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沃隆佐夫最后形成了对普希金的意见,作保护人的打算已经不存在了。十二月党人谢·格·沃尔康斯基说:
贪权仗势的沃隆佐夫在诺沃罗西亚摆出东印度总督的架势。对于普希金的不受管束,他是不能容忍的。
这位长官很快感觉出,新来到办公室的办事员是属于敌对阵营的人物。他觉得普希金是一个专为平民写诗的粗俗的平民知识分子和危险的政治活动家,危险性极大。
沃隆佐夫既然决定把普希金赶出敖德萨,于是在1824年3月向涅谢耳罗德正式发文,要求把这个官吏调往其他省份。5月2日,他再次请求涅谢耳罗德让普希金离开他这里。
1842年5月22日,普希金接到上司的公文,要他去县城调查赫尔松省发现的蝗虫还有灭虫的效果如何。
诗人认为这个命令是侮辱性的挑战。他完全了解沃隆佐夫这样做的原因。他后来写道:
写诗是寥寥可数的天生诗人的特殊爱好。这种爱好吞噬和消耗他们一生的全部精力、全部印象……
诗人试图正式推辞这次差事。他给沃隆佐夫办公室主任写了信,这个主任也尽力帮忙,可是上司没有同意。无奈之下,他只好去赫尔松省去了。
但是,诗人内心的反抗仍很强烈,这件差事他并没有认真去做。普希金像闪电似的在赫尔松、伊丽莎白城附近转了一圈,一共用了四五天时间到一些县衙门去收集情况和亲自考察受灾地区。他大概并没有去亚历山大利亚,于5月28日便返回敖德萨。
关于《蝗虫飞来了》一文曾流传过一种传说,说是诗人曾把它直接交给沃隆佐夫。实际上普希金交上去的是一份更为重要的文件,那是他写给沙皇的辞呈。
此时普希金的偶像拜伦因病去世,普希金非常伤心,写下了悼念拜伦的诗:
在自由即将来临之前,
他高傲地迎接了死亡。
1824年8月9日,因为崇拜“反动诗人”拜伦,普希金被发配到北方乡村。
马车在地主庄园的古树旁停下来。祖传的树林一片昏暗,在红松林旁边有个荒凉的小庄园,“栅门已破旧,院墙也倒塌了”。这时,“眼泪、苦恼、变心和诽谤”都一股脑涌上心头。
我还年轻,
但是,坎坷的命运和千种的激情,
一齐向我压来,使我感到疲倦。
我天真无邪的青春也消磨殆尽,
无非由于遭到无益的考验。
在我心中汹涌着强烈的感情和仇恨,
以及苍白无力的复仇幻梦。
来米哈伊洛夫斯科耶对普希金说来,的确是加倍的惩罚。流放变成了幽禁。普希金马上就感受到这一点。他觉得前途渺茫,人生悲惨至极。
他的好友维亚泽姆斯基在信中谈到此事,也十分痛苦。他把对普希金的这次发配叫做“惨无人道的杀害”。
普希金到家两三天之后,便被正式传到普斯科夫,于8月13日向省长冯·阿德尔卡斯做出书面保证:
我将老老实实待在父亲的庄园里,不会随便离开。保证不散布任何危害社会安定的不体面的文章和言论。
普希金的这位新上司,还同省首席贵族一起制定了严密监视的措施,并得到地区行政长官的批准。普希金按照法律程序被定为国家要犯,由地区最高当局直接管辖。他就是这样回到了父亲的世袭领地。
经过4年的离别,普希金终于回到了父母身边。可是在普希金的父母看来,儿子的“政治犯”身份让他们很忧虑,他们害怕被普希金连累。
普希金的父亲年纪已经超过50岁了,他希望得到安静和摆脱一切世俗事务的困扰,只求能有空读书、会友和作诗。
儿子被突然革职,按照沙皇的旨意流放到乡村,在他看来是有损家族名誉的灾祸。一家人对普希金指指点点,指桑骂槐。父亲家里的环境,比南俄的官署还要沉闷。
普希金为了躲避家人的责难、埋怨和怀疑,恨不得离家才好。他常常骑上马穿过庄园的林荫小径,走到米哈伊洛夫斯科耶茂密的松林,沿着宽阔的马林涅茨湖湖岸,登上陡峭的山冈。5年前,他曾怀着对乡土的热爱把它写进《乡村》诗里。
祝福你,荒远僻野的一角,
闲适,劳作,和寄兴的园林,
是在这里,我的日子悄悄流去了,
陶醉于快乐和遗忘的怀中!
我是你的:我已抛弃了豪华的宴饮,
虚妄的游乐,女人的声色的迷宫,
只为了醉心于树林的和谐的音响,
为了田野的安闲自在,最宜于冥想和诗情!
我是你的,我爱这一座花园,
幽深,清凉,各样的野花开遍。
我爱这广阔的绿野,洋溢着禾堆的清香,
多少明亮的小溪在树丛里潺潺喧响。
无论转向哪里,我都会看见生动的画面:
这里是两片湖水,水波一望无垠,
在蔚蓝的水上,偶尔闪过渔船的白帆,
湖后是排列整齐的田垄,起伏的丘陵,
远处散布着稀疏的农舍,
在潮湿的湖岸,成群的牛羊正在吃草,游荡,
谷场冒着轻烟,半空旋转着磨坊的风车,
呵,到处是劳作和富裕的景象。
但是,经过南海的游历后,林区的秋色只令他感到阴沉。地界上的松树边,有一条平坦的大道直通沃罗尼奇城。
现在城中的建筑物大都坍塌了,只有周围5世纪的土墙残存着。如今这里已变成乡间墓地。
普希金在《叶夫盖尼·奥涅金》的最后一章里回忆过这些风景:
索罗契平缓的河岸,
层林如带的山冈,
丛林深处的幽径,
和我们饮酒的那间小房。
缪斯的降临使它蓬荜生辉,
年轻的亚泽科夫曾将它吟唱……
普希金到这里不久,就渴望从事创作。他打开了敖德萨笔记,在10月初完成了《奥涅金》的第三章和长诗《吉卜赛人》。他在1824年5月从敖德萨写给卡兹纳切夫的信中,清楚阐述了他对于文学家的劳动和收入的想法。
如今在《书商和诗人的谈话》中,他再次深刻地说明一个笔耕的劳动者对灵感和报酬是怎么看的。普希金在权贵、官僚和农奴主的社会里,居然申明自己要靠写作获得报酬,用以建立自己的生活。
当普希金在创作回忆中重新回味南方的印象之际,地区当局对他制订了严密的监视办法。这一差使交给了圣山修道院院长伊凡神甫。
省当局企图借治安警察的帮助,加强对普希金的全面监视。他们还想找一个可靠的贵族监视普希金的一切行动,却怎么也找不到。
阿德尔卡斯不得不找到犯人的父亲。谢尔盖·普希金在接受有关儿子所犯罪行的正式审问时,都以“不知情”为自己辩解,但是他深深感到精神上受到的折磨和对前途的悲观失望。他恭敬地听总督大人宣读决定:
如果五等文官谢尔盖·普希金可以完成密切监视儿子一切言行的任务,那么后者便可留给父亲监视,不必另找其他贵族加以专门监视。
老人决定接受这个任务,是为儿子好。毕竟,血浓于水。可是他没想到自己的良苦用心竟然得不到儿子的理解。
他们父子的关系达到最紧张的程度,一场风波在11月中旬爆发了。这一天,普希金发现了父亲在翻自己的日记本。他看见父亲小心翼翼地浏览着上面的内容。普希金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他立刻过去抢下了父亲手里的日记本,激动地说:“父亲大人,你究竟在做什么啊?”
“没,没做什么。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吓了我一跳。”父亲说。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一定是有什么见不得的事情瞒着我。难道你在调查我、监视我吗?”
“没,没有。我只是感兴趣,想看看你到底在写些什么东西。”
“不要说那些骗人的鬼话了,难道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和那些人的勾当吗?他们就是要你来监视我,把我写的东西交给他们,这样好换一点钱给你们,难道不是吗?”
“你,你怎么能这么说?我有你这样的儿子真让我觉得悲哀。我们祖上一直都是轰轰烈烈的,怎么到了你这一代就变成了囚徒?我是在监督你,看看你到底还能给我们家惹多少麻烦!”
“好了!你去揭发我吧!我真为有您这样的父亲而感到耻辱!”
愤愤不平的诗人在盛怒之下,用激烈的言辞向父亲表示自己的不满。
谢尔盖·普希金为此感到大为震惊,于是儿子给普斯科夫省长写公文,要求把他从父亲家中转到某个监狱里去。这是父子冲突的顶点。在亲友的劝解之下,家庭纠纷的紧张气氛稍有缓和。过了两周之后,父子都克制住自己的不快,冷冷地分手了。
§§第三章 在迷茫中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