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目先贤

第五节

　　与毛泽东在窑洞相会

　　1945年7月2日下午，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在延安杨家岭会见了傅斯年、黄炎培等6位参政员，共商国共合作事宜。晚上，毛泽东专门设宴款待。餐桌上，毛泽东谈笑风生。

　　毛泽东是1918年夏天从湖南乡村走进北大校园的，就在这期间，他和大名鼎鼎的胡适以及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相遇了。许多年后，毛泽东在延安那口黄土凝成的简陋窑洞里，于寂静的夜幕中伴着青灯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了这段使他刻骨铭心的经历：“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7个人合住一个小房间，我们全体挤在炕上，连呼吸的地方都没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预先警告身旁的人。”“对于我，北平好像花费太大了；我是从朋友处借了钱来北平的，来了以后，马上就必须寻找职业。杨昌济——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寻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那时的主任就是李大钊，他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一笔不算少的数目——8块钱。”又说：“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图书馆读报纸的人们的名字，在这些来看报的人们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我打算去和他们开始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没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

　　或许没有人想到，一个后来推翻“三座大山”的世界级巨人，居然还有这样一段心酸史。从这段回忆中可以看出，当年在北大一呼百应，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傅斯年，的确是“目空天下士”的。同当时所有的人一样，傅没想到毛泽东日后会成为充满霸气与豪气的伟人，当然更不会想到许多年后有延安相会。倘傅氏有先见之明，以他的聪明与世故，想来是会“有时间”去好好聆听一下这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几句“南方土话”的。不过当时一直处于人微言轻之尴尬地位的毛泽东，对傅斯年等人扬风扎猛的做派，也由最早的崇拜渐渐转为失望。据傅斯年的侄子傅乐成说：“毛在北大写信给朋友，说他被孟真先生和罗家伦等人欺骗了。因为他们不像他在长沙耳闻的那么优秀。”这就是说，后来的毛泽东以他的磅礴之气与对世事的深刻洞见，已不把傅斯年、罗家伦之辈放在眼里了。

　　而傅斯年这边，对后来跑到偏远山林河谷与黄土高原拉杆子闹革命，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人物，在很长一段时间同样未放在眼里。令傅斯年深感汗颜的是，仅仅十几年的时间，斗转星移，物是人非了。倏忽间，二人穿过历史的隧道，竟跑到陕北的窑洞里再叙短长，纵论天下大势。只是当年那位北大图书馆助理员已作为一颗政治巨星于这块风清月高的黄土高原腾空而起，中国的命运也将由于这个人的一举一动而重新改写。相对当年气壮山河的高大身躯，傅氏今日只是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策士、辩才，或媒婆一样的“中间人”出现在光芒四射的超级巨星面前，并笼罩在毛泽东的巨大阴影之下了。

　　然而，傅斯年毕竟是傅斯年，尽管此时与他对座者在政治气势上今非昔比，但他仍保持着自己的独立人格，神态举止不卑不亢又不失大体。

　　因有北大的这段因缘，毛泽东单独拿出一个晚上与傅斯年进行交谈，其中最著名的一个细节是，毛泽东没有忘记北大时代令他百感交集的情结。当谈及傅斯年曾在五四中大出风头，并为反封建与新文化运动做出过贡献，进而谈到当时在政学两界流传的傅氏本人“尝自负为‘喑呜叱咤，千人皆废’之西楚霸王”时，傅斯年机智而又识趣地回应道：“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

　　毛泽东听罢如此得体又使双方皆不失面子的话，心中大为舒畅。

　　毛、傅的延安谈话，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上这两位重要人物交往的关键内容之一。傅斯年在返回重庆之前，以士大夫传统而儒雅的交际方式，请毛泽东题字留念，毛泽东慨然允之。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95年为纪念傅斯年百岁诞辰而出版了一部《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这部大书所收资料全部为影印，书中第115页收录了毛泽东给傅斯年的一封短笺和所写条幅，另有给王世英的一个便条。短笺曰：

　　孟真先生：

　　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

　　敬颂

　　旅安

　　毛泽东上

　　七月五日

　　条幅这样写道：“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毛泽东的另外一张便笺，由延安交际处王世英转交给傅斯年，上写有“早上送交际处王世英同志交傅孟真先生毛缄”字样。毛、傅延安相会的精彩故事，以这几幅墨迹作了见证。

　　学界大鳄炮轰两任行政院长

　　傅斯年始终保持着北大“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的为人及学术宗旨，参政而不从政。

　　1946年初，蒋介石想要在北方人士中补充一个国府委员。陈布雷认为北方不容易找到合适人选，蒋介石提议说：“找傅孟真最相宜。”陈布雷了解傅斯年的志向与秉性，对蒋介石说：“怕他不干吧。”蒋介石大概不相信有人不愿当官，他很有信心地说：“大家劝他。”

　　结果，任说客说破了天，傅斯年坚决不肯加入政府。蒋介石死了心，转而想拉胡适进入政府，希望傅斯年能做做说服工作，结果傅斯年也竭力反对。在给胡适的信中，傅斯年说：“一入政府，没人再听我们一句话。”他劝胡适要保持名节，其中有一句话极有分量：“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正是这句话，打消了胡适做官的念头。

　　对于傅斯年拒不做官的气节，李敖一直赞誉有加。在《李敖有话说》中他就说：“这一点我觉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们要发挥这个知识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国民党吃掉，不被国民党同化……真正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他没有社会地位，很苦。”

　　而傅斯年作为一个国民参政员赶走两任行政院长，历史上也是并不多见的。他被人称为“傅大炮”。1938年7月12日，傅斯年以政府参政员的身份致书蒋介石，从才能、用人、纵容夫人儿子与不法商人勾结、发国难财等多个方面，全方位抨击孔祥熙的恶行。尽管傅氏这尊“大炮”发出的炮弹，弹道正确，弹着点并无偏差，但作为“老大”的蒋介石却不动声色，不置一词。此举引发了“傅大炮”的强烈不满与愤慨，一怒之下，踏上了与孔祥熙决一死战、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不归路。傅斯年殚精竭虑，千方百计搜集孔氏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的材料，准备在参政会上一齐掷出，当场把孔氏掀翻在地。这一计划被正在美国的胡适闻知，胡立即写信劝傅不要贸然行事，搞不好要弄个惹火烧身的结局。傅斯年并不理会老师的好意，决心“除恶务尽”。

　　傅斯年于1940年8月14日写信给胡适，信中列举了自己倒孔的六条理由，谓孔氏“贪赃枉法，有钱愈要钱，纵容其亲党无恶不作，有此人当局，政府决无希望”，“一旦国家到了更危急的阶段，不定出何岔子”。因而，为“爱昔介公，不容不反对他”。

　　傅斯年冲锋在前，抓住整个孔氏家庭营私舞弊的恶行，穷追猛打。面对危局，作为“老大”的蒋委员长决定对这个既可恨又可怜还有点儿离不开的“老二”施以援手，他专门屈尊就驾摆了一桌上等酒席招待傅斯年，在傅氏兴高采烈、宏论大发之际，蒋介石委婉地劝说道：“孟真先生你信任我吗？”

　　“我绝对信任。”傅斯年乘兴，做出为面前这位“老大”肝脑涂地在所不辞的忠臣良将模样。蒋氏见状，轻轻咳了一声，道：“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用的人。”言外之意就是你既然信任“老大”，也必定要信任“老二”，因为“老大”和“老二”是一个血脉相连的整体。

　　却不承想，“傅大炮”大声道：“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说这话时，傅颇有些激动，脸涨得呈猪肝色，欲作拼命状，在座的陪客无不大惊失色。蒋介石沉默了一会儿，觉得对方此言虽有些不雅，毕竟是真情的流露，且对自己这个“老大”也还算一片忠心，便出乎意料地微微一笑，点了点头，未再阻止。傅斯年趁此机会，抓住孔祥熙在六起贪赃大案中影响最大、手段最卑劣的美金公债一案，抡圆了拳头，连连出击。

　　当此之时，“中央银行”国库局正直人士与孔氏有隙者，趁机将掌握的内部重量级“炮弹”提供给傅斯年。傅对各色“炮弹”尽数编排，迅速拟成提案，交大会秘书处宣读。时大会主席团成员、外交部长王世杰见后大骇，担心事态扩大，怕被人作为借口“攻击政府，影响抗日”，力劝傅斯年歇手闭嘴，否则后果无法预料。傅对王的好言相劝不以为然，坚持己见，并要上诉法院，与孔祥熙对簿公堂，如果揭发罪状失实，甘愿反坐。

　　面对傅斯年破釜沉舟的凌厉攻势，陈布雷知事情已不可挽回，孔氏大势去矣，乃向蒋介石进言道：孔祥熙瞒着上头趁火打劫，实在太浑。“傅大炮”执意要发出的炮弹恐怕难以拦截，还是想方设法悄悄将这位“老二”做掉算了，省得鸡飞狗跳，不得安宁。蒋介石对此甚感棘手，孔案牵涉到方方面面，既有亲情又有政治因素。两难中，蒋介石一面尽力遮掩，一面以避免造成国际影响为由，制止傅在参政会上提出此案，建议可改成书面检举材料交蒋本人处理。对此，蒋亲自出面托陈布雷向傅说情，陈深知傅斯年的炮筒子性格，不达目的决不会罢战言和，遂建议蒋以争取世界各国对抗战的支持、以国家利益为重等说辞，请傅改变解决问题的方式。蒋依计而行，果然灵验。一提“国事为重”，傅斯年便答应退让一步，决定将提案改为质询案公之于众，蒋表示同意。尽管这一改变，无形中使弹道的着力点出现偏差，火力也大大减弱，但仍使朝野大哗，孔祥熙身中数弹，随即倒下。

　　傅斯年一炮轰走了大瘟神，举国振奋，奔走相告。“傅大炮”这一名号也随之名动朝野，天下为之敬。

　　令国人失望的是，孔祥熙被打倒之后，蒋介石又通过外科手术式的对接，从自己势力范围内再度扶植了一个宋子文。宋家公子上台后，其恶行较之孔祥熙有过之而无不及，很快搅得天下沸腾，官愤民怨。傅斯年与宋子文二人原本还算友善，宋初上台时，“名声顿起”，同大多数国人一样，傅同样对其寄予希望，并在《大公报》发表评论说过宋的好话，认为他和孔祥熙大不同云云。事隔不久，傅斯年发现这个家伙原来与孔氏属于一丘之貉，“几乎把抗战的事业弄垮，而财政界的恶风遂为几百年来所未有”。原来国人与自己对宋氏的看法，无非是处于“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罢了，“与其说是宋的人望，毋宁说是对孔的憎恨”。

　　于是，从迷惑中觉醒后的傅斯年，再度抬起他那用特殊材料铸成的大字号炮筒，先是从教育状况糟糕已极、政府只卖文化膏药等方面，来了一番敲山震虎式的轰击，希望宋氏能幡然醒悟，设法补救。傅在《大公报》撰文道：“你的轿车在上海市街上经过时，有没有想到，就在这条路上有多少人因你的经济失策而饿死？”但这位骄奢淫逸的宋公子却揣着明白装糊涂，采取绝对置之不理的蛮横态度，任整个社会经济腐烂、崩溃下去。傅斯年大怒，开始转动炮口，从黄金政策、工业政策、对外信用、办事作风、中国文化修养和态度五个方面，集中火力对宋子文进行死打猛攻。为揭露宋氏家庭的恶行，傅斯年于1947年2月15日至3月1日，连续刊发了三篇威力巨大的战斗檄文，这便是轰动一时的《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宋子文的失败》、《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在第一文中，傅斯年痛骂道：“古今中外有一个公例，凡是一个朝代，一个政权，要垮台，并不由于革命的势力，而由于他自己的崩溃。有时是自身的矛盾、分裂，有时是有些人专心致力，加速自蚀运动，唯恐其不乱，如秦朝‘指鹿为马’的赵高，明朝的魏忠贤，真好比一个人身体中的寄生虫，加紧繁殖，使这个人的身体迅速死掉。”在历数了宋子文的种种恶行后，傅斯年表示自己“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不然，一切完了……国人不忍见此罢？便要不再见宋氏盘踞着！”

　　文章刊发后，全国各报刊纷纷转载，一时朝野震惊，群情激昂。胡适等人积极呼应，势同火上浇油。在排山倒海的讨伐声中，宋子文顿感天旋地转，体力不支。1947年2月16日，“监察院”举行全体监委紧急会议，决定派员彻底清查黄金风潮酿成的严重后果与责任者。消息传出，全国军民于欢呼声中皆翘首以待。傅斯年抓住时机，抹着满头汗水，于著名的《观察》杂志抛出了第三篇战斗檄文，给予宋子文最后致命一击。

　　最后，傅斯年说道：宋子文着实是一百年不遇的怪物，作为显赫的宋氏家庭的长子，曾在哈佛大学接受了最先进的文化教育，“思想、说话和写字时都喜欢用英文而不喜欢用中文”，唯独对权力和财富的贪婪是中国式的，“在今天宋氏这样失败之下，他必须走开，以谢国人”。

　　“千夫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傅斯年作为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有此一大壮举，实为人们树立了一个谔谔之士的光辉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