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垂帘听政掌权后仅一年多,却恩将仇报亲自下令令其第一功臣自裁。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立大功后,在短时间内遭到这样的“待遇”?这个人就是满族权贵胜保。
从道光年间开始,由于清朝统治日益腐败民不聊生引发了各地的民众暴动,按下东边葫芦浮起西边瓢,朝廷上武官不够用,许多文官改了行,曾国藩就是一个成功的列子。满族人胜保字克斋,道光二十年进士。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任顺天府儒学教授,后又担任翰林院侍讲、光禄寺卿、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等职,以敢于上疏言事闻名。胜保虽然是文官,却非常崇拜岳飞那样建功立业的武将,咸丰皇帝给了他机会让他转行当了武将,后来他在慈禧和八大臣斗法发动辛酉政变最紧要的关头,抓住了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助慈禧政变成功,做了太后党,成了慈禧的一位红人。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七日,咸丰帝驾崩于热河避暑山庄行宫,下遗诏由载垣、端华、肃顺等八大臣摄政。早就觊觎朝政大权的慈禧,为争夺大清朝最高统治权,视这八大臣为“眼中钉”,欲坚决铲除而后快。此时的慈禧身在热河,而她的政治势力却远在京师。慈禧深知一旦八大臣的统治地位巩固,她梦寐以求的权利梦想就会成为泡影。她焦虑万分,寝食难安。
此时的胜保任兵部右侍郎,手握重兵,正在直隶和山东边界与捻军作战。咸丰皇帝之死引发的政治波动吸引了他的注意。胜保观察形势,敏感地察觉到慈禧、奕一党与八大臣的对立,他将赌注押在了慈禧一方。八月初二,胜保不顾清廷禁令,上了“吁恳请北上叩谒梓宫折”,提出要吊唁先皇。在这个奏折里,胜保说,“即与本日起行。”摆出一副扔下笔墨就动身的架势。实际上胜保这是进行一招试探,逼迫八大臣批准他的做法。这个紧要关头,一个手握重兵的朝廷要员摆出任何姿态,都会引起各方面的反应,都可能直接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
《清史稿》称,“文宗崩于行在,穆宗嗣位,肃顺、载垣、端华等辅政专擅,胜保昌言将入清君侧,肃顺等颇忌惮之。”肃顺等八大臣接到胜保奏折,觉得无法阻拦,只好同意了他的请奏。发“上谕”准许胜保前来,“叩谒梓宫,叩谒后即赴军营”,这也显露出八大臣对这个军事实力派的惧恨。
胜保赢了第一回合,他带兵赴热河“奔丧”。胜保名义上去热河给先帝吊唁,却先到京城,为的是先到恭亲王奕那里探听政局动态,表明自己的立场,受领下一步任务。在京城,胜保又进行了更为大胆的试探,他将皇上和皇太后同列一折请安。胜保在试探八大臣,如果这一奏请方式能通过,就等于对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予以默认。八大臣接到胜保的这个折子,立即认为抓住了胜保的小辫子,指责胜保署“钦差大臣、兵部侍郎”衔,具折向皇太后请安,“实属有违体制”,“向来无臣工具折请皇太后安之例”。还指出胜保在皇帝丧期内用黄折很不合时宜,著交部议处。胜保被肃顺们抓住把柄,只好再上奏折认错,“叩谢‘交部议处’天恩”。
就在胜保在京城之时,热河争夺最高统治权利之争达到白热化。初十日,两宫太后召见八大臣表示接受山东道员董元醇的奏请,“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但八大臣当场驳斥了这个奏请,将皇太后垂帘听政的言路全部封死。
慈禧知道在热河她根本无力对抗八大臣,要想扭转局势必须回到京城与恭亲王联手,早一刻回去就早一分胜算。当慈禧提出要回京城时,这一提议也遭到了八大臣的反对。慈禧知道如果她再让步,她的政治权利梦想就将化为泡影再没出头的可能。为此慈禧毅然决然地说:“回京城如有意外,不与尔等相干,立命备车驾。”八大臣理屈没法再坚持己见,放虎归山,埋下了慈禧反攻倒算的种子,为他们自己掘下了坟墓。
胜保抵达热河后吊唁了先皇梓宫。慈禧密切注意着周围的动向,因为她受到八大臣的严密监视,不能召见胜保。当晚,胜保的住处来了一位神秘的人,这个人叫许庚身,是军机章京,他作为慈禧的密使来见胜保。胜保提出想要兵谏的想法,许告诫胜保不要轻举妄动,一旦打草惊蛇,胜保的军权就会被削夺,就会影响太后的全盘计划,一切要等到太后回到京城后再动手,只有京城地点、时机、实力最为合适发动政变。胜保完全听从了许的建议。十八日,胜保离开了热河,急速赶回自己军中。
二十三日,两宫皇太后与小皇帝起驾返京,经过许庚身运作,护驾的二万多人马大都换成了胜保的部属,确保两宫太后的性命无虞。二十八日,车驾行至密云,慈禧收到一个奏折,是胜保呈奏的,声称他坚决拥护御史董元醇关于请求两太后“垂帘听政”的建议。“奴才胜保跪奏,为政柄下移,无以服众,皇太后权宜听政,而于近支亲王择贤而任……为今之计,非皇太后躬理万机,召对群臣,无以通下情而正国体;非另简近支亲王佐理庶务,尽心匡弼,不足以振纲纪而顺人心。”(《清史稿胜保传》)。有了这个折子,已经被八大臣拍死了的“皇太后垂帘听政”的提议,完全可能来个咸鱼翻身死灰复燃。胜保公开声明支持慈禧与恭亲王掌权,他作为朝廷重臣又手握重兵,极具威慑性,为慈禧添加了一个极具分量的筹码。
次日,两宫皇太后和小皇帝平安抵达京城,慈禧在恭亲王的鼎力协助下,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将政敌肃顺、载垣等八大臣及其党羽一网打尽,夺得最高政治统治权,确立了慈禧、奕执政的新格局。胜保积极支持慈禧太后发动这次政变,成为“垂帘听政”有功之臣。政变后,慈禧给予其重赏:胜保被晋升镶黄旗满洲为都统、兵部左侍郎,不久加兵部尚书衔。由从二品官员升任从一品大员,成为京职与外职兼于一身的重要大吏。可是,慈禧并没有把胜保留在朝廷中枢,他没能进入慈禧的核心政治圈。慈禧仍命他赴山东、安徽、河南“剿捻”,授命他继续镇压农民起义,他以为这是再造帝国的重任,只有他这样的再世之才才可堪当。
同治元年(1862年),清廷授胜保钦差大臣,入陕镇压回民起义。途中黑旗军首领宋景诗率部反戈,与清军相抗,清廷严斥胜保失当。从此,胜保噩运临头,那些看不惯胜保的诸多官员纷纷上奏揭发胜保“任性骄纵,收受纳贿,拥兵纵寇,欺罔贻误”等十大罪状(《清史稿胜保传》)。胜保自恃有功于朝廷,对十大罪状,胜保只承认“携小妾随营征战”一条,否认弹劾他的其他各条“罪状”,称是“诬告”,狂妄叫嚣大喊冤枉,要求朝廷惩办诬告他的人。慈禧异常恼怒,说他“挟制朝廷”。这实际上是慈禧新加给胜保的大罪,这就表明胜保在慈禧的心中已经由厥功至伟的功臣,转成“挟制朝廷”的心腹之患。河南巡抚严树森奏道:“回捻闹事只是癣疥一样的小病,惟胜保为心腹大患。观其平日奏章,不臣之心已可概见。”严树森的话道出了慈禧的心病。
胜保获罪,其实应该说由来已久。胜保治军作战,心切气盛,与清廷要员,地方官吏、友军统帅关系不洽。对于造反的太平军和捻军,一意主“抚”,总是寻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用官禄收买捻军头目就“抚”。在个人权力所及之内,能和就不战。胜保的招抚做法,与权威日盛的曾国藩、湖广总督官文、督办安徽军务的袁甲三等坚主镇压的意见相左。王士元《痴偶笔》记载:湘军首领胡林翼说胜保,“满腔忌克,其志欲统天下之人,而实不能统一人。在皖中,每战必败,败必以捷闻。其人本不知兵,尤不晓事,自降于贼而美其名曰贼降。盖其一生本领,以熊文灿为祖师,而昏懦刚愎又过之。”这基本上也代表了曾国藩的看法。从那时起,清廷“褒其才略,戒其骄愎”,对他已不很信任了。
清廷借此机会宣布胜保罪状,削职押解京师,关押抄家,听候审讯。恭亲王对胜保在辛酉政变后居功骄横一直很是不满,这回机会来了。在慈禧的授意下,恭亲王下令查办胜保的罪行。而委派查办的首席大臣却是僧格林沁亲王,胜保正是借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事件而夺取其帅权的。僧王对胜保的罪状,自然件件认真“查实”,不会“亏待了”胜保。朝廷中也有人上疏为胜保求情,要求从轻处理。清廷深感胜保桀骜难驭,已失去了辛酉政变时的作用,已下决心将他处死,对此一概不准。朝廷最后下诏,“斥其贪污欺罔,天下共知。苗沛霖已戕官城,宋景诗反复背叛,皆其养痈贻患,不得谓无挟制朝廷之意,念其战功足录,从宽赐自尽”。
胜保助慈禧太后夺权,功劳不可谓不高。然胜保居功自傲嚣张至极,许多事情让慈禧接受不了,才招来杀身之祸。临刑前,胜保几次要见慈禧,都不得如愿,太后怕他什么?这里面有什么交易什么承诺都随着胜保的自缢带到了阴曹地府,了却了慈禧的一桩心病。对慈禧来说,除去胜保,立威示儆,剪除后患,势所必然。
胜保显然不明兔死狗烹的古训,他书生一个,动辄就拿西汉名将周亚夫相喻,“军中尽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还常放言,“古语有云,阃以外将军治之,非朝廷所能遥制。”据《胜保事类记》:“胜之章奏往往自属草,动辄曰先皇帝曾奖臣以”忠勇性成,赤心报国“意以为太后妇人,同治幼稚,恐其牵掣耳,而不知致死之由,即伏于此矣。”另记载:“惟曾文正公有言,胜克斋有克复保卫之功,无失地丧师之过,虽有私罪而无公罪。人皆服其公允云。”曾国藩的评论道出,慈禧对胜保疑忌之深,以致胜保非死不可。
或许,没有胜保的胆大妄为和叫嚣,慈禧发动的辛酉政变可能不会顺利实现。但胜保也正如古人说的那句老话:“小人得志,利令智昏”。胜保外表是将军,骨子内书生意气太浓,我行我素,一意孤行。这些在慈禧掌权之前,他把脑袋别在裤腰上冒死相助,自愿当炮灰马前卒,立下大功;而在慈禧掌权之后,他总想不为遥制,本没有反叛之心,确实有藐视人家威望之意,让人家感到他在挑衅皇权;不知道收敛,不知道夹起自己的尾巴,焉能不召来杀身之祸?
看胜保悲剧,与雍正年间的年羹尧、隆科多之悲剧如出一辙。年、隆的悲剧距胜保才不过一百多年,历史的血迹还不曾风干,作为书生的胜保怎能不记得?看来“以史为鉴”,说着容易,做起来真的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