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思想随笔排行榜

第二十一章 宣传队

　　林那北

　　在百度上输入“宣传队”三个字，显示的结果是这样一行字：“本词条内容尚未完善，欢迎各位编辑词条，贡献自己的专业知识。”这一天是二〇一三年六月六日中午，芒种节气刚刚过去，没有雨，但也不见阳光，从早上起一直是阴沉沉的，而云之后却隐约有光。这是一种有着阴险气质的天气，过于暧昧，让人浑身像蒙着一层塑料布，汗在将出未出之间徘徊。

　　我把眼从电脑屏幕移到窗外，长嘘一口气，仍然放不下刚才的诧异：居然“本词条内容尚未完善”！

　　如果是从前……这个“如果”像一坨重物就这样迎面扑来了，它是时光深处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树，带着芬芳与果实，并且色彩明丽。三十、四十、五十年前，时光往前推移，宣传队这个名称有几个人不知道呢？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这是它的全称。唱歌跳舞弹奏器乐可以宣传思想，这似乎有点奇怪，但那时没有人追问，不敢问，也不觉得需要问。有一个疑惑其实一直在我心底盘旋：那时的人比现在单纯吗？

　　所谓单纯不过是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没头没脑地信任这个世界。世界那时候其实非常斑驳，斗来斗去已经连绵几年，包括我父亲在内，他不过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芝麻官，居然也未能幸免地成为“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戴上高高的纸帽，胸前挂起大牌子，上面写着粗大的侮辱性字眼，打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之类的，还用红笔画上叉，然后游街，批斗，关牛棚。

　　他从牛棚里“解放”出来已经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或七十年代初，生活被一截两断之后又徐徐往下进行。进牛棚之前他是公社副社长，之后是另一个公社的革委会副主任，分管教育文化卫生以及全公社上山下乡这桩事。没提升，也没降职，牛棚里的那一次次批斗、审查、检讨都如同一场游戏，而他看上去也无丝毫损伤，终日依旧不管东西南北地亢奋，行色匆匆，好大喜功，高亮的笑声和昂首急速行走的姿势，仍虎虎生风，仿佛被批被斗不过是向水里扔了一块石子，水波漾了漾，很快又了无痕迹。为什么会这么达观呢？肉体上也许真没多大损害，可关于尊严的那种痛，是触及一个人心底最彻骨的痛，怎么可能转眼消失？相比较而言，似乎上吊的邓拓、投湖的老舍、吞安眠药的杨朔、跳楼的上官云珠、跳井的范长江等人更合情合理。当然反过来我又庆幸父亲能够那么迅速地自愈，终于守得云开见明月，“解放”了，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了，周围的人反正也没几个是风平浪静度过的，彼此彼此，难兄难弟，生活还得往下继续。

　　关于宣传队，我打算就从这个时候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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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父亲都记不清自己结束牛棚生涯、恢复工作的具体时间了，即使记得，我现在也无从问起，两年前他已经去世。出生于一九二八年四月的父亲，那时四十岁刚出头。打量着身边往来行走的熟悉不熟悉的四十多岁男人，我终于忍不住揣想起父亲的当年：也是那般健康、自得、踌躇满志？一张“文革”前拍的全家福照片上，父亲留着工整的三七开分头，穿灰色呢子中山装，围双色羊毛围巾，而中山装的口袋上则非常隆重地插着一支钢笔。母亲多次半开玩笑地嘲讽她丈夫，说他很骚，从年轻到老都“爱装”--福州话里就是爱打扮的意思。父亲后来的“骚”，我们都充分领教过了，比如九十年代末期他就有一套亮灰色绸缎唐装，上有福禄寿喜团花图案，是我出差浙江买给他的家居服，他觉得有范儿，昂然穿上街头，回头率百分之两百。后来唐装在男人中盛行，他得意地反复自夸，仿佛那潮流是被他引领出来的。再老一点，他穿西装系领带都上了瘾，任何正式场合其实都与他无关了，如此正式穿戴无非为了坐在家里看看报纸和电视新闻联播。冬天时则穿黑呢大衣、黑礼帽，手上再加一个拐杖。我不知深浅，觉得一个拐杖令他顿时老迈几分，他却铿锵反驳道：“蒋介石以前手上都要拿一个的！”我如梦初醒，把他的穿着联系起来看，原来他心中藏有这么一个大偶像啊。他年轻时的那个时代，不敢放胆打扮，能够派上用场的只有一条在当时算得上奢侈品的羊毛围巾。而那支钢笔则是另一种装饰：建国初期通过扫盲班才识点字的工农干部在农村占多数，父亲在福州英华中学读过书，钢笔是他表达有文化，与大老粗们不一样的重要标签。

　　罗列父亲的这些外部特征，是为了说宣传队。注重穿着打扮，又自以为有文化，父亲的文艺腔一直不得要领地保持到生命的终点。在当时，则转化为对宣传队的豪情壮志。

　　“文革”开始时奶奶已经被送回她娘家，我们姐弟三个也先后跟随。奶奶的娘家是福厦公路旁一个原本相当大的村子，如今村子的大部分土地都已经被一家大型合资汽车制造公司所盘踞，宽阔的厂房和一辆辆工整排列的汽车把退缩在角落里的村庄反衬得寒酸局促，但“文革”前却是另一种模样。背后是像一把大扇子连绵摊开的小山岭，前面是广阔而肥沃的田野，春秋水稻或者芋头、甘蔗、荸荠、蔬菜此起彼伏，高低错落不一而足，蓬勃滋润得像一位初长成的少女。奶奶只是寄居，没有一寸土地，我却可以在每一块地头自由奔跑跳跃，傍晚则伴着夕阳，拿一根竹竿、一个自制的塑料袋，袋口上箍着一道铁线，这是钓青蛙的必备工具。然后入了夜，如果没有月亮，整个村子就漆黑得像滑进墨池里。还没通电，家家户户点的都是煤油灯，为了省钱，灯芯捻到最小，玻璃罩早被烟熏黑，透出来的光朦胧而晦涩。就是在这样的油灯下，每晚奶奶重复做的一件事就是讲鬼故事。那时很奇怪她肚子里为什么能装得下那么多鬼，后来才知道，其实大都是《聊斋》里来的。她不认字，也是道听途说，然后演绎发挥，夸大诡异惊险的部分，见我们听得龇牙咧嘴面无人色，才很有成就感地咧嘴轻轻一笑，吹灭灯睡觉。灯熄后很久，我都闭紧眼大气不敢出，仿佛四处蟋蟋洬洬，有鬼横走。

　　她说夜里在外行走，每个人肩上都亮着两盏灯，转一次就灭一盏，两盏都灭了，鬼就扑过来了。不是开玩笑，每次她语气和神情都认真而庄重。我信了，不可能不信。哪天夜里她忽然头疼难忍，需要去一趟小药铺，买一种已经多年未见的名叫“安乃近”的药；或者烟丝没有了，她必须一筒接一筒吸水烟，这时候被逼出门的往往就是我。乡村狭窄的青石板路幽长而寂静，各种不知名的虫子藏身角落哧哧鸣叫。我快速地跑，却又跑得僵硬局促，鞋底与石板撞击出的声响居然有惊悚回音，我真怕骚扰到鬼。等回到家，肩膀沉而且酸--为了维护亮在上面的两盏无形的灯，一路上我绷紧身子，脑袋往旁微微侧一下都万万不敢。

　　到了父亲恢复工作，奶奶又带着我们一起跟来了。这是个江水环绕的大镇，需要坐船抵达，上了岸也仍见四处蜿蜒丰沛的河水，水系纵横，流淌有声。我那时只有七八岁，瘦小黝黑得不成人样，好动，热爱上树下河，坐没坐样站没站样，到处惹是生非，总之无一处值得父亲引以为荣。父亲好像也顾不上这些，他太忙了，没完没了地开会，没完没了地下乡。交通工具缺乏，公社总共两部自行车，首先保证革委会主任使用，余下的这个副主任骑走了，那个副主任就只能徒步，一走就是一两天。

　　随奶奶到镇上的第三个晚上，公社宣传队有演出，当地人称为“晚会”，能进场就是待遇。我应该不是跟着父亲进了影院，反正是去了，里头连过道都站着人，但很有序，每个人脸上都是庄重而欢欣的，像融入一桩神圣的大事件。我注意到灯光，或者说被灯光所吸引。光泛黄，一盏盏都缺乏咄咄逼人的锐利，却因为数量足够多，便有了一种铺天盖地的丰盈感，像无数的手从上面伸下来，团团护着你。

　　对于这个晚会的记忆是零碎的，我一直想梳理打捞，最后脑子里浮起来的仍然只是灯光。

　　镇上的电影院外表不起眼，围墙仅一人多高，刷着淡黄色的漆，已经斑驳脱落，有各种简陋粗俗的涂鸦，里头却宽大整洁。因为有灯，灯扑面而来，夜顿时如昼，它们应该是我在村庄的夜晚里一遍遍渴求的，所以淹没了那晚舞台上的一切。反正都是歌舞，吹拉弹唱，蹦蹦跳跳。当时我大概觉得这些东西都属于成年人，离自己很远，毫无关联。

　　那时街头贴着“复课闹革命”的标语，一首歌也雄壮地唱：“复课闹革命，我们坚决来响应。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嘿！”学校似乎已经恢复上课一阵子了，我在村庄里不知道，也不迫切，父亲把我们带到镇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姐弟三个“复课”。荒芜了几年，从老师到家长到学生，都有点惊魂未定或者魂不守舍，就复得混乱，比如停课前是五年级，一复课却复到四年级去，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妥，课堂更多时候只是一件无关痛痒的容器，把适龄孩子囫囵吞枣随便一装就了事。

　　我不记得自己上的是二年级还是三年级，虽是插班，却坐到了第一排。一是因为个子矮，二是因为父亲的缘故。他分管教育卫生文化，全公社各中小学自然就在他权力范围内。而我被招进宣传队，是否也是因为父亲？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总之进入这所小学不久，我就成为了校宣传队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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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主是整个社会的反面角色，需要批倒批臭，狠狠踩在脚下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这个概念是电影、连环画、各种批斗会告诉我的，但是周围的一切偏偏都与地主有关。

　　公社的院子很大，门口却偏窄，只是一个矩形的石门，跨进去后是一条长长的通道，通道上方是作为干部宿舍的楼房，穿过去，便是一处花园式的空地，种着扶桑、杨柳、夹竹桃之类的树木，有幢狭长的小楼从右侧贴着围墙向后延伸。穿过小楼或者旁边的空地，能看到一株粗大的一个成年人也抱不拢的白玉兰树，树下有一张长石条凳，绕过石凳前行二三十米，就是一座略为西化的红砖大建筑，两层楼在地面上，还有一层是地下室，屋顶有高耸的雕花石刻。这在当时，已经是须仰视才见的高楼。楼的后面是新修建的食堂和会议室，而跨出食堂后门，则是一个种满柑橘的大园子，园子旁一条河蜿蜒而过。

　　我耐心地描述公社机关院子，是因为时光正在倒转，它们像一群抢着索要表扬的孩子，喊叫着拥挤而来，那么清晰地一一重现眼前。矩形门后有间传达室，一个肥胖的看门老伯养一只黑色掺些黄杂毛的土狗，有次我从院里往外奔跑，不知怎么惹到狗，被它追上在小腿肚子上咬了一口，皮肉破了，有血。老伯拉起我裤管看了看，淡定地提起毛笔，在伤口上写了一个“虎”字。这是唯一的处理方式，不似如今，哪怕仅被自家养的狗爪子抓了一道，都要先打血清球蛋白，再接二连三地注射狂犬疫苗。据说狂犬病毒潜伏期最长可达三十年，算了一下，早过了，平安无事。

　　推测起来，公社院子占地大约不过三四千平方米吧？也算不得特别辽阔，却成为当年的乐园。每天早晨挂在树上的高音喇叭就传出《东方红》乐曲，然后是新闻、各种批判稿和革命歌曲、样板戏唱段。公社干部的子女有十几个，年纪虽参差，但玩起抓贼、跳格子、抓沙袋之类的游戏却没有隔膜。红砖大楼的小会议室里还有一台刚买回不久的黑白电视，屏幕常吱吱呀呀的麻点密布，现不出一点图像，也还是时时令我们流着口水往前凑。有一天正在食堂吃着饭，忽然听到几声尖厉的号叫，桌上的大人面不改色，继续有说有笑，话题很自然蔓延到这个号叫声的来源。原来某村出了命案，那个号叫的人正是嫌疑犯，被抓来，暂时关在红砖楼的地下室里。

　　红砖楼的地下室原来是牢房！

　　我后来数次趴到牢房外窄窄的小铁门上久久打量，里头黑乎乎的模糊--片，有潮湿浑浊的气味上下弥漫。这当然是意外的，楼再精致美观富丽，也仅是一座普通的房子，但带牢房的房子却是万里都未必挑一。刚开始我以为是公社干部故意建的，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后来慢慢知道不是，楼早就有了，解放前就有。楼是地主的，牢房是地主用来关押与他作对的人--按书上说，就是那些受压迫的可怜的贫下中农。

　　不仅红砖楼，整个院子都是地主家的。

　　不仅院子，出了矩形石门，隔着一条青石板路，对面那幢木构院落仍然是地主家的。它们本来连在一起，为了行走方便，才一截两断了。木构院落里最靠青石板路的那间房子，住着奶奶和姐姐，而我和父母及弟弟，则住在矩形门通道上面一间大木板房里。

　　我后来很多不着边际的冥想都是由此而生的。那时母亲还在另一个公社的中学任教，周末才能来一次，弟弟常被奶奶留在矩形石门对面的木屋里，而父亲正热爱下乡，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一去几天不见踪影，剩下我独自一人在那间大木板房里，每到夜里就风声鹤唳。从前牢房关过什么样的人？从前谁住在这么大的房子里？从矩形石门进来，穿行到后面的柑橘园，地主一天的生活是怎么过的？吃什么？穿什么？家里都有什么人？长什么样子……

　　有一本叫《宝葫芦的秘密》的小人书就是在那时看到的，一个小男孩想要什么，宝葫芦就给他变什么，连他和同学下棋，想吃掉对方的棋子，棋子也马上就飞进他的嘴里，而他考试题一道都不会做，别人完成好的卷子宝葫芦却帮他对调了过来。这太诱人了！这本书是当时批判的毒草，把青少年毒害得只想不劳而获。我其实想说，一直到现在这个宝葫芦都是我喜欢的。谁不是欲望比现实大呢？但“心想事成”其实是多么大而无当的一个词，一年年过去，会一点点后撤，一点点气馁，然后妥协，然后认命。

　　所有的地主应该都有一只宝葫芦吧？那时我就是这么猜测的。地主被打倒了，宝葫芦就失踪了。会不会藏在牢房里？或者这个院子里的哪个角落呢？

　　镇上的小学离公社院子不过两三百米远。没有大门，前面是个大晒谷场，左边有幢大房子，保留着一圈宽大的风火墙，里头却拆空了--那几年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间大房子里度过的，这是后话。而右边是幢外墙砖泥混筑、内里木构的两层楼房。在拆空的大房子和双层木构房中间，是条沟状的石板路，走三十多米拾级而上，半坡上有座三合土垒起的肥硕房子，抹着白灰，覆着黑瓦，这是老师们的办公室，办公室边上是青砖修建的两层高的教学楼和一块不大的操场。

　　这就是镇小学的全部。

　　我后来知道，小学的所有房子和地皮也是另一个地主的。即使是青砖教学楼，也是拆了原先的再重建起来的。

　　关于教室里的记忆已经非常稀少，印象最深的是一天把生番薯带进学校，语文课时实在馋得忍不住了，掏出番薯藏在抽屉里偷偷削皮，想趁老师不注意时咬几口。结果小刀是新买的，非常锋利，心里又紧张，用力出了偏差，一刀下去，刀刃直冲左手大拇指，顿时开了大口，半个手指头都被殃及，鲜血如注。

　　我没敢吭声，同桌想告诉老师也被我阻止。同桌就撕笔记本递过来，撕了一张又一张。我用它们包住伤口，紧紧抓住，坐得笔直，双目前视，心跳如鼓地等着下课的铃声响起。

　　左手大拇指上的伤痕至今仍清晰可见，是一条杏黄色的弧线，从指甲沟蜿蜒到指心的螺旋处。是疼痛与恐惧让这一天定格下来，顺便记住的是教室的幽暗和污黑的木板墙以及结了蜘蛛网的天花板。

　　这间教室就是右边那幢外墙砖泥混筑、内里木构楼房的底层。后来它很快不再做教室了，而是成为宣传队的排练室。带宣传队的是两个女老师，一个白胖一个黑瘦，白胖的那个就住在楼上，她是主要负责的，可能为了方便，她把排练安排在楼下。一年多以后，才转到左边那座内里被拆空的大房子里。

　　跳新疆舞时，需要学会扭脖子，就是那种身子不动，脖子左一下右一下移来移去的动作，看似容易，其实很难。八个女孩被一胖一瘦的老师一个个拉到门后，一个身体被门板夹住了，其余的人嘻嘻哈哈地挤在门后用力推着，然后老师双手托住你下巴，向左扳向右扳。我怕痒，老师巴掌一伸向下巴两侧，还未触及皮肤，我就先缩起脖子咯咯咯笑。老师脸一下子黑了，推肩膀、扳脑袋，下手很重。这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演出已经迫在眉睫，而演出是政治任务。

　　那扇夹身子的门就在木构楼房的底层，我曾经削破大拇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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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再也不需要进入课堂了呢？完全想不起来了。“文艺汇演”这个词现在已经消失，当时却极其亢奋地盛行着。我相信，整个公社的盛行首先是因为父亲。“汇演”的全称应该是“汇报演出”--说是向贫下中农汇报，最终却演变成了各个中小学间的竞赛，与学校的面子密切相关。一台晚会下来，节目彼此串在一起，谁优谁劣谁强谁弱一目了然。

　　就较上劲了，不敢轻视。全公社各小学中能与我们抗衡的是十几公里外靠乌龙江边的一所，那里有位知青以前在城里是宣传队的，因为舞跳得好，被招去当民办老师，专门带宣传队。那所小学在排什么节目、跳什么舞，是我们老师需要搜集的情报热点。到了汇演时，其他小学的节目我们可以懒得看，那所小学从服装到在台上的一举一动却必须纳入我们视野，老师挤在幕布旁盯着看，看完再拿人家做榜样，告诉我们时不我待。

　　为了排练，已经不用上课了，每天空着手去学校，进的不是教室，而是那间木构楼房的底层。每次排的都不止一个节目，三五个总得有，以防这个节目栽了，还有另外的补救。

　　我渐渐觉得这件事有趣起来，不用上课是其一，其二是每次演出后公社食堂都备有夜宵，咸菜粥为主，不限量尽管吃。挤挤挨挨的一群人，脸上都还留着泛起油光的彩妆，再熟悉的彼此都陌生了几分。那时有几人肚子里油水过剩？三餐之外多出来的这一餐，就像中了大奖，哧溜哧溜的喝粥声在浓郁的脂粉味中响成一片。

　　当然，最重要还是因为服装。平时只能穿简衣陋衫，裤子短了，接上一截，衣裳破了，补上一块，而一旦演出，却可以花枝招展，红衣绿裙次第而来。

　　《红太阳照边疆》《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是朝鲜舞，《向着北京致敬》《北京的金山上》是藏族舞，《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毛主席》是蒙古族舞，《阿佤人民唱新歌》是佤族舞，《万岁毛主席》是新疆舞……我后来对北方的向往或许正始于此，朝鲜族、蒙古族、维吾尔族都在北方，而藏族、阿佤以及彝、苗等族虽在西南，当时我却辨不清方位，所有的遥远都归于可望不可即的北方。

　　服装常常是老师带我们一起制作的。先在自己头上量出尺寸，用铁线箍出一个圆圈，然后再以蓝、红、绿等碎布条绕着铁线编出五彩辫，一圈编满了，留一撮近尺长的布条垂在左侧，这是跳藏族舞时必须的；新疆舞的帽子，用料节俭，把硬纸皮剪出瓜瓣似的弧形，以订书钉固定住顶部，用广告颜料画上花纹，两侧再各钻个孔系上一根橡皮筋就成了。演出时把橡皮筋勒到下巴，怎么蹦跳旋转，帽子都不会甩下来。

　　新疆舞的黑绒布背心跳藏族舞时也可以混用。背心是请服装店的师傅做的，绒布在当时算是奢侈品了，灯光下能泛起光泽，但还不够抢眼，必须把金银纸剪成一块块小圆圈，在胸前竖着贴出几排，方才有了舞台感。

　　最有舞台感觉的是藏族女孩的围裙，要先把红、绿、金、蓝诸多颜色的油光纸剪出大小略有参差的长条子，色泽越多越亮越好，然后再把它们交错贴到一块舌头般的长布条上，这便是围裙了，系在腰间，可一直延伸到膝盖以下，整个人顿时夺目，它是点睛之物。

　　裙子最费衣料，一开始曾把医用纱布染成深褐或浅黑，或者把彩旗改造一下围起来。彩旗是丝绸的，品质当然不错，只是太贵，总是用不起，也太轻飘了，旋转时撑不起来，反而常常贴到腿上，缺乏美感。后来日本尿素袋子出现了，尼龙纤维的，垂悬感好，染一染，也很吃色，质地马上就高档了起来。

　　蒙古舞就不需要我们操心，老师买了廉价的棉布找师傅制作，领口、襟边、下摆加两道滚边，怎么看都与旗袍类似--无非下摆宽大一些，腰间再扎一条彩绸做装饰。

　　蒙古舞不好跳，需要用力前后甩肩膀，每个动作有棱有角，腰、背、肩都很费劲，这不是问题所在，而在于这套服装让我一下子就想起奶奶的旗袍。

　　算起来奶奶那时不过六十出头，眼下这个年纪的许多女人还有意无意残留女儿态，一不小心还敢穿着热裤、吊带裙冲上街头，拿那时的奶奶和她们比，似乎奶奶都可以当她们的奶奶。当然在年幼者的眼里，即使二三十岁的人也是苍老的，可拿出当年的照片来看，没错，皱纹如果仅是表象，那么浓厚的黯然倦怠神情总不至于骗人，它们都似残烛，比残烛更枯萎。奶奶一直这样，一直这么老，我想不起她还有另外的样子。但据说年轻时她是那一带数得着的美人，所以才有镇上的小康之家托人到村里说媒，二十四岁刚一守寡又有镇上另一殷实之家的子弟登门想强娶，她坚决不从，抱着出生才九个月零八天的我父亲逃回娘家，靠给人不分昼夜辛苦做女红养大儿子，并把儿子送进福州的学堂。而在我父亲之前，她生过一个女儿夭折了，再生一个儿子又夭折了，终于我父亲来了，还来不及高兴够，丈夫却突然死于伤寒。所谓的命运，她真的有资格举手质问苍天。以寡母之柔弱无依，独自养大顽皮的儿子，这个过程每个缝隙确实都被泪水和汗水浸透了。年轻的辛苦，到晚年再回忆，那股酸楚已经发酵出诸多滋味，她觉得仅自己一人独享太亏了，于是一遍遍地铺陈。只要我们哪天作怪，违她的意造她的反，她就会把右掌像一面旗子往前一举，如同古玩收藏家炫宝般凌空亮出食指、中指、拇指上骇人的粗大厚实的杏黄色茧子，那是当年她做女红挣钱留下的，几十年都没有褪尽，一粒一粒，蔚为壮观。她自己显然抢先被感染了，体内某个开关被霍地拧开，往事一下子都醒过来，潮水般倾泻而出，语调或高或低地飘忽，表情或明或暗地起落，其用意是告诫我们，如果没有她当初的坚贞绝不低头，就断无我父亲的长大成人，当然也就没有我们来这个世界的可能，所以我们的不孝不敬就是可耻的卑鄙的忘恩负义。

　　关于我们来到世上的途径，从伦理学上讲她的逻辑似乎也没错，但从生物学上看，父亲就是长成歪瓜裂枣、地痞流氓、缺胳膊短腿，也照样恋爱娶妻生儿育女，而我们即使不是父亲带来的，也可能由别的谁弄来，总之该来的终究都会来。不过当时我们还是被奶奶饮水思源的强大暗示震慑住了，一想到自己差点不能来到这个世界，心里就打几个战。她抑扬顿挫纵情陈述时，我常常会联想起在敌人铡刀前昂首挺胸的刘胡兰。前几年某英模报告团光临，被单位组织前往，进场前同事腹诽的有，抱怨的也有，结果却统统被感动得泪水涟涟。那天我突然想起奶奶，她最合适的职业原来是当一名光荣的宣讲团成员啊。

　　“文革”开始后，服装遭了殃，男女老少都款式一致色彩统一，除了黑就是军绿色，奶奶却不在此列，她终生穿自制的旗袍，或深蓝或月白或湖蓝，春夏秋冬无异。倒没有收腰裹臀，而是直筒的，从上直直延伸到脚面上，也没高开衩，开衩没意义，她不出门，也不打算诱人。要说这样当然非常费布料，不是因为她胖，而是因为她高。我的表叔，也就是她的侄子有一次对我说：你奶奶至少一米七三！我想不起来了，小时候我的眼睛还没学会丈量人，看站着的她，觉得像平地竖起一根竹竿，她躺下来也没其他可像的，还是像一根倒在那里的竹竿。同一时代的女人中，我没有见过比她更高的，高而且瘦，终年躺着不动，却长不出多余的肉，到死腹部都是平平的。

　　她不出门不是她不想，而是她的脚不让。

　　非常小啊，蜷成一块馒头大小的肉团子，五个脚趾叠成尖尖的笋状，上面永远浮着一层斑斑点点的白，我后来知道，那是死皮。在乡下那几年，晚上挤一张床睡，她和弟弟睡一头，我和姐姐睡一头，棉被明显偏短，她长腿一伸，就伸到我眼皮底下了，我的反应每次都是一致的：迅速闭眼，转身，缩进被窝。

　　就是因为小脚，奶奶每天都心安理得地躺在床上。那时隔壁住的是姐姐当年的奶妈一家，奶妈是一个质朴善良的结实农妇，每天早上她为自家挑水时，就顺便多挑两担给我们，碰到需要买米买柴之类的重活，奶妈三个体壮如牛的儿子就踊跃代劳。三个儿子叫他们母亲不是“妈”，也不是“娘”，而是“依奶”，叫父亲则是“依哥”。很奇怪，这种叫法在福州并不普遍，不知起因究竟是什么，反正我们姐弟三人也从了他们，一起“依奶”、“依哥”地叫。没有他们，我们老的老小的小，很难挨过那段岁月。

　　躺在床上奶奶起初也做点事，比如缝补衣服，这是她拿手的，却也是她最厌恶的，火气在每一个针眼上跳动。眼睛不好了，我们帮她穿线，要是手脚慢一点，她立即就找到出气的借口。“狗母货！”这是她的口头禅，一边骂一边欠起身子试图揍过来。等到给自己备好几身衣服和几双鞋子后，她就再不肯碰一碰针线了。有一件阴丹士林旗袍做得最精致，襻扣从领口绕到腋下，再整齐排列到接近脚踝处，做好后她折叠起来，存到箱子里。与之藏在一起的，是双尖头小鞋子，红绸面，绣着黄绿相间的菊花。每过一阵她都要把它们拿出来看一看，晒一晒太阳。她说：“我死了之后穿的。”

　　我至今没穿过绣花鞋，也永远不打算穿任何绣花鞋。

　　不再做女红，奶奶打发时间就剩下吃零食和吸水烟了。冰糖、冬瓜糖之类的是常备的，烟丝也一刻不能少。身体懒得动，嘴却不能不动。现在回想，会不会正是由于她总是不动弹，才致使两条腿愈发没有了力气？都这样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终日横陈床上，她却每天不厌其烦地早起洗漱打扮，梳子沾上油一下一下把已经非常稀疏的头发拢到脑后，盘个小小的髻，然后整齐地穿好旗袍，每一颗襻扣都纹丝不乱系上，到了晚上再脱下，工工整整折叠好，换上短衣，日日循环往复，一丝不苟。偶尔下床行走，她必须小心扶住墙，一步一摇晃，风吹杨柳状，随时会倒下去似的。

　　做这些叙述时，远去的往事和亲人都隐约摇曳在时光深处，清香缕缕不绝，令人内心柔软。但有个事实却无法回避：我是个不受奶奶喜欢的人。姐姐出生后她已经强压怒火，结果我又是女孩，令她差点对林家传宗接代绝望。母亲说生我坐月子时，根本看不到奶奶露过面。幸亏几年后弟弟出生了，但二孙女是多余的这个纠结她一直没打算消除掉，其中的原因，有一大半来自我母亲。当一个原本素不相识的女人半途杀出来，成为寡母捧在手心辛苦养大的那个儿子最心爱的女人，麻烦肯定就紧随而至了。寡母认为这是抢，我母亲却认为理所应当，两人都没打算妥协，针尖厉害，麦芒也不逊色。我被殃及是因为母亲的严重偏心，这当然不好，在多个子女中如何等量付出疼爱，是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前，既考验做父母的智商，也考验他们情商的头等大事。母亲聪明伶俐，一双巧手似乎无所不能，裁缝、打毛衣，甚至做家具、砌砖墙都技惊四邻，但在平衡子女这件事上，她得分不高。晚年她也不时反省，相当懊悔，却已时过境迁，一切难以更改。我猜想，如果当时不是因为奶奶的发力上阵，非要咄咄逼人地替姐姐争个长短，或许情况不会那么糟。而当奶奶奈何不了心高气傲的儿媳妇之后，她也只能掉转枪口，对付一向不知乖巧为何物的二孙女。“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在有意无意之间，每个人都可能忽然如此幼稚无理性。

　　记忆里总是听奶奶喊头痛，能令她平静下来的是万金油。太阳穴、额头反反复复涂抹，以至于那股辛辣的药味成为她的标记性气息，在屋里每一件家具和她的衣服鞋袜间挥之不去。一九七二年秋天她在医院去世，正在县城出差的父亲赶回来时，一边踉踉跄跄地俯着身子奔跑，一边尖厉失态地呼喊号叫，脸上湿漉漉地布满眼泪鼻涕。我当时正站在门旁，看着父亲这么古怪地迎面而来，吓得猛地缩紧身子。从来没见过他这样，他一直爱说爱笑，一旦沉下脸又是威风八面令人生畏。孤儿失去寡母，他的悲切应该甚于一般的丧母之痛。

　　丧礼开始时，不知是谁捧着一个老式相机来给我们合影。相机那时还是稀罕物，所以就有点非同寻常。就在狭小低矮的太平间里，已经略有僵硬的奶奶被抱到椅子上坐定，而我们全家穿白衣罩白布围着她站立。我在左边，隔得有点远。摄影的那个人招着手说近一点近一点。我移了移脚，费了很大的劲以为已经近了，其实并没有。恼怒的父亲从后面伸过手，狠狠一揪，我趔趄着，一下撞到奶奶身上。

　　我很难描述当时的恐惧之感，恐惧到无以复加的绝望。那个拍照者后来又殷勤洗来一大沓照片，父亲一开始把它们放在桌上，慢慢改放抽屉里、箱子中。无论它们在什么位置，都成为我避之唯恐不及之处，我远远避开桌子，我绝不拉开抽屉，我打死也不会碰箱子一下。

　　死的时候，奶奶果然穿的是她自己早早做好的长及脚面的阴丹士林旗袍和那双精巧的红缎面绣花鞋。谢春妹，这个名字是后来为她扫墓时，才从墓碑上看到，非常普通，乡土味浓郁，这与她沉寂落寞的一生是协调的。

　　各种舞蹈里，我跳得最不好的就是蒙古舞，一穿上那身服装，万金油、烟草以及老年人特有的酸腐味就混合着扑面而来。除了阿拉善，至今我没去过内蒙古的其他地方，呼伦贝尔草原、锡林郭勒草原、贡格尔草原都仍在远处。总有一天我会抵达那里，至少是其中之一，那时候我要双手叉腰，用力地前后甩动肩膀，努力把这个动作做得优美而有劲道。

　　奶奶说，女孩子抛头露面干什么？我任何一次演出她都没看过。

　　4

　　其实我不是家中第一个宣传队员，第一个是我母亲。母亲乐感非常好，能唱出高亢脆亮的歌，这个优点她遗传给我弟弟，没遗传给我。她是福州下杭路一位藤行老板的女儿。下杭原称“下航”，与之平行的另一条街称“上航”，古代“航”与“杭”相通，所以又称“上杭”、“下杭”。清道光二十二年，即一八四二年，在鸦片战争爆发后两年，《南京条约》签订。根据这个条约，福州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成为大宗进出口货物的集散地。到了咸丰三年，即一八五三年，福州更是成为中国四大茶市之首。在付出鸦片一批批运人、嗜烟者一批批涌现的代价后，福州街头也出现了商贸的繁荣。

　　下杭街在这期间跃到舞台前，嗅到商机的精明者从各处涌来，在此开设行栈，经营物品达上百种之多，商品辐射全国，甚至远销东南亚一带。光绪三十一年，即一九〇五年，福州商务总会在下杭街成立，这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下杭街的商业景象。

　　我外公的藤行在这些大商行间其貌不扬，无非编制出售藤床、藤椅、藤篮等等，生意做得一般，不过一家人倒也衣食无忧。母亲印象中，她家的房子当年从下杭街可一直通到上杭街，她在两条商贾云集的路上溜来逛去，每天眼花缭乱。可惜她母亲早亡，父亲再娶后，继母虽对她小心客气，十八岁前连水都没让她烧过，但她毕竟觉得家中的不自在。后来她父亲过世，藤行渐渐衰败，挨到解放，又被公私合营走了，家中越发萧条，她便随人出城，要自食其力，到县里当教师，这样就遇上我父亲。

　　父亲比母亲大六岁，但母亲始终不相信这个数字，她私下里忿忿抱怨过多次：“你爸可能改过年纪，他骗我。”即使没改过，六岁差距也不算小了。城里的娇小姐，年纪上又有距离，父亲可能从一开始就打定主意必须处处让着妻子。大女儿出生时，母亲二十二岁，唱歌跳舞穿衣打扮才是她所热衷的，根本还没做好当妈的准备。女儿一来，首先贪睡的她再无法睡个安稳觉了，女儿哭她也哭，一气之下还动手往那个小小的P股上甩巴掌。我奶奶哪里能容得下这样的做派？儿媳是外人，孙女才是自家的，她本来就对儿子毫无原则地宠老婆一肚子不高兴，这下子终于爆发。两个女人的吵骂声快把屋顶掀翻。父亲得罪不起母亲，又拿城里藤行老板的千金没办法，只好到奶奶娘家那个村子找了奶妈，把他出生才十六天的女儿送走。母亲后来对自己的任性再三后悔过，当时她没有想过这样做对大女儿意味着不公平，也没有料到这个行为终于成了一生的死结，几十年的时光都无法抹平。

　　我和弟弟出生时，母亲不敢再由着性子。父亲于是从有限的工资中拨出一份雇保姆的钱，这事当然令奶奶怒火中烧。她由己及彼，一个小脚女人在无依无靠的旧社会都可以独自养大我父亲，你一个有胳膊有腿的为什么却不可以？

　　母亲不管，她就是不可以，没有保姆她也活不下去了。当时她在县城中学工作，父亲则在一江之隔的另一个公社当他的副社长，一家人分两地，奶奶和姐姐归父亲，我和弟弟归母亲。后来弟弟也归父亲去了，留下我一人。

　　我现在怀疑母亲把弟弟也送到江对岸去是因为宣传队的事。已经结婚生子，成为三个子女的母亲了，但她看上去仍是灵巧活泼的，凹凸有致的身材一直保持到七十多岁因为带了几年孙子，才累得变形。单纯天真的人往往不易衰老，这多少有点道理。好在那时和她一般天真的同事不算少，也都拖儿带女了，却玩得很嗨，唱歌跳舞演话剧弹器乐，天天忙着排练，然后煞有介事地一场场演出，倒也人才济济。

　　弟弟太小，母亲就顾不过来了，我也不大，不过三四岁，如果不是因为不讨奶奶喜欢怕受委屈，母亲大约也会断然把我送走。晚上排练时，母亲有时会把我带去。校园足够大，远离教学楼的那幢存放各科器材的大楼，怎么闹都影响不了晚自修学生。灯光明晃晃，那些年轻和不太年轻的教师们高高兴兴有说有笑。他们高兴不等于我也高兴，我总是打瞌睡或者吵着要离开。母亲有时开恩让我随其他教师子女疯玩去，要是哪天气不顺，把我独自锁在宿舍里。

　　这所中学现在是县一中，师资雄厚生源强劲，每一年高考成绩都非常骄人。我有几个同学在里头任教，有时因事找他们，一进校门，第一个感觉就是逼仄。校园面积没扩大，校舍却越建越多了，占去一块块空地，操场少了，花圃没了，路窄了。它不再是我记忆里的那所中学了，我曾经以为整个世界也不过如此广阔。

　　学校给母亲的宿舍在最北面，紧挨着大食堂。食堂那时烧煤块，从宿舍木条钉起来的窗子望出去，可看到空地上堆着山一样的煤块。白天我常去那里玩，捡些不同形状的煤块扔来扔去，把双手和脸蛋弄出滑稽的污黑。白天我不怕煤，但夜里就不一样了。夜里食堂空无一人，灯也逐一熄掉，只剩下无边的黑。如果是月夜，月夜更糟，光落在煤块上，会不怀好意地反射出不确定的幽光。我那时还没学会阅读，母亲也没觉得有必要阅读，她把门一锁走掉，让我早点睡觉。哪里说睡就能睡？我有时会趴在墙上听来自隔壁的动静，背靠背的隔壁屋子是一间体育老师妻子开的小卖部，有各种让人流口水的糖果出售。他们家有两个脑袋非常大的儿子，年纪一个比我大一个比我小。一个家庭只要有两个以上的儿子，就很少再有安静的时候，但隔着砖墙，声音无法清晰传到这边。

　　打蚊子是现在能记起的那时唯一打发时间的事情了。靠近食堂，污水沟正好从门前经过，就少不了蚊虫来犯。我放下蚊帐，拿一只小瓶子，将拍死的蚊子一一装进瓶子里，居然颇有成就感。我那时穿的是母亲做的罩衫，就是双手从前面伸进，一串带子绑在后背上的那种，母亲出门前一般都先把带子解了，脱下罩衫，有次却忘了。罩衫脏，不能穿进被窝是她的训导，但她排练得起劲，迟迟不肯回，而我困了，又解不开后背上的带子，绝望得嘤嘤嘤哭。终于见有一男生经过，像捡到一根稻草，大喊一声，然后爬上靠窗的桌子，背对着窗外，让男生把带子解了。

　　不知那位男生是谁，不知确切发生在哪一年，但这一幕一直顽固留存在脑子里。“三角角”，这是我当年的外号。我出生时是光头，好不容易长了几年，终于有了些头发，母亲迫不及待开始标新立异，给我绑了三个朝天辫，左右两个，头顶一个，她的同事怎么看都觉得好笑，就赐给我这个外号，众人皆知。我的意思是，那个帮我解过罩衫带子的男生，如果因为这个外号想起这件事，麻烦告诉我，我要把一个迟到的感谢送上。有些事在彼微不足道，在此却可能影响深远。

　　母亲可能永远不知道她锁门而去后，留在小房子里的孤独、恐惧与悲戚。那些日子她一辈子都没有泯灭掉的童心正熠熠生辉，除了唱歌跳舞，还学了拉二胡，在家时也常乐陶陶地咿呀咿呀地拉，从曲不成调到后来的流畅丰富。

　　他们演出时，我照例都跟去，坐在第一排。有次母亲演一个年纪比她轻很多的男教师的女儿，表演唱逛新城之类的，旋律我至今都记得，张口就能哼得出来，唱词里有“全靠毛主席，生活顶呱呱”一句。母亲梳两根垂胸大辫子，脑袋歪来歪去地喊那个男教师爸爸，眉飞色舞，一点不忸怩。我坐台下，却无端觉得不好意思。果然这个男教师后来一直让我喊他外公，我弟弟偶尔从江对岸被父亲带来，男教师见了，也逼他喊。我们不可能喊，男教师就换了一种方式，他指着自己说：“你要是敢喊我外公，我就对你不客气！”我没上当，弟弟上当了，气汹汹地喊：“外公！外公！”男教师又扩大战果，指着刚下过雨积在地上的泥水故作凶恶地说：“你要是敢踩这里，我就对你不客气！”弟弟瞪了他一眼，抬脚重重踩下，溅起一片笑声。我母亲也笑，笑完回去给倔脾气的儿子洗鞋洗衣服。

　　这个男教师姓徐，后来我师专毕业也当起教师时，他和我成了同事，每次重提这事，他还是笑得满脸都是牙。

　　县中学的教师宣传队在“文革”开始后才鸟兽散。停课、工人阶级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学校办学习班后，说说笑笑的一团和气一下子被猜忌、提防、警觉所代替，互相揭批，人人自危。戴红袖标的工宣队员坐在门口传达室里值班，寄出去的信必须经他们一一审看。母亲有几次大约急着与江对岸的父亲统一口供，信不敢让工宣队看，封好，装入我裤袋，让我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出了校门，丢进邮筒。若干年后，当我看到《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这类小说时，不禁哑然失笑，原来在小小年纪时，我也曾似英勇穿越封锁线的地下党啊。

　　学习班揭批白热化时，母亲把我送到江对岸交给奶奶。奶奶住在公社院子旁的一间民居，屋前是个大晒场，每天总是一大群小孩在上面闹腾，这当然让我欢喜。有一天嬉闹正欢，听到几十米外电影院锣鼓大作，高音喇叭播着革命歌，还有彩旗，还有口号。以为是演戏，一群小孩都怕自己吃亏了，拔腿抢着往那边跑。电影院里都是人，连过道也站满了。我们从大人们腋下钻来钻去，终于钻到一个视野稍开阔的地方，抬起头，我看到了父亲。他居然站在舞台上，穿着蓝棉布对襟罩衫，已经很旧，肩膀处被磨得花白。之前的概念里舞台是神圣的，登上去都有喜事。没见父亲演过戏，唱歌跳舞也从未有，怎么忽然……不对，父亲头上多出一顶白纸糊出的又高又尖的帽子，胸前还有一块牌子，上面有字，还打了个叉。旁边的玩伴手一举大声喊起：“你爸！你爸！”很多人都看过来，大人的脸还能掩饰，小孩却不会，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涎着脸嬉笑。我愣愣站了片刻，往下一缩，然后猛地转过身，像一只被人泼了滚烫开水的狗。我跑回家，跟奶奶说了所见。奶奶抿着嘴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电影院里人散出来，排着队喊着口号而过。奶奶和我们一起趴在门后，从门板上一道开裂的缝隙里寻找父亲的身影。他还是头上有高帽，胸前有牌子，他行走在队伍中，不时被呵斥推搡。他的背此时已经微弯，整个人也不免委顿。如果可以选择，他宁可在黑暗里独自被鞭抽被棍打，也不愿在家门外被人羞辱。门里有把他从小像一块嫩豆腐捧在手心，时时担心会有闪失的寡母，只要有人伤了他欺侮了他，寡母从来都像自己的肉被割一般，她会瞬间跳起拼命，凶恶地、声嘶力竭地宛若绝望的母兽，所以之前父亲从未在我们面前表露过已置身窘境。保持高昂、伟岸的形象，是他一生对自己的要求，他尤其需要为寡母表演出世界已被他从容踩在脚下的英雄气概，以令她欣慰和骄傲。

　　此时却偏偏如此不堪。

　　5

　　镇小学一胖一瘦两位管宣传队的女老师其实都不会跳舞，但她们懂得借力，肯磨嘴皮，能下功夫。通常的步骤是这样的，先印出歌曲，白胖的那个老师会弹风琴和手风琴，由她教我们唱，然后再从外面请人来教动作。

　　这个镇离福州城二十公里不到，风调雨顺土地肥沃。既然到乡下去接受教育是逃脱不掉的，城里的知青就希望能去近一点、富庶一点的地方。那些年轻的、白净的、貌美的都市男女拥来了，越来越多。他们如果能唱或跳或弹，就算有一技之长，不用说立马就脱颖而出，而能进公社宣传队，则是向招工、当兵甚至上大学的可能性靠拢了一大步。

　　父亲当时掌握着这些年轻人的命运。他晚年时我一再开类似的玩笑，我说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在小说里都是Y荡邪恶下流的角色，最喜欢把美貌女知青玩弄于股掌之间什么什么的，你是不是当年也这么干啊？不干你不是枉担虚名了吗？父亲对这样的无厘头发问早已习惯，他以为我不过又拿他开涮，调皮捣蛋而已。其实玩笑之下，我心里存着真切的好奇。有？没有？直觉与情感都选择了后者。母亲也说，他那时多么革命啊，一心想进步，就是想做也没那个胆！

　　公社宣传队的男女后来与我都非常熟悉，跳舞的那几个女的谁衣服最多、谁最爱耍脾气，演话剧的那几个男女谁普通话最好、谁最常演主角，以及乐队的那些人谁可以兼奏几种乐器、谁还可以客串跳跳舞唱唱歌等等，都一清二楚。

　　《洗衣歌》是藏族舞，一群藏族女孩想方设法帮亲人解放军洗衣裳，军民鱼水情谊深。公社宣传队先排了这出舞，曲美舞好，跳的人和看的人都很兴奋。我们小学老师也兴奋了，于是把那个领舞的吴姓女知青请来教我们。“呃，是谁帮咱们翻了身呃？是谁帮咱们得解放呃？是亲人解放军，是救星共产党，呷拉羊卓若若尼格桑梅朵桑呃……”黑瘦老师分工管舞蹈，她站在一旁看，动作比我们还强烈，手挥动着，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主要指的是表情。我们几个还没发育的小丫头平时连自己衣服都不想洗，不明白为什么帮别人洗衣服会那么高兴。即使上了舞台，被迫挤一点笑意到脸上，也完全是敷衍性的。

　　那时县里的汇演也接连不断。各公社自己演过后，挑出好节目往县里送，镇小学是公社主力，一次都没落下过。《洗衣歌》被选去的那次，县里又从汇演里挑出十几个节目，凑成一台，开始在几个公社巡演。

　　县城相当远，我们镇在福州城南面，而县城在福州城的西面，得先坐船再坐汽车，穿过城，绕一圈才能抵达。出行的日子总是格外兴奋，因为巡演，从这公社到那公社，一曲《洗衣歌》就被无数次重复，今晚洗了，明晚再洗，每天晚上当一回藏族姑娘，抢着帮亲人解放军洗衣服……写到这里音乐响起了，那拖腔拖调的长长一声“呃--”响起了，“是谁帮咱们翻了身呃？是谁帮咱们得解放呃？”然后在我心底，在脑的深处，与音乐相呼应的舞蹈动作也次第浮起，一个一个，一串一串，竟是那么清晰可见。我以为早忘了，其实没忘，它们只是歇息着，冬眠着，忽然之间又种子般春风吹又生。

　　细算起来，藏族舞确实是我们那时最喜欢也最经常跳的。去年我在中篇小说《雅鲁藏布江》里写到两位宣传队男女的故事，他们当年分别是《洗衣歌》里的两位主角：卓玛姑娘和解放军炊事班长，在几十年后重逢、纠葛、感伤，经历因欲望膨胀而造就的种种伤痛后，蓦然回头，才发现当初荡漾在洗衣衫这样的小事里的人与人间彼此单纯关爱与温暖，是多么可贵与难寻。小说中主人公对藏族舞有这样的感叹：“懒洋洋中透出的柔媚，是把激情揉碎后渗进每一寸骨骼后的绽放，臂虽如柳枝等闲拂动，腰虽似行云恣意飘荡，一招一式却又有丝丝入扣的精致与华丽。”对吗？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我还理解它与蒙古舞正相反，应该浑身每一个关节都极度放松，松不是松垮，而是以一股蛇行般丰饶的内劲从容掌控的松弛，“懒洋洋”只是假象，覆盖着的是无边的蓬勃的随时要拔地而起的妖娆。

　　二〇〇九年七月我第一次去西藏，飞机在拉萨降落时，从机舱上往下看，看到著名的雅鲁藏布江，那一瞬失望与沮丧突奔而至。当然转眼我又释然了。所谓的狭小、平凡、普通，只是相对于我想象中的那条浩瀚的大江而言，当年无数歌曲夸它捧它神话它，其实都并非它的本意，它与天下所有江河没有区别，静静置身高原上，默默穿行雪山间，几千年一如既往承载着只属于自己的命运。此次出行前不时有人威胁说高原反应如何如何可怕，举出谁谁谁的例子。我有过一瞬的紧张，碰到西藏作家扎西达娃时还特地向他咨询。扎西达娃头一甩，蓄着杂乱胡须的脸上呈现慈祥的表情。他说：没事！扎西达娃在那里出生成长，他的没事不具参考性。但即使有事，我也打算一意孤行，大不了倒在高原上，融化在雪山间。

　　拉萨市海拔三千八百多米，出机场时同行的已经有人开始高原反应，抱着便携式氧气瓶不放手，我没有。从机场直接去林芝地区，得翻过五千多米的米拉山口，并在山口附近的军营吃晚饭，许多人渐感不适，头晕，头疼，心慌，半夜还有人心脏出问题喊来110急送医院，而我除了在米拉山口走动时脚有点飘外，其他都尚好。第三天再过米拉山口，我去买了几条经幡系到高处为家人祈福，风迅疾而至，经幡像一双双硕大无朋的手漫天舞动，欢快、随意、无拘、妩媚、懒洋洋--这便是藏族舞蹈的精髓吧？我兴奋莫名，高举双手追着经幡奔跑，并喊叫，被当地人严厉制止，说这样太耗氧。确实有点喘，胸口那里堵着东西，嗓间有点黏，像刚经历剧烈运动，但还好，能接受。接下去在日喀则，在纳木错，就越发无恙。有一种说法是，瘦的人更扛得住高原上的诡异变化，我却想到或者是因为年少时一次又一次穿藏族衣服跳藏族舞的缘故？那时积的因，才有后来的果。

　　必须特别提及的是，就是在西藏期间，我写出了长篇小说《我的唐山》的故事大纲。

　　那次一行十几人，当地一位藏族女干部独独主动给我取了个藏名：次仁卓玛，就是长寿女神的意思。这是我本名、笔名之外的第三个名字。

　　6

　　从外面请来教舞蹈的人中，现在我要写一写其中的一男一女。

　　男的姓陈，在公社宣传队里既跳舞又拉小提琴，个子很高，脸很长，有着外扩的腮帮，总是笑。不记得他具体教的是哪个舞，但记住了他的姿态。男人跳女人舞在我们那时看来有趣占了上风，就把其余的淹没了。十余年后我上师专，报到那天有人在背后重重拍了下我肩膀，扭头一看是高个子男人，长脸，腮帮外扩，笑眯眯的。他问你是不是林雄标的女儿，这是我父亲的名字。我点头，他又道出自己的名字。再往下说，就说到当年去小学教我们跳舞的事了。我有一阵发傻，觉得诧异。当年见他时，他是青年我是儿童，这么多年过去，我已经是人高马大的十八岁，而他看上去还仍是翩翩青年，时光在他身上静止了，不增一分不减一分。最意外的是，他居然和我成了同学。我想了想，记起当年确实是喊他叔叔的，既是同学了，我故意问要不要再喊叔叔，他大笑，手又在我肩头连拍几下。叔叔称谓本身并无太多笑点，我后来理解他其实是为终于能够成为“大学生”兴奋难耐。虽隶属于福州师范大专班，我们其实只是扩招的，有点不伦不类。我是在父母逼迫之下不甘不愿地来的，而他作为“老三届”，即使在公社宣传队卖力跳舞拉琴，仍无法跋涉上岸，无望挣扎十几年后，终于挤进课堂，再不济也有枯木逢春的惊喜。

　　师专也有演出，排过舞蹈排过话剧，当导演的都是他。有位老师写了一首歌词，名字就叫《大专班之歌》，也由他谱了曲子，然后抬出风琴，边弹边教大家唱。毕业不久他全家移民加拿大温哥华，每年回来一次，一到家就招呼同学吃饭。开头几年在外面过得很辛苦，辗转几家饭店打工，慢慢有点积蓄后开了家超市，日子总算安稳了下来。

　　有次他说起一件事，是一盘CD，一首歌。他说一个朋友从国内带了盘CD给他，他随手一放几天没拆开。那天下雪，他很晚才从打工的饭店深一脚浅一脚踏雪回来，冲过澡，坐到沙发上歇一阵，想起CD，就放进机器。是彭丽媛的专辑，他喜欢民歌，到了国外尤其喜欢，便一首首跟着唱，手还一下一下叩击沙发打起拍子。到了《白发亲娘》旋律响起，“娘啊娘啊，白发亲娘……”彭丽媛清丽悠扬的声音一下子把他击中了，他想起留在国内的母亲。他说：“真的不行了，忍都忍不住啊，不好意思，我大哭起来，就跟小孩似的，都泣不成声了。”

　　有意思的是异国的颠簸生活，仍很难磨损他的外表。二〇〇九年冬天我到温哥华，忽然想起他，便向国内的同学要了他电话，打过去，他在电话那头习惯性地说出英语。我报出名字，话筒里电流空响了片刻，接着就听到大喊一声。天已经晚了，我只想通电话问候一下，他却执意开车过来。那时当地华人朋友正设家宴请我们一行人，我向他们做了预告，说有位六十多岁的老同学将抵达。六十多岁，比全屋所有人年纪都大，下意识里大家就把他想象成长辈。一会儿他走进来，身板挺得直直的，腹是扁平的，脖子是细长的，肩是平缓的，看上去至少比在座的一半以上的人年轻。屋里霎时悄无声息，直到我解释说他曾是跳舞的，他们才噢了一声释然了。“真年轻啊！”这是他们共同的感叹。

　　这两年他再回来时，看上去终于开始老了，有些白发，脸也起皱，但身材仍然没有变形。去年他请同学吃饭时，感叹起国内的好。什么好呢？晚上公园可以跳舞。他已经去过几次，闲置太久的手脚一动起来就引来喝彩，这肯定很令他虚荣。他说没想到国内有这么多人在公园跳舞，真的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正是这一点诱发了他，他已经有再干一两年就把超市交给女婿管理，自己和太太一起回国的打算。回国来，为了跳舞。他的太太以前也是宣传队的，会好几种器乐。

　　差不多就是在请他到小学教舞蹈的同一时期，另一个女知青也出现在我们眼前。她不是本公社的，而是县文艺宣传队的。县宣传队来公社巡演，白胖老师就把跳得最好的那个女演员请来了。她教我们跳的舞是《纳军鞋》，她的名字叫翁毓玲。

　　宣传队的排练厅，此时已经从木构楼房的底层移至内里拆空仅剩一围厚厚风火墙的大房子，空间顿时宽阔了许多，老师把唯一的一张乒乓球桌也搬到这里。平时其他同学要上课，而宣传队的不上，于是球桌就归我们所有。每天在白胖黑瘦老师来临前，我们全部的任务就是打球，以至于后来有一年公社举行中小学乒乓球赛，学校组队拉去时，竟没找出更强的人选，上阵的清一色是宣传队的。

　　那天正打着乒乓球，翁来了。几年前我在一篇随笔里专门写过那天的情形，我用“貌若天仙”来形容她，在此之前我确实没有亲眼见过比她更漂亮的女人。纤细、柔软、甜美，但这些词并不能全部概括她。我在那篇随笔里说，她的美貌和舞姿一下子击中我，让我对未来生出朦胧的期待。因为迟熟，之前我确实活得懵懂，过剩的精力都挥霍到上树下河与无尽的奔跑跳跃上，对所谓的前程从未有一瞬的打量。

　　而翁，她似一根标杆忽然立在眼前。女人原来可以在世间活得这么美好。

　　其实后来她的日子并不一直美。后来她调去市歌舞剧团，在轰动一时的话剧《泪血樱花》里扮演妖娆时尚的日本女孩，接着又在一部香港功夫片里扮演受尽凌辱奋起反抗的小寡妇。话剧在电视里播过，电影也正式上演过，然后她就消失了。有消息说正是在拍电影期间，她触犯了法律，大约是出卖国家机密之类的，于是入狱。那已经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事了，而我一路颠簸，也跨进文学的门槛。那年暑假突然想她，要去看看她，就跑到省作协开了张介绍信，然后去了女监。

　　正是中午，女监在半山上，从山底一路上去，两旁光秃秃的仅剩零星一些杂草，顶着大太阳晒到女监门口，已是下班时间。有介绍信也没用，必须等。于是只好等，等到上班，领导模样的女警出来接见，一问才知翁不在这里，而是在另一所监狱。

　　那天下山时又饿又累，在火辣辣的太阳下走得无比沮丧，心一下子老了，满腹纯真的热情一去不返。但她依旧时时会在不经意间突然浮现，令我怅然一下，怀想一阵，宛若一位命定的亲人。传说她早已出狱，做了生意，消息都是零星的碎片，不真实，似也不可靠。前年我托一位户籍警在全国公安网上查找她，没有，任何蛛丝马迹都没有。改名字了？出国了？不知道，音信全无。她的存在像一个幻觉。

　　我一直谨慎地让生活与小说保持距离，换一句话说，我的小说呈现的往往是别人的生活。民工、钉子户、下岗女工、街道主任或者其他什么，他们都在我的视线之内，却又与我没有直接关联。“我的生活无可奉告”，这是我多年前一个中篇小说的题目，事实就是这样。

　　躲在文字背后，借别人的故事发出叹息，这样已经把自己对世界的想法表达出来，并与生活建立一种安全而妥当的联系，对我而言已经足够了。但在那部十余年前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蔷薇前面》里，却倒映着我很多的生活影子：一个舞姿撩人的美貌女知青，一个懵懂的十余岁黑瘦小丫头，一个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三个人物构成了整部小说的故事核。我把自己少年时代的许多经历与感受写进小说的第一部分，然后想象，然后虚构，然后完整了这个美丽女知青波涛汹涌的一生。父亲看过我绝大多数文字，年轻时他也曾经在报纸上发过小文章，大概因此还做过作家梦，“文革”被批被斗后才忍痛弃之，忽然子女中有人接替他拿起笔。尽管这条道并不是他最期待我走的，但他还是得意地逢人便吹嘘。他没看过我这部小说，我有意瞒下了，所以对于我把革委会副主任与女知青悲戚苦恋的杜撰，他没机会表示不满或赞许。

　　县宣传队的翁教我们跳的是山东大嫂为前线军人《纳军鞋》，而在《蔷薇前面》里，女知青吕佳薇教的却是芭蕾舞《我编斗笠送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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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泉河水清又清，我编斗笠送红军。军爱民来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一家亲……”我们跳这首曲子不是请人来教，而是去了福州，在市工人文化宫，那里有幢在当时我们眼里几乎与皇宫类似的房子，大门、大广场、大楼，楼的入口处耸立着高高的圆柱。因为海峡对岸的那个岛，新中国成立以来，福州一直是前线，“时刻有来犯之敌”的概念几乎妇孺皆知。并非危言耸听，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日，对岸数架飞机忽然降临，投下三十六枚炸弹，离文化宫一两百米远的小桥头一片火海，屋被毁四千余间，被炸死烧死一百八十八人，重伤九十人，这些都已被史料记载下来，不曾被记载的是母亲的火海逃生。她那时新婚不久，独自从乡下回娘家，娘家离小桥头也仅一两百米。炸弹从头顶狂泻下来时，母亲正在小桥头一位同学家里聊天。忽然警笛响，忽然轰隆隆飞机响，然后地动山摇。好动的母亲身手灵敏，她一直到八十岁仍然可以行走匆匆，和我一同出行，其速度甚至更胜一筹。那天在房屋倒塌的瞬间，母亲飞速钻入床底，然后又迅速跑出火海捡了一条命。身在异地的新郎吓得魂都没了，又无法通消息，差点连夜徒步赶往市里。后来父亲每提起这件事，都加重语气肃穆地说：“要是那一次……就没有你了！”应了那句“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的老话，活在枪口下哪还有安全感？福州乃至整个福建省在那几十年里都缩手缩脚不敢盖像样的楼，一眼望去低矮破旧的木头老房子乌压压一片，蝇飞鼠走，蟑螂纵横。

　　所以市文化宫青砖和钢筋水泥砌成的大楼房就突兀而立。工人阶级那时领导一切，主人翁地位显赫。在母亲的娘家，她继母还活着，同父异母的弟弟一家与之住在一起，那里就成为我们来福州的落脚点。春节或者别的什么节日，母亲就照例带我们来一趟，住几天。她与继母虽有隔阂，但彼此礼数是到家的，倒也和和气气。我与表妹表弟都比上一辈简单，该说就说，该笑就笑，该玩就玩，一玩往往就玩到文化宫来了。周围唯有这里最开阔热闹，广场上都是人，老人下棋，中年人聊天，小孩嬉闹。没想到有一天老师会把我们带到这里学跳舞。

　　《我编斗笠送红军》是芭蕾舞《红色娘子军》里的片断，六个海南妇女穿湖蓝色的大脚裤、浅绿和本白拼接的短大襟衫，手拿大斗笠，优美而抒情地为红军女战士编织斗笠。教我们的是个瘦削的中年女人，不怎么爱笑，但很用心，一个动作反反复复地挑剔。不过最终她也没太费神，早上去，至下午拿下，傍晚我们回公社。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