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劲桦，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曾为央视编导和主持人。1983年赴美国留学，获MFA艺术学位，是中国大陆学生在美国顶尖电影学院拿到最高电影创作学位第一人。2010年在国内出版作品集《梦回沙河》。现为电影公司CEO，定居洛杉矶。
放下过天地，却未曾放下过你
作者：杨劲桦
“放下过天与地，却未曾放下过你。”而你又是谁？——你是我心中无法释怀的种种纠结，每一想起，就脾胃抽搐。今天阴雨绵绵，天真的又要冷了，风儿一吹树叶就黄，鸟儿的叫声就凄厉，老鸹嘎 …… 地一声抖起，散落满地的毛羽。我车开到家门口，却不想进去，熄火呆坐，刚才开在高速公路上，突然记起了很多年前的这个时节。那是段紧张的日子，为赶论文我已经熬了一个星期的夜，疲惫到了极点。那天回到宿舍已是清晨5点，眯了两个小时，被闹钟叫醒，一骨碌爬起来又往外走，门口碰到晨跑回来的室友。她说昨天晚饭后有个男子电话找我，有要事，他说：“窗户纸捅破了”，听口音是北京来的。我微侧脑袋想了一下，除了阿城，谁会找我？可我昨晚刚见过他，什么叫窗户纸捅破了？没想明白。到了录音棚，录音师东尼已经在那里等我，他把双层厚门紧闭，以防外人鲁莽闯入，然后聚精会神地进行最后混录。我们当时如此投入，分分秒秒地计算，一丝不敢大意。突然我一抬头，看见齐头高的小玻璃窗户外面，一个熟识的中国女同学疯了一般地在捶打挥舞，示意开门。我给她打手势说万万不行，东尼也转头瞥了一眼，睬也不睬。我们当年电影系有明文规定，混音时谁也不许打扰。十分钟过去了，女同学还在捶打；半小时过去了，还在捶打……，还在捶打……东尼寡言，是个暴脾气，尽管他背对着窗口，根本看不见那个女生，并不像我还时不时瞟一眼，可是他好像什么都知道。突然，他把片盘狠狠“啪”地一摔，吓得我惊了一下，他什么都没说，拿起香烟，站起身，去开门。我看他阴郁的眼神就知道大事不妙。哪晓得，门开后女同学完全没注意东尼的愤怒，只见她手里拿着一张学校校报，大声喊着我的名字跑过来，惊恐万状，我霎那间也觉得呼吸不畅。女同学：“你的朋友穆秋昨天傍晚杀人了，杀人了，杀了两个人！！！”东尼金发碧眼，是看起来极为冷漠的男人，有时他安静得令别人发瘆。他对声音敏锐之极，有非凡的才能，是我们电影学院出名的混音师。此时他伸出手扶了我一把儿，温和地：“你没事儿吧？”估计当时我脸色惨白。我瘫了一样地坐下，女同学叽叽喳喳的话语，一概没听见。过了好一会儿，我问她要过报纸，看对昨天晚饭前后事件的详细报道。“穆秋在他和女友租的公寓里，拿着一把以色列的乌兹冲锋枪，射杀了两个人，一个是住在楼上单位的白人女士，另一个是过路的黑人男子。警察到达时，穆用桌子顶住房门，拒绝就范。警察将公寓团团围住，大喇叭扩音器劝诫其放下武器。双方僵持了几个小时，穆终于放弃。”我突然想起了早上的话：“窗户纸捅破了”，原来是他？身上不禁一阵寒栗。其实我认识穆才几个月的时间。那学期，我四处物色英文出色的中国人，翻译点儿文字，就在国内来的访问学者和留学生中打听，很多人推荐一个叫穆秋的，说他英文极好。一天午餐时分，我在北校园餐厅要了一碗浓汤，端着来到花园里的桌子旁，有个上海来的建筑系女访问学者招呼我，让和他们坐在一起。餐桌旁还坐着两个男人，一个是语言系的博士，与我有点头之交；另一个青年，不认识，介绍说他叫穆秋，刚从耶鲁大学转来。我一听名字，迟疑了一下，目光停留在他脸上。此人面白眼大，相当英俊，恍惚中看着面善，但凝神想，却又想不起。我们四目交接，他突然咧嘴一笑，连名带姓地叫出了我的名字，我暗下一惊。“你来过我们大学的宿舍，也在我们班听过一堂课，韩村，他是我们班长。”我们彼此都快乐了起来，能在太平洋的彼岸遇到和自己相近的人，实在不易。我又问他能帮我一点儿忙吗？答那还用说，太小意思了。那天我们聊了不少，知道他在读博士，唯一一个拿校长奖学金的人，研究中国近代的“鸳鸯蝴蝶派”，恰巧也是我十分熟悉的范畴。无论从哪方面说，见过穆的人都感觉他近乎完美，青春、帅气、优秀。似乎他只有一件忧思的事儿，就是他的女朋友陪教授回国讲座，返美时签证被拒，当时尚在努力中。他说初到A城，认识的朋友很少，对我们大名鼎鼎的电影学院充满了好奇，执意要跟我去系里看看。他霍地站起来，我惊奇他个头挺高大，看脸庞清秀像南方人，看体型又好似北方人。我带着他在摄影棚录音棚剪接室放映室参观了一遍，又把他介绍给了个别熟识的同学。其实当时我巨忙，每分钟都至关紧要，他看得出，说不必客气，让我尽管做自己的事，他就跟着看看，反正现在回家也是无聊。他是仅有的几个不必为钱操心的天之骄子。那天正好刚才这个拍门的女同学从廊子走过，我叫住她并请她带着穆秋去系里电影院看电影，穆睁大眼睛，兴高采烈地跟着走了。几天后，穆秋说他有时间了，问我要翻译什么？我说两件事情请他帮忙：第一，中央电视台广告部副主任李凯委托我在好莱坞连续聘请著名的广告艺术家为他们讲课，如我有时间，一般会与之同行，并充当翻译。但那学期我无法抽身，就让美国人自己去，临行前我需要把所有携带的作品翻译成中文。广告语的翻译很艰难，因为多有言外之意和潜台词。Copywriter本身就已是个极具挑战的高薪工作，短短几个字，能让人一个星期磨白了头发。国内的翻译如果不是专业人，往往将意思曲改成牛头马面，听者听完冒名奇妙。第二，阿城为我写了小小一段解说词作为我的电影《中国日记》的结尾，看表面平淡无味，但是用心很深，我需要翻译成英文，文字不仅要准确，还要翻译出看不见的底层的真正意思。“有些用语，比如说 dry idea，你知道怎么翻吗？”我问。从下午开始，他就坐在我剪接室的另一张桌子上工作，我出去给他买了杯新鲜的热咖啡，还带了新出炉的巧克力小饼 。我放在桌上，他头都没抬。吃晚饭时，他带着一部分草稿，给我念，念着念着自己也兴奋了起来，说未有过这种体验，太好玩儿了！有些词汇我跟他商榷，说我的理解应该是另一层意思，他一点就通，绝顶聪明，我发现他天赋异禀。我们坐在学校附近的一家日本餐厅的院子里吃晚餐，地上铺着大块的青石板，天儿冷了，风吹过，拂在脸上觉得深深的寒意。我穿上外套，并把领子竖了起来，说你快回家吧，这些稿子不急，我还要赶回学校。他说因天黑，所以要送我，到了楼上，他居然也坐下来，继续翻译他的稿件，一眼也没看我。那天我们工作到凌晨 4 点，他最后把所有的文稿整整齐齐地摞好，摆在了我的案头。从那以后，我们常常来往，他很喜欢打电话，可是因为我时间太少，总是跟他说不了几句就挂断了。有一个周日，我已经再不能坚持工作，决定要彻底地睡一觉，没想到上午 9 点左右，电话铃响了，是穆秋。东聊西聊，其实没什么大事儿，我很想继续再睡，可又不好意思挂断。印象里我觉得穆是个话不多的人，可不知为何，他在电话里持续地讲话，就像是上了发条停不下来的小喇叭，令我十分诧异。大部分时间我在听，偶尔嗯一声，他完全没感觉，一直喃喃自语。我把电话放在旁边，转头又睡，一觉醒来，发现话筒对方还在说话，而两个小时已经过去了。就在出事前三天的中午，我在学院楼上的小放映室里。一位白发教授开门进来，说楼道里的公用电话有人找你。我吃惊，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公用电话的号码，谁会把电话打到这里？教授耸耸肩膀，表示莫名其妙。我跑出去，拿起电话问是谁？那边响起穆秋的声音。他说：“我需要你帮忙，很重要的事情。我的车停在你们系的第三停车场，我在那里等你。”我急忙问发生了何事？他说见面再说吧。他把车开到学校附近的一家中国餐馆，我记得名字叫“上海”。餐馆不大，挂着一副广东人喜欢的那种金边大镜框，里面是数匹飞马，绛红色的屏风，俗气陈旧，弥漫着油腻的味道。我挑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穆坐在了我的对面。我安静地等待着他开始。他眼神游移地看着我，终于开口了：“有些人在跟踪我，很长一段时间了，你要帮我。”瞬间，我的鸡皮疙瘩从耳后根蔓延了开来，呼吸顿时停住，眼珠睁圆地看着他。向老天保证，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离奇的事情，可是他给我讲了一个又一个的小故事，时间地点细节，让我根本无从怀疑它们的真实性。他那么认真地看着我，眼神愤怒激动，我瞠目结舌，惊悚之感从头到尾控制着我的身体。“他们是如何盯上你的？”好不容易，我压制住了害怕的情绪。“不知道。这帮混蛋，真他妈的！”这个面孔如此斯文的白面书生一句又一句地骂着脏话。“证实？举个小例子，隔三差五，我晚上洗澡时都会有人敲窗户。我公寓楼上有个白人女邻居， 40岁左右，白天从没见过，可晚上9点半左右，只要我一开门，她就会出现在门口的附近，眼神猥亵地看着我。”“你要帮我，现在没人能帮我……。”穆秋的声音突然变得软弱无力。“那我和你去报警？找学校？找领事馆……”我不知道还能给出什么样的建议。餐馆里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就剩下我们一桌。要的饭菜摆在桌上，基本没动，早已经凉透，浓重的酱油色让我看着倒胃口。店里的小姐故意地在旁边走过来又走过去，一遍遍地给我们的茶壶添加热水，暗示该结账离开了。“你要帮我……”他又重复了一遍，眼睛期待地看着我。“一定会的，”我很肯定地对他微笑，“只要我能做的，告诉我怎么帮你。”他长舒了一口气，垂下了眼睛，心情好像放松了。然后，他突然转变了话题，问我能不能介绍他结识阿城，说阿城曾为他们国内大学设计过校刊的标志，他很欣赏。我说当然，哪天忙完朋友们聚聚。事隔那么久，这是我第一次坦露内心，此事至今我也未能放下，是藏在心底的磨折。回想事发隔天，当我知道消息时，只觉得大脑断电一般刷地变成了漆黑，转圈三百六十度，伸手不见五指，完完全全丧失了思维的能力。内心非常非常难过，什么原因说不清楚，总之是五味杂陈，翻江倒海，震惊恐惧。自责悔恨，怀疑虚弱，简直都不敢睁开眼睛。我坐在混录间发愣，什么都不会做了，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担忧穆秋会被如何处置，更不解他为何要做此事。他求助我的眼神和他说的话一遍遍在我脑海中浮现：“你要帮我……”东尼是极冷漠而从不管闲事的人，但还是看不下去，就对我说：“振作起来，每个学生的混录时间只有一星期，排在你后面的人不会因为你的情绪而推迟。”东尼没有丝毫怜悯，冷冷地说：“你的朋友是幻想症，你这个笨蛋。”幻想症？？？我的心就像被电击了，我怎么没想到？？？我怎么没感觉？？？我怎么看不出？？？难道我自己也有问题？？？如果我知道，如果我送他去看医生，如果吃几片药，如果我说了一句有用的话，那悲剧可能就不会发生，那两个无辜的生命就不会消失，穆秋的大好前途就不会戛然而止。其实这仅仅是一念之差。如果……，如果……，可是没有如果，覆水难收。学过历史的人，总时时感受个体的卑微，像尘埃，灰尘的力量，那么小，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只有精神，如果能够表达，如果能够感染客体，那种力是不可估量的。陌生人之间的感应是靠天的安排，如果有超意志的东西存在，不知道，我不信主，但冥冥中我感受到超大力的存在。我无法不自责，我恨自己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去影响他人。穆秋如此高傲，万不得已，他不会把内心的隐秘告诉我，就像一个溺水的人，伸出求救的虚弱手臂，可我却没能拉住他。东尼说他要陪我去法院看穆秋出庭，我不相信地看着他，他微微一笑，我从未见过这个冷面人的温和。回想起出庭那天的情景我现在心里也不舒服，我和东尼坐在角落，相信没被人注意。我看着穆秋，他并没有看到我。他极为平静地坐在那里，与其说平静，不如说安详，嘴角有一丝丝不被察觉的神态。当然，那可能只是我的感觉。从头至尾他都是缄默。后来，他被判精神不正常而杀人，关在监狱里的精神病院。两个月后的一天，导演谢晋从圣塔巴巴拉打电话给我，让我周末去在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教书的白先勇教授家接他，并讨论一下《最后的贵族》的剧本，那个剧本改编自白的小说《谪仙记》。我开车到达圣塔巴巴拉时已过了晚餐时间，但他们俩还在等我，所以寒暄之后就直接去了一家法国牛排馆。那次是我和白先勇先生第一次见面，我对他的文字景仰，见面当然愉悦。谢白二人都酷爱喝酒，白先勇要了血玛丽，谢导要了威士忌。他们喝了几杯就亢奋了起来。万万没想到白先勇突然问我，说你们学校刚发生了一件学生杀人的事件，你听说了吗？那个学生可是聪明非凡，实在太太可惜了，怎么就没有朋友事先帮助和阻止呢？我一下子心口被堵住，什么也没有表示。于是他们就热烈地议论了起来，我那时的感觉，不瞒你们说，简直就像是个罪犯。我默默地听着他们惋惜感叹，突然鼓起勇气，挺起胸膛，说他是我的朋友。他们俩儿很诧异地看着我，没有说话，最后问了一句，难道你不知道他生病了？我轻轻地摇了摇头。当天夜里，聊到很晚，我就住在了圣塔巴巴拉。回到旅馆，去洗热水淋浴，突然我毫无预兆地哭了起来，经过几个月后，忽然情绪溃堤，连我自己也感到讶异。冷风里的一天，我想起穆秋，就决定要去监狱看他。我开始四处探寻他的下落，好不容易找到了旧时的报纸，得知北加州的纳帕谷，有一个加州最大的精神病监狱，我有一个美国同学的姐姐就在那里当护士。于是，我买了一张机票，飞到了奥克兰机场，租了一辆福特车，独自往北开了2个多小时，到达了索诺玛。同学的姐姐把我引进监狱的接待室，狱警根据我提供的资料查找犯人，结果告知没有此人，我非常沮丧难过，孤独一人又开车返回旧金山，看着车窗外一层层金黄色的落叶，就像在寻找那落叶下的脚印。回来后，我仍不甘心，继续努力，八方搜寻，终于得到了他被关在圣郡监狱的确切消息。我打电话给阿城，说我曾答应过穆秋要介绍你们认识，一诺千金，你要和我一起去，阿城说好。吴天明当时也在A城，说他也要同去。清晨，我一起床就先开车去了华人区的一家外卖小馆，还未开门营业，就坐在外面的停车场等候。终于店员小姐来开门，我就把冰箱里面的卤猪脚酱牛肉豆腐干花生米等买了一大堆。接上阿城吴天明后我们就上了路，路上我说心里有点沉重，他俩儿则说见到朋友时要神态明朗，万不可唉声叹气。两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监狱，一切顺利。接待室的女士让我填写了一些表格，然后很快地找到了穆的资料，她让我们坐在接待室等候，还说没人来探望过他。5分钟不到，有个腰上挂着枪的狱警从里面出来，喊我的名字，并让我们跟着他走。我经常看到电影里美国监狱的镜头，以为也会去一个幽暗的小窗口，拿着电话跟犯人讲话，想想要体会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我微微有点儿激动。不过狱警并没有把我们带到那里，而是出门引导我们进入了一个露天的，四周围着铁丝网的空间，面积有20多平米，里面有一个钉死在地上的长条木凳。我必须承认有点儿紧张，但表面上保持镇静，别人看不出来。我把吃的东西放在木凳子上，自己也坐下，吴天明和阿城都站着，阿城还把胳膊交叉在一起。很快，穆秋就被带出来了，他身穿犯人的衣服，不过干干净净的，看不出丝毫的沧桑，他满脸笑容，还是那么帅，表情自然，对我们的探望一点没表示出讶异，反而是我有点儿不太自然，我装的能力很差。我跟他说带来两位朋友，给他们互作介绍，看得出穆十分高兴。吴天明钟阿城都是经历丰富之人，回应得很得体，就像是见到熟识的老朋友。吴天明还突然和穆秋说起了流利的方言，吓了我一跳。我对口音极为敏感，小小的一个特征都能迅速判断出背景，可是穆普通话说得实在太好，我居然不知道他是外地人。探望的时间只有30分钟，我主要是关心他狱中的生活，每天做什么，有无危险等。他说在学弹吉它和画油画，每星期固定有心理师来找他谈话，我问谈什么？他说就像是国内一帮一，一对红，那种政治思想工作，我们都乐了。阿城问狱友呢？穆答关在这里的都是精神病人，天天鬼哭狼嚎，他刚来时觉得惊心动魄，大多数犯人需要切身的帮助。我问什么意思？他笑笑说，比如说吃饭，如果没人管，有的犯人就会永远地吃下去，直到撑死，控制不了自己。时间过得好快， 30分钟就像是3分钟，狱警走过来，说时间到了。穆秋眼里露出了不舍，我把吃的东西给他，他也没表示什么。阿城拿出纸笔，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递给穆秋，说如果能出来，跟他联络。穆跟着狱警走了，回过一次头，我跟他招了招手。回A城的路上我开车，不想说话，他们两个东一句西一句地聊着。今天写下这个故事，就是为了放下我自己，尽管至今为止弄不明白发生这件事的必要，但我已经不想再弄明白了。但通过此事我懂得了，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孤独的灵魂，他们内心深处的秘密只留给自己。人的一生里，其实都是偶然，偶然就是必然，让我体会到了宿命。万事顺其自然，看见这座山，就看不见那座山，殊途同归。
后记：这是多年前我写的短文，一直不敢发表，多重的耽心。文章里我用了匿名，诸多地方也改写了。希望读者们不要追问种种细节人名等。我在这里遥祝所有的人，更祝与此事有关的朋友们同学们，平安，健康，放下过去，好好地走完有限生命的旅程。好朋友吴天明先生、谢晋先生已经过世了，他们读不到这篇文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