夏东西说》，出版在蔡先生六十周年纪念特刊上；搜集的材料丰富，将东西夷夏加以区分；很少人有这样锐利的眼光。”

　　傅斯年任历史语言所所长23年，培养了大批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等专门人才，组织出版学术著作70余种，在经费、设备、制度等方面都为历史语言所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傅斯年在历史学研究方面，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重视考古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摆脱故纸堆的束缚，同时注意将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的观点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取得较高的学术成就，在现代历史学上具有很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