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没有参加过长征,但鲁迅却与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有着休戚相关、甘苦与共的血肉联系。
毛泽东在分析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与国民党的斗争发展时指出:
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1935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文化战线上的反“围剿”和军事上的反“围剿”,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的共同结果是“全国人民的觉悟”和中国革命的走向胜利。
实际上,鲁迅就是文化战线上的红军战士和长征英雄。从1927年至1936年的10年中,鲁迅自觉地把自己的战斗纳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战斗之中。这一时期,鲁迅所写的诗文,是揭露和抨击蒋介石反动派所代表的地主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黑暗统治,是与红军的反“围剿”斗争紧密配合、协同作战的。
当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秋收起义,亲手创建了中国第一支工农红军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取得了第一、第二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时,鲁迅横眉冷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人民的刀光剑影,写下了《湘灵歌》、《无题》等革命诗篇,用“苦闻湘水碧如染,今闻湘水胭脂痕;湘灵妆成照湘水,皎如皓月窥彤云”这样的诗句,把优美的神话传说与壮丽的革命现实结合起来,生动地描绘了红色根据地生机勃勃、旌旗如画的美好景象,热情地歌颂了毛泽东缔造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丰功伟绩,倾注了对革命根据地的无比热爱和向往的深厚感情。
用“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声讨了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军事“围剿”的滔天罪行,盛赞了第一、第二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表达了鲁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的无比热爱。
1934年5月,在日寇开始进犯华北,蒋介石亲率百万反革命武装,对江西红色根据地实行第五次“围剿”时,眼看着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而白区的党的力量也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鲁迅又写了《无题》诗一首: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
心事沿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表现出鲁迅对革命遭受挫折的沉重心情和压迫愈大反抗愈烈,革命的风雷必将怒吼起来,彻底摧毁黑暗的旧世界的坚定信念。
1932年,陈赓因战斗负伤,党把他送到上海治疗。鲁迅知道后,就托人邀请陈赓到自己家里,作了一次促膝长谈。
鲁迅热切地请求陈赓同志给他详细地谈谈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斗争情况,如:怎样以英勇的战斗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怎样不断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怎样打土豪、分田地?怎样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和改善人民生活等。
当陈赓谈到红军可歌可泣、英勇顽强的斗争情况时,鲁迅遏制不住地连连问道:根据地人民是怎样支援红军的?红军是怎样作战的?等等。
陈赓为了生动具体地说明问题,就一边讲红军作战的英雄事迹,一边信手在一张小纸上画了幅红军作战形势草图。没想到,这张草图竟被鲁迅视为至宝珍藏了起来。
鲁迅心中激荡着的一个美好愿望:写一部《铁流》式的反映红军英勇斗争的长篇小说。可由于当时种种条件的限制而未能实现,但他毕竟借翻译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来激励和鼓舞中国的红军战士去创造新的业绩。
红军被迫进行万里长征以后,鲁迅身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心却随着红军战士的铁脚板,飞驰在湘江、赤水、雪山、草地,无时不在殷切地关注着长征的进程,盼望着革命的胜利。
为了及时掌握情况,知彼知己地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鲁迅每天都让许广平多买回几种报纸来,用“正面文章反看法”进行研究、揣摸,从敌人对红军的诬蔑、咒骂中,测知红军冲破“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而胜利进军的情况。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身患重病而战斗不息的鲁迅,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和激动,立即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发了祝捷电报,热情洋溢地说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里话:
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尽管当时鲁迅所在的上海,还沉浸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漫漫黑夜之中,但是他从长征的胜利看到了抗日战争即将出现的新局面,想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时,他的眼前便顿时光明起来,仿佛在茫茫夜色中,看见曙光就在前头。
这使鲁迅热血沸腾,浮想联翩,情不自禁地在《亥年残秋偶作》里,写下了“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意思是说:尽管近处一片黑暗寂静,听不到鸡鸣,但毕竟是北斗横斜,天快亮了!鲁迅以乐观、坚定的情绪,表达了对革命前途的坚定信心。
为了给毛泽东和红军战士们洗征尘、庆胜利,鲁迅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买了两只火腿,托人从上海冲破层层封锁捎往陕北,送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充分表达了鲁迅热爱毛主席、热爱党、热爱红军战士的真切心情。
1936年,鲁迅在反击托洛茨基派攻击毛泽东革命路线的无耻谰言时,这种真切的心情就表达得更加充分和深刻了。鲁迅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鲁迅与红军长征的血肉联系,为我们树立了无产阶级作家与中国革命同呼吸共命运,革命文艺与革命总战线息息相关的光辉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