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8你不知道的晚清

第七章“译界之王”不懂外文为何却能狂赚读者眼泪？

　　晚清时期，有“传统古文之殿军”之誉的文学家林纾，不仅能诗善画，多才多艺，而且曾翻译了英、法、美、比、俄、挪威、瑞士、希腊、日本和西班牙等十几个国家数十名作家的小说，其译著多达一百八十余种，为中国近代译界所罕见，被誉为“译界之王”。

　　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作为“译界之王”的林纾竟然不懂外文！他翻译外国小说全靠听取别人的口译，然后自己再用文言文将之翻译成汉语。“林译小说”曾极大地影响了当时中国的文学界，他是我国最早翻译西方文艺作品的人，也是中国翻译小说的奠基人和中国小说现代叙事话语形成的开拓者。

　　在中国近代，林纾以自己独特的翻译方式奉献给社会文化界的大量西洋小说，滋养了一代文学新人，用高古典雅的中国古文话语表述形态，开创了中国的西洋文学新风，在文学史上功不可没。

　　林纾，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室名春觉斋。1852年11月8日，林纾出生在福州一个小商人的家庭。林纾先祖为农，祖父辈入城治艺。父亲林国铨，在闽北经营盐务。1856年，其父往建宁运盐途中，因船触礁沉没，导致倾家荡产，遂背井离乡往台湾谋生，林纾则一度寄食于外祖母家中。林纾小时候靠寡母的劳作来维持生活，早年生活很贫困，但林纾读书很刻苦，五岁时在私塾当一名旁听生，受塾师薛则柯的影响，深爱中国传统文学，从此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尤其对古典文学下了不少工夫。林纾自小嗜书如命，以代人补缀破书，而得读书机会；所有零花钱都用于买书，以贱价收买残书研习。十五岁时，“积破书三橱，读之都尽”，到他二十岁时，已博览群书达数千卷之多，奠定了深厚的文学根基与学问基础。1874年，二十二岁的林纾从陈文台学绘画。自此，“一日未尝去书，亦未尝辍笔不画”。1882年他中了举人后，数次上京参加礼部会试，但屡试屡败，于是便放弃科举之学，专心致力于古文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位中国文学翻译开山鼻祖初涉译事时曾有一段很顽皮很童真的趣闻：当年，他有一位朋友叫魏翰（魏季渚），是毕业于“中国海军的摇篮”马尾船政学堂的著名造船专家，有“匡世良才”之美誉。魏翰时任船政局工程处道员，他最先建议挚友林纾从事翻译。林纾听后当做耳旁风，迟迟未付诸行动。经魏翰再三相劝，林纾竟孩子般提出条件：魏翰必须请他游览闽江滨海大川，否则就不译。魏翰无奈，买舟导游。一路上，由魏翰的学生、时任船政学堂法文教习的王寿昌拿着大作家小仲马的法文原著《茶花女》逐字逐句把原著意思说出来，林纾边听边以文言文书写成章，于是令世间轰动亦使林纾一举成名的中国翻译史上第一部长篇译著《巴黎茶花女遗事》就这样诞生了！

　　翻译《茶花女》时，由王寿昌读原文，口译出大概意思，再由林纾笔译成优美的古汉语，整理成篇。每译至男女苦恋之悲及伤心之处，两人竟抱头痛哭，与书中人同悲欢共命运！

　　林纾的这部译著《巴黎茶花女遗事》于1899年1月在福州由畏庐刊行。这是中国介绍西洋小说的第一部译著，为国人见所未见，一时风行全国，备受赞扬，好评如潮。大翻译家严复写诗“伤心一部茶花女，荡尽支那浪子魂”赞之。

　　翻译《茶花女》一炮打响后，林纾名声大振，轰动了当时暮霭沉沉的晚清文坛。林纾一鼓作气，受商务印书馆的邀请专译欧美小说，先后共译作品一百八十余种。单行本主要由商务印书馆刊行，未出单行本的多在《小说月报》、《小说世界》上刊载。跟林合译美英作品者有魏易、曾宗巩、陈家麟、毛文钟等，合译法国作品者有王寿昌、王庆通、王庆骥、李世中等。这些译著均极成功，名重一时。

　　在外国作家中，林纾译得最多的是英国哈葛德，有《迦因小传》、《鬼山狼侠传》等二十种；其次为英国柯南道尔，有《歇洛克奇案开场》等7种。林译小说属于世界名作家和世界名著的，有俄国托尔斯泰的《现身说法》等六种，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等五种，大仲马《玉楼花劫》等两种，英国狄更斯的《贼史》等五种，莎士比亚的《恺撒遗事》等四种，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三种，美国欧文的《拊掌录》等三种，希腊伊索的《伊索寓言》，挪威易卜生的《梅孽》，瑞士威斯的《口巢记》，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英国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菲尔丁的《洞冥记》，斯威夫特的《海外轩渠录》，斯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谭》，里德的《吟边燕语》，安东尼霍普的《西奴林娜小传》，美国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法国巴尔扎克的《哀吹录》，雨果的《双雄义死录》，日本德富健次郎的《不如归》。

　　林纾不懂外文，选择原本之权全操于口译者之手，因而也产生了一些疵误，如把名著改编或删节的儿童读物当做名著原作，把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剧本译成小说，把易卜生的国籍误成德国等。在他翻译的小说中也不免有些脱离原意、不尽符实之处，比如他在翻译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时便采用中国古典小说的笔调来描写，说亚芒愤恨离去为“拂袖而去”，读者写信责问他：“西装袖子如何拂得？”又如，他描写茶花女灯下读小说为“挑灯夜读”，读者也表示异议：“茶花女香闺哪里来的油灯？”他均无法作答。

　　当然，与这些瑕疵相比，林纾翻译的外国小说可取之处则更多，其译笔轻快明爽，有鲜明的特色和可圈可点之处。如他所译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颇能保有原文的情调，人物也能传原著之神。《孝女耐儿传》中，写胖妇劝主妇之母为主妇出气以重罚其夫一段，不仅原作情调未改，有时连最难表达的幽默也能表达出来，这在当时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林纾对自己译书的速度一直颇为自豪。往往口述者未毕其词，而林纾已书在纸。他是古文大家，喜欢用古文义法来讲他译的小说。他赞美狄更斯“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善于“刻画市井卑污龌龊之事”，善叙“家常平淡之事”（见《孝女耐儿传自序》），而用《史记外戚传》写窦长君的话作比，认为《史记》中此等笔墨亦不多见。又说《红楼梦》虽亦“善于体物，终竟雅多俗寡”。通过用《史记》、《红楼梦》作比，赏识狄更斯的笔墨，为中国读者打开了眼界，扩大了大家的文学视野，并使阅读之气象为之一新。

　　他翻译日本作家德富健次郎的《不如归》时，在译书的序言里，称德富健次郎“夹叙甲午战事甚详。余译既，若不胜有冤抑之情，必欲附此一伸”。“纾年已老，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他还自称所选译作，“力翻可以警觉世士之书，以振吾国人果毅之气”，为“爱国保种之一助”。这说明他翻译小说，不光要把外国小说原汁原味地介绍到中国来，更要把他的爱国热诚，通过翻译的二次创作来感动读者；加上他利用自己的文学素养来弥补原作的某些不足，他的某些译作竟胜过原作，其中的成功译作至今还具有生命力，拥有不少拥趸者。

　　胡适曾说：“林纾居然用古文翻译了一百多种长篇小说。……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样大的成就。”康有为在致林纾信中亦称：“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康有为所说的“严林”，一个是以翻译《天演论》而闻名的严复，另一个就是林纾。

　　林纾近三十年的翻译生涯，以1913年译完《离恨天》为界，明显地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林译十之七八都很醒目，后期译笔逐渐退步，色彩枯暗，劲头松懈，使读者厌倦。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孽海花》作者曾朴认为，林纾没有认识到白话文为大势所趋，坚持使用古文体翻译外国小说，是他翻译生涯最大的缺陷。这是很中肯的评价。

　　林纾翻译的外国文学名著在当时的影响太大了，以至于很多名门闺秀，乃至歌妓，在读了“林译小说”之后，流尽眼泪，对林纾油然而生爱慕之情。但林纾从不理睬她们，远远躲避，使得那些多情怀春的少女们怏怏失意，怨恨林纾。

　　有一位蝶仙姑娘，完全为林纾的小说所倾倒。她百般追求他而不得，万般柔情竟得不到半点回报。她是愤愤地对别人说：“林琴南（林纾）诗词乐府，不知赚了多少人的眼泪，骗了多少少女的感情，为什么竟然如此薄情？”林纾知道此事后，仍然未去见她，特地写了一首诗赠给她，以表明自己的心迹。诗曰：不留夙孽累儿孙，不向情田种爱根。绮语早赊名士习，画楼宁负美人恩。

　　新文化运动中，林琴南曾跟胡适、陈独秀、蔡元培等人吵架，余怒难消的林琴南撰写小说《荆生》、《妖梦》，将上述三位名流逐个丑化一通，一泄心头之愤。由此而掀起轩然大波后，原本性格狷介的林琴南觉察到自己行为有失君子之道，立即写信给各报馆，六十八岁的老人孩童般公开承认自己骂人的错误，如此童心无垢不遮不掩的真性情忏悔，使得遭他辱骂的陈独秀等人感慨不已，叹赞云：“像这样勇于改过，倒很可佩服！”

　　1900年，林纾在北京任五城中学国文教员。所作古文，为桐城派大师吴汝纶所推重，使其作为古文大家的名气越来越大，1903年后，林纾在京师大学堂（后更名为北京大学）任教。辛亥革命后，林纾入北洋军人徐树铮所办正志学校教学，推重桐城派古文。后在北京，专以译书售稿与卖文卖画为生。

　　林纾在传统文学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他与当时的桐城派古文家吴汝纶、马其昶、姚永概等人同享盛名。1907年，林纾应商务印书馆之约，开始选编《中学国文读本》，内容由清朝上溯至周朝，逐篇详加评语，从次年5月到1910年末，分十卷出版。自此，林纾在传统文学方面的创作一发不可收。他生平主要的散文、文论、选评、讲义集计有《畏庐文集》、《韩柳文研究法》、《春觉斋论文》、《左孟庄骚精华录》、《左传撷华》、《古文辞类纂选本》、《文法讲义》等数十种。此外，他还留下数量可观的诗词、丛谈、琐记、随笔、小说、传奇和剧本等文学作品。林纾多才多艺，在绘画方面也有很深造诣，画品极佳。他的书斋里总是摆着书桌和画台，写写画画，交替进行，从不间断。他还出版有画作《畏庐遗迹》、理论专著《春觉斋论画》，被誉为“后学之津梁，迷途之宝筏”。

　　林纾仗义疏财乐善好施，在他译作畅销海内的那几年，月收入近万，他大部分都用来资助家境贫寒的学生上学。他自己不会外文，却资助了许多学生到国外深造。晚年，林纾的古文体受到新文学运动的冲击，终于丢了北大的教席，从此经济情况大不如前。那些曾受到他接济的学生，此时都学成回国，在社会上崭露头角。他们聚在一起，商量了一个既能帮助恩师度过窘境又不使恩师难堪的计策：他们捐款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名义上是为了支持林纾的翻译工作，实际上款项都由林纾自行使用，常常用于他私人的日常开销。

　　林纾的一生，虽然在翻译、古文、诗词、绘画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但他最看重的是自己的古文成就。他一生浸淫古文研习，研究欧阳修研究二十五年，研究韩愈四十载，具有浓郁的古文情结，是清末时期唐宋派古文的绝代大家。他对康有为赠诗称赞“并世译才属严林”并不买账，认为康有为只称颂其译著，而不夸赞其古文，是“舍本逐末”。他在《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读本序》中不仅推重桐城派大师吴汝纶评点《史记》是“发神枢鬼藏之秘”，而且在《赠马通伯先生序》对自己的古文能得到吴汝纶“是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气者”颇为得意。其实，他虽然标榜桐城派，但是其古文跟桐城派并不相同。像《冷红生传》、《先妣事略》、《苍霞精舍后轩记》、《赵聋子小传》，都善于叙事抒情，写得生动而有感情，或杂以诙谐，能感动人，不像桐城派文的谨严而较平顺。

　　林纾始终未入仕途，对功名富贵“视若弃灰”。他定居北京初期，曾受到闽籍京官礼部侍郎郭曾欣、邮传部尚书陈璧的举荐，他都坚辞不就。这一点，在同时代的学人中也极为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