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在创作《上尉的女儿》的同时,还创办了一本名叫《现代人》杂志。这是俄国文学界的又一件大事。
茹科夫斯基的家是文学家们活动的中心,每逢周六,文学界的朋友们都在这里举行聚会。他们或朗诵自己的最新著作,或畅谈文学界的风流逸事,或交流文化信息。
一次,亚·屠格涅夫从巴黎的一封来信激发了大家的灵感,他们忽然萌生了想办一份杂志的念头。在普希金的朋友之间,非常推崇像英国的《季刊》和法国的《历史年鉴》这一类综合性大型期刊。
1835年12月31日,普希金向本肯多夫提出创办一份杂志的申请。两周后,申请得到批准,但有一个附加条件:不许出政治方面的专栏。这样,普希金便在果戈理、维亚泽姆斯基、茹科夫斯基等人的直接帮助和支持下筹备刊物。
1836年4月11日,《现代人》杂志第一期正式出版。这期创刊号上刊登了普希金的《吝啬的骑士》、《阿尔兹鲁姆旅行记》等作品,还有果戈理的《马车》等。在发刊词《论杂志文学的发展》中提出“生动、新颖和敏锐”的创作方针。
1836年6月间,《现代人》第二期通过了书刊审查。这一期刊载了普希金关于俄国科学院和法国科学院的文章、维亚泽姆斯基评论《钦差大臣》的文章和俄国诗人柯尔卓夫的诗篇《收获》。
柯尔卓夫是一位来自民间的农村诗人,他的诗作有一种清新的田园气息。普希金非常欣赏他诗歌方面的才华,鼓励他要珍惜自己的才华,勤劳地写作。柯尔卓夫后来回忆起普希金对他的帮助,总是眼含热泪。
这一期上还刊载了署名为费·丘的《寄自德国的诗》。这是当时还不知名的诗人丘特切夫最早的诗作,其中的《春潮》、《喷泉》、《沉默》和《大自然不像您想象那样》等诗,后来都成为俄罗斯抒情诗中的精品。
据普列特涅夫回忆,普希金当时偶然发现丘特切夫的这些诗作时非常高兴,竟把这些诗稿带在身上达一星期之久,每当闲暇的时候都会拿出来翻看,并不住赞叹。
普希金的文学批评活动,早在18世纪2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不过,他当时所进行的批评工作,基本上还是少量的、零星的。现在,他创办了杂志,有了自己的阵地,他的批评活动也就得以全面展开。
批评家普希金的视野是很广泛的,他涉及的不仅仅限于文学和诗歌,有时候他也关心一些国际政治问题。如他在《现代人》上发表过涉及美国和英国的文明及社会制度的文章。而在纪念自由战士拉季舍夫的文章里,普希金是以反对专制制度的斗士面目出现的。
至于在有关果戈理、巴拉丁斯基、杰尔维格乃至拜伦、司各特等作家和诗人的评论中,在有关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论述中,普希金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表现出独到的审美力和历史主义眼光。他的真知灼见,在俄国文学批评史和美学史上都占有着重要地位。
普希金最先从根本上肯定批评也是创作,并号召诗人和小说家把自己对文学的思考都写成文章加以发表。
与此同时,普希金注重鼓励和培养新生力量,当时在俄国还默默无闻的少数民族作家苏尔丹·卡扎·基列就是其中一个。《现代人》的第一期就刊登了苏尔丹·卡扎·基列的短篇小说《阿日图盖山谷》,普希金写道:“这可真是我国文学中出人意料的现象:半野蛮的高加索的儿子竟然参加到我们作家的行列里来了。一个契尔克斯人运用俄语竟然如此流畅、有力和生动……”
关于《现代人》的头几期,年轻批评家别林斯基在莫斯科的《论坛》上发表了评论。他承认这份新杂志无论从出版者的名望而言,还是就上面刊登的文章独具特色而言,都是“重要和有趣的现象”;同时也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能否扩大新刊物对读者的道德上的影响。
这些详细的分析,让普希金很感兴趣。普希金在这之前就知道有个年轻的文学评论家文章写得十分犀利,惹得包哥廷和舍维廖夫勃然大怒。
《现代人》的编者高度评价《论坛》的年轻撰稿人写批评文章的才能。诗人曾经打算在莫斯科同别林斯基会面和交谈,看样子是打算约他为杂志写稿。普希金器重别林斯基“有独立见解和机智”,善于发掘“大有前途的天才”。他希望别林斯基能进一步丰富自己的知识,并预言这位“杰出的批评家”前途无量。
普希金的看法是很有远见的。在他逝世以后,正是由别林斯基继承了《现代人》这份杂志,并把普希金的精神发扬光大,从而使《现代人》成为俄国解放运动和俄国进步文学的战斗堡垒,为俄国革命和文学建立了不朽的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