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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 在美国搵食
邓海桐（ xiaochuan ）
二 OO 九年七月
第一部
（ 1 ）
有没有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这个世界都是一个充满生存竞争的世界，都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都是一个你死我活的世界；自然界是这样，人类社会是这样，具体到一个人更是这样。
在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就反复教导：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又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但是，她没有告诉我们，在没有饭吃，没有水喝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在没有了工作，却有一大堆账单要付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到了我真的没有饭吃，没有水喝，没有了工作的时候，我想起了老师的教诲，老师在课堂上说的那几句循循教诲，真是太容易了，太温柔了，太无力了。然而，生活是殘酷的。
中学毕业以后，有一年冬天，我得到了一份工作，到一个山沟里修水库，住在树顶上搭的巢棚里。巢棚下山沟里的铁锈水潺潺流过。巢棚有用沥青纸做的顶，没有墙。风刮着雨雪，从棚子这边吹进来，又从棚子那边吹出去。晚上，我们几个民工挤在一块，天亮的时候，一根根的冰柱挂在沥青纸做的棚顶的棚沿上。最要命的是没有干净水喝，要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有一天，我忍不住，喝了山沟的铁锈水，晚上肚子和腿抽筋，折腾得要死。那些水是喝也是死，不喝也是死啊！
可能是由于小时候过于殘酷的生存环境，造成了心理和性格障碍。
什么心理和性格障碍呢？就是抱着一个被打成右派的心理，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在这个你死我活的世界，六亲不认地积极参与生存竞争。竞争是死，不竞争也是死。“心口仔，被人打死多过病死。”
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对人性的极度扭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张国焘、高岗、林彪，一个个极具个性，出类拔萃却又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的悲剧英雄形象在折磨着我。
大学毕业，分配到了省法院经济庭，在 20 来人的经济庭同事里面，有刚被双规的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有澳门特别行政区首席检察长何超明，有粤海公司董事罗藩郁，有现任省法院经济庭庭长古锡麟。可能是心理和性格的原因，觉得省法院经济庭的工作不大适合自己。便要求调动工作。那是我第一次炒了老板。然后就来了美国。
工作，炒更，跳槽；不是你炒了老板，就是老板炒了你。在这之间，就是你养家活口的期间。
由于工作性质的原因，常常陪各级领导出差，大家都劝不要走了，“我们需要你”。但是我还是义无反顾。十几年以后，我怀着忏悔的心情，请原来的老领导吃饭，向他们道歉。他们问我在什么地方工作？那时，我在美国国防部工作，做 consultant 。
（ 2 ）
工作，在 省法院经济庭做过以下工作：
法律法规制订的咨询有：
1） 中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期间，参与粤港司法协助谈判；参与接待过香港首席按察司杨铁樑，英女皇陛下御用大法官李福善等人。
2） 参与中国入关（《国际关税贸易总协定》即现在的《世界贸易组织》）最初的法律咨询。那时候的议题还是：是“入”还是“不入”的问题。
3） 参与制订《破产法》的咨询。
参与审理的案件有（以下案件因当时情况未能编纂成案例）：
1） “马来西亚橡胶案”
2） “中仪计算机案”
3） “新力公司红木案”
4） “深圳联城公司案”，牵涉赵紫阳儿子赵大军等人。
5） “南海石油珠江帆影案”
还参与接待欧洲共同体法院院长麦肯齐·斯图亚特等许许多多各国法律界、司法界人士，包括香港著名律师李柱铭、谭惠珠等。
为什么要离开省法院？
香港律师黄能、简家聪等人十分不理解。多少人为了向中国靠拢，不惜一切代价。现在海归的就更多了。
很多人不在体制之内，不知道一个体制与个人的互动，以为海归回去了，就算是进入了体制之内，是自己人了。往往却是国外的人把你当成中国人，体制内的人把你看成外国人，就像今天那些在中国的非主流经济学家一样。
总想挂靠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但是心里头的那种感觉是怎么挂靠也挂靠不住。我是从法院上大学的。当时，外语热，就上了中山大学，学了英语本科。但是马上就觉得单学英语出来以后没有什么用处，所以，在学期间，常常跑到法律系和经济系去旁听，被外语系老师批评“搞副业”。
我们系德国籍老师 Marie 和美国老师 Randy 教的《欧洲文化》，历史系美国老师 Morrison （由美国福布莱基金派遣）教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法律系中国老师陈致中教的《国际法》等课程，对我《人间正道 - 市场经济全球化史话》的思想有深刻的影响。
美国老师介绍的有一本课外读物，对我的人生观很有启发。这本书叫做：《 Jonathan Livingston Seagull 》作者： Richard Bath 。我以为，这不是一本书，这就是我的生活道路。
一个人，怎么才算活得有价值？这是一个问题。一个人，能不能想做就去做，这个社会会不会让你想做就去做？这又是一个问题。每个人，都想做就去做的话，就会与别人发生冲突，互相发生冲突，怎么办？
自然法则、财产私有、公民意识、社会契约等价值观认为一个人可以想做就去做。但是，用卢梭的话来说，叫，“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枷锁之中。”
这是大道理。
具体的，上级领导叫你去做的，你就去做；没有叫的，你最好不要去做，在美国的政府机关也一样。在中国当时的大环境，在政府机关，如果是外语专业的，很难有出头之日。在中国，那时候有多少有个性，懂外语的人被打成右派，在历次运动中受到冲击。具体的，我也不是那么的幼稚，我也不认为，出国就有奔头了。出国了由于文化的差异、语言的障碍，可能也是没有出头之日，在工作上，也会受到排挤和打击；但是，在国外，在工作上无论怎么折腾，都不至于将你置于死地，不会连命都没了。日常生活也不至于受到冲击，个人财产不会被剥夺，也不会株连九族。
我把我们这些游离于各大体制怎么挂靠也挂靠不住的人，叫做“国际人士”。没有人会重用我们，如果我们自己都不会重用自己的话。
（ 3 ）
临出国的时候，在深圳，和省法院院长汤光礼在中院食堂吃了晚饭后，去荔枝公园散步，他问了我去美国什么地方，我说去佛罗里达迈阿密。他说他前不久去了一趟美国，也想去佛罗里达，想去看看那个发射航天飞机的肯尼迪航天中心。
就这样，我又一次把自己置于一个陌生的环境。
来迈阿密上学是一个律师朋友 Larry 帮操办的，学校给我发了 I-20 。来了以后，他马上介绍我认识了迈阿密其他的律师。其中一个是 Holland & Knight 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Leon Stock 。二战时期， Leon 曾是美国陆军情报部驻欧洲负责人，战后回美国读法律博士以后，出任毕马威会计事务所（ KPMG ）的欧洲区总经理。跟我见面的时候，已经 79 岁，退休退过 3 次了。当务之急，他要带我到学校注册，因为那是开学的第一天，注册的最后一个星期。第二天， Leon 和另外一个律师 Mark （现在美国国务院工作）带我到佛罗里达国际大学 FIU 找代理校长。代理校长有事曾经找过 Leon 。 Leon 简单地把我介绍了一下，说“我要帮这个中国年轻人，看你们学校能做些什么？”
代理校长 Mau 二话没说，带着我们三人一起到了我申请工商企业管理 MBA 学位的商学院找到帮学生选课的辅导老师，选了 4 门课；马上又带我们去了助学金办公室，免了我一年的外州学生学费。本州学费先挂着。另外的那个律师 Mark ，马上把我的入学的事宜做了一个备忘录，交给了他的朋友，时任学校注册办公室主任，叫她把我学校的事情及时通知我本人或通知 Mark 。后来，在我律师行工作不顺利的时候，还把我招收到她的学校注册办公室做兼职。
按律师朋友 Larry 的安排，我应该是在律师行半天工作，然后半天上学。律师行的工作是做 paralegal ， - 起草商业法律文件，和做由律师行组织的一个“ China Trade Round Table ”。参加“ China Trade Round Table ”的包括 Ryder System （原来是美国第一租车运输公司，现在被 Uhaul 抢了市场第一把交椅）等公司。
1987 年，在中国贸易圆桌会议“ China Trade Round Table ”上，我主要是向那些要到中国做生意的公司，提供可行性意见。但是由于刚从国内来，思想受约束得比较厉害，很多想法放不开，不敢想象。很多美国公司、美国客户提出的生意门路，我都觉得可行性不大。例如，与会者很多人都看到麦当劳将会在 10 年之内在中国遍地开店；我却认为，以中国人的消费水平， 10 年之内，不会有人肯花 30 元人民币去吃一顿美国快餐。当时， Ryder System 正在与 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 洽谈用汽车把煤运到连云港，以纾解铁路运输力不足的困境。 山西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是哈默的西方石油公司与中国的合资项目，也是当时我们中国最大的合资项目。但 我觉得中国公路发展， 10 年之内，也发展不到那个用公路代替铁路的地步。还有，有人要到大连造遊艇的事。项目很多，但是我一个都没抓住。
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我确实想不到。在工作中，我浪费了不少机会，总之不是企业家类型的人，只好让发财机会白白流失。
客观条件也有限制，在为生存苦苦斗争的时候，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搞什么都是白搭。当时整个想法就是：
1） 首先要尽快熟悉美国的环境，连到银行存钱都不会，还谈做什么生意啊！
2） 其次那些项目真要搞的话，没有美国绿卡，搞了，也是白搞。
3） 工作有得做，关键是做了以后，如何才能拿到报酬，拿到钱。没有名正言顺，美国人和中国人都认可的身份啊，学历啊等等，一个人不可能走的太远；做了也就白做了，也不会拿到钱。
由于对美国商法不熟，律师行 paralegal ， - 起草商业法律文件的工作没有做好。在美国，干活就给钱，干多少给多少。不干，干不了，钱就没了。到了先挂着的本州学费到期必付的时候，我没有钱付那部分学费，学校注册办公室主任亲自到我宿舍（由于宿舍没有电话）告诉我，要我去找学校国际学生服务处。我把我的事、我的处境向学校国际学生服务处说了。他们立马帮我办了一个能工作的社会安全号 SS# 。学校注册办公室主任马上给了一份在校兼职的工作。 4.25 美元一小时，一周工作 10 个小时。钱非常少。学校校长助理汤玛斯每个星期给我 40 美元生活费，名义上是要我帮他做 Research 研究，和教他汉语。其实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中国明朝对外关系的，汉语根本不需要我教。他只是想帮一帮我，用他的话说，“ I know you are struggling, you are swimming. Swimming is OK, but don’t sink.” 他不想看着我沉下去。
这几份工作，死活养活不了自己，也交不起学费。情急之下，课余时间和周末再兼职打餐馆工。打餐馆工，我是来迈阿密第 9 天就开始了，当时只是周末做 Busboy 打杂。后来，做了企枱。那时候，一周除全职上课以外，还做五份工作。相信读者里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对吧？
但是也有理工科的学生，靠奖学金，或做 TA, RA 等，舒舒服服过日子的。
说有，马上就有。 Leon 到另外一个学校，叫那个学校的校长为我妻子专门设立了一个校长奖学金，把我妻子给弄来上学了。现在是前妻。前妻曾上过数学大师陈省身的课，搞拓扑。前一阵写的关于数学庞加莱猜想的帖子，是向前妻学的。前妻一来，马上转学到了一个财大气粗的名校，名正言顺的奖学金就有了。
但是，从此，我们家就靠妻子的奖学金。我吃起了软饭。
为了工作，为了不吃软饭，后来我花了很大的力气。
渐渐地，我辞了学校的工作，放更多的时间在餐馆打工。餐馆打工主要是时间比较有弹性，与上学不冲突，收入却可以够学费和生活费。后来又慢慢辞去了律师行的工作。
工作，收入；收入，工作。哪些是实的，哪些是虚的，各人有各人的拿捏。各人有各人的期待。我知道，当时关键的是要有一个绿卡，最正常的手段，是必须先拿一个学位，然后找工作，搞工作签证，再搞绿卡。其他都是虚的。
当然，在纽约我也有朋友用其他途径。或者，现在又有现在的途径。
写到这里，我和读者一样，看到了一个人，无论他是如何的三头六臂，他也需要别人帮忙，别人帮助，别人扶持，别人提携。有多少人无私地帮过我啊！可见，张口闭口“六亲不认”的是多么的昧着良心。那些帮过我的人，有的已经作古，有的自己也破了产，有的工作不方便联系。大多数都失去了联系。我想，应该把他们找回来，好好地谢谢他们。
有人问，既然原来搞法律，为什么到美国以后，不学法律，而学了工商企业管理 MBA ？
在国内办留学的时候， MBA 比较热。所以申请的是商学院。原来是想过学法律。但是在律师楼兼职工作期间，发现拿了法律学位以后，很可能以后的客户会被限制在华人的圈子了，做移民案子等。在美国大的律师行工作，如果没有足够的大客户，很难做到合伙人。在加州，在纽约的律师行，还有中国人律师的发展空间，在佛罗里达迈阿密，比较难。另外一个，没有看到今天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与世界接轨的规模，很多人不是做了各大律师行驻中国的首席代表了吗？
当时觉得，工商企业管理 MBA 的学位出来以后，可以到一个美国大公司工作，选择的范围会大一点，收入会稳定一点。
（ 4 ）
如果有人问，哪一份算是你来美国以后的第一份工作？我肯定会说是餐馆的那一份。因为，那一份工作，是真真正正能让我自己养活自己，加上能赚钱交学费的工作。中国餐馆真正让我感到，在迈阿密这个外国的外国，这个西班牙语的环境里，有我的一个栖身之地。就如同当民工修水库的那年的那一个树顶上的巢棚。那个巢棚虽然四面透风，它还有一个用沥青纸做的顶，能管点用，还能栖身。
来迈阿密的第二天，一个中国学生吕革把我带去了一家中国餐馆找工作。餐馆是台湾来的于老板开的。于老板是山东人，国民党老兵， 49 年跟部队去了台湾。 38 岁的时候移民来了美国。在迈阿密开了一个中国餐馆。他对我说他们餐馆周末三天比较忙，需要一个打杂的 Busboy ，工作时间是下午 4 点到晚上 10 点；我什么时候安顿好了，周末就来上班。
到学校注完册，住进学生宿舍以后，周末我就去上班了。由于没有车，上班是走一公里，坐公共汽车 5 公里，然后再走 2 公里。打佯回来的时候，餐馆的人会送我回来。星期五，上午在律师行上班，下午跑到餐馆当打杂。工资是餐馆老板给 2 美元一个小时，其余的由企枱给小费的 10% 。那个餐馆周末是打“共产”的，所有小费放到一块，最后才分的。
虽然工作是洗厕所，递茶送水，收拾桌子，周末有个地方去，与周日的上课调节一下，工作生活都还凑合。
于老板常常教导我们，要努力工作，总能在美国安身。他说美国是一个好国家，兼容性大，基本上只要来美国了，就总能搞到美国合法身份。他说他是过河的卒子，有来无回，断了后路了。他刚来美国的时候，也是夫妻俩一块在一个餐馆干打杂和洗碗。熬过来了，挣了钱才开了餐馆。餐馆原来是在购物中心的一个角落，后来扩大了，又搞了敞开式厨房。餐馆非常干净高雅，成了当地最好的中餐馆。
我的几份工作的反差有点大。学校注册办公室的工作是公务员，平铺直叙。律师行的工作出的场面比较多，接待客户、代表团，西装革履。脱了西装，穿上餐馆的工作服，洗厕所，收拾桌子。我从来没有告诉于老板或其他人我的心理反差。但是老板还是看出来了。有一天，律师行下班以后，一个律师行的同事把我送到了餐馆。进门以后，于老板说，“小邓，你的朋友开这么好的车呀？”
过了几个星期，老板让一个企枱阿洲来我宿舍告诉我，我不用上班了。说是老板台湾来亲戚了，把我的工作给顶了。这是我第一次给炒鱿鱼了。
过了几年，再见到了于老板，是在台湾驻迈阿密的经济文化代表处的宴会上。他问我，“小邓，你怎么也来了？”我告诉他，我的外祖父林海山曾是国民政府广东省参议员，曾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国民革命，参加惠州起义，死后葬于黄花岗 72 烈士陵园旁的兴中会公墓。这次是代表处陈明德处长请的。
出外靠朋友。有些人的朋友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使我一辈子都感到汗颜。餐馆企枱阿洲受老板之讬来告诉我不用再去餐馆上班了。他为我被炒鱿鱼而忿忿不平。当即，把他那天的全部小费掏出来给了我。我说我还有其他工作，其他收入，钱我不能要。他马上说，第二天带我去考驾照。因为没有车，我不能去远一点的餐馆打工。有车就好办了。他带着我连续折腾了 3 天，终于把驾照考了下来。这样来迈阿密 3 个月以后，我 800 美元买了一辆 3 手车， Dodge ，就上路了。
有了车，到第二个餐馆找工作，工作是 backup busboy ，是打杂的后备。打杂都不是。
义气世仔阿洲见我如此落泊，介绍我去了第三个餐馆当企枱。
在餐馆当企枱的工作，与老板们的关系体现在老板 1 ）安排工作时间表和 2 ）带位等事情上。由于要上学等原因，一周我只能工作 8 个单位时间，也就是 4 个整天。餐馆一直都对我比较迁就。迁就不过来的，我也会知趣地到别的餐馆兼职。带位的事情上也比较公平。在两年内，没有争吵过，没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在餐馆当企枱的工作，与工友们的关系体现在开店前的准备工作和收工后关门前的收尾工作上。两年下来，跟工友同事没有发生过争执。餐馆的那拨工友同事，真的可以称的上朋友。为了这拨朋友，我觉得一直在餐馆里面干也行。后来他们都出来做了自己的生意，开餐馆，开杂货铺，开花店。
在餐馆工作的最大收获是学到了在美国生存的基本知识，如，维修汽车，进入华人社区，华人团体，保险、医疗，人身安全等等。
（ 5 ）
第三餐馆的老板们一家人从香港来，也姓邓，祖籍还是同乡。同乡的概念，我比较薄弱。广东人，讲广东话的都是同乡，至于是南、番、顺，还是四邑，在国外倒没有什么界限。只是在美国大多数广东人都是我们四邑人，祖先从台山、开平、恩平和新会来的。
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到了美国的中餐馆工作，现在才知道，来美国谋生，没有在中餐馆工作过，中国移民肯定是白来了。
老板中最小的弟弟大只强，从当地有名的大学毕业， Double “ E” ，电气工程师，到了电力公司工作。未几，辞职回来参与开餐馆。理由是他的上司退休了，上司退休的时候，工资才 5 万多美金，还不到他哥一半那么多。我想对他说：你一年赚十万，你是餐馆老板，赚一百万，也是餐馆老板；开一家餐馆，是餐馆老板，开一百家餐馆，也是餐馆老板；总之，一辈子就是一个餐馆老板。后来想了一想，算了。人各有志，对此，我不好多说。不过有不少的香港人胸怀和眼光确实受到某种限制。什么限制，一下子又说不上来。总之，如果让香港人当中国国家主席，你猜香港人敢不敢当呢？我问义气世仔阿洲，如果他发了达，回香港给他一官半职，他最想当什么？他说要当香港娱乐事业总董事长。
有些方面，香港人却是当仁不让。大只强原来的女朋友叫细纹，也从香港来。细纹把香港人那一套人情世故，职场是非搬到了美国来，天才地、创造性地发挥了《红楼梦》里王熙凤搞是搞非、搞风搞雨的手段，无论在公司里，还是在亲戚里，把她周围的人搞到了云里雾里。他们俩在最后决定婚姻关系的时刻，让老板一家人否决了。细纹自杀，未遂。
这些破事，跟找工作有什么关系呢？有。细纹在一个上市的美国公司工作，立马把她的精力转到公司里来，使出浑身解数，徬上了公司一个大股东，也是公司的副总裁。作为第三者，竟然让那个美国人跟结发之妻离了婚，并娶了她。转身就做到了这个上市公司的上层。并对公司的决策有枕边风的作用。不过，美国有美国的公司文化。美国公司里的人与人的关系比较松散，权力斗争、路线斗争没有长期化、复杂化。美国上市公司，以股份说话，跟香港的家族式管理不同，大多数决策都是公开的透明的。还有家眷回避制度。跟副总裁结婚，自然就要离开公司。细纹只好离开了公司，另谋高就。
后来公司卖了，她丈夫的副总裁的銜头和收入就没了。可能觉得她的丈夫一个糟老头子闲着没事一天到晚呆在家，了无生趣，细纹故伎重演，徬上了一个美国医生。这回可没有那么幸运，那个美国医生把她这个第三者给甩了，回到了老婆身边。因为婚外恋这事，细纹丈夫又跟她离了婚，把女儿也带走了。细纹从此过起了单身生活，逢人便说那个医生欺骗玩弄了她。怎么会这样？女人，你们究竟有没有一条做女人的底线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