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上下）

第二十八章

　　又是一年过去了。

　　局办公大楼门前拥挤着黑压压的人群，肩擦着肩，人声嘈杂，打口哨的，举着拳头又喊又吵的，后面拥前面的，都在使着一股劲往办公大楼里冲，十多名警察站在门口台阶上扯成人链，挡着不让进，眼瞧就要挡不住了，办公楼大门咔啦一声从里面上闩了。

　　拥挤着的人群骚乱起来，叫喊起来：“陈书记出来！”“我们要见陈书记！”……

　　信访办主任拿着电扩音喇叭喊：“谁是群众代表，陈书记说了，要想让领导解决问题，派代表进去，大家千万不要受坏人的挑动……”

　　许多人一起喊：“我们这里没有坏人！”“什么年代了，还整这一套！”“我们半年不发工资了，喝西北风呀！”“你们这些当官的，管不管老百姓死活了！”……

　　吵嚷、驳斥、抗议声响成了一片。

　　“我是代表！”蒋英俊高举着手大喊，“怎么的吧？”他被高大喜撤消了浸油厂厂长职务以后，找高大喜谈过两次话。高大喜一会儿红脸，一会儿黑脸，鼓励他在陈书记抓试点中立新功。可他多少次苦苦思索，也找不到立功的由头，就瞧着看看新厂长怎么收拾这个摊子。新厂长一上任，上班秩序倒是好了一点儿，经济效益仍不见起色，国家拨改贷，财务费用加大不说，厂子没了贷款能力，收不上大豆，只好停产。知青返城后，他是想留下干一番事业，没想到落成这个样子，现在也就什么也不在乎了。

　　他这么一喊，嘈杂声顿时消失了。这么多人几乎不约而同地出来上访，真没人组织，也真说不清谁是头，谁是代表，坐车来的路上，大家还直戗戗，到局里来这么多人，要反映点什么事儿。没想到，不问反映什么问题，先问谁是头儿，这不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嘛，难道说还要大家你一句我一句，互相嘱咐就说没头儿？既然大家都是主动要来，那就有事儿大家担，再说，法不责众呀。蒋英俊没听大家的议论，自告奋勇站了出来。

　　“代表不代表怎么的？你们说，我们要求上班，要求吃饭合不合理吧？”张爱宝随着举起的手大喊，“我也是代表！”谁都知道，张爱宝也是不在乎，他自己就没少单独上访，虽然让高大喜给镇住了，并没讨到个满意的说法。他和高大喜他们一起来北大荒时，于得还挺红火，当过队长，后来，因为开荒建点时住窝棚、马架子得了风湿病，腿肿腰疼，多年上不了班，归了病劳保，减了工资。他不满意，从场到局，就是要理论理论这算不算公伤，一直没有结论。这几年，病好了些，他要求上班，分到了浸油厂，病劳保没有了，工资又发不上了，要知这样，还不如归病劳保呢！他窝着一肚子火，几次来要见陈书记，都让那些科长、处长挡住了，眼瞧就要扎脖儿了，还怕什么，他是从心里想当代表，要把积压在肚子里的话好好说说。

　　“我是老娘们儿的代表！”黄瑛跷着脚，举着手大声喊。这位当年的山东支边女青年，现在是场直属大队砖厂的职工，国家停止了给农场供给的拨款，基本建设大大减少，砖瓦用的也就自然少了，她和姐妹们自然也就下岗没事儿干了。

　　局信访办主任大声说：“好，你们三位代表过来，陈书记答应接待你们，但是有一条，其他人必须立即撤离现场……”

　　不知谁喊了一句：“不行，不解决问题，我们坚决不走！”

　　“你叫什么名字？”信访办主任叫姚向海，他嗓门儿粗，声音大，其实并没看清谁说的，这么一喊，把要骚动起来的情绪压了下去。

　　张爱宝已经站到了台阶上，大声冲着台阶下的人群说：“乡亲们，咱们讲理，你们就找个地方等着去吧，这样乱乱哄哄的是不好，影响办公。”蒋英俊也说：“对，大家都找个地方等着去吧，听我们的信儿。”

　　有人一带头，上访的人群都朝办公大楼前边的篮球场旁的一片小树林子走去。

　　姚向海领着蒋英俊等三名群众代表来到了陈大远的办公室。陈大远问姚向海，是不是都是光荣农场的？姚向海回答是。陈大远脸一沉问：“省里制定的信访工作责任制，不是实行单位主要领导责任制吗，通没通知高大喜来？”姚向海回答：“早就通知了，高大喜，还有工会主席姜苗苗正在往这边赶。”说来也巧，姚向海话音刚落，高大喜和姜苗苗敲门进来了。

　　陈大远让大家都坐下，问第一名群众代表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岗位工作，蒋英俊等都毫不怯懦一一回答。这使陈大远更来了气，扫他们每人一眼说：“咳，我真不理解，你们多亏还是当年的复转官兵，当年的山东支边青年，当年的下乡知识青年，都是有觉悟、有文化的人，说白了，你们都是国营农场职工，不是一盘散沙的农民呀，这样无组织无纪律地在局办公大楼门前又吵又嚷，还有没有点组织纪律性了，有没有王法了？！”

　　“陈书记，我过去听你作过报告，你到我们农场去检查工作，也给我们讲过话，留给我们的不是这个印象呀，”黄瑛当年那股小辣椒不饶人的劲儿又上来了，“没有工资，没有钱花，肚子里咕噜噜，咕噜噜，弄得饥一顿、饱一顿都没人给规矩和纪律了，这手、脚、嘴还讲什么纪律呀……”

　　高大喜瞪了黄瑛一眼：“黄瑛，你没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看着了，”黄瑛不在乎地说，“这不是陈书记的办公室嘛……”这几年，小江南农场红红火火，而光荣农场一年不如一年，高大喜在大家的心目中已经不那么神圣了，举着松木疙瘩的动作也不怎么灵了。甚至有人提出，有人盼着换场长。

　　陈大远无奈地说：“好，你们三位说说吧，要解决什么问题，要简短。”

　　“陈书记，我们要求解决的问题就一个。”蒋英俊说，“补发半年工资，上班。”

　　黄瑛说：“我们砖厂都快一年没发工资、没活干了，陈书记，再这么下去，我们就得喝西北风了！”

　　张爱宝说：“陈书记，我从抗美援朝战场到省城参加文化补习班，说是日后重用，没想到一下子重用到这里来了。行，来就来吧，开头那几年住马架子，我得了风湿病，按私伤给我归了病劳保，我上访了三年讲不出理去，病劳保就病劳保吧，连病劳保的工资也三年多没给我发了……”

　　“好好好，”陈大远截住张爱宝的话说，“我听明白了，都是为了一个问题。”他停停问，“你们都是共产党员吧？”

　　张爱宝、蒋英俊都点点头说是，黄瑛说：“我不是！”

　　“蒋英俊、张爱宝……”陈大远这一问觉得理直气壮且有话说了，“你俩是共产党员，现在国家有困难，应该体谅点儿呀，这么带头闹，还像个共产党员的样子嘛……”

　　张爱宝不服地接过话：“陈书记，你别还没怎么的就给我们扣帽子呀，我们是来反映要求尽快解决问题的。共产党员就兴饿肚子，就兴没工作吗？共产党员就不兴上访吗？党章里哪条有规定来着？”

　　“张爱宝，”高大喜吃不住劲了，在一旁溜缝说，“陈书记的意思不是说共产党员就不能反映问题，而是要有组织、有纪律地反映……”

　　“高场长，我的问题也没少找你反映呀，你总是说劳保条例里没这种规定，国家……家……”张爱宝说着说着声音哽咽了，“我家这两年都是吃的啥，你们去看看呀！要是共产党员就该这样，我想不通！”

　　“张爱宝，你这话可是过分了！”陈大远说，“再说，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就是按劳取酬，多劳多得，这一段时间，你们的浸油厂、砖厂都停产了，没给国家创造价值，你身体不好，没做贡献就不能得报酬，这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呀，你不会不懂。当然，不能否认，你们过去做过贡献……”

　　“陈书记，你这么说我是想不通的，”黄瑛在一旁耐不住了，她真没想到，自己心里一直崇敬的这位领导竟一下子像电影里的大官僚主义形象，声音激昂起来，“你要说按劳取酬、多劳多得，我想问问，我们开荒建点那些年，风里雪里雨里，还有那些夏锄大会战、麦收大会战、秋收大会战，哪天不都超过十个小时？有时十四个小时，我们多劳多得了吗？每天不都是记一个工，开一块多钱吗……”

　　“黄瑛呀，我们都是一样，谁也没多得，”高大喜说，“现在不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嘛，你没听广播里、报纸上、电视里都在讲，不找市长找市场嘛！”

　　蒋英俊说：“高场长，前几年，人家小江南农场大办家庭农场，搞市场农业，我们要搞，你让吗？！一耽误就是几年，农场包袱越来越重……”

　　“高场长……”黄瑛说，“我说说你听听，过去就没让我们找市场，我们都老了，不中用了，眼瞧就要退休了，才让我们找市场？！你比如说吧，三年自然灾害时候，光粮票就十块钱一斤，粮食就不用说了，我们饿着肚子，不足一毛钱一斤就把麦子、大豆、玉米交给了国家……我们是给计划经济做了贡献，靠计划经济过日子的，现在还得找计划经济讨还生活出路！”

　　张爱宝指指窗外说：“那路、那树、那房子……都是我们的贡献……”

　　“行了行了！”陈大远说，“我也没说不管，这种情况也不只你们光荣农场，还有一些，最近，我派人下去调查调查，我准备亲自带人去北京反映一下咱们的实际困难，请求上级支持我们一把，你们先回去吧，给大家做做工作。”

　　黄瑛问：“陈书记，什么时候给我们答复解决问题？”

　　“最近，”陈大远说着站了起来，“我努力，越快越好。”

　　高大喜说：“走，咱们回去吧，陈书记已经答应我们解决问题了。”

　　张爱宝刚要说什么，蒋英俊捅了他一下，随着高大喜走出了陈大远的办公室。

　　高大喜和蒋英俊等来到了上访群众等消息的小树林子里，给大家讲了陈书记准备亲自出马解决问题的情况，有人刚要嚷嚷，被蒋英俊给安慰住了，最后答应高大喜，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带领大家坐晚上六点钟的火车回去，高大喜一听，坐上吉普车先走了。

　　高大喜的车子一离开，蒋英俊变了口气，鼓动说：“高场长在这里我不好说，我是看透了，等陈书记、高场长给我们解决问题，他妈的恐怕黄花菜都凉了，我看……我们还是去北京找老部长，不找中央领导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就不相信，中央把我们送到这里，我们有困难就不管了，不可能……”

　　他的话音一落，上访群众“轰”地一声哄乱起来，有人攥着拳头一挥称好，有的担心陈书记答应给解决了，没等回话就去北京，算不算闹事儿，还有的说没带钱……

　　蒋英俊、张爱宝、黄瑛各讲了一通，大家的思想算是基本统一了--去北京上访。这三人由自告奋勇当代表，现在倒像是成了当然的代表了。

　　一场不可阻挡的大规模进京群访事件就要在陈大远、高大喜不知不觉之中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