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国思想随笔排行榜

第二十四章 光影之眼

　　张元

　　中西电影的“巴别塔”

　　一九九九年，我在加拿大多伦多电影节上举办了我的纪录片《疯狂英语》的国际首映礼，全场观众几乎是在笑声中看完了这部片子。李阳如传教士、人生导师般的教学方式在西方人看来夸张滑稽。在影片最后，李阳中英文混杂讲了一段预言式的话：Next century，all the world speak Chinese。（下个世纪，全世界的人说中文），引得全场观众哄堂大笑。

　　后来我又参加了几次《疯狂英语》的海外放映，观众的反响始终都是特别强烈的。直到二〇〇九年，在葡萄牙纪录片电影节上，《疯狂英语》再次放映，与在多伦多放映时一样，场内座无虚席，但在这一次的放映过程中，现场鸦雀无声。我坐在现场，几乎感觉到一种压抑的恐怖的气氛。

　　一次圣诞节前后，我与威尼斯电影节的主席马尔科一起去意大利拿波里，负责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当地院线的老板。这个老板讲到一件有意思的事儿：当时意大利影院放映的几乎都是西方每年最为重要的贺岁喜剧片，但一个意大利人走错影厅，误入正在放映王家卫《1016》的影厅里。在厅里坐了二十分钟以后，这个意大利人突然哐当跳起来，狂叫着：怎么全是中国人！

　　从一开始的嘲笑到现在的恐惧，东西方的关系正处于变化之中。我从一九九〇年第一次参加国际电影节，在那些年里，我们还有机会与张艺谋、黄建新、田壮壮、杨德昌这些师长辈的导演在西方电影节中相会。一九九三年鹿特丹电影节，同时放映了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和我们当时正在剪接的《北京杂种》的四十分钟片段。两部风格迥异的影片同时出现在一个电影节上，反映出那时候中西方文化正如海绵与水一般，互相充满了强烈的吸引力。但回过头去看那段特别热闹的历史，这种吸引力更多是建构在双方互不了解的基础之上的。

　　我最早对于西方电影的理解都来自于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苏联的电影。直到我一九八五年进入电影学院学习之后，看的第一部西方电影就是施伦多夫的《铁皮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被这部电影震撼了。

　　而过去西方对于中国电影的认识，就是中国只有一种类型片：功夫电影。在以往的好莱坞电影中，中国人也多以小丑的形象被嘲弄，但随着这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西方经济的衰退，又有奥运会开幕式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好莱坞的价值观也在不断调整。可以说，近二十年，是中西方文化语言的“巴别塔”不断建造的过程，也是中西方文化真正开始对话、交流的过程。最近我参加意大利乌迪内电影节，欧盟在电影节上组织了一次东西方对话的讨论会，我们很快达成一个共识：不管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上，还是伊斯兰教文化基础上，人类的几大文明归根结底都指向同一样东西--共通的人性。

　　电影，归根结底还是表达人性的艺术。当关注点落在这个基础之上，过去西方对于中国文化的好奇便也消退了，中国电影面临的挑战也更为严峻。以猎奇为诉求的中国影片无法再满足西方观众的需求。在意大利远东电影节的这次讨论会上，一位曾发行过《花样年华》、《看上去很美》、《悲情城市》的意大利发行商说，近几年发行亚洲电影越来越困难，因为在经过最初的一段好奇之后，欧洲观众最终发现，不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在人性方面与西方人并无根本区别。

　　想通了这一点，便不难发现如今中国电影所遭遇的真正问题。观众需要的是中国电影提供更新的、对人类社会有建设意义的价值观，建立更新的美学范式，例如中国的哲学之道，在所谓“儒家思想”背后，实质到底是什么东西？恐怕有很多人与我有相似的疑惑，为什么在中国社会环境如此复杂的情况下，很多旅居国外的导演都回到国内，大量的港台导演进军内地，仅仅是中国市场大这个简单的解释恐怕不足以说明问题。实际上，这背后是否还因为中国依旧有它独特的魅力，现在的中国还是拥有一种沸腾的生活？

　　这次在上海电影节上也组织了一场讨论，其中一个重要话题就是中国导演如何应对好莱坞影片。在去参加讨论会的路上，我和同行的贾樟柯、娄烨聊天，他们都说，咱们这次不要变成祥林嫂和怨妇，但最终讨论会的基调依旧不可避免地滑向这样的气氛。而陆川的哭泣，再一次证明新闻记者关注的并不是大家真正讨论的思想道理，而是一个愤怒、哭泣的表情，聪明的陆川当然掌握了这种心态。但“好莱虎”实际上并非华语电影面临的唯一的对手，好莱坞正在占领全世界。面对好莱坞，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抗拒，还要客观地接受。也正是有了好莱坞，中国的电影院增多、银幕数量增多、票房增长，并且完成了整个院线的建设。也许电影审查等现实问题我们不能回避，但归根结底我们要关注的还是电影艺术的核心--我们究竟要表达怎样的人性。

　　“老实”的第六代

　　用今天的话来说，王小帅是个很“纠结”的人。原本我在做第一部电影《妈妈》的时候，计划找王小帅一起来拍，他帮我做了很多筹备工作，也参与了剧本的修改。但就在开拍前，田壮壮也盯上了他，打算拉他和娄烨一起加入自己正在筹备的一部电影。因为我这部电影投资比较少，资金不是那么充分，王小帅犹豫半天，最后怕好果子都被娄烨一个人给摘了，所以还是去了田壮壮那边。结果他们电影还没拍，几个人正在北京电影学院楼里打牌呢，警察突然来了。后来他们知道这部电影的投资人是个逃犯，片子自然告吹，而我的《妈妈》也已经开机，王小帅扭捏一下，不好意思再回来。好果子没捞着，连我这颗“烂果子”也没吃上，当时估计够他郁闷一段时间的。

　　其实小帅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和娄烨、路学长都是和我在北影同一届的同学，我们俩关系也特别亲近。那时候我一边上学一边给人打工挣钱，小帅经常同画家刘小东一起过来蹭饭。小帅那时候有个女朋友，后来，又有个女朋友。同样的，他们也看着我换女朋友，我们就是这样一起成长起来的。王小帅虽然走路特别慢，但模仿能力强，比如有段时间他喜欢戈达尔的电影，脸上就故意挂着戈达尔的表情。有一次我们拍个短片，去了趟香港，回来之后就觉得他走路的姿势有点变了，一年之后，我发现香港有个导演就是用这种姿势走路。

　　除了小帅以外，所谓的“第六代”导演里，娄烨、路学长都和我一起拍过片子。小帅第一个短片是我帮他拍的；娄烨那时候自己想拍一个好玩的东西，也是找我帮他拍；路学长的毕业作业也找到我做摄影。一起玩儿久了，拍片自然也会互相影响。在我拍完《妈妈》以后，他们觉得黑白片这个路子挺对，小帅就开始拍《冬春的日子》，还有何建军，也拍了一个黑白片《悬念》。当时娄烨已经在上海拍出了一部电影，主演是马晓晴，小帅也参与了演出。当然，我觉得娄烨真正形成自己视觉美感和风格的作品，还是他后来用十六毫米拍的《苏州河》。拍摄《苏州河》的时候苏州河还没有改造，娄烨所采用的移动摄影的方式，让观众能够闻到当时的一种气味。比较遗憾的是路学长，他因为生病，片子拍得少一点。有时候，我挺喜欢看同年龄或者处于同种状态的导演的作品，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能得到一些非常亲切的感受。

　　我们刚进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给我们震动最大的电影应该是陈凯歌的《黄土地》和张艺谋的《红高粱》。因为从整个视觉风格来说，这两部电影是对过去中国电影史的一种割裂。它们用视觉的方式淡化了叙事，或是所谓的“用视觉来讲故事”。某种程度上，这是他们的优点，但同样也是一种破坏。在我自己开始拍电影的时候，我就想有没有可能用摄影机更加贴近生活，让电影带着一种强烈的纪实性。这可能也是许多“第六代”导演的一个创作倾向。拿宁浩举例，他最广为人知的《疯狂的石头》，虽然有很多人说他在叙事和影像结构上模仿了《两杆大烟枪》，但这部片子最了不起的一点在于，它用一种幽默化的方式抓住了今天中国的一些现实。这种功底是从哪里来的？大家都没注意过他以前的影片，他以前拍过一部《蒙古乒乓》，还有《香火》，包括一些小惊心小动魄的MTV，这个时候他实际上已经有了这样一个功底。再比如说张扬，他拍得最好的片子是《洗澡》，《洗澡》以前，《爱情麻辣烫》这几个小故事也非常扎实。事实上，我们这拨人还是挺老实的，宁愿不声不响，真正地拍点好故事给观众。我能够和这样一批人生活在同一时代，同样也是对他们心存敬意。

　　当然，用简单的“老实”这个词肯定不能涵盖这些电影的品质。我在拍《北京杂种》的时候，尝试丢掉剧本，希望能够有非常真实的东西出现在我的面前，闻到胡同里的那种味道，像小帅早期的《冬春的日子》，对刘小东和喻红之间关系非常真实的描绘，包括《苏州河》里面的气味。在今天来讲，这些东西在电影史里是占有一定位置的，它们应该会作为优秀电影的品质最终保存下来。

　　电影最后拍的实际上就是真正的思想，而不是简单的技巧。西方许多老导演，即使年龄很大了，他们拍的片子依然非常好。越是老了，把整个世界、人生看得越准，价值观越来越正确。这让我有点震动，也对未来充满希望。今天咱们的“第六代”，也就是四十岁左右，在导演这个行当里，还算是年轻人。

　　我是怎样挑选演员的

　　我曾听杜可风讲过一个笑话，说香港一个导演不喜欢戏里的某个演员，却迫于压力不得不使用，于是只要这个演员出现在镜头里，坐在监视器前的导演就立马把眼睛闭上，嘴里嘟嘟囔囔就骂开了。

　　为一部戏挑选演员是一件复杂的事儿，但说白了也挺简单，首先导演要欣赏和喜欢这个演员，才会乐于和他一起完成特别有意思的工作。但更重要的，则是演员一定要适合他（她）所演的角色。

　　在《过年回家》的选角过程中，我对此深有体会。当时初做演员经纪的王金花将李冰冰和李涓推荐给我们，其中李涓很快定下来饰演片中的于小琴，李冰冰的情况就更为复杂一些。她希望能出演陶兰这个角色，但我认为她并不适合。而她最终扮演的女警一角，在原来的剧本中是一个年纪稍大的警察，因此定下来由徐守莉来扮演，李冰冰实际上已经被我们放弃了。

　　一切筹备完毕，我们按照原计划在天津开拍，但就在拍摄第一天，当徐守莉饰演的女警在画面中向我走过来的时候，我当场绝望了。因为她走过来的样子跟我想象中电影应该呈现的感觉相差太大。我立刻让剧组停下来，徐守莉自然也非常不开心，实际上她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名好演员，她的演技无可挑剔，但我也知道，这部电影要是继续这样拍下去就完蛋了。我意识到，这个女警应该与陶兰年纪相差不多，甚至俩人之间应该能够产生姐妹之情。

　　我立刻想到了李冰冰，但一联系才知道，她已经计划好去国外，机票订了，行程也已定好，再加上这个角色并不是她最想要的，因此她表现得十分犹豫。就在陷入僵局的情势下，王金花当场对李冰冰骂道：“如果你放弃这个机会的话，我觉得你这个人太傻了，我以后也不会再跟你合作。”听了这席话，李冰冰才最终接受了这个角色。

　　李冰冰演的第一场戏便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场戏是她与刘琳饰演的陶兰在路边吃饺子，我让她扔掉剧本，讲她自己在家里是怎么过年吃饭的。

　　几句台词下来，她一下子就进入到电影的情境中，电影的情感与味道便都出来了。这时候我庆幸自己做了一个正确无比的选择。

　　有的时候，一个特别契合角色的演员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比如《东宫西宫》中阿兰的选角。这部戏筹备了很长时间，一来当时还没有直接反映同性恋题材的华语电影，因此在剧本和故事的把握上必须仔细推敲；二来演员的选择是个难题。关锦鹏当时看完剧本就提醒我说，你这部戏很难拍。在阿兰这个角色上，我试过许多人，包括已逝的贾宏声，甚至导演孟京辉也参与了很长时间的排练，但始终找不到这个角色的感觉。最终选定出演阿兰的司汗，他原本是剧组里干财务的，有一天我正好看到司汗站在我身边，便让他来试试。没想到司汗是个有心人，已经偷偷将剧本很多段落背了下来，在看完他跟胡军演过的一场对手戏之后，我立刻拍板，阿兰这个角色的的确确只能是他。

　　拍摄《东宫西宫》的另一个收获是赵薇，那时候她还没上电影学院，还是个好奇的来片场玩儿的小孩儿。我一回头看到她，当时她给我的感觉就是两只巨大的眼睛挂在脸上，带有几分漫画人物的感觉，非常有灵气，让人过目不忘。正好戏里有个“公共汽车”中学生的角色，让赵薇来演非常适合。而等到我们再合作《绿茶》的时候，赵薇已经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明星了。

　　跟赵薇相似，我第一次碰见徐静蕾，是在拍摄《北京杂种》的时候。那时候徐静蕾刚刚十六岁，也是个跑来片场看热闹的小孩儿。在《北京杂种》里，她当了一回只有一句台词的群众演员。我想当时她恐怕也是在稀里糊涂间，便完成了自己的银幕“处女秀”吧。

　　有人说，在我的电影里，总是能看到当时还未成名、未来却成为巨星的演员的身影。回想起来，似乎也的确如此。我的第一部电影《妈妈》中的主角是一个十二岁的弱智孩子，在试过很多小孩儿以后，终于选中一位，却因为父母不同意而告吹，我们只得继续找。有一天，副导演正带着一群孩子过来，人还没到，电话先打过来了，说估计今天我会满意。然后我就看见一个小孩儿张着嘴，拧着脖子走了进来，我问他问题，他的表现也是傻傻的。实际上他特别聪明，已经暗暗打听到这是个什么角色，从走进门那一刻就已经开始表演了。这个小孩儿就是黄海波，那时候他正好十二岁。

　　包括《我爱你》里面的佟大为，那几乎也是他第一次出演男主角，剪完片子之后，我知道找他是找对了。如果说在选角上有什么遗憾的话，恐怕要算拍摄《北京杂种》时，没有让王菲出演一个角色。当时她还跟窦唯在一起，因此我在片场也见过她几次。当时的感觉是她个子很高，很漂亮，在人群中特别出众。但正因如此，跟我当时想要在电影中呈现出的纪实性和记录风格有所冲突。现在想想，可能也算一桩憾事。

　　前面说了这么多选角的故事，也多少反映出选角对于一部影片的重要意义。实际上，现在的电影已经很明确了，就是以演员和明星为最重要主体的一种艺术形式。没有一个好演员或者明星的电影是不可想象的。今天这个时代也真的变成一个演员的时代，电影和电视剧进入到很多人的家庭生活当中，有时候亲人之间还没有多少见面的机会，演员却时常浮现在每个人的眼前。我估计在未来，明星会成为在构建影片过程中越来越重要的因素，这无须去质疑，因为它是规律，也是电影另外一种本质：一部好电影，除了需要一个好的故事和好的导演，最重要的，就是需要一个明星来讲好这个故事。

　　存在的独立电影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大家未曾看到的东西。但，也许正是因为还没有被看到，这些东西因此更具有存在的意义。这些影像之所以弥足珍贵，全拜我们生活的那个时代所赐。因为，就在多年前，在这里，赤裸裸地讲述人性的电影作品，是不可以存在的。

　　我的童年，是十部革命样板戏的天下，是朝鲜电影、阿尔巴尼亚电影的时代。人们看电影都有点疯狂，如同那个年代，不是被无产阶级弄得哭哭啼啼，就是被悲惨人生搞得稀里糊涂。

　　在我从电影学院毕业那会儿，第五代导演们都完成了各自的处女作。然而，中国的电影体制依旧遵循着苏联的老一套：将电影置放于至高无上的位置。他们认为：电影是暴动，电影是革命。他们把电影当成强有力的宣传工具。所以，当时只有十六家国家电影制片厂拥有拍摄电影的权利。

　　在未毕业之前，我以一个摄影师的身份，参加了一部影片的筹备工作。但可怜那部影片经过了两个国家电影制片厂，也未能审核通过，悲剧地下马。懵懂之时，我筹集了很少的钱，在西单的小胡同里，把自己家作为主要场景，用十四天拍摄了处女作《妈妈》。电影拍完了，剪定了，我才发现，原来用自己的方式，也可以完成一部电影。那会儿，王小帅、娄烨也相继完成了《冬春的日子》、《苏州河》……再后来，一批独立电影接踵而来……当然，这些作品都有个共同的名字：地下电影、禁片。这些影片的命运，是不可以进入国内院线，它们只能被一个个牛皮纸袋装着，像手抄本一般，在少数人中间传阅。我们这些被称为地下导演的同志们，小心翼翼地捧着自己的作品，找寻一切可以放映的地方。但是如果没有这些电影的出世，人们就可能回到那个只有样板戏的时代了。

　　如果你看一下这些影片，你就会发现，正是由这些人代表的当代中国独立电影，不弱于世界上任何其他电影的表达，他们才能代表中国独立的声音，赢得各国的掌声和奖项。这一切，都源于他们对电影的痴迷。

　　再让我们想象一下，中国的独立电影，如果没有数字技术，也很难使这么多人拍上自己想拍的电影。不像当初那会儿，胶片是最大的问题。我拍《妈妈》用的是保定的过期胶片；拍《北京杂种》那会儿，是杜可风一卷卷从香港背过来的胶片。现在任何有拍摄冲动的人，都可以拿着佳能1D甚至是手机，去完成属于自己的影像作品。这让拍摄成本不再昂贵，电影也不再是个奢侈品。所以，真的感谢数字时代的到来。

　　在国内，很多独立电影依然只能以“手抄本”的形式传播，或者流转于各个电影节。殷亮、甘小二的影片，我就是在西班牙格拉纳达电影节看的；赵晔的电影，我是在新加坡电影节看的……其实，在国内，也存在一个独立电影的圣地--南京独立影展。在那里，这些独立影片很幸运地能够跟自己祖国的观众相遇，这些年轻的导演很幸运地能够跟自己祖国的影迷相见。你说为什么有这样一些影片还存在着？那是因为这些年轻导演有着顽强的意志。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历经艰难后才完成了作品。

　　电影，我常常想，它应该是门有个性的艺术。虽然它在整个人类的发展史上也就出现了一百多年。但是我们肯定不想回到歌颂纳粹的《意志胜利》的时代，也不想回到十部革命样板戏的时代。今天的数字化工具，已让我们实现理想变得不再困难。数字拍摄成为现实，它完全可以像作家的纸、笔，可以像画家的油彩、画布，让年轻的创作者不会把电影再看成是多么了不起的奢侈品，让他们能自由地去表达自己独立的思想。这些，让我这样一个悲观的人，感觉到还是会有希望的。因为，至少可以使用电影这个工具，去进行自我的认识，去发现值得我们同情的人，去聆听这个时代的声音。因为我们的独立电影都是以人为中心、尊重人性和自由的产物。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总是受限于自己的眼睛。大多数人会对未知事物有所渴望，可大多数人也都是安于现状。但总还是有那么些少数人，选择先走一步。但先走的人，总是遭遇不幸。到今天，一定还有很多人不把独立电影当回事。但，我想说，你们可以不欣赏，却无法否认这些作品的存在。而正是因为这些作品，我们时代的点滴、人性的变异才得以被记录。

　　微电影的前世今生

　　近几年我也有意无意地在网上看了一些短片。这次上海电影节，其中有一个环节是由上海大学和美国夏威夷洛杉矶大学联合举办的中美电影节，他们请我做评委会主席。我与另外两位评委一起，用一天欣赏了中美十几个大学生做的一批短片。我发现包括美国学生拍的片子，价值观都是特别正确的。另一方面，我也发现这个审查通知实际上并不具备可操作性，仅仅这一个电影节参赛的作品就有几十部，最近16网又拿出一百万现金，鼓励高校的学生拍短片，再加上社会上各种公司机构拍摄的微电影，以及网友自发拍摄的短片，这个量实在太大了。

　　事实上，有了近几年网络的发展，全民有机会拍电影的时代已经来临。今天这个时代，大家拿着手机或照相机，就能拍自己想拍的电影，如果灯光和演员有保证，甚至能够玩出一部非常专业化的影片。一个有电影理想的人，能非常方便地利用手中的这支笔--一台小摄像机、一部带摄像功能的相机，甚至一部手机--通过影像的方式表达自己，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但另一方面，现在的影像过于泛滥，由于它太过自由随意，真正的精品也特别少，需要一些网站进行筛选和推荐。

　　我在电影学院上学时拍过很多短片，毕业以后，当我碰到有拍摄短片机会的时候，我还愿意去拍，包括为崔健、艾敬、张雨生、周迅他们拍摄的一系列MV。因为我在电影里面不能实现的东西，或者一些好玩的、轻巧的东西，在这些短片里可以过过小瘾，做一些小小的实验。

　　我拍的第一支MV是崔健的《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我们当时完全是把它当成电影来拍，拉来两卡车塑料泡沫，又找来一个飞机头负责吹风，飞机头的力量很大，老崔拍摄的时候都有些站不住脚，但这么一吹，他的英雄形象也就立马出来了。那时候国内实际上并没有所谓的MV，拍摄之前，老崔找来很多国外的MV给我们看，但我始终认为要真正拍出味道，还需要我们自己的内容。拍摄完毕之后，老崔一直很担心，觉得片子不好，心里没底。在剪辑的过程中，我们也时常发生争执。有一天争得着急了，老崔脱口而出一句：“我要是不对，我能这么有名吗？”我一听乐了，老崔自己也有些不好意思。

　　充满担忧的老崔后来从好莱坞找来《野战排》的摄影师帮忙看片，当时港台的杜可风和谭家明也要来给老崔拍MV，杜可风看完这支MV以后，当场就对我说：“你拍得太好了，我们干脆就别拍了。”也是通过这段经历，我跟杜可风成为了好朋友，促成了后来跟他还有崔健一起在《北京杂种》里的合作。而这支MV播出以后，成为了亚洲第一支在美国MTV颁奖礼上拿到最佳录影带奖的MV，这尊小宇宙人到现在也一直摆放在老崔的家里。

　　归根结底，我们现在说的“微电影”概念，也是近四五年才慢慢兴起的。它们最初的基础，还是电影史当中的这些短片。在美国和欧洲，如果一个人想要证明自己有做导演的能力，几乎都要从拍摄短片做起。每一年圣丹斯电影节，除了正式竞赛的独立电影以外，也大量汇集了许多精彩的短片。从整个电影史来看，最著名的一部短片当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由布努埃尔与艺术家达利合作的《一条安达鲁狗》。这部短片真正融进了艺术家达利奇异的思想和创造精神，同时布努埃尔强烈的影像风格能够一下子扎入人的精神世界。通过二十几分钟的短片，表达出一种极端分裂的状态。再向前回溯，最早的电影史就是以单镜头或几个镜头的短片写就，比如《火车进站》、《水浇园丁》。在电影发展了一百多年以后，大家又开始回归到短片，回归到“微电影”，细想之下，饶有一番趣味。

　　好故事不在长短

　　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报道，在今年《新周刊》主办的年度汉字评选中，“微”字最后当选为年度汉字，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现在微博、微电影的时兴。

　　最近我也导演了一部微电影《床上关系》，起因是一个企业希望能做一部关于床的短片，托朋友找到了我，正好我有空档。有些人质疑电影是否应该与企业挂钩，事实上，我一直认为电影创作者就是一个手艺人，凭借自己的手艺为企业做事情也不是一种羞耻。商业与艺术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当年为什么会有文艺复兴运动，为什么会诞生出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正是因为威尼斯商人的出现。为了让达芬奇创作出《蒙娜丽莎》，威尼斯商人不但给了达芬奇一笔钱，甚至把自己的老婆也提供给他作为模特。因此一个有文化品位、有文化良知的企业，能够让艺术家不仅仅为一个组织服务，而是服务民间，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如果一个愚蠢的企业，只是一味地强调在作品中植入品牌，这种违背艺术规律的做法自然也会引起观众的强烈反感。当然，前提是免费送给观众们去看，最好不要去影院骗取大家的票钱。

　　《床上关系》虽然只是一个三十几分钟的影片，但我们在策划的过程中，所费的工夫和气力与一部长片几乎没有区别。不论是在剧本的创作还是在演员的推敲上，《床上关系》都是以与长片相同的标准来衡量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把故事发生的场景限定在一个房间里，三个人在同一空间中，既有感情上的冲突和误解，又有陌生人的侵入和窥视。因此它既像一台戏剧，同时我们也希望能将当下的语言和剧情冲突融入其中。片子的台词也正如阿乙所形容的那样，像演员穿的合身衣服，给大家提供了特别有共鸣的细节。

　　实际上，这部片子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给我自己出了一个难题：拍摄一部喜剧。这让我想起前几天参加一个颁奖活动，冯小刚在领奖时流下了眼泪，提到自己这么多年来想要拍摄《一九四二》的愿望，虽然这部电影在票房上没有得到承认。在那一瞬间，我也很感动，我感动于每个艺术家其实都想证明自己。

　　我认为冯小刚其实无须证明了，他的喜剧既有王朔的影子，也有他自己的智慧和聪明，深入人心，我自己也很喜欢。但是每一个导演都想证明自己无论什么类型的电影都能拍。我也是如此，像我过去拍的《绿茶》，与《过年回家》完全不同，《看上去很美》与《有种》也是不同的两种类型。因此《床上关系》这部喜剧短片对我来说，也是一次全新的挑战。

　　随着微电影的流行乃至于泛滥，我们也不难“见微知著”，从中看出中国电影的一些弊端。现在网络上流行的很多微电影，并没有很好地讲述一个故事。并不是因为它是“微”电影的，就不需要叙事，它终究也要服从所有电影的叙事规律和审美定义，那就是为观众讲述一个好的故事。

　　原载《人民文学》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