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8你不知道的晚清

第十二章沈葆桢最早预言“东洋终须一战”

　　晚清沈葆桢的身份可以用三个兼而有之来概括：林则徐的外甥兼女婿；船政大臣兼通商大臣；两江总督兼管台湾。就是这位拥有三种身份的沈葆桢最早预言道：“东洋终须一战”。

　　得到林则徐赏识与教诲

　　沈葆桢（1820-1879），字幼丹，又字翰宇，汉族，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沈葆桢的母亲林蕙芳是林则徐的六妹，沈葆桢11岁那年，父亲沈廷枫中了举人，赴京应礼部试时带上沈葆桢，当时林则徐在南京担任江宁布政使，沈廷枫把儿子留林则徐那里，然后独自北上应试。林则徐喜欢上了沈葆桢，定下了亲上加亲的娃娃亲，将小女林普晴许配给他，沈葆桢成为了清代抵抗侵略的著名封疆大吏林则徐之婿。

　　沈葆桢与林普晴结婚后感情甚笃，夫妻二人过着清贫的日子。沈葆桢中进士，入翰林院，直至外放九江知府，一直洁身自好，赴任时的沈葆桢身无分文，还是向人借的盘缠，“挪川费百金”。沈葆桢还为他的妻子写了长诗一首，“忽闻犬吠便心惊，望眼如穿万里程。一穗残灯人不寐，夜深独自听车声。生生世世许同心，一刻体谅十万金。”

　　沈葆桢多才好学，室名“夜识斋”，他曾书咏月诗一首，其中两句是“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必清辉满十分”，露出孤芳自赏的心态。他请岳父林则徐过目，林则徐看后改成“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况清辉满十分”。林公的谦逊情怀跃然纸上，令沈葆桢佩服不已，学习效仿林则徐的想法在沈葆桢心中萌发。

　　沈葆桢一生勤俭，穿的貂褂破烂，也不做新的。他一直在周济那些生活更加贫苦的人。“薪俸到手辄尽，未尝有余”。他在离开船政时，欠下船政4000两银子，在两江总督任上才还清。他有七个女儿，办不起嫁妆，新娘的首饰，有些还是借的，婚后要还给人家。

　　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请他赴安庆大营，委以重用。1862年又推荐他出任江西巡抚，倚用湘军将领王德标、席宝田等镇压太平军，沈葆桢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屡获军功，1864年捕杀太平天国幼天王、洪仁轩等，清廷赏授沈葆桢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和头品顶戴。

　　支持民众发对“洋教”

　　沈葆桢在江西巡抚任内，处理了著名的“南昌教案”。

　　1860年《北京条约》签定后，传教士在中国拥有了“传教宽容条款”。1861年末，法国拉撒路会的罗安当被指派为江西主教，他想收回在南昌曾经被没收的天主教的财产，还想兴建一所育婴堂，扩大教堂的规模。当他的中国助手方安之到南昌、买下筷子巷的一所房屋作为育婴堂的时候，南昌以及湖南的士绅们发布了《扑灭异端邪教公启》，群起反对，进行抵制，称：“乃有奸民罗安当、方安之，倡行邪教，煽惑愚民，甚至采生折割，奸淫妇女，锢蔽儿童。”号召人民：“锄头扁担，尽作利兵；白叟黄童，悉成劲旅。”对于信奉洋教的中国教徒，一经发现则“不必禀官，公开处死，以为不敬祖宗，甘心从逆者戒……”

　　在南昌爆发的此次教案，还聚集了数千参加科举的考生，规模宏大，发誓捍卫中国儒家传统。

　　1862年3月15日沈葆桢赴江西巡抚任，罗安当求见，被沈葆桢拒绝。3月17日，愤怒的民众捣毁了育婴堂和属于教徒的店铺和房屋。沈葆桢得知此事后说：“夷人逞志于我久矣，不虞吾民之藉手以报之。”罗安当在沈葆桢这里得不到丝毫保护，他只好跑到北京，向法国公使节哥士耆禀告了南昌的情形，哥士耆向总理衙门提出了赔偿要求。

　　当时的朝廷急于想得到法国支持助剿太平天国，于是责令沈葆桢处理此事。沈葆桢不肯逮捕民众，朝廷严旨切责，沈葆桢说“当时不暇致详”，而今“诱之以利，怵之以威，百计推求，仍无端绪”，表示无法处理此案，直到次年一月底，总理衙门经过和法国的谈判，决定派人护送罗安当回南昌，再次命令沈葆桢亲自接见罗安当，并给法国人赔偿7万两。罗安当还没有回到南昌，南昌的民众再次聚集群起攻之，致使罗安当返回九江谈判。经过协商，罗安当放弃了在南昌的教堂和育婴堂，并且把赔偿从7万两减至1.7万两。

　　沈葆桢在日后说：“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他是为了中国道统的完整支持反洋教的。他还以坚强的口吻表达了决心：“虽然，办理不善之咎，我辈自任之，幸勿作缉捕论也。”有着强烈爱国之情的沈葆桢甘愿但当办理不善丢乌纱帽的责任，也不去阻止民众的爱国之举。

　　与左宗棠同称“船政之父”

　　沈葆桢的事业，在督办福州船政和创建福建水师中达到最高点。

　　清同治五年（1866年）春，左宗棠升为闽浙总督，设行辕于福州。6月25日，左宗棠奏请在福州设局制造轮船。朝廷加委左宗棠为“饮差马尾船政大臣”，命福建巡抚以下官员，一体协理船政。10月14日，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沈葆桢丁忧在家，闻讯后带头组织福州缙绅百余人联名呈请恳留缓行。在缓行期间，左宗棠同福州将军英桂、福建巡抚徐宗干商量之后，恳请沈葆桢出山继承船政事业。左宗棠上疏说：“非沈葆桢不能任其职。”力荐沈葆桢接手船政。

　　左宗棠亲自两次到宫巷请沈葆桢出山，沈葆桢推诿说“重孝在身”，不肯赴职。左宗棠知道沈葆桢有许多难处，便又奏请朝廷给沈葆桢有专事奏折权，“凡船政奏折无需经过巡抚衙门，仍由沈葆桢会臣领衔”。左宗棠第三次到宫巷，亲口对沈葆桢说：“朝廷已特命总理船政，由部颁发关防，凡事涉船政，由其专奏请旨。其经费一切会商将军、督抚，随时调遣，责成署蕃司周开锡不得稍有延误。”并推荐著名绅士、商人胡光墉（胡雪岩）相助；所有的原班人马，都归沈葆桢调遣。

　　清廷于1867年二月初一，朝廷谕旨沈葆桢“先行接办”，“不准固辞”。于是沈葆桢服期未满便出任“马尾船政大臣”。左宗棠大喜说：“接办之人，能久于其事，然后一气贯注，众志定而成功可期，亦研求深而事理愈熟悉。此唯沈公而已。”

　　福州船政和创建福建水师故有“创自左宗棠，成于沈葆桢”之说。马尾地方建祠纪念二人，称二人均为“船政之父”。

　　左宗棠年长沈葆桢八岁，二人经历、性情、做事风格颇为相似，沈葆桢为江西巡抚时曾协同曾、左作战，并在一次重大战役中确保了左宗棠军的运粮通道安全，深得左宗棠赞赏。他举荐沈葆桢继承船政事业，主要是他看中了沈葆桢的能力。这也是左宗棠不惜三顾茅庐并鼎力举荐他的主要因素。

　　沈葆桢虽多受林则徐儒雅之风的熏陶，但是做起事来，雷厉风行。他做事小事不马虎：有人偷了外国人的汗衫，他认为此事有辱国格，将此人斩首示众。船厂需要大量铁皮，布政司主管售铁的官员故意为难，索取好处费。沈葆桢抓个属吏，以“阻挠国事，侮慢大臣”的罪名，斩首示众。轻罪重判，小题大做，但杀一儆百，刹住歪风邪气。做大事更是坚定不动摇：他宣称“铁甲舰不可不造，日本不可不防！”

　　沈葆桢上任后，把福州船政局定位为要自己建造兵船，达到中国在东亚的海军霸主地位的目的。他的这个思路极具远见。在“购置者权操于人，何如制造者权操诸己”的指导思想下，福州船政局的定位，一开始就是要能够自己建造兵船。船政局主要由铁厂、船厂和船政学堂三部分组成。沈葆桢采取“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做法，在胡雪岩的协助下聘请数十个英法科技人员，教中国员生学习造船、驾驶，却不许这些外国人喧宾夺主。

　　福州船政局是当时远东最大的造船厂，也是世界的第三大造船厂，把日本远远甩在身后。李鸿章赞其为“开山之祖”。当时一位英国军官说，“这个造船厂和外国任何造船厂没有多少区别。”

　　1868年1月18日，沈葆桢主持了第一艘木质兵舰“万年青”号的龙骨安放典礼。该舰长76.16米，宽8.9米，吃水4.54米，排水量1370吨；配置由法国进口的往复式蒸汽主机，马力150匹；顺风航速15节，乘员100人，装六门5.5英寸舰炮。“万年青”号出海试航时，法国人总监工达士博要用外国人引航，于是多方出难题，沈葆桢置之不理，坚持“权操在我”，从管驾、引港到舵工、水手全用中国人，试航成功。

　　福州船政局建厂费用不40余万两，每年经费每年60万两，1878年以后，积欠甚多以致造成经费短缺，生产困难。自1874年至1895年，生产萎缩，二十多年中共造船有铁胁木壳兵船“威远”，木质兵船“福星”、“镇海”“飞云”、“扬武”、“伏波”，钢胁钢壳鱼雷快船“广丙”、“福靖”等约20艘。

　　船政局虽然遇到了种种困难，但在造船技术方面则逐渐有所提高。最初只能制造150马力以下的木壳，到1887年则制成第一艘铁甲船，轮机也由旧式单机改为复合机，马力由150增至2400，在中国近代造船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击退日本侵台阴谋

　　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表现出对外极大的侵略性，它首先觊觎中国的台湾。

　　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以琉球船民漂流到台湾，被高山族人杀害为借口，发动侵台战争。5月10日，3600多日军在台湾琅峤登陆，7月，日军以台湾的龟山为基地建立都督府，修筑医院、营房、道路，准备长期占领下去。

　　5月11日，清政府照会日本外务省，就日军入侵台湾提出交涉，并随后任命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兼理各国事务大臣，并授予他处理日本侵台事件的军事外交大权，率兵船驰往台湾办理海防，交涉日本撤兵事宜。由此，沈葆桢开始了他在台湾的近代化倡导之路。

　　6月中旬，沈葆桢带兵渡海到达台湾。他审时度势，向朝廷封提出四条斗争策略：一为“联外交”。通过外交努力，孤立日本；二为“储利器”。积极储备战舰、军火等军需物资；三为“储人才”，请调了解台情、军情的得力人才，协助谋划；四为“通消息”，设法加强通讯设施，主张铺设水路电线，以通电报。

　　沈葆桢还以“理谕”、“设防”、“开禁”为处理原则，一方面积极向日军交涉，劝其撤军；一方面招募兵勇，添置军械，着手布置全岛防务，增调淮军精锐武毅铭字军13营6500人入台，建筑炮台，积极备战。以扬武、飞云、安澜、清远、镇威、伏波六舰常驻澎湖，福星一号驻台北，万年一号驻厦门，济安一号驻福州。清政府也相继运来洋炮20尊，洋火药4万磅，火药3万磅，做好用武力将日本军队赶出台湾的准备。这些措施渐次推展开来，对日军已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形成相当的声势，使日军有所顾忌不敢轻举妄动。

　　这时，台南南部恶性疟疾流行，侵台日军因气候炎热，水土不服，疾疫流行，每日死者四五名至数十名，士气极其低落。在进退维谷、内外交困的形势下，日本不得不寻求外交解决的途径。日本刻意散布台湾是无主之地的谣言，遭总理衙门驳斥。沈葆桢也早已识破日本人的诡计，告诉李鸿章说：“若以生番与中国无干答之，则正入彼族之圈套。”中国方面义正词严地宣称：“台湾住民虽生番散处深山，文教或有未通，政教偶有未及，但居我疆土之内，总属我管辖之人，其地土实系中国所属。合台郡之生番，无一社不归中国者。”后经英、美、法三国出面调停下，双方外交交涉，清政府对日妥协，于10月31日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台湾事件专约》（《北京专约》），同意付给日本抚恤银10万两，军队花销补偿银40万两。12月，日本军队全部撤出台湾。

　　在交涉中，沈葆桢坚持不同意朝廷给日本的赔偿要求，他奏称：“倭备虽增，倭情渐怯，彼非不知难思退，而谣言四布，冀我受其恫喝，迁就求和……倘妄肆要求，愿坚持定见，力为拒却。”沈葆桢又致书李鸿章：“我既以逸待劳，以主待客，自不必急于行成。”

　　受此事件的刺激，大学士文祥说：“夫日本乃东洋一小国耳，新习西洋兵法，仅购铁甲船二只，竟敢借端发难。”

　　日本入侵台湾是对中国在台湾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次挑战，对中国来说，这是一次严重的边疆危机。日本侵台之役给清政府最大的教训是，使它认识到自己的海防空虚，必须急起补救。光绪元年（1875）四月，清廷发布上谕，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筹建新式海军，中国近代海军的建设从此走上轨道。

　　通过与日本的交涉，沈葆桢感觉到中日之间直接对峙之势在东南沿海已经形成，他发出“东洋则终须一战”，“倭炽可忧”的预警。

　　开启台湾现代化进程

　　日本侵台使清廷认识到，“欲巩固海防必先巩固台湾，欲巩固台湾必先建设台湾”。中央政府的治台策略由此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台湾的近代化过程也由沈葆桢治台开始。

　　沈葆桢治台之第一策是改革台湾行政区划。由原来的1府4县3厅调整为2府（台北府、台湾府）8县4厅。形成了至今沿用的行政区划形式。

　　第二策是开山、“抚蕃”。开山即打通台湾前山后山之隔绝状态。所谓“抚蕃”，即实行汉化计划，包括选土目、查蕃户、定蕃业、通语言、禁仇杀、设“蕃学”、修道路、易冠服等。

　　第三策是表彰郑成功等人激励民心。沈葆上奏朝廷，建祠祭祀包括南明死臣114人在内的前朝名人。朝廷允之，并追谥“忠节”。沈葆桢亲自书写对联曰：“开万古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

　　第四策是推行“自强新政”。新建炮台，加强台湾海防。为此，还在闽台间设置轮船，以便航运，并用先进方法开采煤矿。

　　在台一年多时间，沈葆桢“此次之善后与往时不同，台地之所谓善后，即台地之所谓创始也”的论断，被历史证明是晚清少有的远见卓识之语。沈葆桢以非凡的魄力在台湾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局面，为日后台湾正式建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李鸿章给他的信中说道：“我公在彼开此风气，善后始基，其功更逾于扫荡倭奴十万矣。”

　　光绪五年（1879）十一月，59岁的沈葆桢病逝于两江总督任上。清政府赠太子太保，谥文肃公，入祀贤良祠，并准在江西及各立功省分建专祠祭奠。

　　沈葆桢把自己的全部生命奉献于国家的御外壮举中，弥留之际他牵挂的事情仍然是忧国忧民，他再三叮嘱：“倭人夷我属国，虎视眈眈，凡有血气者，咸思灭此朝食……臣所每饭不忘者，在购办铁甲船一事，今无及矣。而恳恳之愚，总以为铁甲船不可不办，倭人万不可轻视，伏望皇太后圣断施行，早日定计。”

　　就在沈葆桢去世的这一年，曾是明王朝、清王朝藩属的琉球王国被日本正式吞并了，并改名为冲绳县。一腔热血爱国家的沈葆桢不在了，不知道日益腐朽的清王朝还有谁曾为之怒发冲冠扼腕叹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