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革命与改良
在甲午战争120年后的今天，中日两国或许都会有一些自豪与欣慰，这种自豪与欣慰来自于这两个民族在当今世界的实力与位置。
中国已经崛起，正向着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迈进，其经济实力升列世界第二，位居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在世界多个领域有着越来越多的话语权。日本以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其雄厚的经济资本被列为世界发达国家之一，向来与欧美及西方诸强并列，自觉有很大的优越感。应该说这两个民族在经济上都实现了自己千百年来所追求强国梦。
但是，回首这两个民族崛起复兴的过程，我们又不难发现，这两个民族都共同缺少了一种东西，或者说需要补回一种东西……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积贫积弱，虽然有学者考证，即便是在那个年代里，中国的GDP仍处于世界领先位置，但不容忽视的是，几乎每一个欧美列强都欺负过我们。几乎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只要它愿意都可以让中国割地赔款，可以在中国雇工办厂，掠夺中国的资源。而与此相伴的是中国政府的软弱无能，广大百姓的饥寒交迫，国家的凋零不堪。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感召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首先奋起，担负起探索救国救亡道路的重任，探索着民族的复兴之路。
回首中国一百多年来走过的复兴之路，充满着坎坷、迷茫、奋斗、探索和觉醒，同时，无不伴随着革命与改良的交错。可以这样说，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是一条以改良为序曲，以革命为主旋律，而最后以改革而成功的道路。
最先唱出民族振兴序曲的是“洋务运动”。对它的过程、内容及评价，我们在前面都已详细论述过。洋务运动是一场改良，它的目的是追求中国在物质层面上的崛起。在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之后，近代化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教育、通讯、交通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这块古老的土地，在形式上给这座庞大腐朽的帝国大厦建起了几道承重墙。然而，这种追求在甲午战争中被打破了，由此引发了另一场也是由知识分子主导的、力求在政治层面进行的改良运动——“戊戌变法”。
1895年，甲午战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这一结果激起了广大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义愤。正在北京参加会考的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叙述严峻的形势，提出变法的主张，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公车上书”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随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出版刊物，组建强学会，宣扬变法主张，并多次上书光绪皇帝，陈述列强瓜分中国，形势迫在眉睫。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随后，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实行一系列的改革。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富强。只可惜，这场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变革，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轰轰烈烈的变革大剧只进行了103天，便以康梁流亡、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而谢幕。中国的又一次以改良为手段的变革失败了。
由此，首先是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救国先驱们产生了这样一种认识：在中国，改良主义是行不通的，唯有进行革命，彻底砸烂旧制度，才能创造新中国。随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受到苏联十月革命启发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拿起革命的武器。于是，以实现“三民主义”为目的的中国国民党和以立志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几乎同时登上了历史舞台。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声中，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在“民族、民权、民生”的大旗下，蒋介石先生用枪杆子实现了中华民国形式上的统一。接着，在一场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卫国战争取得胜利之后，国共两党又同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旗帜下进行了三年血肉相搏。
当五星红旗升起在天安门广场，当我们自己感到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民族复兴的理想似乎已经实现时，我们除了欢乐、振奋外，其实，我们面对的还有一片满目疮痍的大地。不容置疑，人类社会的发展，有时需要以革命的手段促成巨变。阶级的矛盾有时是不可调和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以暴力的手段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是今天中国改革开放，国家取得巨大成就，民族走向真正复兴的奠基和前奏。但是，在我们的探索过程中，我们对革命的认识也曾经有过误区。更可怕的是，革命的胜利带来了“革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唯一手段”的论断，于是，我们在不断地革命：“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命”；“革帝、修、反的命”；“革封、资、修的命”；“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砸烂旧世界，创造新世界”，“造反有理”……当我们幡然觉醒、回首遥望时，我们发现：我们走过的路是多么坎坷……
真正使我们民族走上复兴之路的是改革。邓小平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他的伟大不仅在于他参与了毛泽东所领导的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为主要目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更在于他成功地以改革的方式把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领上了一条民族复兴之路，并且以其实践告诉后人：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走向富强的唯一道路。
翻开中国的历史，不难发现，我们很热衷于革命。
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的旧势力太强大了，非革命无以推翻。也有人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改革变法从无成功的先例。我并不承认这种观点。一项变法或改革的成功与否，如果以是否夺取政权为标志，那就太狭隘了。商鞅在秦国变法后是被贵族杀掉了，但他所实施的各项政策并没变，秦国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发展、富强起来的。如果以秦国最后富国强兵、统一六国为标准，商鞅的变法是成功还是失败呢？改革是什么？是在不推翻旧体制的前提下为其输入新的内涵，输入新的血液。这其中肯定也有斗争，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斗争。然而，这种斗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远远小于革命。在斗争中人们可以学会思考，学会妥协，学会建立规则，从而走向成熟。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也正在于不断探索、不断进步，不断发现真理、不断实践真理。不要以为改革开放只是一种经济形式上的变换；不要仅仅把“三个代表”、“与时俱进”当做一种政治口号；不要认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只是一种理念的转换；更不要以为“实现中国梦”只是一个单纯的目标。以上表现出我们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不断进步，不断提升。试想，如果我们现在还停留在阶级斗争阶段，如果我们还在幻想以“革命”的方式解决所有的问题，其结果将是什么？再进一步思考一下，世界上有哪个组织能够在近百年的奋斗史中，始终不移，目标如一，历尽艰难，不断探索？又有哪个组织能如此探索真理、服从真理、实践真理？从这一点讲，我们也许还要说回那句老话：“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中国已经崛起，正向着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迈进，其经济实力升列世界第二，位居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在世界多个领域有着越来越多的话语权。日本以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其雄厚的经济资本被列为世界发达国家之一，向来与欧美及西方诸强并列，自觉有很大的优越感。应该说这两个民族在经济上都实现了自己千百年来所追求强国梦。
但是，回首这两个民族崛起复兴的过程，我们又不难发现，这两个民族都共同缺少了一种东西，或者说需要补回一种东西……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积贫积弱，虽然有学者考证，即便是在那个年代里，中国的GDP仍处于世界领先位置，但不容忽视的是，几乎每一个欧美列强都欺负过我们。几乎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只要它愿意都可以让中国割地赔款，可以在中国雇工办厂，掠夺中国的资源。而与此相伴的是中国政府的软弱无能，广大百姓的饥寒交迫，国家的凋零不堪。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感召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首先奋起，担负起探索救国救亡道路的重任，探索着民族的复兴之路。
回首中国一百多年来走过的复兴之路，充满着坎坷、迷茫、奋斗、探索和觉醒，同时，无不伴随着革命与改良的交错。可以这样说，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是一条以改良为序曲，以革命为主旋律，而最后以改革而成功的道路。
最先唱出民族振兴序曲的是“洋务运动”。对它的过程、内容及评价，我们在前面都已详细论述过。洋务运动是一场改良，它的目的是追求中国在物质层面上的崛起。在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之后，近代化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教育、通讯、交通事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这块古老的土地，在形式上给这座庞大腐朽的帝国大厦建起了几道承重墙。然而，这种追求在甲午战争中被打破了，由此引发了另一场也是由知识分子主导的、力求在政治层面进行的改良运动——“戊戌变法”。
1895年，甲午战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这一结果激起了广大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义愤。正在北京参加会考的康有为发动在北京应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叙述严峻的形势，提出变法的主张，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公车上书”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随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出版刊物，组建强学会，宣扬变法主张，并多次上书光绪皇帝，陈述列强瓜分中国，形势迫在眉睫。在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随后，光绪皇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一系列变法诏书和谕令，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实行一系列的改革。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富强。只可惜，这场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变革，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轰轰烈烈的变革大剧只进行了103天，便以康梁流亡、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而谢幕。中国的又一次以改良为手段的变革失败了。
由此，首先是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救国先驱们产生了这样一种认识：在中国，改良主义是行不通的，唯有进行革命，彻底砸烂旧制度，才能创造新中国。随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受到苏联十月革命启发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拿起革命的武器。于是，以实现“三民主义”为目的的中国国民党和以立志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几乎同时登上了历史舞台。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声中，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在“民族、民权、民生”的大旗下，蒋介石先生用枪杆子实现了中华民国形式上的统一。接着，在一场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卫国战争取得胜利之后，国共两党又同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旗帜下进行了三年血肉相搏。
当五星红旗升起在天安门广场，当我们自己感到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的民族复兴的理想似乎已经实现时，我们除了欢乐、振奋外，其实，我们面对的还有一片满目疮痍的大地。不容置疑，人类社会的发展，有时需要以革命的手段促成巨变。阶级的矛盾有时是不可调和的，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中国革命，以暴力的手段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是今天中国改革开放，国家取得巨大成就，民族走向真正复兴的奠基和前奏。但是，在我们的探索过程中，我们对革命的认识也曾经有过误区。更可怕的是，革命的胜利带来了“革命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唯一手段”的论断，于是，我们在不断地革命：“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命”；“革帝、修、反的命”；“革封、资、修的命”；“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砸烂旧世界，创造新世界”，“造反有理”……当我们幡然觉醒、回首遥望时，我们发现：我们走过的路是多么坎坷……
真正使我们民族走上复兴之路的是改革。邓小平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他的伟大不仅在于他参与了毛泽东所领导的以推翻国民党统治为主要目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更在于他成功地以改革的方式把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领上了一条民族复兴之路，并且以其实践告诉后人：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走向富强的唯一道路。
翻开中国的历史，不难发现，我们很热衷于革命。
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的旧势力太强大了，非革命无以推翻。也有人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改革变法从无成功的先例。我并不承认这种观点。一项变法或改革的成功与否，如果以是否夺取政权为标志，那就太狭隘了。商鞅在秦国变法后是被贵族杀掉了，但他所实施的各项政策并没变，秦国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发展、富强起来的。如果以秦国最后富国强兵、统一六国为标准，商鞅的变法是成功还是失败呢？改革是什么？是在不推翻旧体制的前提下为其输入新的内涵，输入新的血液。这其中肯定也有斗争，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斗争。然而，这种斗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远远小于革命。在斗争中人们可以学会思考，学会妥协，学会建立规则，从而走向成熟。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之处也正在于不断探索、不断进步，不断发现真理、不断实践真理。不要以为改革开放只是一种经济形式上的变换；不要仅仅把“三个代表”、“与时俱进”当做一种政治口号；不要认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只是一种理念的转换；更不要以为“实现中国梦”只是一个单纯的目标。以上表现出我们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不断进步，不断提升。试想，如果我们现在还停留在阶级斗争阶段，如果我们还在幻想以“革命”的方式解决所有的问题，其结果将是什么？再进一步思考一下，世界上有哪个组织能够在近百年的奋斗史中，始终不移，目标如一，历尽艰难，不断探索？又有哪个组织能如此探索真理、服从真理、实践真理？从这一点讲，我们也许还要说回那句老话：“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