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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颜直谏的魏征

  魏征,字玄成,钜鹿县曲城(今河北巨鹿)人。父亲魏长贤,任北齐屯留县令。魏征少年时孤苦贫穷,但风流洒脱,胸怀大志,不去谋生,出家做了道士。他喜好读书,往往能融会贯通。看到天下一天天混乱,便特别留意起纵横学说。

  魏征隋朝大业末年,武阳郡丞元宝藏起兵响应李密,召魏征掌管文书。李密每次见到元宝藏的书信,都要称赞一番,当他得知这些书信都出自魏征之手,立即派人把魏征召去。魏征向李密提出十条计策,李密虽然称奇却不采用。及至王世充在洛口攻李密,魏征对李密的长史郑颋说:“魏公(李密)虽然迅速取胜,但精兵强将死伤太多,加之军队没有钱物,有功将士得不到奖赏,士气低落。这两点使他的军队难于应敌。不如深挖沟,高筑墙,拖延时日,这样不出十天半月,敌人粮草用尽,就可以不战而退敌,此时再追击消灭敌人,这是取胜之道。而且东都洛阳粮尽,王世充无计可施,就要死战,可以说被逼人绝境的敌人很难与他争锋。请慎重考虑,不要与敌人交战。”郑颋说:“这些不过是老生常谈。”魏征说:“这是奇谋深策,怎么说是常谈?”于是拂袖而去。

  待到李密失败,魏征随他一同降唐,来到京城。魏征很久得不到赏识,便自己请求去安抚山东地区。于是他被授为秘书丞,乘驿马赶到黎阳。当时徐世勣还在效忠李密,聚众一方,魏征投书徐世勣,信中写道:

  自从隋末战乱分裂,争夺天下的群雄跨州连郡,数不胜数。魏公叛隋而起,振臂疾呼,四方响应,驱驰万里,追随之众如云合雾聚,以数十万计,威风所至,几达半壁天下。在洛口破王世充,在黎山摧毁宇文化,正要西蹈咸阳,北夺宫阙,扬旌旗于瀚海,饮战马于渭川,却以百战百胜的神威败为奔亡逃命的穷寇。因此可知帝王之位,自有所归,不是奋力争夺就能得到的。为此,魏公念及皇帝眷顾,毫不迟疑西入函谷关。您生于乱世,感念魏公的知遇之恩。如今依靠的根基已撤,您却不改初衷,纠集残余部众,固守一隅。使王世充以乘胜余勇,不敢东向,窦建德顺有利之势,不敢南攻。您的英名足以传扬今古。然而谁没有好的开端呢?要想有好的结局却不易。背离唐还是归附唐是关系您安危的大计。如果接受唐的封爵,领受封地,那么九族都可以享受余荫;若误投他人,那么您就连自身也无法保全。前代已有教训,您已耳闻目睹。孟贲只因犹豫不决,就使童子先他一步,征兆一出现,应当立即把握,不能等到明天。现在您位于兵家必争之地,处在须尽快决断的关头,若再迟疑不决,坐观成败,恐怕凶顽狡诈之徒就会抢先一步萌生献地降唐之心,那样的话您的大势就无可挽回了。

  徐世勣得到书信,便定计遣使归附唐朝,并开仓运粮,供应淮安王神通的军队。

  不久窦建德率部众南下,攻占黎阳,俘获魏征,让他任起居舍人。等到窦建德被俘,他又和裴钜一起西行入关归唐。隐太子李建成听说他的名声,引荐他做太子洗马,对他十分尊敬。魏征看到太宗李世民的功业日盛一日,常劝建成对他早做防备。及至建成失败,太宗派人召来魏征,对他说:“你挑拨我们兄弟二人,这是为什么?”魏征回答:“皇太子若是听从我的话,绝不会有今日的灾祸了。”太宗一直很器重他,引荐他做詹事主簿。太宗继位后,升魏征为谏议大夫,封钜鹿县男,派他去安抚河北地区,并准许他遇事相机处理,不必请示。魏征行至磁州,遇到李建成的东宫千牛李志安和齐王护军李思行正被枷梏押往京城。魏征对副使李桐客说:“我辈接受使命之日,原东宫太子府、齐王府的人,都已被圣命赦免,不再问罪。现在却又押送思行问罪,别人谁能不自生疑心,徒然派使臣前去,他们一定不会相信。这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况且只要于国家有利,就该知无不为,宁可殃及自身,不可败坏国家大计。现在如果放还思行,不向他问罪,那么朝廷信义能够感化之处,就会无远不及。古时,卿大夫出使边地,只要于国家有利的事,就可以专断,何况此次出行,允许我们有遇事随时处理、不必请示的权利。皇上既把我们当国士对待,我们怎么能够不以国士的身份行事以报效皇上呢?”他们立即开释思行等人,过后据实上报,太宗十分高兴。

  太宗初即位,励精图治,多次领魏征进卧室,询问施政得失。魏征很有治国的才略,并且性情耿直,无所屈服。太宗与他谈话,总是欣然采纳他的意见,他也欣喜遇到知己的君主,力图竭尽所能,知无不言。太宗曾慰劳他说:“卿所陈述劝谏的事,前后共有二百余条,如果不是卿竭诚为国效力,怎么能如此?”这一年,魏征升任尚书左丞。有人传言魏征偏袒自己的亲戚,皇帝派御史温彦博调查证明传言不实。温彦博奏报说:“魏征身为朝臣,应该检点自己的言行举止,他却不能避开嫌疑,所以招来这些非议。虽然在情理上他并没有徇私,但也有该受责备的地方。”太宗命温彦博去责备魏征,并且说:“从今以后不可不注意自己行为的影响。”过了几天,魏征入朝上奏道:“臣听说君臣和协默契,二者道义上如同一个整体。哪有弃公道于不顾,只追求个人行为影响的。如果君臣上下,都按这条道路行事,那么国家的兴亡就不可预知了。”太宗吃惊地变了脸色,说:“我已经悔悟了。”魏征再次叩拜说:“希望陛下让臣做良臣,不要让臣做忠臣。”太宗说:“难道忠和良还有区别吗?”魏征答:“稷、契和皋陶就是良臣,而龙逢、比干则是忠臣。良臣能使自身获得美名,君主也获得显赫的尊号,并且子孙相传,福禄无穷。忠臣却不但自己遭杀身之祸,也使君主陷于罪恶深重的境地,自家、国家一同毁灭,只是空得一个忠臣的美名。由此而言,忠和良相差太远了。”太宗诚恳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赐给他500匹绢。

  贞观二年,魏征迁秘书监,开始参预朝政。他提出战乱过后,典籍章册纷零杂乱,奏请选派学者校定经、史、子、集四部书,几年之内,国家书库的典藏已是洋洋大观、十分齐备了。

  其时高昌国王麴文泰即将入京朝见,西域各国都想随文泰一行派使朝贡,太宗命令文泰的使臣厌怛纥干前往迎接他们。魏征劝阻说:“中国刚刚安定,还没有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如果稍有劳役,就会使自身不安定。往年文泰一人入朝,一路经过的州县都供他不起,更何况又加上这些来使。如果听任他们的商贾往来经商,边地的人还可以从中获利,但若作为宾客,中国很快就会受到他们的困累。东汉建武二十二年时,天下已经安定,西域请求汉设置都护,并遣送子弟入侍汉天子。光武皇帝没有同意,就是因为不想为了异族而使中国劳顿困竭。现在如果准许十国入朝进贡,十国的使臣不少于千人,想要让沿边各州拿什么来接待他们呢?人心万种,日后虽然后悔,恐怕也于事无补了。”太宗认为他的意见很好。这时厌怛纥干已启程,于是立即派人去追赶阻止他。

  后来,太宗游幸九成宫。因为有宫女要回京城,她们就住在川县的官舍里,不久右仆射李靖、侍中王珪相继到来,县里官吏把宫女从官舍移走,而让李靖等人住下。太宗得知后恼怒地说:“威福的权柄难道归李靖这几个人?为什么优礼接待李靖而慢怠我的宫女。”随即下令查处讳川县官员和李靖等人。魏征劝阻说:“李靖他们几人是陛下的心腹大臣,而宫女是替皇上皇后清扫的奴婢,若论他们各自的职守,完全不是一回事。何况李靖等人外出,各地官吏要向他们打听朝廷的纲纪,回朝后,陛下也要向他们询问民间的疾苦。李靖等人自然应当与下面的官吏见面,下面的官吏也不能不去参见大臣。至于宫女,除了供给她们饮食之外,并不需要另外参见逢承。如果以此为罪责罚县吏,恐怕不利于陛下仁德的名声,只会使天下人听说后惊骇。”太宗说:“你的话很对。”于是宣布县官无罪,对李靖等人也不再责问。

  不久太宗在丹霄楼设宴。酒兴正浓时,太宗对长孙无忌说:“魏征、王珪过去在东宫做事尽心竭力,当时也实在可恶。我能提拔他们,一直到今天,完全算得上无愧于古人了。但是魏征每次劝谏,我不听从时,我说的话他总不立即回答,这是为什么?”长孙无忌回答:“大臣们认为事情不妥,所以才陈述意见,如果陛下不听从而大臣马上回答,就恐事情会立即实行。”太宗说:“当时姑且先答应,过后再另外陈述意见,不是就可以了吗?”魏征说:“往昔舜告诫群臣‘你们不要当面顺从我,退下后又有话说。’如果臣当面顺从陛下,回去后又要进谏,这就叫‘退下后又有话说,’这哪里是稷、契用来侍奉尧、舜的心志呢。”太宗大声笑道:“人家都说魏征举止粗疏傲慢,我却只觉得他柔媚,刚才的事就是这样。”魏征拜谢道:“陛下引导臣,让臣讲话,所以臣才敢进谏。如果陛下不接受臣的劝谏,臣岂敢屡次冒犯陛下。”

  当月,长乐公主将要下嫁,太宗认为她是皇后所生,因此命主管官员送去的陪嫁比永嘉长公主多一倍。魏征说:“不行。过去汉明帝要封自己的儿子时说:‘我的儿子怎么可以与先帝的儿子同等待遇呢?只可以给他相当于楚王、淮阳王一半的封土。’这件事被前代的史书传为美谈。天子的姐妹称长公主,女儿称公主。既然加上‘长’字,就表示尊崇的意思。或许对她们的感情可以有深浅之分,但是在礼遇上却不能越制。”太宗同意他的话,回去后告诉长孙皇后。皇后派人带上钱四十万、绢四百匹,到魏征家中赏赐给他。不久他的爵位进为郡公。

  贞观七年,魏征代替王珪任侍中,尚书省有迟迟判决不下的案子,皇上命令魏征评断。魏征本不熟悉法律,他只是依据大的原则,按情理断处,没有人不心悦诚服。

  当初太宗下诏令,派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写《周史》,派孔颖达、许敬宗撰写《隋史》,派姚思廉撰写《梁史》、《陈史》,李百药撰写《齐史》。魏征奉诏统一修订,对上面各书有多处删改,力求简明无误。《隋史》的序和论,都是魏征所作,他还为《梁史》、《陈史》、《齐史》各书写了总论。当时这几部书被称为良史。史书修成后,魏征升左光禄大夫,进封为郑国公,受赐彩帛二千段。

  魏征自认为对国家没有功劳,只是因为能言善辩,才参与国事的决策,生怕荣宠太过,后来便以眼疾为由多次上表辞官。太宗说:“朕把卿从仇敌的阵营中提拔起来,让卿担任机要的职务,卿见到朕的过失,也从来没有不加劝谏的。卿难道看不见,金属埋在矿里时,哪里值得珍惜,擅长冶炼的良匠把它锻造后制成器具,才被世人看做宝物。朕把自己比做金属,把卿比做良匠。卿虽然有病,却没有衰老,怎么能让卿就辞官呢?”这一年,魏征又当面向太宗请求辞官,太宗难于违背他的要求,于是拜他为特进,依旧让他掌管门下省政务。其后魏征又连上四篇章疏,论述治国成功与失败的经验。

  第一篇说:

  臣考察自古以来凡接受版图配享天命、承继帝位恪守成法、统御英豪君临天下者,都希望道德崇厚达于天地,神思睿智与日月相辉,子孙百代,国运相传,没有穷尽。但是能够保全天下的很少,一个个相继败亡,这是什么缘故呢?我为此探求他们失败的原因。历史教训并不遥远,可以求得为陛下言说。

  往昔隋朝,统一天下,军势强盛,三十余年间风行万里,声威远震异域,然而一旦举天下而弃之,天下便都为他人所有。难道他隋炀帝不喜欢天下太平安定,不想使国家命运长远,而故意像夏桀那样施行虐政,以走向败亡吗?就是因为他自恃国家富强,不思虑以后的祸患。驱使天下人以放纵一己的私欲,耗尽天下资财以供自己享用,搜寻天下美女,求取远方珍奇异物,宫殿室宇务求装饰华丽,楼台亭榭务求建筑巍峨,徭役不息,战事不断,对外耀武扬威,内部危机四伏,奸诈邪恶者必定从中获福,忠臣义士不能保全性命。上下欺骗,君臣猜忌,百姓不堪重负,国家分崩离析,于是天下至尊之主死在匹夫手下,子孙也遭诛戮,最终为天下人耻笑,真是太让人痛惜了。

  圣人贤哲善于把握时机,挽救危急沉沦的局势。支撑苍穹的八根立柱倾倒能使它重新竖起,礼义廉耻四义沦丧能使它重新光大,不出十天半月,可使远近整肃安定,无须等待百年,便可使恶人归善而废除刑杀。如今隋朝的宫观楼台都已住上,珍奇异物都已收齐,又有妻妾嫔妃在身旁服侍,四海九州也已称臣称妾了。如果能够以隋亡的教训为鉴,记住我唐朝所以得天下的原因,一天比一天谨慎,虽政绩良好而不自以为好,焚烧商纣王鹿台的宝衣,捣毁秦始皇阿房宫宽广的殿堂,身处高大的宫殿便忧惧国家危亡,身居卑陋的宫室才能安然处之,那么就会暗通神灵化境,使天下无为而治,这是德之中最上乘的境界。如果不毁弃已经完成的功业,继续按照成规行事,停罢并非急需之务,将用度减损之后再减损,雕梁画栋间参以茅草,玉石台阶旁杂以土台,以和悦役使百姓而不穷竭民力,时常想到坐享其成者已十分安逸,劳作者却十分辛苦,百姓因愉悦而归顺,众生因仰慕而安守本分,这是德之中次一等的境界。如果不思念圣贤之道,不顾及日后的结局,忘却创业的艰难,自以为可以依恃天命,忽视建筑的俭朴,追求雕墙画栋的奢侈靡费,前代的宫室要拓宽,旧物添新再加粉饰,遇到相类似之物必定与之攀比、一争高下,而不想到适可而止,人们看不到德政,只听说无休止的劳役,这是德之中最下等的。这样做就如同背负柴草去救火,泼上开水以制止沸腾,这是以新乱代替旧乱,与原有的乱如出一辙,切不可以效法。这样做后果如何?会使天怒人怨。天怒人怨,就必定遭受灾害、引发祸乱。一旦祸乱发生,便很少有国君能够保全自家性命、留下美好名声的了。顺应天命改朝换代之后,国运兴盛七百年。这七百年的江山谁都想把它留给后人,传续万代。然而得天下难,失天下易,难道还能够不认真想一想吗!

  第二篇说:

  臣听说要想树木茂盛,必须使它的根部扎得牢固;要想河水流得长远,必须疏浚它的源头;要使国家安泰,必须积聚德政义行。源头不深怎么能希望河流长远,根部扎得不牢哪有树木的繁茂。德行不崇厚却希望国家大治,臣虽愚钝,也知道不行,更何况贤明圣哲呢。君主掌握国家的重权,居宇宙间道、天、地、王四大之一,其尊崇与上天一样高峻,应永保福运无疆。如果不想到居安思危,以节俭戒除贪婪,不能使德行聚累崇厚,不能用情理战胜欲望,这也就如同砍伐树根而想使它茂盛、阻塞源头而想使河流长远一样。

  一切帝王,承受上天大命,没有不是深怀忧惧而治绩卓著、功业告成而德行衰微的。有良好开端的实在很多,能够贯彻到底的却很少。难道是夺取江山容易守护江山难吗?昔日夺取时力有余,如今守卫却力不足,原因何在?原来深怀忧患时必定竭尽诚心对待下面的人,已经实现志向后就会放纵自己,傲视一切。如果竭尽诚心,那么就会四海结为一家,如果傲视一切,那么至亲骨肉也会视同路人。虽以严刑管束、以威怒震摄,终究也只是免于刑罚而并不感念仁德,外表恭顺而内心不服。怨愤不在大小,可畏惧的是众人。(众人如水)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这是应该十分谨慎对待的;腐朽的绳索套着奔驰的车辆,这种危险是可以忽视的吗?

  为人君主者,如果能做到见到引起贪欲之物就想到知足以警戒自己;将要有所举措时就想到应当适可而止以使百姓安定;每念身居高位面临危殆就想到谦虚淡泊以自处;惧怕满盈而溢出就想到要如江海那样低下以容纳百川;以巡游为乐就想到天子射猎应以三驱为限;恐怕松懈倦怠就要想到做事应当谨慎地开始、兢兢业业地结束;忧虑壅塞蒙蔽就要想到应虚心待人以接纳下面的意见;思虑谗言邪谠就要想到端正自身以去除邪恶;有所赏赐就该想到不因个人喜好而误赏;有所惩罚就要想到不因盛怒而滥用刑罚。总结这“十思”,弘扬九德,选拔有才能者任用,择取好的意见听从,那么聪明的人就会献出全部智谋,勇敢的人就会献出全部力量,仁慈的人就会传播他们的恩惠,诚信的人就会贡献全部忠心。文臣武将争相效力,君臣之间没有嫌隙。这样就可以尽享悠游之乐,可以颐养天年、弹琴鸣曲,垂衣拱手,无须烦言而教化已成。何必劳费精神,苦苦思虑,代替臣下履行各自的职责,役使聪明的耳目,而有亏“无为而治”的大道呢!第三篇说:

  臣听《尚书》说:“崇显道德而慎甩刑罚,用刑务求慎重不滥!”《礼记》说:“君主易于侍奉,臣民易于了解,那么刑罚就不至苛繁。如果君上多猜忌之心,百姓就会困惑;如果臣民难于了解,君上就要操劳。”君主易于侍奉,臣民易于了解,君主不操劳,臣民不困惑。君主有专一的美德,臣民就不会萌生异心,君主以忠厚的诚心待下,臣下就会效辅佐之力,这样太平的基业才不致坠亡,“康哉”的赞颂就会响起。当今圣道遍及华夏和异邦,功高达于宇宙,无处不归服,无远不向化。然而言谈崇尚简要,心志贵在明察。刑罚赏赐的本意在于劝善惩恶。帝王之所以要划一天下,就在于不因亲疏贵贱而使赏罚轻重不一。如今的刑罚和赏赐未必都适当,是非曲直以个人的好恶为准,赏罚的轻重视个人的喜怒而定。高兴时依法慎重量刑,发怒时则在事实之外寻找罪名。对于喜爱的人,不惜以皮上钻孔显露羽毛般的夸张去赞美,对于厌恶的人,则把瘢痕当做污点加以挑剔。瘢痕可以找到,刑罚就可以滥施,羽毛不难显露,赏赐便可以谬加。滥用刑罚,小人之道大张,赏赐失当,君子之道消亡。小人的恶行得不到惩处,君子的善举得不到鼓励,却希望天下安定,刑罚弃置不用,这样的事臣没有听说过。

  而且闲暇清淡时,都信奉、推崇孔子、老子;一旦发威动怒,则效法申不害、韩非。凭道义行事,也难保不会被三次罢官;危害他人保全自己,这样的事大约也有许多。因此道德的宗旨没有弘扬,而刻薄的风习大张。上面已兴起风气,下面就会不断滋生事端。人人争相追逐时尚,法度规章便不一致。稽考王者法度,这样实在有亏人君之道。昔日伯州黎与人串通做弊,楚国的法律于是败坏;张汤量刑轻重不一,汉朝的刑律便有偏差。臣下的偏颇,人们尚且不能申明他的欺瞒,更何况君主倚高倚低,将使下面何以适从呢!以圣上的聪明才智,应该无所不知。难道是神思有所不及,睿智有所不通吗?这是因为安于现状便不考虑刑罚须谨慎,乐于眼前便忘记先笑难免日后祸变。祸福相互依赖,凶吉连在一起,只在于人们自己招致,怎么可以不慎重考虑!近来对下责罚稍多,威怒稍盛,或由于供应物品不足,或由于不能顺遂自己的欲望,都不是达到天下太平所急须的事务,实际上是骄纵奢侈在渐渐滋长。由此可知尊贵没有与骄傲相约而骄傲自会到来,富足没有与奢侈相约而奢侈自会来到,这并不只是说说而已。

  况且我朝所取代的是隋朝,隋朝祸乱灭亡的根源,应该是圣上明君所对照思考的。以隋朝的兵马,比当今的军力;以隋朝的库藏,比当今的储备;以隋朝的户口,比当今的百姓;衡量两者的长短大小,有多大的差别呀!然而隋朝以富国强兵而丧乱败亡,因为国家动荡;我朝却以贫国寡民而邦国安宁,因为国家平静。以静治国则天下安定,以动治国则天下离乱,人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并非隐蔽不明显、细微难于觉察。但很少有人走平坦易行的道路,大多却跟从翻车的辙印,原因何在?就在于安定时不思虑危难,太平时想不到战乱,生存时不忧惧灭亡。往昔隋朝未乱时,自以为一定不会乱,未灭亡时,自以为一定不会亡。因此屡屡兴兵打仗,徭役不止,以至于自身行将被杀受辱,竟然还不知道灭亡的原因,不是很可悲吗?

  照看相貌的美丑,一定要去静止的水面,照看国家的安危,一定要吸取亡国的教训。《诗经》说:“殷朝的借鉴不远,就在夏朝。”又说:“砍伐树枝做斧柄,斧柄尺度并不远。”臣希望当今有所举动时,要把隋朝做为镜子,那么存亡治乱的道理便可以明白了,若能想到隋朝危机的原因,就会安定;想到隋朝祸乱的原因,就会太平;想到隋朝灭亡的原因,就会长存。生存还是灭亡就在于:节制嗜好欲望以顺从他人,减少游猎的娱乐,制止靡费华丽的兴作,停办并非急需的事务,小心因偏听而犯怒,接近忠诚敦厚者,疏远巧言媚宠者,杜绝悦耳的邪说,听取逆耳忠言,使善于钻营的人远去,使稀罕的货物轻贱。采用尧舜树立诽谤之木的做法;追念夏禹、商汤责罚自己的美德。珍惜民产,顺应民心,近取自身为则,以宽恕待人接物,想到勤劳谦和可以受益,不要因自满而招致损害。这样便能有所动作而万众相和,说一句话便千里呼应,超越前代人高尚的道德,为后世树立良好的风范。这是圣哲的宏伟规划,帝王的盛大功业。要做的事就是这些,只在于慎重保守成业而已。

  保守帝王的成业容易,夺取它却很困难。已经取得难于得到的,还能保不住容易守护的吗?如果保守得不稳固,那是因为骄奢淫佚动摇了它。因此怎能不努力,做到慎终如始呢!《易经》说:“君子平定不忘危险,生存不忘灭亡,太平不忘动乱,因此自身安全,国家也可以保全。”这些话千真万确,不能不深刻体会呀。臣惟愿陛下求善的心志不减当年,闻过必改的行为不逊于往日。若能在当今的太平之世,仍像往昔一样奉行恭谦节俭,那么尽善尽美自然是当之无愧的了。

  第四篇说:

  臣听说治理国家的根本,必定要依靠德和礼;君子所保有的,只是诚和信。建立起诚、信,臣下就不会怀有二心;有了德、礼,远方异国的人也会感通圣德。所以德、礼、诚、信是治国的大纲,父子君臣之间,一刻也不能废弃。因此孔子说:“君主以礼使用臣下,臣下以忠侍奉君主。”又说:“自古人都有一死,做人如果没有信义便会一事无成。”文子说:“同样的话有些能得到信任,可知在说话之前就有一个信义的问题;同样的命令,有些就能够施行,可见在命令之外,还有一个诚意的问题。”这样看来说过的话没有被实行,是因为说话不讲信义;下达的命令没有被遵从,是因为命令缺乏诚意。不讲信义的话、缺乏诚意的命令,对上会使国家败亡,对下会危及自身,即使处在颠沛流离的困境,君子也是不会不讲诚信的。

  自从实行帝王正道,天下美好清明,至今已有十余年,皇朝声威远播海外,万国前来朝贡,仓谷日益充实,土地日见宽广。然而道德却没有更加崇厚,仁义也不见一天天广博,原因何在?就在于陛下还没有完全以诚意和信任对待臣下,虽然开始时十分勤奋,却不见坚持到底的美德。所以会这样是逐渐形成的,而非一朝一夕的缘故。过去在贞观初年,陛下听到善言就为之惊叹,乃至五、六年间仍以听从劝谏为乐。但从此之后逐渐嫌恶直言,虽有时勉强接受,不时加以容忍,但已不再有往日的豁达大度了。正义直言的大臣,慢慢开始回避陛下;阿谀媚宠的小人却大肆施展巧辩的伎俩,彼此同心的大臣被指为朋党,揭短告密者被说成大公无私,坚强耿直者被说成专权,忠诚正直者被诬为诽谤。被指为朋党的大臣,虽忠诚守信义仍受到猜疑;被说成大公无私的小人,虽伪善虚假也不受责罚;坚强耿直者畏惧擅权的非议,忠诚正直者担心诽谤的罪名,以至于猜疑成风,谣言惑众,正直的人不能畅所欲言,大臣中没有人敢于争辩。蛊惑视听、阻塞正道,妨碍教化,亏损道德,不正是如此吗?孔子之所以厌恶以巧言善辩颠覆国家的人,大概就是因为这个道理。

  况且君子和小人外表相同而内心不一样。君子替人掩恶扬善,危难临头不苟且免祸,而是杀身成仁。小人不耻于不讲仁,不畏惧丧失义,只要有利可图,就会危害他人以求自身平安。如果敢于危害他人,还有什么不敢干呢!现在要想达到天下太平,必定任用君子;事情有差错,有时又会询问小人,对待君子敬重而疏远,对待小人轻视而亲昵。亲昵就会无话不说,疏远就会情感互不相通。这样毁誉由小人决定,刑罚由君子担当,实在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安危,怎么可以不慎重对待呀!才智中等的人,哪能没有小聪明,然而才能不足以治国,考虑问题不深远,虽然全力以赴、忠心耿耿,仍不免失败。更何况内心奸诈贪利、善于察颜观色迎合陛下心意的人,这种人造成的祸患还不够深吗?因此孔子说:“君子中也有有时不仁的,但从未见到小人而具有仁的品德的。”这样看来,君子不可能没有小恶,但只要恶不积累多就不会妨碍正道;小人有时也会有小善,但善不积累就不足以树立忠诚。现在说一个人善,却又担心他不讲信义,这同树立一根笔直的木头却怀疑它的影子不正有什么两样?这样做即使耗尽精神,殚思竭虑,依旧行不通,这也是十分明白的。

  君王能尽礼,人臣能效忠,必定由于对内对外没有私心,上下彼此相信。君上不信任臣下就无法使用臣下,臣下不相信君上就不能侍奉君上,信的意义真是太大了!借此能得到上天的佑助,没有不吉不利的。从前齐桓公问管仲说:“我想让酒在酒杯中发臭,让肉在砧板上烂掉,这不会妨害霸业吗?”管仲说:“这样做非常不好,但是不妨害霸业。”齐桓公问:“怎样做就会损害霸业呢?”齐桓公说:“不能了解人损害霸业;了解了而不去任用损害霸业;任用了而不加信任损害霸业;已经给予信任了而又使小人参杂其间也损害霸业。”晋国中行穆伯攻打鼓国,过了一年仍不能攻克。间伦说:“鼓国的啬夫,间伦认识。请允许我不使士大夫们劳累而夺取鼓国。”穆伯没有答应。随从问:“不折毁一支戟,不伤害一个士兵,而鼓国可以攻克,您为什么不采用呢?”穆伯说:“间伦为人,巧于谄媚而不讲仁义。如果他攻下鼓城,我不能不奖赏,奖赏他,就是奖赏谄媚的人,谄媚的人得志,这会使晋国士人放弃仁而去做谄媚的事。这样即使夺取鼓国,又有什么用呢。”穆伯身为列国大夫,管仲是霸业的辅臣,对于信任人尚且如此慎重,远远避开谄媚之徒,何况陛下身为四海大国的君主、享千年之寿的圣上,岂能使巍巍盛德,又稍有不足呢?

  若要使君子和小人之间是非不致混杂,必须以德安抚臣民,以信对待臣民,以义鼓励臣民,以礼约束臣民,然后奖善惩恶,做到赏罚分明。这样小人就可以戒除阿谀奸邪的恶习,君子则会自强不息。陛下无为而臣民得到教化,还有比这更好的吗?奖善而不能使善者进升,惩恶而不能去除恶者,有罪不罚,有功不赏,那么国家危亡的日子,就不好说了。又将如何指望把福运永久赐给子孙后代呢!

  太宗手写诏书表示称赞,优礼采纳。又对长孙无忌说:“朕即位初期,上书者有的说:‘人君必须独断威权,不能委任群臣。’有的想炫耀武功,使四方异族慑服。只有魏征劝朕‘放弃武力,振兴教化,广布德政,遍施惠泽,中国安定之后,远方异族自然归服’。朕听从他的话,天下于是十分安定,偏远僻地的君长都来朝贡,各国行人辗转翻译着彼此的语言,在大路上往来不断。这都是魏征的功劳。”

  太宗曾经嫌上密封奏章的人太多,不合乎事实,想加以罢斥。魏征上奏说:“古人立诽谤之木,想听到自己的过失,今天的密封奏书和古时的谤木是一样的意思。陛下想知道自己的得失,就只能任人说短论长,如果所说切合实际,就会有益于陛下,不切合实际,也无损于国家。”太宗说:“这番话很对。”向他表示慰劳并送他离去。

  后来太宗在洛阳宫,游幸积翠池,宴请群臣。酒兴浓时,每人以一件事赋诗。太宗以《尚书》为题赋诗一首:“日昃玩百篇,临灯披《五典》。夏康既逸豫,商辛亦流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魏征以西汉历史为题赋诗一首:“受降临轵道,争长趣鸿门。驱传渭桥上,观兵细柳屯。夜宴经柏谷,朝游出杜原。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太宗说:“魏征每次讲话,必定以礼约束我。”不久因魏征修成《五礼》,应当封他的一个儿子为县男。魏征请求把封爵让给亡兄的孤子叔慈。太宗凄然说:“卿这样的心,可以激励世俗。”随后批准了他的请求。

  贞观十二年,礼部尚书王珪上奏说:“三品以上官员在路上遇到亲王,都要下马,这种违反法令以表示尊敬的做法,有悖于礼的准则。”太宗说:“大臣们都自认为尊崇高贵,难道我的儿子就卑下吗?”魏征进言说:“自古至今,亲王的等级在三公以下。如今三品官指的都是天子的列卿、尚书省长官和各部尚书,他们为亲王下马,可不是亲王应当承受的。查询以往的成例,没有凭据;实行到现在,又违背国家大法。”太宗说:“国家所以要立太子,就是准备让他做国君的。但是人的寿命的长短,不在年长年少。假如没有太子,他的胞弟也会依次而立。以此而言,怎么可以轻视我的儿子呢?”魏征说:“殷商崇尚质朴,有兄长死后弟弟取代王位的做法。周朝以后,立嫡子必定立嫡长子,以此杜绝其余子嗣觊觎王位,堵塞祸乱的根源。这是掌管国家的人应当十分谨慎的。”于是太宗同意了王珪的奏言。适逢皇孙出世,太宗召集公卿赐宴。太宗说:“贞观以前,跟随我平定天下,在乱世奔波周旋的,房玄龄的功劳不可推让。贞观之后,对我尽心竭力,奉献忠诚,使国家平安、百姓获益、敢犯颜直谏、纠正朕的过失的,只有魏征一人了。古代的名臣又怎能比得上他呢。”于是亲自解下佩刀赐给房玄龄、魏征二人。

  魏征因戴圣的《礼记》编排没有秩序,而编《类礼》二十卷,分门别类,删除重复,采用前代大儒的训注,择善而从。研究精辟而思考深入,经过几年编成全书。太宗看了给予赞扬,赐给魏征帛一千段,又把书抄录了几部,赐给太子和各亲王,并将书收藏在秘书省书库中。

  先前,朝廷曾派使臣到西域立叶护为可汗。使臣还没有回来,又派使节带上许多金、银、帛、缎到西域各国买马。魏征劝谏说:“现在以立可汗为名,去西域,可汗还没有确定,又到各国去买马,各国一定以为我们意在买马,并不专为立可汗。这样即使立了可汗,可汗也不会十分感恩戴德。而各国听说这件事,会认为中国薄义重利。我们未必能得到马,却又失去了义。过去汉文帝时有人献千里马,汉文帝说:‘我因凶丧的事出行,每日走三十里,因吉庆的事出行每日五十里,銮车在前,扈行车马在后,我独自骑着千里马能安然处之吗?’于是赏还路途费用后让献马的人返回。汉光武帝时有人献千里马和宝剑,光武帝用千里马驾车,把宝剑赐给骑士。陛下凡所做所为,都远远超过三王之上,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要在孝文帝、光武帝之下呢?再有,魏文帝想买西域的大珠,苏则说:‘如果陛下的惠泽遍及四海,那么大珠不求自来,经过索求才得到它,也就没有什么可珍贵的。’陛下纵然不能追慕汉文帝的高尚行为,能不以苏则的话为戒吗?”太宗接受了他的意见而停派买马使者。

  其时公卿大臣一致请求举行封禅大典,只有魏征认为不可以。太宗说:“朕想让卿彻底说出对这件事的看法。难道朕功劳还不高、道德还不崇厚、国家还不太平安定、远方异邦还不仰慕大义、祥瑞还没有到来、粮谷还没有丰收吗?为什么不可以举行封禅大典?”魏征问答:“陛下的功勋当然很高,但是百姓还没有感怀恩惠;陛下的道德虽然崇厚,但圣泽还没有汇成巨流;国家虽然安定,但还不足以供奉国家大典;远方异邦虽仰慕大义,但我们还拿不出东西满足他们的索求;祥瑞虽然到来,但刑网还很密结;虽然连年丰收,但粮仓尚嫌空虚,这些就是臣私下以为不可以封禅的道理。臣不能借用太远的东西做比喻,姑且以人做比喻:现在有一个人,患病长达十年,刚刚治好,瘦得只剩下皮包骨。若马上就让他背上一石米,一天走百里路,必定做不到。隋朝的祸乱,不止十年,陛下做它的良医,疾病虽已治好,但是还不强壮,就去向天地报告成功,臣私下有些怀疑。而且陛下要去东方封禅泰山,各国都要汇聚而来,连荒蛮极远之地,也没有不奔驰而来的。如今从伊水、洛水向东直到海岱,遍地灌木草莽和巨大的沼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听不到鸡鸣狗吠,道路萧条,前后都有艰难险阻。怎么可以引来异族,让他们看到我们的虚弱呢?穷竭财力去赏赐,也不能满足远方异族的愿望,加重偿还,仍不足以补偿百姓的辛劳。若再遇水旱灾害、风雨变幻,庸俗小人横加议论,就会追悔不及了。岂止臣一人有恳切劝谏的诚心,还有众人的公议。”太宗不能使魏征改变主张。此后,右仆射的官位空缺,太宗想让魏征担任,魏征坚决推辞,太宗才没有任命。

  及至皇太子承乾不注意修行、道德,魏王李泰越来越受皇上宠爱,内外百官都有疑议,太宗听说后十分厌恶,对侍臣说:“当今朝臣中忠诚正直的,没有人能超过魏征,我要派他当太子的老师,以此断绝天下人改立太子的希望。”贞观十六年,拜魏征为太子太师,仍然知门下省事,魏征自己诉说有病。太宗下诏书答复:“汉朝的太子,有商山四位皓首隐士辅佐,我依赖公,也是这个用意。我知道公有疾病在身,公可以卧床佑护太子。”

  这一年,魏征病重,太宗派宦官看望。魏征的家宅原来没有正厅,太宗原要造一座小殿,于是停造小殿用其料为魏征家修建正厅,五天完工。又派宦官送来白色的褥子和布被赐给魏征,这是顺从魏征的喜好。待到魏征病危,太宗又亲自去他家,摸着魏征流下眼泪,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魏征说:“寡妇不担心纬纱少,而忧虑宗周的灭亡。”过了几天,太宗梦见魏征一如往常,等到天亮,就得到魏征去世的奏报。这一年魏征64岁。太宗亲自前去痛哭,五日不上朝办公。赠魏征司空、相州都督,加谥号文贞,供给有羽葆和鼓吹乐的仪仗以及佩剑护卫40人,赐给绢布千段,粮谷千石,令在昭陵陪葬。等到即将抬棺柩上灵车行祖祭礼时,魏征夫人裴氏说:“魏征一生节俭朴素,现在以一品官的礼遇安葬他,羽旗仪仗盛大,不合乎亡者的心愿。”于是退回所有的东西不受纳,最后以布幔的车子载着棺木,上面没有漆刻任何文彩做装饰。太宗登上禁苑西楼,遥望丧车而哭悼。下诏令百官送灵车出郊外。太宗亲自作碑文,并把它书写到碑石上。而后追思不已,赐给魏征遗属实封户九百家。太宗曾在朝廷对侍臣说:“以铜为镜可以端正衣冠,以历史为镜可以知道兴衰的道理,以人为镜可以看清自己的得失,朕时常保有这三面镜子,以防止自己的过失,现在魏征去世,朕于是失去了一面镜子呀。魏征去世后,朕派人去他家,在他书写的函件中得到一纸表文,刚刚写了草稿,字迹都很难辨认,只有前面几行可以看得清楚些,上面说:‘天下的事,有善有恶,任用善者国家就会平安,任用恶人国家就会动乱;公卿之间,陛下对他们的情感有爱有憎,对于憎恶的,只看到恶的一面,对于钟爱的,只看到善的一面。在爱憎之间,应当十分审慎。如果陛下能做到对于爱的知道恶的一面,对于憎的知道善的一面,去除邪恶毫不迟疑,任用贤能不加猜疑,国家就可以兴旺发达了。’魏征遗留表文的内容就是这些。然而在朕看来,仍恐怕不免要犯魏征所说的过错,公卿侍臣可以把表文书写在朝笏上,知道朕有过失一定要劝谏。”

  魏征体态相貌不超过平常的人,但是向来有胆量、有智谋。每次冒犯天子进谏,虽然碰到天子勃然大怒,仍能做到面不改色。他曾秘密推荐中书侍郎杜正伦和史部尚书侯君集有做宰相的才干。魏征死后,杜正伦因犯罪被罢官,侯君集因叛逆罪被处死,太宗开始疑心魏征偏袒同党。魏征又自己抄录了先后劝谏皇帝的言辞,并把它拿给史官起居郎褚遂良看,太宗得知更加不高兴,原先曾答应把衡山公主嫁给魏征的长子叔玉,现在亲手写诏书停掉这门婚事。这样魏征的家也就渐渐衰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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