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2014中篇小说卷

第二章 第四十圈

　　邵丽

　　上部

　　1

　　十六岁那年我发表第一篇小说。说起来甚是好笑，这篇作品像一个孤儿，前不巴村后不着店。其后将近二十年时间，我没再写过什么东西。不但没写过东西，也没做过什么让自己高兴的事儿。生活粘巴巴的脱不开手，二十年时光，左支右绌，只用来应付生计已是身心俱疲，遑论其他！在一次高中同学聚会时，有人提起这篇小说，告诉我小说中写到的“那个人”现在已经是国家某银行人事司的司长了。老天爷！“那个人”是哪个人？连这篇小说的事我都不记得，怎么还会记得那个人！

　　二十年，可以忘记的事情很多，而且都比一篇小说要大—生活在这个星球上，坐地日行八万里，浑然有序而又阴差阳错。每天有三十七万人出生，十六万人死亡。想想看，与此相比，我们平凡的一生有什么大事可言？

　　不过，我着实听说过一件大事。那是我以一个作家的身份下派到天中县挂职当副县长期间，县里很多人给我说起曾经在这个县轰动一时的一起案件。是个杀人案，但也不完全是杀人案，案子里面套案子，挺复杂的。案件已经过去十来年了，现在大家还津津乐道。而跟我讲述这个案件的人不同，案子的面目也不一样，对里面各色人等的评价更是千差万别，真像一出“罗生门”。这谁也别怪，我理解他们，案件不管多复杂，那是别人的。

　　第一个跟我说起的是我的司机刘师傅。可从我到县里任职一直到离开，他始终也没把这个故事讲囫囵，其他人说的更是支离破碎。那次刘师傅送我回省城，在路上主动向我说起齐光禄—齐光禄是这个案件的主角。“赵县长，您是写小说的，那齐光禄的事儿，讲说起来比小说都好看。”—我相信他从未看过小说，他生活中就两件事，开车和打牌。天中有俗谚：一怕孙书记讲政治，二怕刘老四“推拖拉机”—孙书记是县委管宣传的副书记，他安排秘书写讲话稿就一个标准，“今天是开大会，话不能说矬了，给我写够五十页！”刘师傅在家排行老四。据说他打牌可以三天三夜连轴转，眼睛都不带眨巴一下的，人在阵地在，不把对手熬趴下他决不下战场。

　　我说：“你说来听听。”

　　“他怎么就那么狠，眼睁睁地把一个派出所年长给剁碎了。”他一边吧嗒嘴，一边说，“这个所长我们早就认识，过去他没当所长之前，就在政府家属院住。挺内向的一个人，从农村考上的大学，第一个老婆跟人好了。找这第二个老婆也不是个正经货，名声不好，老大不小也找不到对象，最后不知怎么的就嫁给他了。”

　　凭我的职业敏感，我知道这可能就是我下来挂职所要体验的“生活”，就这短短的几句话，一篇好小说所需要的张力已经有了。我问他：“你说的这个齐光禄为什么杀所长？总有个前因后果吧！你能不能把这个事情详细说说？”“哎哟！要说那真不是个事儿！那算个什么事儿啊？唉嗨！钱，人家该赔也赔了，政府该补也补了，所长该免也免了。”他左手开车，右手捏着指头算着这三个“了”，好像这是一桩可以计算的买卖似的。

　　我坚持让他从头到尾说详细点。他意思了半天，说，一时半会儿根本说不清，这得抽个时间好好说道说道。我说：“我们路上有将近四个小时的时间呢！”

　　“四个小时？那不够，太复杂了！”他摇着头，又重重地叹了口气，“太复杂了，想想就够让人闹心的。”

　　2

　　汝河往南走了一大段，又掉头往西去了。这样的走势在平原地区很罕见，属于倒流，所以当地人也把这条河叫做回头河。汝河河湾处夹着一个小镇，很像一个人的胳膊搂着个孩子。小镇与县城隔河相望，但是无路相通，只能坐船过去。别看这个镇子不起眼，名字却响亮得很，叫天中镇。也是因为有这个镇子，这个县叫天中县。据说这个地名是乾隆爷下江南路过此地时封的。但这种说法很值得怀疑，我从史书上看到关于天中的记载：“禹分天下为九州，豫为九州之中，汝又为豫州之中，故为天中。”后来，我又在县志上看到“天中”二字竟然是唐朝的颜真卿所书。可见，历史真是不值得认真端详。

　　天中镇镇东头住着一户人家，户主姓牛，人们皆称呼“牛大坠子”。“坠子”在当地土话里两层意思，一层是对本地戏曲的统称，一层是指一挂鞭炮最后那几个最响的大炮仗。牛大坠子跟这两样都沾点边儿。先说唱戏这一出，从小他就喜欢，只要一出门口，小曲就挂在嘴上，咿咿呀呀，抑扬顿挫。如果碰上一群人扎堆儿在那里聊天，他便凑上去。禁不住人家一撺掇，他就会半推半就拉开架势。那么胖大的一个人，踩起场子来如风摆杨柳，左手撮成兰花指掐在后腰上，右手撮成兰花指挑在胸前，其势如凤凰展翅，便一唱三叹地开始了：

　　我不告天来也不告地

　　状告皇王御妹婿

　　我告的就是他强盗陈世美

　　秦香莲我本是

　　他的结发妻呀、呀、呀、呀……

　　至于把他跟大炮仗联系一起，一来是他嗓门大，说话跟过闷雷似的，震得人耳朵轰轰响半天；二来他好充大，说话办事总爱拣个高枝，好像凡事都比别人高明。

　　坠子爷爷过去曾经跟过袁世凯，专门做手擀面，说是祖传手艺。老袁这个人一直到死都爱这一口儿。老袁死后，爷爷背着太子克定送的一把日本刀解甲归田，刚好遇到兵荒马乱的年月，技艺无以相传。直到后来得了孙子坠子，他才将刀和做面手艺传给了孙子。

　　不管爷爷是不是跟过袁世凯，用这方法做出来的面真是好吃。刀看起来也是真的，像传说中的皇室用品。坠子当了金豫宾馆的经理之后，把做面的手艺给解密了。相当简单，小麦、红薯、绿豆三种面粉和在一起，磕几个鸡蛋，使劲搅和，待白黄绿三种颜色混为一色，用瓦盆盖在案板上饧半个时辰，然后擀成半韭菜叶那么厚的面皮，晾至半干，刀斜成45度，薄薄地片下去，便成了厚薄适中的面条。用猪油擦一下锅底，把葱姜煸熟，待水烧成大滚，把面顺势摆进去，出锅前再放几棵小青菜，点几滴芝麻香油。吃的时候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年少的味道”（爷爷说是袁世凯语）。那时候，就靠着这“袁面”，金豫宾馆红火了好大一阵子，如果不是后来的几多变故，结局肯定不是现在的样子了。

　　坠子原来在金豫宾馆当大厨，虽然有祖传的面点手艺，他却死活不听爷爷和爹爹的话，做了红案。他不喜欢白案的冷清，对着一堆面粉揉来搓去，让人一点都兴奋不起来。他喜欢红案的热闹，爹怎么打骂都改变不了他的志向，于是只好随了他。很快他就出师了，煎炒烹炸相当了得，那完全得益于戏曲给他的启示。他觉得炒菜跟唱戏十分相似，热锅凉油，一把作料撒下去，嗞啦一响，是过门儿，待主菜下锅，一出大戏便开始了，锅碗瓢盆叮当乱响，有韵律，有节奏，还有情趣。那是一门让人上瘾的艺术。

　　刚开放之初，国营金豫宾馆实在经营不下去了，学习外地经验搞起了承包。那时候的人都小胆，商管委开了几轮会议，没人敢接这个摊子。坠子一拍P股站起来，签了为期五年的承包合同。当时的报纸电台当作是一个重大新闻，进行了广泛报道，说他是中原的马胜利步鑫生，他的壮举将会在中原大地掀起一轮改革大潮，云云。

　　后来的实践证明他这个决策是对头的，他以“袁面”打头，以周围鄂豫皖地方特色菜铺底，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远近闻名。那时候，他牛总经理梳着中分大背头，一套上海“响铃牌”大方格西服，脖子里吊着猩红领带，皮鞋擦得锃亮。不管他去哪里，都让人扎眼得厉害。一辆古董级的黑色“上海”牌轿车驶过，能听到收音机里传出的老包下陈州的唱腔：

　　久念陈州众百姓，

　　辞别王驾早登程，

　　紧催八抬忙走动……

　　3

　　机关干部下基层挂职锻炼，总有点不伦不类。有钱有势的部门下来还好，能给人家跑个项目批点资金什么的，至少能为当地干部提拔重用牵线搭桥。像我们这些文化部门下来的，两袖清风，手无缚鸡之力，很难融入当地。眼看着两年的挂职期限已经过半，我心里不免暗暗着急。一来，自己分管的文教卫属于慢工出细活的工作，干好干坏一时半会儿也看不出来；二来，有形的项目自己一个也没干。别人说起以往的挂职干部，往往是谁谁谁修了水库，谁谁谁盖了一所小学。如果我回去，在县里不会留下任何可资评说的东西。有一次，我给在发改委任职的一个学弟打电话，求他帮忙给弄个项目。“姐啊，”人前人后他都这么亲热地喊我，“不是我给你弄个项目，而是你得先编个项目，我负责给你点钱！”电话那头乱哄哄的，好像是在歌舞厅里，那时是下午四点多一点。“编个项目？是编制一个项目还是随便编一个项目？”我玩笑道。“哎呀！姐，你这作家都当呆了，那还不是一回事儿？小说是把真事往假里说，编项目是把假事往真里说！”他那边已经开始唱上了，吼了一句粤语歌又跟我说：“就这么回事儿，年底快批项目了，正好今年钱多得花不出去。”说完又唱上了。估计他也喝得差不多了，不然他不会这么跟我说话。他是一个知道分寸的人。

　　第二天，我带着办公室副主任赵伟中和秘书下乡搞调研。在县里，每个副县长都有一个办公室副主任跟着，其权力比秘书大，比办公室主任小，我的一切活动基本上都靠他安排。走在路上我问他，“编”个什么项目合适。赵伟中说：“赵县长，您是真想办事还是想办真事？”—妈的，这都什么语言，跟江湖黑话似的！我不禁想起学弟“编项目”之说—我说：“此话怎讲？”“真想办个事出出政绩，县政府项目库里的项目多的是，拿一个就是了。想办真事，那就看您觉得事情办得有没有意义了。”我说：“那还用说？我办事的风格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刘师傅插话说：“赵县长，咱们县我觉得最值得办的事情，就是县城往天中镇修座桥。这事儿老百姓意见很大。”“既然有这样的好事，过去怎么没人办？”“哎哟！”他又吧嗒起嘴来，这个动作表示里面有戏，情况复杂，“您不知道，天中镇人不好惹！就齐光禄那个事儿，前前后后拉扯多少年，到现在都没扯白清楚。”赵伟中连忙喝道：“老四，别信口乱说！”

　　我想了一下，说：“刘师傅，今天咱们就直奔天中镇！”刘师傅扭头看了一下赵伟中。赵伟中把前面摆着的“县人民政府”的牌子拿下来，扔在脚下，也没看我，叹了口气说：“走吧！”

　　虽然咫尺之隔，可刘师傅说要绕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才能到。我想起他和其他人跟我说起的齐光禄的事情，心里隐隐约约有一种不安。也不完全是因为今天赵伟中的表现，很多人说起这个事情，都是这样一种态度。也不是避讳什么，好像谁都想躲开里面的麻烦，害怕会缠上自己似的。事情已经过去十多年了，现在说起来还如此讳莫如深，那么在这个案件背后，还有多少鲜为人知的东西？

　　4

　　牛大坠子承包金豫宾馆的第三年，来了一个南方女子。开始她是来推销报纸杂志的，养生、口才、营销、厚黑学，什么都有。女子一来二去，跟牛总怎么就对上眼了。牛总不拘一格降人才，把她留下来做销售经理。这个女子不寻常，在销售上确实有一套，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不管什么人见面就熟，只要见过一面，下次一口便能喊出人家的职务。再到后来，牛总是一步也离不开她，连自己的家都很少回了。

　　坠子的老婆也是天中镇人，在家就是个病秧子。身体弱的人，往往性格暴戾。有时候，坠子跟她说不了三句话，她就能拿头去撞墙。所以坠子平时也不敢招惹她，遇到什么事都是躲着让着。坠子当了老总之后，好话说尽，才把她和女儿搬进城里。屋漏偏遭连阴雨，坠子和那女子的传闻，不知怎么的就传到了她这里。她气不打一处来，抓不到坠子，逮住自己的女儿暴打了一顿。谁知坠子刚好回家来碰见，还没解释几句，母女俩合着伙歹毒他。女儿哭着怪他惹事，老婆拿着热水瓶朝他头上砸。他狼狈逃窜。老婆本来身子就弱，又遇到这事儿，气病交加，熬了不到一年就去世了。老婆死后，牛大坠子很快便跟这个女子结为夫妻。结了婚以后他才知道，女子还有一个儿子，比自己的女儿光荣小五岁。坠子心中暗喜，这是买一送一的好买卖，不费力气就儿女双全了。

　　坠子的女儿牛光荣长得既不像坠子那么肥硕，也不像他老婆那么柴，是个细皮嫩肉的美人胚子，个子细长，瓜子脸，一笑俩酒窝，羞怯中有一种质朴。娘还活着的时候，光荣已经寻到了对象，是自己谈的，只是年龄不到无法办结婚证。光荣的娘一死，光荣跟后娘之间像乌眼鸡似的，你啄我一口，我掐你一下，没个消停的时候。后来光荣索性搬到男方家去住了。再后来，光荣肚子里有了。男方的家长找到坠子，支支吾吾地把这事告诉他。坠子大手掌拍在老板台上，说，那还扭扭捏捏扯白什么啊？让他们俩先上车再补票不就得啦！

　　婚礼是在金豫宾馆办的。坠子本来就爱排场，当上经理之后结交的酒肉朋友又多，再加上双方驴尾巴吊棒槌的亲戚和镇上的乡亲，前后开了二百多桌。光荣的后娘重装登场，浑身披挂得比继女都像新媳妇，在酒宴上撒着欢卖弄风骚。光荣看着她，当着人面，笑也不是哭也不是，新仇旧恨窝成一肚子气，强撑一天，一口饭都没吃。

　　婚宴一直拉拉扯扯到晚上才结束，牛大坠子与亲家喝得昏天黑地。吃完喝完，一群晚辈闹哄哄地簇拥着小两口回去闹洞房。开始还算文明，交杯酒，咬苹果，亲嘴……闹着闹着就不像话了，一群人先把新郎围在中间“撞墙”，把新郎撞得筋疲力尽瘫软如泥，拱到床底下再也不爬出来。又开始折腾新娘，他们拉着她的胳膊腿往上抛，说是放冲天炮。一下，两下，三下……光荣一天水米没打牙，浑身连四两力气都没有，被他们抛来抛去，开始还能挺着身子，到最后浑身就像一块面团一样绵软无力。最后一抛，面团从众人的手中滑脱。光荣四仰八叉朝水泥地上重重地砸去，像一列脱轨的列车，失速撞向一个未知的黑洞。

　　5

　　齐光禄原来并不是本地人，老家是东北那疙瘩的，父亲是军工厂的老工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与苏联交恶，因为形势所迫，军工厂大部分迁往三线。他跟着父母来到了鄂豫皖交界的这个山旮旯里，初中没毕业，就回厂接了父亲的班，分到机修车间开叉车。父亲在喷漆车间工作半辈子，退休之前就干不动了，退下来不久就因肺癌去世。家里剩下他和母亲，还有一个患小儿麻痹症的小妹。

　　齐光禄先是开叉车搬运钢材的时候挤断了一条腿，虽然治疗得差不多，但是走快了还能看出来跛脚。后来又遇到企业军转民，很快他就下了岗，成了一名待业青年。当时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给待业青年开了口子，鼓励他们自谋职业，并且在税收、经营场所等方面给予照顾。他就在县城一处居民区的小蔬菜市场里摆了个猪肉摊子。

　　猪肉摊子离牛大坠子住的楼也不远，隔半条街。按理说他跟坠子沾不上边儿。坠子开饭店当经理，家里吃的用的根本用不着从外头买。可是事有凑巧，有一次坠子下班回来得早，在菜市场下车。他看见齐光禄卖肉的时候，把半扇猪吊在横梁上，谁来买肉他就拿刀过去砍一块，不是多了就是少了，而且肉切下来卖相很难看。坠子一时技痒，快步过去，把猪从梁上卸下来横在案子上，横着剁五刀，竖着剁了三刀，整整齐齐一十五块猪肉码在案子上，煞是好看。

　　他把刀递给齐光禄说，要想卖好肉，先去换把好刀来！

　　齐光禄看得傻了，半天才缓过劲来，连忙递上烟，忙不迭地喊师傅。坠子把烟叼在嘴角，示意齐光禄点上，舒舒服服地吐了一口烟。齐光禄说，师傅……坠子也不答话，哼着小曲走了。

　　旁边的人告诉齐光禄说，你今天算是走红运了。这个人你不知道是谁吧？他就是牛大坠子啊！

　　从此，每次看见坠子回来，齐光禄离老远就打招呼，俩人慢慢熟络起来。女儿光荣结婚的时候，坠子也请了齐光禄去喝喜酒。齐光禄手也不小，封了一百块钱，还添了一床当时算是奢侈品的鸭绒被子。

　　那天牛光荣被摔到地上，齐光禄就站在旁边。坠子虽然喝得醉醺醺的，可非要坚持把他亲家送回家。齐光禄怕他有什么闪失，也跟着过来了。光荣这一下摔得真是不轻，当时就昏迷不醒，躺在地上动都没动一下。后来大家七手八脚把她抬起来，赶紧往医院送。肚子里的孩子没保住，光荣也昏睡了四十多天。光荣的婆家在她入院的时候交了两千块钱押金，后来再也不露面了。牛大坠子去找他们理论，婆家说，他们俩又没登记结婚，这婚姻不受法律保护。人是你们家的人，我们又没动她一指头，凭什么该我们管？

　　坠子气得回家喝了一斤二锅头，跳起脚在屋子里大骂，可是于事无补，毕竟他没能力拿住人家。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才是他倒霉的开始，要不怎么都说祸不单行呢！饭店五年的承包期到了，他要跟商管委续签合同。商管委的头儿说，你来得正好，省我们跑一趟冤枉路。赶紧交钥匙吧，这宾馆我们已经包给别人了！坠子一听如被雷击，站在门口跟人家嚷嚷道，金豫宾馆的门楼子没塌下来，到现在还这么红火，都是我牛大坠子一铲子一铲子炒出来的！你们把我一脚踢开，这不是卸磨杀驴吗？还讲不讲理？头儿说，我们不能讲理，只能讲法！现在是法制社会—简直跟光荣婆家一个口气—他急得跳脚撒泼，指着头儿说，我一把火把宾馆给你们点了，看你们还跟我讲法不讲！头儿根本没搭理他，从兜里摸出一个打火机，扔给他。看他没动静，又摸出一个，扔给他扭头走了。

　　一整天，他眼里心里尽是打火机。晚上回来又灌了一斤二锅头，哭着骂道，这是什么鬼世道儿？对你们不利的事儿，你们就跟我讲理。对你们有利的事儿，你们就跟我讲法啊！

　　骂归骂，现实还要面对，末了还得乖乖听话。钥匙交了，车子也交了。当天晚上，他把齐光禄喊过来，两个人一人一瓶“汝水白干”酒对着吹。悲愤指数升高，酒的度数也要跟着升，七十三度，一点水都没掺。喝到七八成熟，他从桌子底下拽出一个红木匣子。打开来看，里面是一个明黄色布包，搭眼一看就知道不是凡常人家的用品。坠子把黄布包小心翼翼地取出来摆在桌子上，轻轻打开。齐光禄只见寒光一闪，一阵凉风穿心而过。那把刀便顺在坠子手里。坠子放在眼前看了半天，双手捧着递给齐光禄。齐光禄接过来细细地看了，暗暗叫绝，真是一把好刀！青脊白肚，背厚刃薄，像一条鳞光闪闪的青鱼。在刀柄与刀身的结合处，刻着两行非常不起眼的小字：関孫六。大日本明治二十七年製。

　　6

　　那天我们去天中镇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为了防止意外，开始我们没到镇子里去，而是沿着河堤，一直走到与县城对面的码头上。镇上的书记镇长已经接到通知，带着一干人在河堤上列队迎接我们。简单寒暄几句，我们顺着河堤上的一条小路往下走。我从来没这么近距离地走近过这条河，来到河边我才发现，从这边看县城，简直是近在咫尺，好像伸手就可以碰到对面河岸的柳叶。

　　河边是一个两岸人员来往摆渡用的小码头。离码头不远，几个船工模样的人围着一个用砖头水泥垒起来的小桌坐在河边喝茶。看见我们过来，他们只拿眼睛斜楞着，没有一个人站起来。我回头问镇上的书记：“在这里干几年了？”书记说：“过来快半年了，”—怪不得老百姓都不认识他—他说着看了一下赵伟中，迟疑了一下，又补充说，“谁在这个镇子上干，也不会超过两年。”我问：“为什么？”书记笑了一下，说：“地球人都知道为什么。赵县长，很快您就知道为什么了。”

　　听他那语气，我心里咯噔一下，莫非又是因为齐光禄？

　　看完现场，我们正准备往回走。刘师傅问那几个人：“坠子他小老婆现在干吗呢？”其中一个面皮青黑的中年人说：“不还是该干吗干吗！”又反问道：“你认识坠子他老婆啊？”刘师傅走过去，给他们每人散了一根烟，说：“不认识牛大坠子的老婆，不是在这里白混了吗？”一群人听罢此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觉得似乎刘师傅这话说得不是很合适，空气有点紧张。一个人问刘师傅：“你们是政府的吧？”刘师傅未置可否。那人又道：“别看了，赶紧回去吧！我还没结婚，你们就在这儿看来看去。现在我儿子都结婚了，你们连一块砖头都没埋下。”刘师傅跟他玩笑道：“吸人家的嘴短！你再乱说我让你赔我烟！”大伙儿一阵哄堂大笑。我感觉到现场情绪明显松动了很多。

　　晚上，我们在镇政府吃饭。赵伟中特别安排不在外面吃，就在他们的机关小食堂里。饭菜很有特色，都是当地土里刨的、河里捞的特产。开始大家都还很拘谨，按套路敬酒。酒过三巡，我站了起来，先用茶杯倒了一杯酒，准备一口干了。赵伟中见状赶紧夺过去，说：“赵县长，您这是办我的难堪！下面这酒要怎么喝，您只管吩咐就是了！”

　　我说：“我吩咐算吗？算了，我还是喝了吧！不然我这个挂职副县长，说什么都没人听！”我话音刚落地，赵伟中仰脖子把一茶杯酒喝了。书记镇长也赶忙站起来，学他的样子，一人喝了一茶杯。三个人都拿眼看着我，也不说话。我拿过杯子，又倒了三分之一，说：“这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喝这么多，我相信也是最后一次喝这么多。不管我在这里，还是离开，我仅仅是女作家赵芫，而不是一个副县长或者其他什么。如果你们觉得我还像那么回事儿，今天咱们就放开喝酒，放开说话。我希望好好听听你们天中镇，听听牛大坠子，听听齐光禄和牛光荣！”

　　“好好好！”他们一边说一边每人又倒了一杯喝下去。谁知几杯酒下肚，话都多得控制不住，七嘴八舌地胡乱插话，一会儿就搅和成了一锅粥。我的头也晕得像坐海轮，忍无可忍地坐在那里，到末了也没听明白他们说的什么。

　　7

　　坠子被解职之后，在家待了有半年多时间，一直等到光荣从医院接了回来。说是痊愈了，其实只是保住一条命，根本没有得到很好治疗。刚回来那一段时间，跟个傻子差不多，既认不清人，也说不成话。养了一段时间，虽然有了很大改善，但跟正常人还不一样。说话非常不清楚，还经常不自觉地流口水。自己坐在那里，总是忍不住笑。问她以前的事情，婚礼之前一直到闹洞房她都记得清清楚楚。可是自那之后，包括现在的很多事情，她有的能记得，有的一点都记不得。不过，从外表看起来她还跟个正常人差不多，依然那么漂亮，而且家里的活计一点都不少干。

　　坠子新娶的小老婆经过这两件事，倒也安分平和了不少，对待光荣也不似过去那般刻薄了，有时候看见光荣忙不过来或者有什么不方便，她也主动上前帮忙。仔细说来，过去俩人掐架也不光是后妈的责任，按她自己的说法，她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话也不无道理，平心而论，她只是跟追求自己的男人结婚，何罪之有？

　　饭店开不成了，坠子老婆在家休息了一段时间，又捡起了自己的老本行，帮人家推销报纸杂志办公用品，每个月都有进项贴补家用。倒是坠子干了这几年经理，心大了，野了，手也软了，再也捏不住刀把勺子柄了。光荣回家，他就开始跟着开饭店时结交的一个大老板跑业务。据说这个大老板很有后台，在北京凯宾斯基饭店包了一层楼，全国各地都有分公司。谁也说不清楚坠子到底跑的是什么，但见他每天进进出出，西装革履，掂着一个黑亮的大提包，忙得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那时候物资短缺，而且每个机关单位都要办企业，所以皮包公司满天飞。江湖上都传说他根子硬，门路广，见过大世面，按当地的话说“是吃过大盘荆芥的人。”而他也从不隐讳自己的能耐，手里不是有一百吨钢材，就是有海关处理的走私电视机，“都是人家小日本国内生产的，塑料纸都没揭掉，”他对追在P股后面的人说。生意做没做成没人说得清楚，反正看他的身材，肯定是每天都落个肚儿圆，还常常车接车送，前呼后拥，煞是风光。

　　后来，各地政府都有了招商引资任务，他按照大老板的安排，摇身一变成了外商投资的代理人。大项目多得没办法，眼睁睁看着他把皮包磨坏了好几个。皮包里除了合同、委托书，还有他跟各地领导的合影。最高级别的领导是某个省的党外副省长，据说这个副省长的父亲是黄埔军校四期的高材生，和林彪、刘志丹他们同是老三连的同学。“我们都是名门之后啊！”他拉着党外副省长的手这样说的时候，眼圈有点湿润，但也不全是装出来的，“要是你在沿海当省长分管招商引资，我可以帮你办成一件大事。遗憾！真是遗憾！—”他一边摇着头，一边从提包里掏出一沓子花花绿绿的文件，是旅欧黄埔同学会的投资委托书，“他们想搞一个海水淡化项目，建成之后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华北地区的缺水问题。可惜咱们这里是内陆，不靠海，我也帮不了您这个大忙！”

　　坊间关于坠子类似的传说很多。还有人造谣说，坠子事先知道副省长接见后，专门查阅了副省长的出身，然后自己去打印了这份委托书。但是，这样的说法明显缺乏其他证据支持，不足采信。况且还有那么大一个后台，一个副省长算什么呢？

　　全国各地招商引资的虚热症冷下去之后，坠子的门庭也冷落了一段时间。后来大老板又为他开辟了新的生财之道，但是已经不面对政府，而是面对企业和个人了—不是承包了一段高速公路，就是发现了一个稀土矿，现在只缺前期启动资金了。有一次，他喝得醉醺醺的，来找睡在肉铺子里的齐光禄。他坐在齐光禄的床头，从提包里掏出一沓子夹杂各种文字的复印材料，说是一份非常非常重要的合同。他的大老板，全家已经移民加拿大了，记念着与坠子的老交情，专门从国外回来找他，想帮助他先富起来。大老板与美国波音公司签订了五百套生产机舱门的供货协议，现在就差三万元启动资金了。坠子想让齐光禄“帮忙垫一脚，先登上去再说”。

　　“不管是机舱门还是机枪门，看在你过去看得起我的分上，这只三万块钱的脚，我先给你垫上，”齐光禄披衣坐在床上，上半身靠着墙，肋骨一根根地起伏着，“可是，你拿什么担保呢？”

　　“光荣嘛！”坠子知道齐光禄痒在什么地方，他眼里燃着一把贼亮的火，眼珠油汪汪地转动着，“我拿光荣担保可以吧？”

　　齐光禄一脚把被子、合同和提包蹬到地上，跳下床来，一只手提着快滑脱的大裤衩子，一只手点着牛大坠子说：“你们家就光荣还值点钱！”

　　8

　　县城通往天中镇的新大桥开工并没有依惯例举行典礼，施工队悄悄进入了工地。县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大桥建设指挥部”，我任指挥长，县公安局一名分管治安的副局长任副指挥长。后来我才弄明白，这样安排是为了好临时调动警力应付突发事件。用“突发事件”这个词，听起来怪瘆人的，其实就是指群众上访、围堵县领导、阻挠施工什么的。

　　在县政府常务会议上，当讨论到我这个项目时，除了主持会议的县长讲了几句话，其他没一个人发言。按理说这是一个重点项目，既关乎群众的切身利益，又有非常大的投资，应该由一个有实权的副县长当指挥长。可是在会议上，没一个副县长主动揽这个活儿。县长问，这个项目怎么办？怎么办？大家的目光唰一下都打在我身上，好像这个项目是我认领的一个孤儿，就该我负责。我看了一圈没人表态，便说，这个指挥长我来担任！好好好！一圈人用侥幸的、因为卸下担子而松了一口气的态度看着我。

　　会议结束后，我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坐下，副主任赵伟中就跟着过来了。我问他：“天中镇的事情到底有多大麻烦，大家都这么回避它？”他说：“多大麻烦啊？都是吓怕了！赵县，别看您平时不吭气，关键时候真能拿出来！不过，”他拉了一把凳子坐到我对面，“您来干这个事情，未必是坏事。其一，您是女同志，人家老百姓也不会真去为难您。这里虽然民风彪悍，但是不跟女同志较劲儿。其二，您是下来挂职的，能干则干，不能干则走，谁能怎么您啊？其三，最危险的地方，其实最安全……”“好了！我脑子里哪会有这么多弯儿？我问的不是这个，我问的是，这个天中镇，还有这个齐光禄什么的，到底有多大问题在里面？”

　　“我跟您说说有多大问题吧！”他拿起我面前的记事簿，用笔在上面划拉着，“我光说结果吧，您看看麻不麻烦？因为这件事，撤了公安局的局长、政委。一名派出所所长被双开后，又被当事人砍了五十多刀，剁成一堆排骨，死了！两名警察被免职，一直挂到现在，还没给人家个说法。这还不算，还有呐！县政府先后有五位分管信访的副县长受到了行政处分。到现在为止，这个案件还是国家信访局专门督办的重点案件。”

　　“这案件跟副县长有什么关系？”我问他。

　　“您来这么久了，这个您应该知道啊！”他对我问这个问题非常吃惊，“您没看，分管安全和信访的副县长都是一年一轮换。谁管这项工作的时候，只要下面出了问题，分管领导都要负连带责任，跟着受处理。您比如吧，前年，安徽省的一辆客车和湖北省的一辆货车在咱们县境内撞上了，死了十几个人。您说这事儿跟咱们县有什么关系啊？到末了，不是还要处理咱们的县领导？郑副县长背了个处分。对了，那天天中镇的书记说，没有一个书记在这个镇干足过两年，也是这个道理—害怕群众上访，受牵连！”

　　我好像有点明白，但也不是真正的明白。

　　下午，我既没带赵伟中，也没带秘书，让刘师傅开车去了工地。到了工地上才发现，那里秩序非常正常。工人们正在整理场地，搭建帐篷，各种机械设备也正在忙碌着。几个船工还在那儿喝茶，看见刘师傅过来，他们老远就打招呼，喊着政府政府，过来喝碗茶！

　　没等刘师傅搭腔，我径直快步走过去。到了他们跟前，便像背书似的主动自我介绍说，我叫赵芫，是个作家，其实也就是个讲故事的。省里把我下派到这个县挂职当副县长。现在我又有了一个新职务，是建设咱们这个大桥的指挥长。今后我要经常来这里。不过我也是边学边干，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希望大家多指点！

　　我双手合十，向他们鞠了一躬。

　　他们几个一下愣了，呆呆地看着我，忽然都站了起来。一个老者说：“赵县长，坐坐坐！您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这座桥就是您跑下来的！修桥铺路可是积德行善的事儿，咱们老百姓什么时候都不会忘了您！”

　　我坐了下来，这才发现两条腿都是哆嗦的。其实从下车的那一刻起，心里就紧张得要命，害怕遇到突发事件。这么一段时间以来，周围人营造的紧张气氛紧紧地压迫着我。刚才的镇定都是装出来的，现在更是感觉到虚脱得厉害。我把他们都让坐下，转身跟刘师傅要了一盒烟，一边在心里数着一二三四让自己平静下来，一边控制着发抖的手把烟盒打开给他们分烟。其实我发现他们比我还紧张—也许不是紧张，是过分吃惊吧。看着我递给他们的烟，他们把手心手背在衣服上反复擦了好几遍，才伸着粗糙的双手接烟，并用羊一样潮湿而温良的眼睛歉疚地看着我。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分裂成为两个人；一个忧虑万端地坐在他们中间，像一个被缚的飞蛾，在投入与逃脱之间痛苦地挣扎。一个脱身而出，站在我身边—不仅仅站在河边，而且是站在心灵的深处—静静地打量着我。说不上来什么原因，我有一种越来越委屈，也越来越别扭的感觉，真想痛痛快快地放声大哭。

　　9

　　牛大坠子红火的时候，尽管牛光荣落个那样的结局，齐光禄也没敢打过她的主意。在这个县城里，毕竟他只是个做小生意的外地人，手里没几个钱，背后也没什么人，而且还是个残废。坠子家道中落以后，他托了一个人让他说合说合他和光荣的事。这人先是找到坠子。坠子倒是一点都没犹豫，二话没说就点头同意了。可是说给光荣的时候，她只是摇头，也不吭气，一副决然的样子。

　　现在，她同不同意，已经无关大局了。只要坠子同意，只要坠子接了他的钱，什么事儿都得他齐光禄说了算。齐光禄恨恨地想。

　　要说他的恨也没有来由，不管他对牛大坠子怎么样，人家牛光荣也不欠他什么。况且这婚姻大事本来就是你情我愿，无论如何也勉强不得。可他不这样认为，他觉得牛光荣压根就看不起他。他把钱给了坠子没几天，就去找牛光荣。牛光荣见他进来，转身进里屋把门给锁了，把他撇在客厅里，让他走也不是，留也不是。牛光荣的弟弟坐在一个角落里抄写着什么，扭头看看他，连个招呼都没打。这孩子已经长成个大人了，一点礼貌都没有。他站了一会儿，觉得没趣极了，摔上门就出来了。

　　妈的！我是个残废，你不也是个残废嘛！还跟我穷装什么大头蒜哪！他站在楼下，看着楼上，羞愤交加。

　　又过了几天，他趁坠子没外出，买了三张戏票交给坠子，是省坠子戏剧团的拿手戏《双玉簪》。坠子知道他的意思，晚上好说歹说把老婆儿子拉出去海吃了一顿，然后带着他们去看戏，撇下光荣在家里看家。夜幕降临，家家户户边看新闻边吃晚饭，正是热闹的时候。齐光禄敲开牛光荣的门，这次没给她躲开的机会，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把她按倒在地，然后提溜到光荣的床上，剥光了她的衣服。他翻身压在牛光荣白花花的身上，定睛一看光荣的身子下边，心里不禁一阵发酸。床上的被子还是结婚时他送给她的那床鸭绒被。不管对她有多大恼怒，这样欺负她，是有点过头了。但是，他只是迟疑了半秒钟，一种更野的想法霸占了他：如果这时候不做一回男人，他将永远不会是男人了！

　　很快俩人就成了婚。本来齐光禄想办个婚礼，坠子也同意，但牛光荣死活不同意。最后，两家人在一起不冷不热地吃了顿饭，就算结婚了。

　　齐光禄婚后没地方去，就住在牛光荣家。日子虽然平淡，过得倒也扎实。光荣在家洗衣做饭，齐光禄天天还是去市场上卖肉。据说这个市场很快就要搬迁了，县里创建文明城市，所有的马路市场要一律取缔。城东边新建的菜市场开张以后，这边的生意明显不行了，有时候两天还卖不完一只猪。齐光禄也正打算搬到新市场去。

　　有一次他早早收摊回来，看见牛光荣和弟弟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他和光荣，两个人都不意外，也没吃惊，只是互相看了看。他退回到客厅里坐下，招呼他们两个穿好衣服过来。他们过来后，齐光禄平静地说：“牛光荣，我知道你忘不了那个男人，也知道你是想方设法报复我。所有这一切，我都一清二楚！但是，如果你还有一点记忆力的话，你弟弟也不是你这一段时间找的唯一一个男人，”他递给弟弟一根烟。弟弟看了看他，哆哆嗦嗦接了过去。他打着火给他点上，然后自己点着，“这些，我都可以不管。但是，我跟你撂明白了，为了你爹，也为了你，当然也为了我，希望你老老实实给我生一个儿子。这是我唯一的要求！我们家几代单传，不能到我这里断了香火！否则—”他把烟在桌子上摁灭，手按在烟蒂上一直没松开，直到闻到一股桌布被烧焦的臭味，“你可别说我不君子！我相信你也听说过东北人的脾性，而且还是个曾经造过武器弹药的东北人！”

　　光荣听了这番话愣住了，盯着齐光禄的脸看了一会儿，眼泪突然流了出来。她已经记不得什么时候曾经哭过了。

　　这事过了没几天，齐光禄就把肉摊子搬进了新市场。他租了两个店面，签了十年期的合同。他有自己的打算，他不能让未来的儿子再这么穷下去。他要让儿子一生下来就有房子，有脸面。他得扩大经营规模，把生意一步一步做大。

　　牛光荣主动提出来，自己在家闲着没事，还不如跟着他出来打打下手。齐光禄迟疑了一下，说，把你弟弟也带上吧，这样我们就不用雇人了。

　　街坊邻居看到光荣的情形一天好似一天，话多了，说得也清楚了，有时候一天下楼好几趟，过去她很少出门。早上吃过饭，他们三个肩扛手提，一起往市场走去。光荣走在中间，齐光禄和弟弟一边一个。三个人边走边说，偶尔说点什么高兴事儿，光荣还会吃吃地笑个不停，肩膀抖得东倒西歪的。

　　10

　　那天我与几个船工师傅聊得甚是愉快。在他们的回忆里，沉没在岁月深处的某些东西慢慢显影了。那些影像虽然已经泛黄，模糊得像沉在水底，但已经被赋予了生命，在我心里慢慢鲜活起来。

　　他们嘴里的牛大坠子，是一个难得的好人。“像他这么好的富人已经绝种了，真是绝种了！”刚才跟我说话的那个老者摇着头对我说。我很吃惊，一般像他这样年龄的人，说话应该不会这么凌厉了，“只要他有一口饭吃，就不会让我们饿肚子。他宁愿自己啃窝头，也得让乡亲吃饱。为什么这个镇子里出去这么多人，光将军就十几个，有的人门槛不管多高，从来都没人踩过？他家天天跟过年一样，都是咱镇里的人。有一次我孩子患绞肠痧，疼得受不了，半夜去找他。他披着衣服就领着我往医院跑，所有花费没让我掏一分。”

　　还有一个船工回忆了另外一件事，那时候坠子还没当老总，他为孩子分配的事情去找他。女儿大学毕业，想留在县城教书，托不到合适的人，最后找到了坠子。坠子说，你谁也别找了，就在家等信吧！不久女儿分到了县直二中。“后来听他们说，最少得花一个数，”他在我面前晃动着伸不直的食指，“您想想，那时候一个数值现在多少？我就是把全身零件都拆下卖完，也不值这个数！所以现在每到清明，我先去给他烧炷香，再去祭拜父母。人不能忘恩！”

　　有人对齐光禄的评价很有意思，“是个汉子，就是太拗，他认准的事儿，你就别想扳过来。不过，咱得承认出手太重了！把人撂倒正好，仇也报了，气也消了，两不找，您看多合适是不是？嗐！这个倔种，何必再砍那么多刀？明明是咱们有理的事儿，这几十刀剁下去，让人家看起来好像咱们就是杀人不眨眼。你这样，人家判的时候，咱们就吃大亏了不是？”—话说得好像跟齐光禄是同案似的。

　　有人附和道：“赵县长，您得评评这理儿。虽然国家大法说杀人抵命，但也得考虑齐家的情况不是？齐光禄他爹的尸骨都找不到了，他又是单传，没有个后代，把他枪毙了不是让人家齐家断后吗？”

　　我们第一次来见到的那个黑青脸汉子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他认为“那个派出所长，杀他一百次都不亏。他干的就不是人事儿！光荣那闺女，见人不笑不说话，很知道跟老家人亲。他说毁就给毁了？咱三千多口天中镇人会答应不？不过话说回来，这公安上就没几个好东西，都剁碎了也不解恨！”

　　趁他去旁边提开水瓶，有人小声提醒我说，他儿子因为赌博，抓进去过好几次。

　　我想引导他们回忆一下，牛光荣没进城的时候在老家是什么样子。我总觉得在周围人的陈述里，她的形象是那么稀薄，像个符号，连喜怒哀乐都那么不真实。

　　他们只是说这个闺女好，真是太好了，但是连一件具体事也说不上来。她不大跟别的孩子玩儿。在学校也没听说成绩有多好。“她娘很厉害，除了上学，就不让孩子出门。打孩子手也狠，有时候满街筒子撵着打她。平时这孩子看见人就躲老远。”

　　我想想，他们刚说了牛光荣见人不笑不说话，怎么又这样躲着人？忍不住想提醒他们，后来看看大家都没在意，就算了。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有些细节哪能记那么准？不过我又非常纠结，整个事件不都是靠细节串联起来的吗？

　　“光荣这个弟弟是个好样的，跟光荣比亲弟弟都亲！”一个船工说，“光荣她两口子出事之后，他弟弟带着母亲回咱们镇上就住下不走了。他在十字街口当街跪下，说，从今往后，我生是天中的人，死是天中的鬼！要是不给姐姐、姐夫报仇，大家就把我当成个畜生踩成肉泥，扔河里喂鳖！就这一点，我看比坠子还有血性！人家一个七不沾八不连的外人都这样对待坠子一家人，您说我们不跟着他们去讨个说法，还是天中的人吗？”

　　我想象着那个情景，在蒙蒙细雨里，一个单薄而苍白的少年跪在十字街头，紧握双拳，心里默念着为亲人复仇。简直就是美国西部片的一个经典桥段。

　　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老百姓之所以闹事，是政府处理这个事件太没道理。不公平，也不能服众。当初公安上抓牛光荣，逼迫她要么承认齐光禄强奸她，要么承认她自己卖淫，必须二选一。最后光荣忍辱承认自己是卖淫，被劳教了小半年。这边光荣才出来，那边齐光禄又被抓进去了。公安上怎么能出尔反尔？听说后来的那个公安局长，跟齐光禄杀的所长是老朋友了。这不明显是报复老百姓吗？光荣除了以死相拼，还有什么活路？我们不去跟着上访，把这老理儿给捋直了，还靠什么报答人家坠子？

　　11

　　齐光禄他们的店面位置并不是很好，处于菜市场中间部位。新建的市场横穿半个城区，从东到西走一趟差不多要半个小时时间，所以除了闲得没事干的人，很少有买菜的到中间这个位置来。好在齐光禄有这么多年的销售经验，知道薄利多销，酒香不怕巷子深的道理，卖出的猪肉质量高，价钱也公道，生意还能勉强维持下去。而他两边的商户，有的关门，有的则改成加工作坊了。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既改变了他的生意，也改变了他的人生。县政府基于创建卫生城市的需要，决定对老城棚户区进行改造，这样就需要开出一条新路纵穿市场。齐光禄的店面正位于新开出的道路旁边，临着两条大街，从鸡肋变成了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

　　果然，道路打通以后，他们的生意好得不得了。牛大坠子听说之后，还带着光荣的后妈专门来看了一趟。坠子背着手，边看边点头，他看见肉案上是一把普通刀，问齐光禄：“怎么用这么小的刀！我给你的那把大刀呢？”齐光禄说：“大猪用大刀，小猪用小刀。现在还没碰见那么大的猪。”坠子哈哈笑了，说，操练操练，我看你手段如何？齐光禄扛过来半扇猪平在案子上，横着五刀，竖着三刀，一十五块猪肉码在案子上甚是齐整。“好！”坠子左右挥着肉乎乎的大手，“今后啊，你们以这个为根据地，可以搞几家连锁店。一旦成气候了，咱就建设自己的肉联厂，养猪场，冷冻厂。至于投资嘛……”后妈打断他的话，说，这么好的位置光卖猪肉真是太可惜了，建议他们增加牛羊肉，再搞深加工，做一些熟食，腊制品和肉馅之类的产品，也可以附带卖一些煮肉的大料，调味品之类，这样人家来的时候就不止买一样东西。既方便了顾客，也扩大了经营。

　　坠子说，就是！我就是这个意思嘛！

　　于是他们又雇了两个人，专门负责进货和加工熟食制品。齐光禄和弟弟在店内各负责一头。光荣负责收银，打理铺面。两间小店收拾得干干净净，温温馨馨，很有居家的感觉。光荣把生、熟、腊制品分成一个个大格子，像公用电话隔间那样隔开，一来看着好看，二来也方便顾客拣选，互不影响。两间房子的结合处是一根支撑梁，光荣让弟弟靠着梁柱摆了一个小茶几，两边摆了几把小凳子。茶几上摆着应时的茶饮，夏天是甘草二花，清凉解暑。冬天是枸杞黄芪，补气去浊。街坊邻居的大叔大婶买了菜，可以坐下来歇歇腿脚，聊会儿大天。还有些耐不住寂寞的老人，专门到这里来找人摆龙门阵，一坐就是大半天，外人看起来这里一天到晚都是热热闹闹的。这里还是保姆们接头的地方，一说到哪里碰头，便说十字街肉店。有的保姆想办点私事，也会把孩子托付给光荣。

　　光荣已经基本痊愈了，这一两年的时间里她的病没再复发过。说话没障碍了，现在还喜欢上了唱歌。柜台里摆着一个小音响，一天到晚播放着流行歌曲。有什么新歌，那些保姆们会主动给她送过来。顾客少的时候，她们还会叽叽喳喳跟着唱一阵子。有一次，一家企业为了宣传自己的产品，在老体育场搞了一次卡拉OK大赛。光荣在弟弟的撺掇下，斗胆上去唱了一出。虽然没有获奖，还是让她兴奋了好长一段时间。

　　那天傍晚，他们正准备收拾东西打烊，一个戴金丝边眼镜的白面书生走了过来。他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开始问：“谁是当家的？”齐光禄赶紧迎上去让座，递烟倒茶。那人先低头看了看凳子，然后又上上下下把齐光禄看了个遍，并没坐下来。他从兜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齐光禄，哑着嗓子低声说：“小事儿，站着就说完了—这是我的名片。”齐光禄接过来看了，是县天宇电脑公司的经理，叫张鹤天。齐光禄一脸迷茫地看着张经理，他们的生意跟电脑怎么都扯不上关系。张经理见他诧异，用中指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还是压低声音不紧不慢地说：“是这样的，电脑生意我做烦了，想改一下行。看你这里生意不错，你开个价，我想把这个铺子盘下来。”

　　齐光禄的迷茫变成了惊愕，他张着嘴半天合不上，扭头看了一下光荣和弟弟。他们两个还在埋头收拾柜台里的东西，没听见他们在说什么。他又扭头看了一下大街上。街上车水马龙，市声喧嚣，丝毫没受他们谈话的影响。齐光禄下意识地咽了一口唾沫，说：“我可是签了十年的合同……”白面书生没等他说完，提高声音说：“合同是人签的，人也可以废！这事儿就这样吧，我还有事！一星期后我来接房子！”说罢扬长而去。

　　后面这句话光荣和弟弟听到了，他们停下手里的活儿，疑惑地看着齐光禄，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12

　　天中县的县域图看起来非常有意思，像个顽皮的孩子，细长的身子弯曲着，头插在淮河里，顶着安徽。脚踩着大别山，蹬着湖北。P股坐在平原上，拱着河南。不过，可不能小看她怀抱着的三条大河，条条都有说不完的故事，开国将军有一小半都是从这里蹚水杀出去的—这里是著名的鄂豫皖红色根据地，过去属于古中原的版图，人民一直到现在还保守着我远古先民的遗风，性情彪悍，宁折不弯，认准的道儿一直走到黑，到死都不会改辙儿。据说周围几个县的暴力犯罪案件，按人口比例算，在全国都是最高的。这里的人性情暴烈，风景却是非常柔美，天蓝水清，一年有三百六十六天空气质量可以达到优良。

　　头天晚上学弟给我打电话，说要过来看看项目进展情况。我说，看项目是假，看风景是真吧？他笑了。我又说，不管别的项目是真是假，你姐可是从来不含糊的。然后，我问他过来之后怎么安排。他说：“公事公办，私事私办。我这一条小命喝醉之前交给党，喝醉之后交给我姐你。既然你说看风景，那我也不能枉担这个罪名。”

　　听说他过来了，书记县长都放下所有的工作陪他。虽然学弟职务不高，只是一个小小的副处长，但他是具体负责项目的，所以下面的人都很抬举。

　　说是看项目，其实大家都明白是怎么回事。基层对上面检查都有一套应对的程序，也知道所有的检查都是准备的时间长，看的时间短，只要把面子活做好看就行了。这个项目我专门安排赵伟中不能搞形式，是什么样就什么样。可书记县长知道后，连夜让办公室发了通知，要求提前把工地整理好，插上彩旗标语，看起来要热火朝天。

　　学弟过来后，我们一群人浩浩荡荡地从县城这边上了河堤，看了不到十分钟就下来了。学弟很满意。书记县长用赞许的眼光看着我，松了一口气。这么大一个工程，他们俩都是第一次来现场。

　　中午四大班子一把手全部出动宴请学弟。他喝了不少酒，但是看起来还很清醒。程序走完，时间也差不多了。他开始踩刹车，说，今天的公事到此为止，剩下的时间由我姐安排，你们都不要管了！

　　下午我安排学弟上大别山喝茶。那里远离尘嚣，是个说话休息的好地方，也知道他疲累的身心需要充充电。出了县城往南不远便是山区，我只带了秘书和司机，没让赵伟中跟着，主要是顾忌他的小聪明会让学弟嘲笑。学弟也只带了一个司机，路上他坐我的车，让司机在后面跟着。走到山脚下，发现还有一辆车等着我们。学弟说，站在车旁的人是在邻县挂职当副县长的一个校友，叫周友邦。我想起来了，刚下来挂职的时候，曾经与他通过几次电话，但是没见过面。

　　上得山来，心情大好。大别山绝对是一个天然氧吧，周围几个县新中国成立前穷，新中国成立后还穷，都是国家级贫困县。县里没什么工业，所以也没有污染。这些年山上种茶，老百姓刚刚过上了好日子。县政府在山上建了一座宾馆，条件达到四星级，专门用来接待上面的领导。

　　坐在山顶茶室，举目四望，可以看到鄂豫皖三个省的地界。斜阳夕照，山下红顶白墙的农舍历历在目，一时间似有恍若隔世之感。我们喝茶聊天，信马由缰。在省城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这个学弟，他知分寸，懂进退，敏感和聪慧好像是与生俱来的，不管大小场合都能应付得滴水不漏，而且从来不让人感觉到不舒服。他有时世故得令人不可思议，据说有一次他们单位搞年终测评，一百八十多号人，有他一张反对票。他硬是用了半年多时间，把这个人筛出来，俩人后来成为朋友。然而他又很善良，对下面跑项目的人不但从来不刁难，而且想尽办法帮人家把事弄成。但他也相当圆滑，有一个县的书记好大喜功，给了他几个项目，都做得不伦不类。后来他再来要项目，学弟把项目库的大门关得严丝合缝，一个都不给。不过，每次他走的时候，学弟总是亲自下楼把他送到车上，握着手不松开。书记说，处长，你只要一握我的手，我就知道这事儿又黄了。今年你已经跟我握八次手了，我连项目毛都没看见！

　　学弟在车旁点头赔不是，说，下次再说！下次再说！

　　喝茶的时候，我和周友邦一屉一斗地抖搂他这些糗事。他只是抿着嘴笑，并不答言。后来说着说着，我怎么不自觉地扯到了牛大坠子一家人身上。可能最近一个时期这些事情一直在纠缠我，让我脱不开身。前几天我还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带着牛光荣去看病。飞机开始说去上海，怎么走着走着又说去新加坡。在穿越马六甲的时候，遇到了强大的气流。飞机掉头往下落，好像有一股力量拽着。我听见有人高喊着下去了下去了！扭头一看，不见了牛光荣，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我的故事还没怎么开始，周友邦就说：“你说这个事情我也知道，据说那一家人很不好惹。到现在你们县P股还没擦干净，每次市里开信访稳定会，总是点名批评你们。”“这家人不好惹？”在县里，从来还没人这样说过，“怎么个不好惹法？”“据说这家人，父亲是个骗子，还是当地一霸。听说有一次差点把县政府的宾馆给点了。女儿女婿谁也不管谁，都在外面瞎胡混。只是可惜了被杀的那个派出所所长，死得有点太冤枉了！”我很惊诧，学弟好像知道得比我还详细，“说实话，我们也常常在一起议论，因为这个案件处理的几个干警和县领导，不合理。反正只要老百姓闹事，不管他们有没有理，先把我们的干部处理了，把群众的情绪压下去再说！没下来挂职之前，我还真不知道基层干部这么苦、这么难！”

　　不知道这是我听说的第几个版本了，但我认为是最不靠谱的一个。我问他是从哪里听来的。他说：“我们县有好几个干部，是这个派出所所长的同学，对他的评价都相当高。每当他的忌日，同学都去看望他父母和留下的一个女儿。对了，你们县当时处理的那个公安局长，就是从我们县调过去的。他也是个人才，可惜了！”

　　“你这是道听途说，不了解真实的案情，”我满有把握地说，其实说完就知道自己用词不当，难道我的信息不也是道听途说？“你真不知道这一家人有多可怜！”

　　“那是！那是！”周友邦摇晃着杯子，看着杯中的茶叶在水中翻滚，“听来的东西毕竟不是很可靠，何况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

　　“姐啊，”学弟插话道，“你是一个小说家，而且过去的作品也都喜欢同情弱者，总认为弱者必对，强者必错。难道你忘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这句老话吗？你弟我—”他点着茶几，笑着看着我，“对下面的人来说是个爷，对上面的人来说是个孙子。你说我是强者还是弱者？该同情还是该批判啊？”

　　“也不是同情谁，”嘴里虽然犟着，心里还是有点虚。最近有几个评论家确实指出我这个缺点，“总要有人替他们说话吧？”

　　“这是两码事。就像我们上山喝茶，我们是奔着茶叶来的，可是喝到最后，把茶叶都扔掉了，因为茶叶不过是一个形式。我觉得—当然了，我这是顺嘴胡说，你别介意啊姐—一个小说家要有穿越情绪的能力，要找到苦涩背后真正的味道。是不是，姐？”

　　13

　　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县城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单元。往下说，乡镇的人少而稀疏，很难形成一个共同的生活群体；往上说，省市的人多而分散，串联在一起也很难。唯独县城不一样，县城的人上下层层叠叠，左右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比如办公室副主任赵伟中，他是政协副主席的女婿，他妹子是人大主任的媳妇，妹子的小叔子娶的是组织部长的小姨子……我相信，如果这样深挖下去，估计小半个县城都能拢在一起。

　　然而，这种盘根错节的关系，总会把一部分人排除在外。这些被排除在外的人，像碎屑一样散落在县城各种各样的罅隙里，成为这个区域灰色色调的一部分。对于这些人而言，县城不管多小，都算是大得无边无际。齐光禄和牛光荣他们的感觉就是如此，他们认识的人很少，认识的事也很少，既没亲戚也没朋友。要说一个卖肉的，并不需要这样的关系。可那是没摊上事，如果摊上事，尤其是摊上大事就很不一样了。

　　天宇电脑公司的张鹤天来过没几天，又过来一个年轻人。这人戴着黑框眼镜，打一根红得像西瓜瓤一样的领带，看起来像个账房先生。他过来直接点名找齐光禄说话。齐光禄把他让坐在门口的小茶几边，赶紧把烟掏出来让过去。那人接过烟放在茶几上，从包里掏出一沓纸看了看，又放回了包里。他把包放在眼前，两只手交叠着压住，问齐光禄道：“今天什么日子你知道吗？”齐光禄说：“天天睁开眼就是卖肉，哪看过日子？”那人说：“整整一个星期了，张总说的事情你考虑好没有？”齐光禄明白了此人来意，想了一下说：“没考虑。这店我们不转让。”那人把两只手放在包上，交替着用力地握来握去，干咳了一声，提高了嗓门问道：“真的？”齐光禄笑了笑，眼皮都没抬，自己把烟点着，也没再让他。那人握了一阵子手，点着头说：“转让不转让，估计你说了不算！”“那谁说了算？”齐光禄把烟P股捏在手里来回转着，吐着烟圈。那人并不答话，把包拿在手里，瞪了齐光禄一眼，出去了。

　　出了门口，齐光禄听到他低声嘟囔了一句，真不识抬举！齐光禄把吸剩下的烟蒂吐到门口，用脚跐灭，回到店里继续干活。

　　那人没走多久，房主就找上门来了。平时齐光禄和房主的关系不错，这人过去是开烟酒店的，赚了些钱，买了这几间门面房。他是个老实人，齐光禄有时房租一时不凑手，他从来没催促过。这次过来看见齐光禄，他现出一脸的为难。没待他开口，齐光禄心里已经明白了。齐光禄说：“刘大哥，到底怎么回事？”房主看看周围没人，俯在他耳边低声说道：“你知道要这个房子的是谁吗？”“谁？”齐光禄问。“城关派出所所长的小舅子，原来也在公安上干，因为喝酒伤人被开除了。这人百事不成，就是能混。他姐嫁给所长后，他现在成了县城的一霸，没人敢惹……”房主往外扫了一眼，突然恼怒地抬高声音，说：“这事就这样定了！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反正月底前我是要用房子！”

　　齐光禄扭头看去，发现刚才那人在马路对面站着，一只手支在下巴颏上，正盯着他们两个看。他一把把房主搡出门外，指着他高声骂道：“你别他妈的狗眼看人低！我一没伤你的房子，二不欠你的租金，凭什么说收就收走？我跟你说，除非把我们三个劈碎当柴烧了，否则谁也别想从我手里把房子弄走！”

　　房主又怒气冲冲地跳到屋子里来，从怀里掏出一沓纸，拍到柜台上。光荣和弟弟也连忙从柜台里面跑了出来，站在齐光禄身后。齐光禄看到这沓子纸正是刚才那人拿出来的东西。“你老老实实规规矩矩把这个东西签了，咱们两清！否则，你走着瞧！”房主点着齐光禄的脑袋说。齐光禄低头看那纸上打印着“解除租赁合同书”几个黑体大字。趁齐光禄低头的当儿，房主捏了一下齐光禄的腿，小声说：“兄弟，胳膊拧不过大腿，赶紧撤了算了！”齐光禄闻听此言，抓起合同摔在身后剁肉的案板上，拿起切肉刀顺手一刀砍过去。合同牢牢地钉在刀下，立即被案板上的血渗透了，像一道血淋淋的伤口。

　　随后的一个多月，再也没人来打扰他们。齐光禄觉得事情已经过去了，所以店里又添了几个卤菜新品种，还与一家做“西安白吉馍”的谈妥，在他店铺门口设一个专卖点儿。

　　出事那天晚上六点多，齐光禄他们正在家里吃饭。下午他们很早就收工了，这天是光荣的生日。齐光禄让弟弟专门去买了几个熟菜，定了个大蛋糕，用大红的盒子装着，还没切开。齐光禄给光荣倒了一杯橘汁，咬开一瓶老酒，跟弟弟俩人一人一茶杯满上。正边说边喝热闹着，忽然听得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