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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六十而惑

　　恢嘉

　　孔子云：“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几千年来，孔夫子的这一人生体验一直被世人奉为金科玉律。其实，天地悠悠岁月悠悠，人世风云变幻莫测，人与人不同，时代与时代有异，古圣先贤之言未必就那么放之四海而皆准，习焉不察信以为真的未必就一定是真理。几十年来孔夫子关于人生几个阶段的论断在心里早已深深扎根，从未怀疑过。尔今屈指算来，已近耳顺之年，将孔夫子所讲的公式往自个儿身上一套，忽然发现了问题：怎么非但没有耳顺，反而疑惑的地方更多了呢？难道是人的认识与社会的发展进步南辕北辙，如今的人们非但不是“四十而不惑”，反而是“六十而惑”了不成？

　　一

　　对于成长中的年轻人来说，“不惑”意味着成熟；对于思维已成定式的“奔六”之人来说，“困惑”则意味着落伍和不成熟，至少在许多情况下是如此。

　　A君是与我同龄的老友，其远在国外的儿子的请教，使他体味到了这种“落伍”的困惑和尴尬。

　　时下已经是信息时代信息社会，人们的智慧见识多在手指尖上显现出来。从前是“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如今是“一机在手掌，天下事全知”。这就是远非“紫衣黑袍”所能染饰得了的划时代的标志。A君的公子虽在国外喝了几年洋墨水，但读的书肯定没有A君多，A君和我一样，从儿时上学读书到年届六旬，一直都在和书本打交道。自谓回首平生，乏善可陈，唯一聊以自豪的，就是比别人多读了几本书，身上多了几许书卷气。不承想，他身上仅有的这一点儿优势，也几乎在其儿子的一次虚心请教面前丧失殆尽。

　　A君的儿子在国外学的是工科，读研究生选择的专业是什么“传感器遥控技术及其应用”，近年来人家几个同学一起发明了一项专利，是一项运用于手机客户上的专利。国内的市场优势不仅使任何人都不敢小觑，而且足以让任何人都动心思。这项专利问世后，发明者首先将眼光投向了中国市场，很短的时间里在上海牛刀小试，大获成功，于是便想迅速推向全国市场。儿子告知A君他想回国创业，与那项专利的发明者联手在家乡成立一个分公司，A君几乎是在一刹那之间知道了自己的无知。接下来的日子里，A君的头脑一直在为儿子感到困惑：在国外工作安定，收入不少，前景看好，回来冒那个风险干什么？现如今网络、手机方面的专利多如牛毛，成功的概率究竟有多少？那个东西能有多大多久的市场？接下来，又发生了一种新的困难：想和朋友们聊聊，可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方面知识的贫乏无疑意味着自己的某种“落伍”，因为“落伍”而产生的“困惑”，无疑是一种真正的挥之不去的“困惑”。接下来，A君只有两手一摊，无可奈何地给儿子发微信，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的知识盲点，爱莫能助，让他自个儿拿主意吧。

　　A君和我讲述这一无奈，我不由得想到自己正在思索的“六十而惑”的问题。在年届六旬之时，迫不得已而从内心深处承认自己的“落伍”，是一件很痛苦很无奈的事情，但又是一件有可能使人不敢因年龄增长而停顿下来、必须继续学习前进的事体，知耻而后勇嘛。

　　二

　　因为“跟不上”而落伍，固然使人困惑，因为“看不惯看不懂”而胆怯，同样使人困惑。

　　我原本是一个山里人。作为一个根在农村根在山区的城里人，必然会有地地道道的城里人所不曾有的特殊体验。

　　我能离开农村离开山区而在省城安营扎寨，居有定所，完全是沾了三十多年前结束动乱、恢复高考的国运。和我的同龄人一样，四年的大学生涯改变了我的命运。那时候大学毕业国家包分配，于是，尽管我没有任何后门，也没有找过任何人，却被顺利地分到了省城。

　　转眼三十年过去，国家的发展变化之大，令人不敢想象。抚今追昔，倍感自己的幸运。那个时候大学生是香饽饽，国家包分配，到处受欢迎，不像如今完全市场化，毕了业得靠自个去找工作；那个时候到分配单位一报到就有单身宿舍住，熬它几年就能分到一套福利房，虽然面积不大，却不用花多少钱，不像如今住房得全靠自己想办法，而房价又近乎天价，让人看得眼晕头疼。在为自己赶对了年头而暗自庆幸的时候，山区老家的亲戚、朋友、乡亲们却先后找上门来，话题几乎都是托我帮忙给他们的刚毕业的孩子在城里找份工作。

　　面对一个又一个的故老乡亲，看着他们诚实而又无奈的求助的眼神，想象着他们拮据紧巴而又谋求改变的家景，再审视一番城市接纳乡下人的现实，我的心头不由得一再收紧，为之迷茫不已。作为在共和国红旗下生长起来的新一代，小时候最让我们为之憧憬为之怦然心动不已的，便是美丽动人的“缩小三大差别”特别是缩小城乡差别。几十年过去，农村人想要转为城里人，简直是谈何容易。别的不说，单是几千元、上万元一平米的住房，对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农村人而言，就无异于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喜马拉雅山。我深深懂得，为了供孩子上学，他们已经花完了自己几十年的积蓄，有的甚至为之举债。但即使如此。他们还是把自己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还是要想方设法让孩子成为和自己不同的城里人。

　　面对这一切，我所能做的，就是不管他们心里是否清楚，也要一遍又一遍地陈说连自己也觉得枯燥无味的一定要直面现实、一定要考虑到以后所面临的实际的购房困境之类的话，劝他们是否考虑一下重新选择就业的地点，是否让孩子们回到家乡去创业。他们之中，有被我的言词所打动，深思熟虑以后退而求其次的，有不以为然、转而改求他人、最后折羽而归的，也有不管不顾不屈不挠就是要让孩子做城里人的。我心里清楚，不论是哪种情况，家长和孩子们都会认为我和他们不是一条心，不肯真心实意地帮助他们。无论家长和孩子们作何感想，他们每个人的身影几乎都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当中，挥之不去。

　　不知多少次在沉睡中醒来，苦苦地想着这些人和事，几乎是越想越乱越没有头绪。城乡差别，古已有之，是否可以称之为于今为甚呢？似乎又不能简单地这样下断语。然而，那些置身于农民工、打工仔队伍中的老乡、亲戚们的身影，他们的简陋到不能再简陋的住宿条件，他们的付出和所得，他们的要求和期盼，却又让我不能不为之困惑。在潜意识的深处。我无疑是同情他们的；在自己的理想中，我以为社会应当支持他们的正当追求；而在实际上，我却又爱莫能助一筹莫展。看不惯也得看，看不懂继续想，人生是如此之无奈，又何来“耳顺”之清闲心境？

　　三

　　只是讲述自己的体验感受，未免有点絮叨。何不放开眼界，追寻一下古人？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三国时期的枭雄刘备是被人们大书特书的大人物。不仅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将他作为正面典型浓墨重彩，精心塑造，而且在国人的心目中，刘备也是一位公认的不世出的伟人。这个虽然说起来也是帝王后裔，但实际上早已经沦落到社会底层，只能靠“贩履织席”为业的体力劳动者，凭借其远大的志向、惊人的毅力、不懈的努力、过人的心机，历尽艰难困苦，形成自己的优势，争得了堪与曹操的“天时”、孙权的“地利”相抗衡的“人和”，终于出人头地，在四川成都建立了蜀汉政权，成就了一番大事业。

　　刘备称帝那年，史称章武元年，其时他刚好六十岁。在世人所谓的耳顺之年。刘备登上了皇帝宝座，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一种巨大的成功。但是，做了皇帝以后的刘备，心境并不好，因为他的结义兄弟关羽关云长被东吴的孙权用计杀害了。为义弟关羽报仇雪恨，便成了蜀汉皇帝刘备念念在兹的第一桩心事。尽管蜀汉朝廷中的大小官员纷纷出面直言劝阻，刘备却根本听不进去。此时的刘皇帝，不仅未能做到“耳顺”，而且倒像是“耳塞”了一般，执意要起倾国之兵大举伐吴。多年跟随刘备忠心耿耿的大将赵云，再三进言，劝刘备分清国贼与私仇，以规复汉家天下大业为重，养精蓄锐，首先讨伐国贼曹魏，刘备置若罔闻；丞相诸葛亮心知多言无益，只能独自长吁短叹，哀伤同事法正死得太早，致使无人能阻止主公的一意孤行。

　　东吴国主孙权深知自己的力量不及蜀汉，得知刘备即将大举讨伐东吴，立刻派人前来求和，竭尽甘言卑词之能事。如果能做到见好就收，这无疑是刘备重新选择的一次绝好机会。但是，愤怒中的刘备根本不予考虑，以致又一次丧失了改正错误的机会。

　　刘备伐吴的后果众所周知：东吴启用陆逊为大将，火烧连营七百里，使刘备的复仇之梦彻底化成了泡影。随后，败走白帝城的刘备在悔愧交加之中重病不起，临死前最后上演了一次白帝城托孤。

　　刘备死于章武三年，活了六十三岁。就这个大人物而言，显然就不是什么“六十耳顺”，而是六十而刚愎自用。在人生的道路上，刘备一生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不知有过多少次九死一生，不论是袁术的大兵压境，还是吕布的兵临城下，不论是曹丞相的“青梅煮酒论英雄”，还是孙权的美人计，刘备都能够从谏如流，因而便一次次化险为夷。回想刘备当年三顾茅庐、延请军师诸葛亮的虚怀若谷，联系刘备夺取蜀地之后重用法正等人，团结当地派系力量的言行举止、恢弘气度，很难想象几年之间刘备就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战战兢兢、临深履薄的当口由失败走向了成功，君临天下、一言九鼎的时候则遭遇了空前无法挽回的羞辱。究竟是巨大的成功让他忘记了轻重缓急，还是感情用事迷失了他的心智？对此，古人曾经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在明清之际大思想家王夫之的眼里，刘备不过是一个善于伪装自己、欺世盗名的伪君子而已，刘备称帝以后悍然兴兵伐吴，雄辩地说明了刘备尽管是中山靖王之后，尽管被汉献帝尊称为皇叔，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压根就没有天下国家的意识。说穿了，刘备大举伐吴的困惑完全是缘于其成功后极度膨胀的个人私欲。然而，这真的是刘备年届六旬而犯下不可挽回之过错的根源吗？天知道！

　　四

　　讲到古人的六十之惑，就不能不提及才华横溢而又仕途多舛的大文豪苏轼。作为豪放派词人的代表人物，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不朽词作脍炙人口，早已经成了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符号。而这里要说的，不是苏轼的豪放，而是他的苦涩。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若问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在《自题金山画像》一诗中，苏轼用黄州、惠州和儋州这三处流放贬黜之地，总结了自己多舛的人生。由于政见不同，苏轼一生饱受坎坷，屡经流放。且说年过半百的苏轼流放到惠州以后，曾经写过一首有名的诗作，其中有这样两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不待说，诗中饱含着作者与命运与权贵不屈不挠相抗争的以苦为乐的奋斗精神。据说这一深受人们喜欢的诗作不胫而走，很快便传到了宰相章惇的耳中。苏轼的不屈不挠，立刻引起了章惇的强烈反感。于是，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又被流放到了海南儋州。这年，苏轼刚好六十岁。

　　如今的海南已经是国际旅游观光之岛，人流如织，寸土寸金，而在宋代则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发配流放犯罪官员的蛮荒之地。素来豪放不羁的苏轼在接到流放海南儋州的圣旨以后，也顿时心灰意冷，以为自己此生必将葬身海南，了无生还之望。在与朋友王敏仲的书信中，苏轼毫不掩饰地写下了自己真实的心境：“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

　　这里，苏轼的心中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困惑，而是彻底的绝望，心里所思所想的，只有死亡一件事。你看，他在与长子分手之时，已经处置了后事，无疑把这次分手视作最后的生离死别；来到海南，第一件事便是购置棺材，第二件事便是为自己选择墓地打造坟墓。这不是彻底的绝望又是什么？

　　为人豪放的苏轼是大宋王朝真正的忠臣，“雷霆雨露，皆是君恩”的道理他不会不懂。为什么一听说贬黜到海南便万念俱灰呢？孔子云：“六十耳顺”，在苏轼身上，人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种截然相反的情景。

　　人是环境的产物，苏轼也不例外。出生在相对富饶的四川的苏轼，多年来对于孤悬海外的荒岛海南岛心中一直存有莫名的恐惧，而宋代也把放黜海南作为对犯罪官员的最严厉的惩罚。于是，一向达观的苏轼至此也不能免俗，只能做好最坏的准备。人们的彻底绝望，往往是在遭遇躲不了又解不开的大困惑产生出来的。

　　苏轼在海南居住了三年，又为海南的淳朴民风所深深感染，以至于在他被获准离开海南时，又动情地写下了《别海南黎民表》一诗：“我本海南民，寄身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优劣。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这时的苏轼，又已经把自己看作海南的一分子，竟多少有点儿依依不舍了。

　　由苏轼而想起了另一位大文人，他就是三国时期吴国的虞翻。虞翻不仅才高八斗，在文坛享有盛名，而且武艺高强，健步如飞，可日行二百里。早年追随小霸王孙策，在山中遇险，虞翻把马让给孙策，自己徒步追随保护，令孙策感佩莫名。孙策死后，虞翻因为性格的原因，几度得罪了孙权，在奔六十岁的时候，被孙权流放到了当时的蛮荒之地交州。虞翻当时的处境，大概和苏轼流放到海南时的处境相似。

　　虞翻固然认为交州有可能就是自己的埋骨之地，但是却没有彻底绝望。到了交州，他立刻把自己的一腔心血倾注到训注《易经》《老子》《国语》和收徒讲学上，醉心学问使他的生活紧张而又充实。

　　《虞翻别传》载：完成《＜易经＞注》，虞翻专门上表，称述自己为《易经》作注的动机。从家学渊源谈起，道其视为《易经》作注为使命，并指出“索览诸家解不离流俗，义有不当实”，而郑玄“所注五经，违义尤甚者百六十七事”，若任由其“行乎学校，传乎将来”，“臣窃耻之”。虞翻动情地说道：“自恨疏节，骨体不媚，犯上获罪，当长没海隅，生无可与语，死以青蝇为吊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自不恨。”

　　公元111年孙权称帝，虞翻上疏祝贺，文字不长，铁骨铮铮，沁人心扉：

　　陛下膺明圣之德，体舜、禹之孝，历运当期，顺天济物。奉承策命，臣独抃舞。罪弃两绝，拜贺无阶，仰瞻宸极，且喜且悲。臣伏自刻省，命轻雀鼠，性輶毫厘，罪恶莫大，不容于诛，昊天罔极。全宥九载，退当念戳，频受生活，复偷视息。臣年耳顺，思咎忧愤，形容枯悴，发白齿落，虽未能死，自悼终没，不见宫阙百官之富，不睹皇舆金轩之饰，仰观巍巍众民之谣，傍听钟鼓侃然之乐，永陨海隅，弃骸绝域，不胜悲慕，逸豫大庆，悦以忘罪。

　　虞翻在交州生活了十多年，最后死在了交州，享年七十岁。

　　相形之下，虞翻既没有苏轼的绝望，也没有苏轼的困惑。苏轼是典型的文学家，虞翻是坚定的思想者。

　　五

　　由苏轼和虞翻，很自然地联想到了东汉末年的大文人蔡邕。

　　蔡邕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博学型的人才，对于天文、音乐、辞章、数术都有精深的造诣，史书说他“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蔡邕才华横溢，独步一时，品行甚高，广受赞誉。史载：蔡邕是个大孝子，老母亲患重病卧床不起，蔡邕一直在床前服侍，他严冬盛暑都不脱衣睡觉，曾经连续七旬没有“寝寐”。俗云“久病床前无孝子”，到蔡邕这里出现了例外。蔡邕还是古人所倡导的“兄友弟恭”的典范。蔡家是当时的名门望族，人丁兴旺，蔡邕主事以后，仍然和“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受到家乡人们的一致称赞。

　　从政治的角度看，蔡邕早年的做法也可圈可点。东汉桓帝时期，宦官专权，民不聊生。中常侍徐璜等人听说蔡邕是操琴高手，便通过官方渠道，征召蔡邕到京城。蔡邕迫不得已上路，走到中途，却又找了个借口，“称疾而归”。

　　电视剧《红楼梦》里贾宝玉伤悼林黛玉有这样一句唱词：“你害怕人世上风刀和霜剑，到如今他果然逼你伤九泉！”尘世上的蔡邕同样是如此，饶是他想方设法躲避与朝中的奸宦为伍，到后来却依旧是泥潭深陷，还稀里糊涂地送了性命。

　　“何进无谋中贵乱，西凉董卓据朝堂。”东汉中平六年，刚到朝中的司空董卓下令征召蔡邕进京，蔡邕以不变应万变，再次称疾推却。董卓闻讯大怒，凶相毕露，杀气腾腾地来了一句：“我力能杀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生死关头，蔡邕重新选择，被迫来到京城，与董卓合作。蔡邕没有想到的是，董卓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对才高八斗的蔡邕竟然能另眼看待，敬重有加。于是，蔡邕在“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迁巴蜀太守，复留为侍中”。初平元年，蔡邕又被“拜左中郎将，从献帝迁都长安，封高阳乡侯”。如此被跳跃式地升迁，自然会影响到蔡邕对董卓的观感。

　　不仅如此。一向暴戾专横的董卓居然能听得进蔡邕的逆耳之言。人们建议将董卓和周朝的姜太公并提，称之为“尚父”，意得志满的董卓征询蔡邕的意见，蔡邕明确表示反对，建议缓行。董卓于是改变初衷，暂缓“尚父”之议。诸如此类的事项还有几起。在饱学的蔡邕看来，董卓虽然暴戾，不肯采纳忠言，却也不是一点儿也听不进不同意见。此时，蔡邕已经五十九岁，行将进入花甲之年。

　　初平三年（191年），董卓被诛杀，东汉的政局为之一变，朝中大权落到了策划诛杀国贼董卓的司徒王允手中。书生蔡邕在王允府中做客，言语之际，情不自禁地为董卓的结局叹息。蔡邕的表情变化，引起了善于从政治高度观察思考问题的司徒王允的警觉，当即予以痛斥：“董卓国之大贼，几倾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遇，以忘大节！今天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下令将蔡邕收入大狱之中。

　　大错铸成，蔡邕悔之已晚，只得陈辞谢罪，表示甘愿接受“黥首刖足”的惩处，只要能让他留一口气，完成汉史的续写工作。以太尉马日磾为首的士大夫再三向王允求情，王允却不为所动，反而振振有词地讲了一番歪理邪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蒙受讪议。”于是，蔡邕的人生之路就此终结。这年，蔡邕六十一岁。

　　蔡邕的死固然和王允的过于偏执有莫大的关系，谁能想象得到他竟然会如此独出心裁地理解司马迁的《史记》？文人的偏执一旦与生杀予夺的最高权力相结合，竟会变得这样不可思议！但是，平心而论，蔡邕的死主要还得怪他自己不成熟，怪他自己不讲政治。王允指责他“怀其私遇，以忘大节”，是有道理的。看来，已过花甲之年的博学通儒蔡邕，虽然在朝野上下知名度很高，却依然是官场圈外人，不懂得官场里的规则，在大是大非面前居然还要流露什么私人感情！用今人的术语说，就是典型的“不懂政治”！

　　古人蔡邕的花甲之惑，惑就惑在没有弄明白感情和政治有的时候是万万不能掺和在一起的。纯粹的书生和官僚化了的书生，本质的差别就在这里。

　　六

　　“性格决定命运”，把这句话用在宋代名相寇准身上，则可谓恰如其分。

　　寇准在百姓传说中是一位“天官”，在历史上曾经力挽狂澜，率领军民抵抗辽军的进攻，迫使辽军签订了有名的澶渊之盟，为宋朝的黎民百姓争得了一个时期的安定和平。但是，这位集大智大勇于一身的寇准，同时又有着性格上的明显缺点。寇准先后多次担任宰相，又多次遭到罢免，究其原因，都和他那独特的性格有关。

　　寇准曾经和北宋的名臣吕端、毕士安、王旦共事，做过这些人的副手。不过，由于寇准性格刚烈，喜好争竞，爱出风头，主观武断又有些擅权，太过善善恶恶，不懂得尊重上司，总是意气用事，处不好同事和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因而先后几次被免职。

　　寇准和“大事不糊涂”的首相吕端共事，因年轻气盛，目中无人，致使吕端不满。老谋深算的吕端隐忍不发，等到宋太宗对寇准有了看法，才向太宗火上浇油地讲了出来：“寇准的性格刚烈自任，喜欢争竞，臣等担心有伤国体，不想和他再三争论。”宋太宗对寇准颇有好感，出于爱护，当面告诫寇准应注意身份形象，寇准听了却不加改正，继续与人争执。宋太宗感慨万端，针对寇准的不识好歹，说了一句：“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随后，将寇准贬为邓州知州。

　　寇准和首相王旦的合作始于大中祥符七年（1011年）。经王旦鼎力推荐，几经贬黜的寇准又回到朝中，做了枢密使同平章事。谁也没有想到，寇准回到朝中，马上和王旦发生了矛盾。史称：“寇准数短旦，旦专称准。”皇上看不过去，便对王旦说：“爱卿你虽然一再称赞寇准，寇准却专门说你的不是。”王旦一笑置之。接着，寇准审阅王旦主管的中书省送来的会签文件，发现了差错，告到了皇上那里。寇准主管的枢密院送中书省会签的文件也被发现了差错，王旦却让人送回枢密院修改。直肠子的寇准不能不为之感动，曾经当面向王旦道谢，并问王旦为何有这么大的肚量。不久，真宗皇帝因故又要罢免寇准，对王旦说：“寇准刚忿的性格和过去一样没有改变。”王旦则不客气地指出了寇准的短处：“好人怀惠，又欲人畏威。”

　　岁月蹉跎，造化弄人，被贬黜到地方任职的寇准虽然历尽坎坷，但“知进不知退”的个性并未改变，一直期待有朝一日回到朝中一展怀抱。天禧三年（1019年），把持朝政的奸臣丁谓等人为了迎合真宗“做了皇帝想成仙”的变态心理，不惜伪造天书，粉饰太平。对于这种明眼人一望即知的鬼把戏，已经是奔六之人的寇准不可能看不出来，可是，出于急于重返政坛中心的需要，寇准居然违心地上书朝廷，表示祝贺。可能连真宗本人也没有想到寇准会相信所谓的天书，于是，很快下旨，召寇准回京担任首相。

　　对于应不应该回京，寇准身边的智囊们为他讲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称病推却；中策是一旦回京马上揭发所谓的“乾祐天书”是奸臣伪造；下策是再人中书，重为宰相。尽管智囊们的意见非常明确，事功心切的寇准还是没有采纳，而是鬼迷心窍地应召入朝，做了首相。结果，时间不长，即遭奸臣丁谓算计，再度被贬黜，做了雷州司户参军。天圣元年（1011年），寇准在雷州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享年六十三岁。

　　按说像寇准这样的职业政治家，宦海沉浮几十年，到了耳顺之年，丰富的人生经验会使他成熟起来，改掉自己身上的“过于刚褊”的性格缺陷，在大是大非面前沉得住气，静得下心，听得进不同意见。可是，寇准却未能做得到。

　　“六十而惑”，堪为寇准的人生写照。

　　七

　　明朝嘉靖年间，出了一个大奸臣严嵩。此人才高八斗，是当时公认的青词高手。早年科举及第进入仕途，出乎常人想象，自动摘了官帽子，回到家乡铃山，两耳不闻外界事，一心一意苦读十年诗书。

　　正德十一年（1116年），严嵩还朝复官。从侍讲做起，于嘉靖四年（1111年）奉调北京为国子监祭酒。很快升任礼部右侍郎。嘉靖十五年（1116年），担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接下来，朝中发生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礼仪”之争：世宗皇帝为了给生父兴献王朱祐杬上尊号，与朝臣之间发生抗争。武宗朱厚照身前无子，死后兄弟辈中的朱厚熜被选中继承大统。按照传统，世宗应称武宗为兄长，而以武宗的父母为父母，以孝宗为先考，以昭圣皇太后为皇母。如此，世宗的生父生母就不能享受应有的荣耀。世宗对此心有不甘，为了给生父生母争颜面，下令追尊生父兴献王朱祐杬为兴献帝，追尊生母蒋氏为兴献皇后。因这一做法有违祖制，朝中三百多位官员纷纷起来反对。嘉靖十七年，世宗再度动议，将生父兴献帝的庙号追尊为睿宗，并将神主入太庙。此议一出，朝中反对的浪潮更为猛烈。礼部主管礼仪，身为礼部尚书的严嵩起初也持反对态度。世宗杀鸡给猴看，下令将吏部侍郎唐胄逮人大狱，并著《明堂或问》责问群臣。严嵩见状，马上“尽改前说，条画礼仪甚备”，充当了兴献帝朱祐杬神主入太庙仪式的具体组织者。世宗也投桃报李，对严嵩青眼有加，加官晋爵。

　　通过出卖灵魂，从嘉靖十七年的“大礼仪”之争中尝到了甜头的严嵩，从此明白了一个为官秘诀：始终和皇帝老子保持高度一致。

　　由于排在严嵩前面的是老资格的宰相夏言，两个人时合时分，争斗了几十年，直到嘉靖二十一年（1111年），严嵩彻底扳倒夏言，才坐稳了首相的位子。其时，严嵩已经是六十三岁的老人了。

　　严嵩在首相的位子上一坐就是二十几年。史家对严嵩极其鄙视，认为他没有什么才略，唯一的本事就是挖空心思讨好主子，并乘机专权牟利。这个似乎精明过人的官迷，到头来下场却极其悲惨。

　　嘉靖四十一年（1161年），严嵩的政敌徐阶暗中策划，御史大夫邹应龙站出来弹劾严嵩父子，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结果是失势的严嵩败了下来，被朝廷下令致仕归家，严嵩的公子严世蕃被逮捕入狱。严世蕃死后，家产被抄，严嵩父子长期贪腐聚敛的“黄金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珍宝服玩所值又数百万”，悉数被朝廷没收。八十拐弯的老严嵩衣食无着，因为名声太坏，家乡的人们竟然谁也不肯施舍他一顿饱饭。老严嵩走投无路，最后“寄食墓舍以死”。

　　乍看，六十岁以后的严嵩顺风顺水，经验老到，光环绕眼夺目。其实，严嵩步入耳顺之年，心智错乱，本末倒置，完全被浮名浮利迷惑，以至于彻底丧失了自己的良知，为人处世不留一丁点儿余地。这样的大人物，才是最可悲哀的。

　　八

　　明朝开国功臣李善长，是一个公认的精明干练老于世故的政坛大玩家。这个在元朝末年郁郁不得志的落魄书生，在其一生走了一多半的时候，趁着天下大乱，投到了造反者朱元璋的麾下，以其过人的才干辅佐朱元璋歼灭群雄，逐鹿天下，为大明朝的鼎建立下了盖世功勋，做了新王朝的第一功臣。

　　明洪武三年（1170年）十一月，太祖朱元璋大封群臣，以李善长为首功。对此，朱元璋特意解释：“善长虽无汗马劳，然事朕久，给军食，功甚大，宜进封大国。”李善长的官职、封号有一大串：“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担，子孙世袭。予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当时，被封公者共有六人：徐达、常遇春子茂、李文忠、冯胜、邓愈和李善长。六人之中，唯有李善长一人是文官，却位居六人之首。

　　阳盛阴至，否极泰来。李善长心胸狭窄，权力欲望过强，在朝中拉帮结派，早就引起了疑心过重的枭雄朱元璋的警惕。因而，李善长在首相的位置上并没有待多久。经过朱元璋几次假以颜色，精明的李善长看出了主子厌恶自己的心思，便在洪武四年（1171年）正月以有病为名请辞。朱元璋立马批准。这年，李善长五十八岁。致仕之后的李善长，再也未能回到他魂牵梦绕的朝廷权力中心。

　　年届耳顺的李善长选择了急流勇退，虽然朝廷对他恩宠有加，但官瘾旺盛的他心下很是不平，经常通过自己在朝中提拔起来的权臣如胡惟庸等辈施加影响，向朝野上下暗示他的余威尚在。李善长一向以精明过人自负，退休之后依然能够呼风唤雨，一呼百应，令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殊不知，洋洋自得的李善长已经于不知不觉中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边界。

　　洪武十三年（1180年），李善长在朝中的影子、宰相胡惟庸谋逆案发。朱皇帝借机发挥，大肆株连，时间长达十余年，杀戮了三万余人。办案过程中，李善长与胡惟庸勾结的许多不法之事浮上了水面，而朱皇帝念及情分，未予追究，放了李善长一马。于是，在朝野上下风声鹤唳之中，退休老臣李善长竟安然无事，优哉游哉，一直活到了古稀之年。

　　洪武二十三年（1190年），已经七十七岁高龄的李善长东窗事发，被朱皇帝以“知谋逆不发举，狐疑观望两端，大逆不道”的罪名诛杀，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一并被杀。

　　李善长的人生之路，是在五十八岁以后开始步入歧途的。像他这样的一位饱经忧患的老政客，如果不是心中的欲望太重，如果不是有太多的侥幸心理，如果能像历代前贤那样清心寡欲，安于平淡，是断然不会在退休十九年之后又惹火烧身的。

　　李善长的人生困惑有一个特征，这就是身处困惑之中的他一直以为自己很精明。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事人迷就迷在私欲过重上，旁观者清就清在没有利害不关痛痒上。身处迷局而自以为精明的人，李善长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人海茫茫，谁能说得清楚，这世上究竟有多少自以为精明过人的困惑者呢。

　　“温故而知新”。思量起来，“六十而惑”不是今人的专利，在古人那里也比比皆是。无论是帝王将相和普通人，也无论是忠奸善恶好人坏人，“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即使你到了六十岁，步入耳顺之年，成为古稀之人，只要你尚在人世间行走，你就得继续念那本难念的经文，继续自己的人生困惑。

　　从某种意义上说，六十岁上下的人们，大都是“耳顺”和“困惑”的矛盾结合体。经验和阅历使人成熟，使人相对平静，使人可以听得进各种不同意见；经验和阅历的不足又使人难逃困惑迷茫，不能不对当下的一切心存敬畏。耳顺和困惑两相交织，可以产生在其他人生阶段未曾有过的独特体验。当然，也得承受在人生其他阶段未曾有过的独特煎熬。因而可以说，步人六十岁，将会面临人生的一次全新意义上的挑战。

　　人的成熟与否大多表现在能否理性决断上面。

　　在同样层出不穷的困惑面前，耳顺之人倘能善用自己的方正之心，善于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就能够做出理性的而不是想当然的决断，从而形成正确的决策。倘若耳顺之人迷失了那颗方正的心，胸中全是私欲，表现出来的全是贪婪，那么，则大抵会使自己陷入更大的泥潭而无法自拔。

　　明白了这一层，就会明白应当以何种状态穿行于耳顺之年。

　　原载《长城》201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