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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蚂蚁的学问

  颜家是北阴有名的四大世家之一,家境富有时有近千亩地。解放后,颜家在农村的田产和房产都被没收,分给佃户们。在城里的颜家房产属于商业资产,按政策是要留下的。不过这些房产大都没留住,被一些小的国营单位,比如供销社啦、信用社啦和街道办事处啦等无偿占用,日子一久也就充公了。颜家只留下一个大院,位于城乡接合部,原本是他家的桑园。院内有几间草房,其余全是桑树或空地,围着低矮的土墙。颜家的祖辈都已经去世,第二代大都出国定居,所以这座院落一直空着,成了街坊孩童们玩耍的天堂。颜哲的父亲颜夫之早年留学英伦,是国际上有名的生物学家。解放后回国,在北京某名校任教,很少回家乡。但1957年反右时他被揭发出有“恶攻”(恶毒攻击)言论,他曾说“不能用政治标准来压制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派”,说苏联的米丘林——李森科学派只是个政治助产的畸形儿,那位李森科院士更是个不折不扣的学术恶棍;又说“没有自由的学术风气,科学就会被窒息”。这些言论足够划一个“极右”了。幸亏上边有人为他说话,说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作为昆虫学家,在揭露美帝的细菌战方面立过功,那就不要戴右派帽子了,定个“右派对象”吧!

  然后他们全家被下放回老家,回到这座空置多年的颜家老宅子里。我从大人嘴里知道了颜伯伯是右派对象,但搞不懂这个称呼的含义。“对象”这个词的一般意义我那时已经知道了,所以想当然地认为,颜伯伯肯定是“右派”的“对象”——那就是说袁阿姨是右派啦?但大人却说我说的不对,“右派对象”就是原本够格当右派的人,最终因政府开恩没有戴上“分子帽”。你袁阿姨既不是“右派”也不是“右派对象”,只是受到她丈夫的牵连,诬蔑说她是右派的对象。大人们的解释似乎勉为其难,而我则似懂非懂地点头,这个政治名词的复杂性真难为了我6岁小脑瓜的智力。

  那天,我们正在颜家大院里玩耍,我那时的玩伴都属于贫民阶层,孩子们的娱乐很贫乏,看蚂蚁拉青虫是常玩的游戏。庄学胥比我大两岁,是俺们这一伙儿的孩子王。这天,他领我们看蚂蚁拉青虫,一只黑蚂蚁在四处搜寻,学胥哥把一条半死的青虫放到它的附近。蚂蚁碰上了,立即冲上去咬,用力拖,青虫则拼命挣扎。不久,这只蚂蚁意识到凭它自己的力量是拉不动的,便很果断地离开青虫,回窝去了。

  学胥哥高兴地说:“等着吧,过不了多久,大部队就要开来了。”

  果然过了不久,几百只蚂蚁排成一条线,浩浩荡荡开过来,团团围住那条青虫,爬满了它的身体。青虫很快用尽力气,或者是被蚂蚁蜇晕,不怎么挣扎了,蚂蚁们开始用力拖它。开始时秩序很乱,蚂蚁各用各的劲儿,每只蚂蚁的六条细腿儿乱蹬,但青虫纹丝不动。但蚁群不知道用啥办法协调了用力的方向,几百条细腿开始向一个方向用力,慢慢地,这个对蚂蚁来说非常庞大的躯体终于动了一下。蚁群受到鼓舞,几百条细腿蹬得更欢,没有一个偷懒的,青虫移动的速度逐渐稳定,向蚂蚁窝的方向移过去了。

  虽然我们已经不是第一次观看,但仍然看得很过瘾。这个简单的生命活动让6岁的我感受到大自然的神秘。我问学胥哥:“蚂蚁咋认路?咋回家喊‘人’来帮忙?要知道它们可不会说话!还有,那个侦察兵咋知道根据青虫的大小应该喊多少‘人’?因为我们过去已经见过,要是蚂蚁准备拉的虫虫小,它就只喊来十几个‘人’,而这次喊来了几百个。还有,它们不会喊口令,咋知道向同一个方向用力气?”

  一连串的问话,学胥哥被我问得只是抓后脑勺,支吾着说:“我也不知道,只能说蚂蚁生来就会这些吧,是老天爷的安排吧!”

  学胥哥又说:“咱们干脆挖开蚂蚁窝看看是啥样子,你们乐意不?我知道颜家大院里有大蚂蚁窝。”

  于是五六个孩子就带上学胥哥家的一把小洋锹,熟门熟路地翻过颜家院墙的缺口,来到大院里。这儿昨天刚刚打扫收拾过,是我爹领人干的,他说颜家的主人马上就要回来了,不过这个消息影响不了我们的玩耍。我们在桑园里挖开了一个大蚂蚁窝,蚂蚁黑压压的,估计有上万只!巢穴被毁的蚁群真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急匆匆地跑来跑去,窜上伏下,没个消停。不过仔细观察,它们的行为还是有路数的,小头蚂蚁(工蚁)全都噙着白色的椭圆形的小蚁卵,慌慌张张地寻找可以躲藏的地方;大头蚂蚁(兵蚁)则虚张声势地张开大颚牙,向看不见的敌人宣战。我的眼尖,在众蚁之中发现了蚁王,实际上应称为蚁后吧!它的个头比一般蚂蚁大三四倍,动作笨拙,在蚁巢的废墟上慌慌张张地乱窜。但工蚁们很快追过来把它制止住,十几只工蚁分别咬着它的腿,硬把它拉到一个土块下,藏了起来。小小的蚂蚁原来这么有纪律,这么舍己为人、尊老爱幼,让我真的很感动。

  学胥哥说:“我今天还带了一个好玩意哪!”

  他掏出一把残缺不全的旧火镜,即放大镜或称凸透镜。那时我就奇怪,刘家虽然比我家还穷,但又常常有一些别致的小玩意儿,像放大镜啦、指南针啦,还有已经不会走动的金壳怀表啦,我们挖蚂蚁窝用的这把军用小洋锹啦!我还见过庄学胥母亲的一张照片,穿着旗袍,戴着耳环,和现在蓬头散发的样子简直就不是同一个人。我还知道学胥哥特别疼我,比如这些小玩意儿,如果我不在,他就舍不得拿出来玩。

  庄学胥趴到地下,把正午的阳光聚焦成一个光斑,光斑四周是漂亮的彩色镶边,围着一小块儿夺目的白光。这个光斑是不能久看的,看得久了,你的眼底会被烧出一个相同形状的黑斑,即使你闭上眼睛,也得好长时间后才能复原。学胥哥小心地把光斑收拢,罩着一只正在搬蚁卵的工蚁,那只工蚁立即痉挛了几下,仰面蹬着六条腿,死了,小身体蜷成一团,然后开始冒烟。

  我们以前只用臭蛋儿(卫生球)逗过蚂蚁,就是用臭蛋儿在地上划一个白色的圈圈,把蚂蚁围在里边,蚂蚁害怕臭蛋儿的味儿,在白色边线上撞来撞去,越撞越焦躁,就是不敢越过去,看着十分有趣,但用火镜烧蚂蚁还是第一次。

  我们争着说:“学胥哥,让我玩一会儿,让我试一下!”

  学胥哥照例先把火镜递给我,我烧死一个蚂蚁后再递给别人,大伙儿轮流烧,玩得很高兴。后来院门打开了,有两辆人力车和几个人进到院子里,我们没有理会,照样玩我们的。忽然听见一个大人急迫地喊:“别!不要烧蚂蚁。”

  一个中年男人匆匆走过来,把我们分开,拨弄着蚂蚁蜷曲的尸体,怜惜地说:“孩子们别欺负蚂蚁,它们虽然小,也是一条命啊,而且是非常珍贵的生命。”

  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颜家三人,颜伯伯旁边立着袁阿姨和8岁的颜哲,我父亲和另一个搬运工正从人力车上卸家具。直到多少年后,初见这一家的印象还非常鲜明地刻在我的记忆中。因为他们太不平常了,太超凡脱俗了,就像是天上的仙人来到凡间。其实,他们的衣着很普通,颜伯伯穿一身白色的中式裤褂;袁阿姨穿着一条时髦短裙;颜哲是穿着白衬衣和吊带短裤,脚穿一双白色球鞋,这种白色球鞋在当时的北阴市倒是很少见的。这些不算太奢华的衣服穿在他们身上,却显得那样清爽、那样潇洒。三个人的容貌也很漂亮,但在当时,他们的容貌并没给我留下多少印象,因为我已经被容貌之外的东西迷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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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6岁女孩无法清晰地理出这种感受,但我分明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并滋生出很强烈的想同他们亲近的一种感觉。

  不过颜伯伯的责备也让我脸红,让所有的玩伴儿脸红。刚才我们只顾着玩得高兴,忘了蚂蚁也是一个小生命,忘了它们也算得上是我们的小玩伴儿。我们尴尬地笑着,低着脑袋,用赤脚搓着光腿肚。只有庄学胥觉得这番责备损伤了他在小伙伴中的威信,恼火地瞪着这位不速之客,想要发作。

  袁阿姨见状连忙说:“老颜!——有话慢慢说,孩子们小,不懂这些的。”之后她又回过头对我爹说:“我先生是专门研究昆虫的,天下的虫蚁没有他不喜欢的,喜欢得都发痴了,说话也是直来直去的,你们别跟他一般见识。”

  那是我第一次听见悦耳的“京腔”,觉得它好听极了。我爹却傻呵呵地笑着问:“蚂蚁里面也有学问?”

  这句问话应该说是不大礼貌的,但颜伯伯没在意。他拉过颜哲说:“来,和小伙伴们认识认识,你们以后就是朋友了!”

  颜哲不像我们那样在生人面前怯场,很有礼貌地笑着对我们点头问好。颜伯伯用手抚着我的头说:“小云——她是叫小云吧!”

  爹说:“是的,这是我家老二,老大也是闺女,比她大10岁,初中毕业后已经上班了,在旧城县拖修厂。这个二妮子比较淘气,每天到处疯跑,最喜欢虫虫蚁蚁、花花草草的。”

  “那好嘛,跟我家小哲对脾气。小云,还有你们四个男孩子,我告诉你们,蚂蚁中也有很多学问呢,你们愿意听我讲讲吗?”

  我仰脸看着他,再扭头看看颜哲,连连点头。颜伯伯把孩子们拢到一块儿,讲了很多有关蚂蚁的知识,我们听得十分专心。我爹卸完家具后也凑上来听,一听,连他也不想走开了。

  136年后,我仍能清晰地回忆出颜伯伯当年讲的蚂蚁知识,当然可能不全是那天说的,颜伯伯此后也常常讲说,我可能在记忆中把颜伯伯多年的话浓缩到一天了。他说:“蚂蚁是地球上最成功的动物种群,在地球上至少存在8000万年了,现在已经发现白垩纪的蚂蚁化石,它们估计是从臀钩土蜂科演化而来。据估算,地球上的蚂蚁一共有数10万亿只,是人类数量的近万倍。在热带地区,蚂蚁及白蚁的生物总量(即总体重)竟然能占到昆虫生物量的三分之一,在亚马逊密林中蚂蚁更多,每公顷面积上有800万只蚂蚁和100万只白蚁,甚至占到所有生物总量的三分之一,这是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蚂蚁一般是雌性社会,蚁后只负责繁衍后代,工蚁包括兵蚁也都是雌蚁,负责觅食和警卫,雄蚁一般与蚁后交配后就死了,只能算是蚂蚁社会中的一个过客。世界上已经发现的蚁类有9000多种,隶属360多个属。中国有黄猄蚁、双齿多刺蚁、日本弓背蚁、日本黑褐蚁、深井凹头蚁、红林蚁、小家蚁等……

  我听着,连忙问:“颜伯伯,为啥咱中国的蚂蚁是从小日本跑过来的?是不是日本的蚂蚁特别霸道,爱侵略中国?”

  颜伯伯笑了,摸摸我的脑袋说:“不,不是这个说法。中国的蚂蚁不是从日本跑来的,都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很多种类和日本的蚂蚁一样。不过,日本科学家研究东亚蚂蚁比较早,所以在给蚂蚁命名时就占了便宜,很多名字挂上了日本的前缀。”

  他说,你们挖的这一窝是日本黑褐蚁,一般有1只蚁后,数千只工蚁;但也有的多达6只蚁后,数万只工蚁。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其他生物族群的王者一般是唯一的,像蜜蜂,如果一个族群内有两只以上蜂王,就必定要分群,或者蜂王们相互厮杀,一直杀到只剩一只。所谓“天无二日,民无二君”,人类社会的这个规则在动物中同样适用。但蚂蚁族群内经常发现多个蚁后和平共存的现象,比如日本石狩红蚁的一个蚁群竟然有108个蚁后和3亿只工蚁,而入侵欧洲的阿根廷蚁竟然有数千只蚁后共处于一个族群内。

  颜伯伯说的另一点知识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因为说到这儿时颜伯伯相当动情,用力做着手势,声音也提高了。

  他说:“蚂蚁可是利他主义的典范!没有一只蚂蚁有私心,一点私心也没有。”

  接着他又说,比如南美的行军蚁,当碰到酷暑烈日时,它们会抱成一个大团,强壮的工蚁在最外边,里边是幼蚁和蚁后。烈日会把外层的行军蚁晒焦,但它们以身体作屏障保护了内层的同族。等天气凉爽后蚁团松开,继续行军,而牺牲者就甘愿化为泥土。再比如一种蜜桶蚁,它们吃饱食物后身体胀大,然后倒悬在蚁穴的天花板上。等劳动的工蚁饿了,过来用触须拍拍它的尾部,它们就分泌出食物来喂食。所以,它们的一生实际只是作为一种器皿,是活的蜜桶或冰箱,但它们任劳任怨,毫无怨言。

  这些知识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太新鲜了。我爹也听得连连点头,说:“真的,虫蚁里边也有这么大学问,颜先生你不愧是读书人。小云子,以后多来颜伯伯家听他唠嗑,能长学问。”他笑着对颜伯伯说:“我家小云子生错地方了,该生到你们这样的读书人家里,我看她天生是读书人的秉性。”

  我爹是个粗人,可是看事常常入木三分。的确,我从小就和邻家的孩子不同,我爱看着花草虫蚁发愣,惊叹老天爷咋能造出这样精致的东西。我喜欢大自然的景观,冬天的白雪让我心地空灵,春天的嫩苞让我生出盎然春意,夏天的彩云让我情绪昂扬,甚至从五六岁起我就能感到萧瑟的秋意,常常对着满地打旋的黄叶伤情。夸大一点儿说,在孩提时代我的心是与天地相通的,只是这种特异禀性随年龄而逐渐失去了。

  颜伯伯说:“欢迎你们都常来玩。关于蚂蚁的知识,我家小哲知道的也不少,你们问他就行。”

  我高兴地拉着颜哲的手说:“小哲哥哥,以后和我们玩,讲蚂蚁的故事,行不?”

  颜哲笑着点头,用标准北京话很平和与自信地说:“没问题,蚂蚁的知识我确实知道一些,都是从我爸这儿学的。”

  颜伯伯说:“那好,你们去玩吧!”

  大人们进屋去摆放家具,颜哲又接着对新伙伴们讲了很多蚂蚁的知识,比如说蚁后能生出受精卵(双倍体),孵化后是工蚁;也能生出不受精卵(单倍体),孵化后成雄蚁等等,让俺们佩服得不得了。不过我也让他知道了我的“厉害”。我拿刚才问学胥哥的老问题问他:蚂蚁侦察兵咋识路,咋知道一条大青虫需要多少“人”来拉,它回窝后咋能向“别人”说清楚这次应该多少“人”去。

  颜哲给窘住了,老老实实地说:“我不知道。蚂蚁认路肯定是因为信息素,它们顺着来时留下的信息素就能回去,至于咋通知蚁巢去多少人,应该也是利用信息素吧,信息素释放多一些就表示要多去人。但这只是我的猜想,书上没有这样的知识。”

  学胥哥得意地大声说:“你不是说,蚂蚁的知识你全知道吗?”

  他这明显是当面篡改,因为颜哲哥刚才只说过“蚂蚁的知识我确实知道一些”,从没说过“全知道”。但颜哲没有在这点上辩解,很窘迫地思索一会儿,说道:“我只知道,蜜蜂发现蜜源后,是用圆圈舞通知巢中的其他工蜂,它舞动时的圆圈大小和强度就表示蜜源的远近和大小。至于蚂蚁是不是利用信息素来发通知,好像还没一个科学家研究出来。小云你真不简单,能问出这样难的问题,那么,就算我把这事弄清了再讲给你。”

  不过他的研究大概没能进行,因为随之就是大跃进,顾不上这些脱离现实的研究了。然后——随之就是三年困难,再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

  那年是1958年,大跃进的年头,激情洋溢的时代。全民吃食堂,吃饭不要钱;提前迈入共产主义;小麦亩产5万斤,水稻亩产10万斤,全民大炼钢铁,苦干15年,超英压美学苏联。各家各户的铁锅都砸了,大门上的门钌铞、衣箱上的吊扣和箱子铁皮护角都被撬下来,交公家去炼铁。各小学的操场上都建了土高炉,平素不大为人看重的小学“自然”课老师这会儿成了学校的灵魂人物,因为当前形势逼得他们各个成了土高炉的设计师、建造师兼炼钢技师。《中国少年报》上满怀激情地报道过一则最大胆的创举,它一直镌刻在我少年的记忆中——有一个小学生用黄泥巴捏出一座小高炉,趴到地上,用嘴巴当鼓风机,竟然也炼出了钢铁。

  大炼钢铁运动在北阴有一个独特的表现,北阴得天独厚,城南有白河流过,白河从山中流出时肯定经过某个铁矿,所以两岸的沙滩下有一层一层的铁砂。把铁砂挖出来,平铺在带坡度的沙滩上,撩起河水冲啊冲啊,较轻的沙子被冲走,较重的铁砂被提纯,从坡面上轻轻刮下来,就可用做炼铁的原料,于是,北阴城里掀起了全民淘铁沙的热潮,我们的小学自然也参加了。颜伯伯和袁阿姨刚到北阴第一高中报到,颜伯伯教生物,袁阿姨教俄语——实际上她是教英语的,但按照国家统一规划,北阴一高只设俄语课,她只好改行。这会儿他们尚未正式上班,就随我们小学一块去了。

  几百个小学生在队旗的指引下,迎着灼人的朝阳,意气风发地来到白河边。越过陡峭的小寨门朝下望去,天哪,河边已经来了这么多人!一条白水静静地淌过,两侧沙滩上,成千上万的人忙忙碌碌,熙熙攘攘,活像庞大的蚁群在拉一条白色的大青虫。虽然还是早上,但在炎日下大多数男人和男孩子都光着膀子,甚至很多像我这样的低年级小女孩也脱了上衣。所以打眼望去,满眼尽是晒得冒油的黄色脊梁,如果说人群像蚂蚁,那我们就是黄蚂蚁了。

  颜伯伯不愧是有学问人,在淘铁砂这种事上也能表现出来。他不像普通人那样随便找一个地方就干,而是先在附近转一圈,把我、颜哲、庄学胥和袁阿姨领到一个洄水湾处,说:“来,咱们在这儿挖个坑试试,这个是洄水处,估计铁砂沉积较多。”

  果然,几锨下去,挖出一个厚厚的黑砂层,足有四指厚,这给以后的淘洗工作节省了大劲儿。很快有人发现了我们的财富,两个男人跑过来,看着我们铺在斜坡上的黑亮亮的铁砂,十分眼红,嘀咕着:“你们咋这么有运气哩!”

  我高兴地说:“不是运气,是我颜伯伯长有‘看宝眼’!”

  那两人走了,学胥哥比较贼,远远盯着他们,发现他俩回去后正在跟同伴们嘀咕,然后开始收拢家什,看样子是想往这一带凑。

  学胥哥忙问:“颜伯伯,这个富矿大概有多大范围?”

  颜伯伯没弄清他问这个问题是什么目的,大致对他指了指。学胥哥赶忙在富矿的周围划了边界线,又到沙滩上折了一堆柳条,沿边界线插上。等那伙人过来,国境线已经建好了,他们当然知道这些界线是啥意思,只好在线外止步,但又不死心,尴尬地看着我们。一直在弯腰泼水的颜伯伯刚才没发现庄学胥的跑马图地,这会儿瞥见这一幕,忙走过来,拔掉了用做篱笆用的柳条,笑着说:“来吧,来挖吧——都是为了1200万,还分啥你我?”

  1200万吨是那年全国的钢铁指标,后来减为1070万。那群人高兴了,乐哈哈地笑着,在我们旁边扎好阵地,大干起来,当然最富饶的那块矿层还是留给我们了。学胥哥起初有点儿不乐意,不过没再坚持,大概他事后想想也觉得自己不对。本来嘛,所有人都是为了同样的目标,而且这些劳动都是义务的、无偿的,即使哪个小组淘的铁沙再多,也不会得到一分钱报酬。既然如此,在“共产主义式”的大场面中弄出一块“个人主义”的小圈子,是不是太那个了?

  那天我们淘了120斤铁砂,满满一铁桶,远远超过别的小组。在收工前的评比中,我们夺到冠军,一面红色的冠军旗插在我们的铁桶上。颜哲哥和学胥哥抬着铁桶,高兴得满面红光,连担子也不觉得沉了。

  快要离开白河时,我们见到一对外国黑人夫妻,黑得浑身发亮,穿着奇形怪状的衣服。他俩站在小寨门门洞里,久久地望着下边如蚁般的人群,咕咕噜噜地和翻译说着话。我们经过时,男黑人看见了我们抬的铁桶上的小红旗,看见了这群小家伙飞扬的喜悦,大概也看到了颜伯伯夫妻的书卷气……在满眼的光脊梁中,唯有他俩衣衫整齐,就走过来,主动和我们说话。

  翻译笑着说:“这位先生是问你们……”

  不过他用不着翻译了,颜伯伯已经接过话头,用同样咕咕噜噜的外国话和黑人谈起来。两人谈得十分尽兴,做着手势,不时大笑着。有时黑人妻子和袁阿姨也插上两句,翻译反而被撂到一边。我们把铁沙担子放下来,围着他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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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悄悄问颜哲哥:“这些洋话你能听懂不?”

  颜哲哥说:“是英语。这个黑人的英语不大标准,不过我大致能听懂。”

  我央求他:“那你给我们翻译吧,行不行?”

  颜哲哥答应了,竖起耳朵听着,断断续续地翻译:“这人说他是非洲一个国家——加纳,他是驻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此次来北阴购买玉雕和烙花工艺品的,顺路来工地上看看。他说:不久前他参加过北京十三陵水库的义务劳动,是中国外交部组织的,工地上的劳动热情让他很感动。非常感动,没想到在偏僻的北阴市又看到了同样感人的一幕!”

  下边一段话黑人说得很快,好像很激动的样子。颜哲凝神听了一会儿,小声说:“这一段话我听不大懂,大致意思是:他说,西方国家一再宣传,说中国人的劳动是被迫的,是屈服于铁丝网和皮鞭,说中国人是一群没有思想的懒蚂蚁,那真是最无耻的谎言和污蔑。他说,他不知道中国政府用什么办法,激起了民众这么广泛的热情,他对此由衷地佩服。”

  “那颜伯伯说的啥?”

  “我爸说:中国和非洲都遭遇了几百年的苦难,现在我们都在努力使自己的伟大国家复兴。他本人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从英国回到祖国,对这个决定他决不后悔。”

  听着颜哲哥哥的翻译,我对这俩黑人夫妻很有好感,也更钦佩颜伯伯。因为那个黑人不知道而我却知道,颜伯伯这会儿头上还顶着“右派对象”的帽子哩!

  黑人最后一段话说得比较慢,咬字很重,表情也比较奇怪,似乎很沉重很失落的样子。

  颜哲翻译说:“你们听!听听他这句话!他说:在我的国家里,人民还远远没有组织起来,什么时候我的人民能像中国人这样干活,我的国家就有希望了!我真盼着这一天哪!”

  听了这句话,我们既感到很自豪,也对这位“黑人大伯”更亲近了。

  最后黑人满脸笑容,与颜伯伯袁阿姨握手,和孩子们轮流握手,还把个子最小的我抱起来亲了一下,同大家告别,坐车走了。

  这场淘铁砂运动持续了几个月,那段时间所有学校都没上文化课。但是非常遗憾,我们的热情之花最后被证明是“荒花”(北阴土语,指不会结果实的花)。那么多人淘来的铁砂,后来变成了奇形怪状、勉强可以被称作“铁块”的东西,只是为学生们清理校园的义务劳动增添了一点内容。热情洋溢的大跃进很快被抛到脑后,随之而来的是三年自然灾害。这些忘我劳动的蚁众变成了饥饿的蚁众,唯一保留的生物本能就是觅食。不过,不是像蚂蚁那样为族群觅食,而是为自己的小家觅食。

  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家和颜家一直相互帮助。我妈蒸好野菜团子或豆腐渣馍馍,总要给颜家送一点过去,因为这些从大城市来的书呆子们的觅食本能弱一些,不像我妈,钻窟窿打洞也能给孩子们找来吃食,像马齿菜、灰灰菜、野苋菜、面条菜、扫帚苗、木花(树上长的一种又白又肥的肉虫虫,无花果树上特别多)、蚕蛹、蚂蚱、道士帽(脑袋像道士帽的一种蟋蟀)、豆腐渣、嫩蓖麻叶、嫩刺角芽(这种野菜吃多了会造成贫血,但那阵儿顾不上担心这个)和用包谷棒子磨的“人造淀粉”等。其中的美味是瓜农们用的饼肥,即花生榨油后剩下的残渣,颜色黄澄澄的,吃起来味道很不错。

  我大姐那时已经在旧城县当工人,虽然远在百里之外,但一颗心仍然挂在家里。她空闲时间就四处找野食,捡麦穗啦,遛红薯啦,采榆钱儿(榆树的果实)啦,然后像田鼠一样一趟一趟地往北阴的家里搬运。有一次,她动用积蓄买了一小袋黄豆,用自行车拖着高高兴兴地送回家。旧城县离市里有120里地,等她走到家门口,停下车回头看时,立即傻眼了:后座的黄豆袋子没捆好,不知道啥时候掉了。那时候天色已经落黑,再回去找就太晚了,但这一袋黄豆太宝贵了啊!她没有进屋,哭着走上回头路。好在她带着一把应急的手电,顺着来路找了七八里地,那袋黄豆还好好地躺在路边,因为天黑,没被人发现。大姐破涕为笑,绑好袋子赶紧往回蹬车。那天我半夜被惊醒,见大姐满头是汗,正高高兴兴地给妈诉说着找黄豆的历险记。妈心疼的直骂她:“傻丫头,守财奴,天这样黑还回去找,碰个坏人可咋办,难不成要为一袋黄豆送了命?”不过那时虽然人们都挨饿,社会秩序还好,没有听说有拦路抢劫的。

  慢慢地,所有这些能进嘴的东西都越来越难找了,原因很简单,全国有六亿双眼睛在找它们。到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我记得发生了两件事,一是我妈的身上、腹上和双腿都浮肿了。她为全家寻觅来那么多的吃食,但她本人却浮肿了,小腿虚胖,用手一摁就摁出一个深坑,很久不会复原。其实这还算轻的,农村好多妇女饿得患了子宫下垂病,子宫从阴道里坠下来,用公家免费发放的子宫托托住后才能勉强行走。妈是把吃食匀给我爹和我了。我爹当搬运工,拉人力车,这个活计俗话叫“毁人炉”,干长了身体差不多都会熬垮。所以搬运工们即使再穷,吃饭是不会随便凑合的,二两小酒,一盘猪头肉是少不了的。三年困难时期,猪头肉是吃不上了,妈妈只有从牙缝里省出来一点粮食贴给我爹。我爹知道我妈得了浮肿病后,很心疼,从此吃饭时逼着我妈先吃。

  我记得的第二件事是颜伯伯下了狠心,动用了颜家的老底儿(储蓄),买了两麻袋红薯干,给我家一袋,他家一袋。他说,生活再难,也要让两家人熬过这个荒年!两袋薯干共花了250元,这在当时可以买到三间新瓦房了。颜伯伯工资很高,每月150元,是全市教师中最高的。但他们夫妻两个都不会很吝啬地过日子,比如颜伯伯他喜欢听京戏,来北阴市后,这儿没有京剧团,他就改听汉剧并很快迷上了。据他说汉剧叫汉调二簧,实际是京剧和所有皮黄腔系剧种的真正源头哩!他虽是本地出生,但不喜欢豫剧,说豫剧唱腔太吵,戏词太土,而汉剧的戏词较为文雅,其剧目如祭风台、李密降唐、九焰山等,他是百看不厌。他每个周六都要带家人去看戏,如果不坐人力三轮的话,他们就一家三口手拉手地走着去,在我们城市也算是一道景观,那时不许男人和女人拉手的。记得颜伯伯也带我去过几次,他到了戏院门口后不用到售票处去买票,找一个卖瓜子的老头买几包瓜子和一盘精致点心,不用他张口要,老头就会主动把买好的前排座位好的票给他。这种做派,这种奢侈,在我爹妈看来简直不可原谅,我妈经常劝袁阿姨:“袁家妹子,过日子可不能总是这样大手大脚的,好年景也不能忘了灾年啊!”

  袁阿姨平和地笑笑,以后仍是我行我素。事实证明了我妈的远见,等灾年来临时,颜家几乎没有什么积蓄,颜伯伯决定买这两袋保命粮,也是倾囊而为之。

  可惜他的决策太晚,两袋红薯干基本没派上用场,因为那时国家政策已经变了,给农民们分了自留地。结果,形势好转之快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我的印象中,没过多久我们就能吃饱饭了,我妈的浮肿病也很快痊愈了;再也没人愿意吃那些陈年红薯干,颜家的那袋红薯干都生了虫,被颜哲拖出来扔到垃圾场。我家那袋我妈当然舍不得扔,隔三差五还要煮一锅,逼着大家吃,弄得我爹和我对红薯干彻底倒了胃口。

  我曾经埋怨颜哲说:“都怨颜伯伯!都怨他!送我家的红薯干太多,咋吃也吃不完,弄得我整天胃里泛酸水。”

  我还威胁他,下次我妈要是再逼我吃煮红薯干,我就端到颜家和他换着吃。颜哲听着我“忘恩负义”的指责,只是笑着说:“行啊,你就端来,咱俩换着吃吧!我这么长时间没吃,还真有点儿馋它了。”

  三年困难时期,颜伯伯常常供着我爹吸烟,那年头什么都缺,不光缺吃的,也缺香烟、火柴、奶粉、白糖、针和头发卡子……即使有钱也买不到。颜伯伯算是例外,他还享受着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有定量供应的食油票、糖票和烟票。但谁都没想到,后来为此闹了很大一场风波,导致我爹和颜伯伯基本上断交不再往来。

  公平说来,这事丝毫不怪颜伯伯,全怪我爹,其实也不怪我爹,因为事件的起因是怪他比别人自觉和厚道——我这么说,只会越说越糊涂,事情是这样的:那个时期,街坊上的烟鬼们都熬不住了,就会结伴到颜家,颜伯伯总是慷慨地掏出“白河桥”香烟散发,让每人吸一只,多少解解瘾。大伙儿把这种事起了个很贴切的名字,叫“吃大户”,因为在中原地带的历史上,灾年来临时穷人总要拉帮结伙儿地到富人家强吃强喝,管那个叫做“吃大户”,不过只听说吃粮食没听说吃香烟的。日子久了,我爹首先觉得难为情,因为颜先生自己的烟瘾也不小,来讨烟的烟鬼又多,他一个人哪能顾得那么周全?说实在的,他自己都不够吸呢!后莱我爹执意不再参加这样的会餐,弄得颜伯伯很纳闷,一再问我妈:郭家兄弟是不是对我有啥意见?咋不来我家吃大户啦?

  那天,颜伯伯家里没人时,我爹像往常那样随便进去。那时邻居们是互不设防的,外出经常不锁门,也没法锁,大炼钢铁后家家没了门钌铞,都懒得重装,这种“夜不闭户”的状况一直维持到文革后。我爹进到颜家的正屋,忽然惊喜地发现地上扔着很多烟头,不用说,又是一群烟鬼们刚刚来这儿吃完大户。我爹眼睛一亮,忙俯身去捡这些烟头。他觉得这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白河桥不带过滤嘴,再馋的烟鬼抽完也得留个烟P股。收集起来,撕开,倒出剩余的烟丝,撮到烟袋中,便能小小地过一次烟瘾,又不影响颜先生的吸烟,多合算的事!就在这时,颜伯伯回来了,立即大怒!他脸色青白,掏出刚买的一盒白河桥香烟,撕开,刷地撒到我爹面前的地上,冷冷地说:“捡吧!”

  那次颜伯伯是真的发怒了,他身后的袁阿姨悄悄地看了看丈夫的脸色,也没敢责备他,只是急急忙忙地把地上的香烟拢起来,塞到我爹口袋里,婉言把他劝走了。

  当时我妈和我都不知道这些内情,只知道我爹从隔墙回来时满脸通红,喘着粗气。闷坐一会儿后,从口袋里掏出二十只香烟,一只只撕断,再用脚拧碎。我见此状况后,连忙喊厨房里的妈:“妈!妈你快来,咱爹——不,我爹发神经了!”

  我妈便急匆匆地跑到正间,手里还拎着菜刀,看见我爹竟然在毁烟,恼火地嚷:“你干啥呢?发疯了吗?这样贵重的烟!这会毁了,过一会儿烟瘾上来,又要急得拧肠掉尾的。”

  妈妈扔掉菜刀,急忙趴到地上去抢救那些烟,我也去抢。爹甩开妈妈和我的手,继续用脚拧,大吼道:“不用你们管!老子这辈子不会再吸烟了!”

  我家平常是很安静的,很少有人吵闹的,但我爹真的一发威,妈也不敢多说话,只是小声讽刺他:“你要是能戒烟?公鸡就能下蛋磨盘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小云咱们走,不理他个半疯!”

  但我妈这次看走眼了。从那天后,爹真的戒了烟,戒得非常彻底。即使三年困难时期过去,烟不再难买时,他也没有复吸。我妈不久盘问出了爹戒烟的缘由,跑到颜家咯咯地笑:“颜家大哥,得亏你来这么一下,要不妮儿他爹一辈子也戒不了!你看这多好,钱也省啦,早上起来也不咳痰啦,也不用操心找烟票啦!”

  我妈在那儿又笑又说,颜伯伯和袁阿姨也陪着笑,但以我不懂事的眼光也能看出,他俩的笑非常苦涩。

  后来我爹基本不再去颜家,颜伯伯则素来不到邻居家串门,两人在路上碰面时仍然说话,但客客气气的,不再有过去的亲密和熟不拘礼。不过我爹从没卖过颜伯伯的不是,当我和颜哲哥哥好上以后——这在我上高一时就已经相当公开了,我爹虽然从来不说赞成,实际上是赞许的。他打心眼里疼爱颜哲,甚至比疼我更甚,这种事瞒不了我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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