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8你不知道的晚清

第十六章对康有为影响最大的晚清大学者

　　世界上有一种人总是勇于创新，喜欢离经叛道标新立异，只要有人跟上自己的步伐、想法，他就立即抛弃自己的初衷而另辟新径，有的时候也会自相矛盾自己和自己较劲，驳倒自己的初衷；世界上也有一种人，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发扬光大，更上一层楼，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晚清时期的经学大师廖平属于前一种人；戊戌变法的领头羊康有为属于第二种人。

　　康有为于光绪十七年（1891）《新学伪经考》和光绪二十四年（1898）《孔子改制考》问世后，为后来的维新变法提供了思想基础，影响极大，引起封建统治者的极大恐慌。他在奠定其学界领袖地位的同时，也把自己卷入了与另一位经学大师廖平的学术纠纷中。康有为的这两部作品被斥为分别剽窃了自廖平的《辟刘篇》和《知圣篇》。

　　廖平（1852-1932年），四川人，初名登廷，字旭陵，号四益，后改字季平，改号四译，晚年更号为六译。廖平这些名号的更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的善变。廖平是张之洞的门生，但廖平一生的学术研究，并没有沿着张之洞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廖平一生研治经学，融贯古今中西各种学说，其穷辩伪古文经学，建立了一个熔三教于一炉、合诸子为一统无所不包的大学问--孔经哲学，开启学术界厚今疑古之风。他的观点言论多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的学术贡献超越了前人，他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经学大师，他的旷世宏论回眸千古仅此一人，在中国近代学术界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廖平彪炳史册影响乾坤的历史功绩，是他对康有为的影响。

　　廖平在光绪十五年（1890）曾赴广州，此前康有为曾阅读过廖平的著作《今古学考》，对廖平“十分钦佩，引为知己”，康有为、黄季度抓住机会相约拜访他于广雅书局，彻夜长谈。廖平拿出自己的新作《知圣篇》《辟刘篇》手稿给康有为看。（廖平记载“及还羊城，（康）同黄季度过广雅书局相访，余以《知圣篇》《辟刘篇》示之”。廖平送给康有为的《知圣篇》抄本，保存在康家后人手里。）廖平在《经话甲编》中提到此事时说：1890年他和康有为在广州两次会晤，把《知圣篇》《辟刘篇》交给康有为看。廖平之所以把这两本书给康有为看，是因为该书立意太出人意料，在四川没有人可以相谈交流。廖平也曾就书中的有关问题问博学的古学大师余樾，但余樾也不能回答。此番与康有为知音相遇，因此廖平才将此书拿出。康有为阅完此书，对该书的观点不能认同，“驰书相戒，近万余言”，写了万言信驳斥廖平“好名鹜外，轻变前说”，并苦口婆心劝廖平应“急当焚毁，否则入籍”。这之后，廖平又访康有为于广州安徽会馆，再次彻谈，反复晓以“秦焚六书未亡六经”，证明今经为全，后出古经为伪。这次回访的结果是“两心相协，谈论移晷”。

　　两次会晤之后，康有为受到廖平的影响，思想发生巨大转变。康见仰古之说对推到陈规陋习大有裨益，于是幡然醒悟改头换面尽弃自己原来的观点，改崇今文。在《辟刘篇》的指引下，他督导弟子梁启超、陈千秋等人运用目录等手段，大胆假设，穿凿附会，废寝忘食日夜劳作，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完成了三十万字的《新学伪经考》，该书一出则“粗豪狂姿，天下震动”。过了几年又出版《孔子改制考》，再次产生了地震一样的大裂变。而廖平的《古学考》直到光绪二十三年才改订后以《古学考》之名出版；至于《知圣篇》因给许多人传阅，手稿都已遗失，好不容易找到一本转抄本订正后出版，却是反响一般，只是捍卫巩固其在经学史上的地位。

　　康有为和廖平的著作分别面世后，当时知道康、廖交往内幕的人，认为康有为的著作，实为剽窃廖平的成果。再简单地说，康有为的新学来源于廖平的学说。学界有影响的余樾、章太炎、皮希瑞、顾颉刚、钱穆等人了解廖平与康有为的交往过程，皆认为康有为的作品是“剽窃”廖平的学术成果。康有为对于剽窃说的指责，则讳莫如深，只在《重刻伪经考后序》一文中予以间接否认，很少正面反击，这让人感到不解。康氏的“深自讳避”遭到当时学术界的众多讥讽热议，钱穆说康有为对这件事的反应“藏喙若噤”。众多人士皆认为康是剽窃的巨擘。

　　钱穆就是力主康有为剽窃廖平的著作的大家之一，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钱穆写道：“盖长素《伪经考》一书，亦非自创，而特剽窃之于川人廖平。”又说：“长素（康有为号长素）辨新学伪经，实启始自季平（廖平字季平）。此为长素所深讳，而季平则力揭之。”国学大师章太炎亦指责康抄袭廖“粗鄙不堪”。张之相、梁启超等知名学者均认为，尽管康有为之书与廖平之书有本质不同，但康有为之书是受廖平之书启发而成，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梁启超在提到康有为学术与廖平的差异时，写道：“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渊颇出自井研（廖平），不可诬也。然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畴昔治《公羊》者皆言例，南海则言义。惟牵于例，故还珠而买椟；惟究于义，故藏往而知来。以改制言《春秋》，以世言《春秋》者，自南海始也。”

　　廖平认为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是受其《辟刘篇》和《知圣篇》影响，但却“多失其宗旨”；又认为《新学伪经考》在方法上“不出史学、目录二派之窠臼”，明显地说出两者研究方向的不同。廖平是看淡这件天下纷争的事情，他说：“又吾两人交涉之事，天下所共闻知，余不愿贪天功以为己力，足下之学自有之可也。”廖平致信友人江叔海的一段话：“康长素所发明者，非原书所有。”廖平《经话甲篇》对康有为的评价：“…长素或亦儒门之达摩，受命阐教者乎？”把康有为称为“儒门之达摩”，明确表达自己对康有为的佩服之情。《经话甲篇》卷二：“伪经考》出，倚马成书，真绝伦也。”这也是廖平对康有为发自内心的赞叹。

　　康有为却一再否认这两部书与廖平有关联，他把自己成书的缘由归功于自己阅读《史记》与《汉书》时的疑惑而，对《新学伪经考》成书的缘由解释是“…以今文为主，遍考古文而辨之。先撰《伪经考》，粗发其大端。”

　　康有为不曾提及自己文章是受廖平的影响而发端，这实在让人摇头不能苟同。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撰写，即使说这是他自己的观点，也是在其会晤廖平之后，才有意识地翻阅《史记》与《汉书》的相关内容，从而确信了廖平关于伪经的观点，也才有了他的文章。如果没有这个前因，那么康有为的这两篇惊世骇俗的文章思想哪年才能出来？历史会怎样发生？如果没有这个启发，康有为的文章岂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所列五个要点，其中的一、四、五与廖平《古学考》雷同，而第二、三点则为康氏主见。

　　廖平的《知圣篇》有四个要点：一是，孔子素王受命改制。廖平认为，孔子受命于天，具有帝王之德，但却无其位，因此是有德无位的“素王”。因为是“素王”，改制立法不能见之于实事，只能“存空言于六经”，以微言大义的方式传给后世帝王。二是，六经皆孔子所作。古文经学认为六经只是古代史料，孔子只是一个传述家。三是，孔子改制托古。因为孔子只是有德无位的“素王”，如果直言改制，不能取信于人，所以借托古代先王以言改制。四是，孔子改制因革损益。孔子对四代制度有继承也有创造。

　　我们再看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也是有四要点：第一，定《春秋》为孔子改制创作之书，文字不过其符号，六经皆然。第二，六经皆孔子所作。第三，孔子改制，恒托于古。第四，先秦诸子皆托古改制，如老子之托黄帝，墨子之托大禹。以上对比可以看出，康的《孔子改制考》中的第二、三点完全同于《知圣篇》，其他两点则不一样。

　　康有为与廖平虽然有着表象上的相似看法，但在内在核心上，却是大相径庭。廖平缺乏政治抱负，没有什么野心，典型的书呆子。而康有为却是怀有叱咤宇宙之心，具有廖平不可相比的雄伟气魄。他在《孔子改制考》中写道：“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露出自己“布衣改制”的政治理想与决心。同一件事，人和人思想欲望的不同，其结果肯定不一样。这是亘古未变的。

　　公心而论，廖平对康有为的影响事实是任何人不能否认的。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认为其师受廖平影响“不可诬”。廖平的颠翻古今的“异端”观点，让康有为洞看到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在这个领域，廖、康两者在同一入口处进入，但之后分道扬镳各有千秋。笔者认为，两人之论，一为学者之学术研究；一为政治家之政论。可以说，廖平是一个探险者，而得到宝藏享受到无限风光的却是康有为。

　　康有为是不是剽窃的巨擘，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康有为带头掀起的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运动、思想解放运动，把沉睡千年的中国从中世纪封建王朝中唤醒，开始正面看待世界，其历史功绩是不可淹没的；而为这场运动奉献自己一份破天荒思想的廖平，其功绩也不曾被历史忘记，已经被载入史册。

　　§§第三部分谁解其中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