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里的事

第二节 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

　　高寅押了这些茶叶出了黑雾山，平平安安地回到“大德兴茶庄”。他向乔致庸交付好货物后，就要回云雾山去，但乔致庸却不肯让他进匪帮做劫匪。他和高寅一起来到云雾山见“独眼黄”。乔致庸说，愿意出十万两白银给匪帮，“买”回高寅。那“独眼黄”见堂堂“大德兴”的东家为了一个小伙计，竟敢冒死前来，还愿出这么多钱，不由感叹道：“有这样的东家和这样的伙计，‘大德兴’能不发财吗？盗亦有道，我‘独眼黄’一生敬重重情重义之人，我成全你们义主义仆！”

　　就这样，乔致庸花了十万两银子，留住了高寅。从此，高寅更是一心为了“大德兴”，不惜呕心沥血，乔家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后来，乔致庸将“大德兴茶庄”改建为“大德通茶票庄”，主营票号生意，破格提拔高寅做了“大德通”的总号大掌柜，管理遍布全国的几十家分号。

　　“我先祖高寅做大掌柜时，正是乔家生意兴旺的时期，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日进斗金’，作为大掌柜，他功不可没。东家乔致庸虽是商人，却重情重义，所以在高寅告老还乡时才亲手写下了这张字据，让他终身领取一份十厘干股。为奖励他的功劳，即使他去世了后人也可在乔家领一份二厘干股。”讲完这段故事，高杰林说。

　　曹岳听得入了迷，在那乱世创业的晋商中确有不少这类充满传奇性的故事，可传到今天已经难辨真假。高杰林说得有鼻子有眼，还有“字据”为证，似乎是真的。但这事他可不能擅自做主，于是，曹岳让高杰林留下这张“字据”的复印件，他马上和董事长乔立新联系，有结果再通知高杰林。高杰林答应后就告辞了。

　　曹岳越想这事越觉得离奇，当即打电话给乔立新，将事情的经过告诉他。乔立新一听很感兴趣，说马上过来。很快，乔立新乘飞机从北京来到这里，他拿过那份“字据”的复印件仔细看起来。

　　“我看这事不像是真的，八成这个高杰林是来讹诈的吧！”曹岳对乔立新说。

　　“不，确有其事！”乔立新肯定地说，小时候他就听家族中的老人说起过这件事，“不过这里面还有一段故事。”

　　原来，高寅做了几十年“大德通”总号大掌柜，随着生意越做越火，各地分号相继任用了不少年轻的掌柜。他们在城市待久了，思想比较活跃，有很多想法想实施，但却大多得不到总号通过。他们对因循守旧的总号大掌柜高寅颇有微词。这些意见也传到了乔致庸那里，他也觉得六十多岁的高寅已经没有了年轻时的魄力，这样下去难免影响到票号的长远发展。于是他暗中留意，物色新的总号大掌柜。

　　这时，另外一家票号出了一件事。这家票号一个分号掌柜是个不到三十岁的青年人，名叫严正友，他将十万两银子借给了一个人买官用。总号知道后，认为他将钱擅自借给一个不经商的客户，日后难以讨回，违反了“号规”，就决定罢免严正友的分号掌柜职务。结果刚撤了严正友，那个借钱买官的人就将十万两连本带息还了。总号见惩罚错了，就决定让严正友换个分号接着当掌柜，但严正友认为总号对他的约束太多，令他难以施展身手，毅然回绝了总号的任命，辞职离开了这家票号。

　　乔致庸知道这件事后，认为这严正友是个有本领的人，便盛情邀请他来“大德通”做事。乔致庸让儿子带八抬大轿去严正友回家的路上迎接严正友，遇上后，严正友不肯坐上大轿，但觉得乔致庸求贤若渴，名不虚传，便跟随来接他的人来到“大德通总号”。乔致庸跟严正友交谈后，觉得严正友不光见解独到还很有魄力，让他做一个分号的掌柜可以说大材小用，就决定让严正友做“大德通”的总号大掌柜。但高寅已经做了多年大掌柜，一向行事小心，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如果没有理由就罢免他恐怕难以服众。于是，乔致庸决定再开一家总号，名为“大德丰”，由严正友做大掌柜，与高寅做大掌柜的“大德通”并列，下边各设分号互不相扰。

　　不料，高寅得知东家的决定后，非常不满。一个不到三十岁的黄毛小子与他并肩做大掌柜，像打擂台一样，他怎么服气？于是他暗中联系了几个心腹分号掌柜，联名向乔致庸递交辞呈，企图逼迫他收回成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