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以忘忧
古稀之年，知足常乐，助人为乐，自寻其乐！
（刘国正先生在我的书房与我们夫妇合影）
我与刘国正先生相识时，先生是中国的大语文教育家，时任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副总编辑，兼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简称全国中语会）理事长、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中学语文科审查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当代诗人、杂文家，笔名刘征。
1983年暑假，人教社在河南省洛阳市召开初中《阅读》和《作文·汉语》分编型教材试教第一次备课工作会议。这套分编型语文课本是建国以来教材改革步子最大、试教规模最大的一次语文教材改革实验。
我当时刚从一个普通中学调回母校——湖北省重点中学华中师大一附中。我是1965年参加高考，因“不宜录取”而名落孙山，被武汉市教育局直接录用当中学语文教师。然后被送到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短训一年，又因爆发“文革”延迟到1967年才分配到普通中学教语文。十年文革无书可教，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后，执教普通中学文科重点班语文，1980年调回母校，袁福老校长让我师从老教师刘友三，刘老师当时正在试教中央教科所编的《语文》改革教材，我跟班学习刘老师的教学改革理念和方法。1982年奉老校长之命，参加这次长达六年的语文教材改革实验。
人教社高度重视这次会议，刘国正副总编率领实验教材的全体编辑参加会议。国正先生在开幕式上的报告，特别强调了这一套实验教材的特点和对执教老师的要求，殷切希望所有参加这次会议的编辑、省市教研员、执教老师，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坚持不懈地完成六年教材改革实验任务。
人教社《课程·教材·教法》研究所所长、初中《阅读》责任编辑张定远先生主持会议，他的报告重点讲述了这套分编型实验教材的整体构想，以及人教社、各省市教研室将如何指导实验班开展试教。
赴洛阳会议之前，湖北省教研室教研员张良谟老师对我说：“人教社张定远所长通知我们省教研室，请你带300份《试教初步》（我写的1982年的试教总结）赴会。”
在报到的第一天，张良谟老师就让我拿着300份《试教初步》，带我去拜见刘国正先生和张定远先生，在两位先生那里，还见到了两位实验教材的特约编辑：章熊先生和张必锟先生。
张定远先生握着我的手，问了我的年龄后，非常高兴地说：“年轻人努力吧！国正先生看了你写的《试教初步》，认为很好，已经让我们在《课程·教材·教法》的内刊《试教资料》（五）向全国各省市教研室发出去了，但每个省市都有四个学校七八个班在试教，那些执教老师不一定都能看到。你好好准备一下，后天，给你三十分钟时间，在大会上再讲一讲吧！”
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全国性的大会上发言，说实在话，当我走上大会讲台时，非常忐忑。我知道，坐在主席台上的都是中国中学语文教学界的著名专家、学者、语文特级教师，台下是全国各省市实验班的执教老师，他们都是具有师范大学本科文凭的行家里手，我这个高中学历的年轻人站在这里，就是来接受考核的。摆正位置，抱着“下棋找高手“、”弄斧“到”班门“的学习心态，如实汇报了自己参加试教一年来想了些什么，怎么想的，做了些什么，怎么做的。做的初步结果都写在《试教初步》里面了，请各位老师指教。
国正先生和定远先生让我走上全国会议的讲台，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鞭策！我深知未来试教可能还会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但是，良好的开头则预示着未来的成功！人到中年的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牢牢抓住机遇，坚持六年，持之以恒下苦功。未来可期！
全国第一次实验教材工作会议，聆听了专家学者精辟的学术报告，得到了语文教育前辈们的悉心指导，大开眼界，深受教益，初步意识到使用这套改革教材，一定要更新教学观念，教材《阅读》和《作文·汉语》是分编的，试教必须是“整体”合一的。教材编辑们对教材的解读，帮助我们进一步提高了认识，从整体上把握实验教材的能力更强了！
《阅读》特约编辑、北大附中语文特级教师章熊老师的报告，重点讲述了《段的教学》，结合教学实例，具体指导执教老师如何在阅读和写作教学中进行“段”的教学。
《阅读》文言文单元的特约编辑、北京133中资深语文教师张必锟先生主讲“文言文诵读教学法”，特别强调要更新文言文课堂教学观念，指导学生通过诵读方法学习文言文。
《作文·汉语》责任编辑王连云老师主讲作文教材编辑理念、体例和具体的教学方法及建议。
各位专家学者的报告、讲学，不仅教育教学理念创新，而且高瞻远瞩格局大，让我们从整体上认识这套实验教材的特点，指导我们在不增加周课堂教学时间的前提下，改革教法和学法。
1984年暑假，在兰州召开全国分编型教材第二次备课工作会议上，主持会议的定远先生，再次安排我作大会发言。我汇报了我们实验班试教初见成效的具体做法。我在报告时，以学生的课堂发言为例，重点汇报了如何训练学生阅读“质疑问难”和“课堂即席发言”。大会发言之后，国正先生和定远先生商量说：“明年我们抽时间去培永那个学校看看那些可爱的孩子们吧”！定远先生立即表示：“好的，我来安排。”
1985年5月29日，国正先生和定远先生应邀参加武汉市中语会年会，住汉口新华饭店。接到定远先生电话后，当晚去拜见两位先生，商定6月3日到我们实验班听学生的汇报。国正先生听了我这一年的工作汇报后，当即对课堂教学改革和作文教学成果特别赞赏，表示了极大的兴趣，要走了“小市长”王江的《少年改革者的大胆设想》（湖北省教育出版社的校样稿）和李慧的获奖作文《见习大学生的掌声》。临别时，再三嘱咐我，抓紧时间，写好总结，暑假到青岛去参加试教总结大会时，再把这些材料还给你。5月31日下午，国正先生在武汉市中语会年会作报告，多次肯定我们实验班的试教成果。
1985年6月3日，国正先生和定远先生在湖北省及武汉市教研室负责人陪同下，到我们实验班来听学生的汇报。汇报会由语文课代表孙燕主持，所有发言的学生都是即席发言，没有一个是唸稿子的。所以，定远先生最后讲话时，特别强调说：“你们很会说话，说得很得体，有的同学还有点风度。希望你们继续练好说话，要练到出口成章。”
会后，给国正先生呈送学生的优秀习作及有关试教成果资料。国正先生嘱咐我一定要写好总结。
于是，我陆续写了《敢想·多想·会想》、《敢问·多问·会问》、《敢说·多说·会说》、《爱读·多读·会读》、《爱写·多写·会写》《爱听·多听· 会听》等总结材料，三敢和三爱是对学生心理素质的训练，是技巧训练三多和能力训练三会的心理基础；三多和三会也是学法指导、技巧的掌握和运用。三条线三步台阶，与《阅读》和《作文·汉语》合为一体，每两周进行一个单元的阅读训练（八课时）和一个单元的写作训练（四课时），形成单元微循环教学训练系统。
1982年我们初中语文实验班有学生50人，按武汉市中招办规定的省重点中学录取分数线的只有33人，1985年初中毕业参加中考，有37人达到武汉市中招办重点高中录取分数线。7月6日，接湖北省教研室通知，要求实验班全体学生，于7日上午9点，到华师一附中高考考场参加语文高考单科测试。经华师大高考语文阅卷评分。最后统计结果为人平61分，比当年全省应届高考考生人平59.46分高1.54分。
1985年暑假，初中语文教材改革实验总结大会暨高中实验教材备课工作会议，在青岛黄海饭店举行。
当我把学生的高考语文单科测试的试卷及统计资料，给当年语文高考命题组副组长、《阅读》特约编辑章熊先生审阅后，他对国正先生和定远先生说：“你们看看，培永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他们班上学生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参加语文高考，比应届高中生都考得好，说明语文高考不需要特别复习，尤其不要搞题海战术。考生上场凭的应该是平时培养起来的基本能力。李培永老师的学生临场表现，证实了我们的想法。这批孩子具有一定的应变能力，它是培永老师训练的结果。同时也说明，我们这套教材编得好。我们可以大张旗鼓开始宣传这套教材了。”
国正先生在初中语文教材改革实验总结报告时，几次表扬我们这个实验班取得的丰硕成果。鼓励我们再接再厉，继续抓好高中实验工作。
我执教的语文教材改革实验班，原定1982年至1988年进行六年的教材改革实验，因袁福老校长退休了，新任校长同意继续办高中语文实验班，但是，他坚决不同意保持原班学生组成高中实验班，一定要按学校例行的分班原则和抓阄的方式分班。
于是，我在1985年8月27日开学初，给国正先生写了一封信。当我把上述情况和自己的苦恼向国正先生倾诉之后，先生立即给我回了信：
培永老师：
来函敬悉。
语文教学必须改革，你有改革的大志，而且扎扎实实地在实践着，积以时日，必见成果。中间出现一些曲折，应在意中。且高中试验另换新班，固然增加了困难，但也会多一点经验，望快然当之。
征途何处无风雨，更望花繁桃李枝。仅以此二句相赠，匆匆，祝
教安。
国正 九月三日 国正先生赠诗二句，望我“快然当之”的来信，就像及时雨一样，滋润我的心田，引领我砥砺前行！
自从参加人教社语文教材改革实验以来，每到关键时刻，国正先生总是及时写信关心我，指导我，鼓励我！
1986年1月3日刘国正先生给我的一封回信：
培永老师：
信收到。很高兴。
在西安，得知你班学生“参加”高考（笔者注：单科测试），取得好成绩，这很有说服力，我听了很受鼓舞。你信中又说，除王江外，又有一位孙燕同学写了一部中篇。这即是说，不光普遍成绩好，而且出尖子，你教学的成绩是显著的。
可惜你至今未写出一篇短（三四千字）而有力的总结经验的文章，在西安我曾请老彭同志转告你，并以支持，不知文章写得怎么样了？你交给青岛会议的那篇，虽提炼不够，也有了较好的基础，望在此基础上较快地写出一篇东西来。
新年向你祝贺，并请代为问候试验班的全体同学，希望他们同老师密切合作，认真学习，在新的实验中，创造更好的成绩。 国正86 .1 .3
国正先生说的“那篇”文章就是《敢说·多说·会说》；信中说的“老彭”，是我们湖北省教育学院副院长、省教研室彭慧敏主任。彭主任从西安回汉后，就请教研室的张良谟老师，到学校与语文教研组长吴六林老师、特级教师陈治平、专职指导我的资深老教师汪厚铎等老教师开会，分析研究我的论文《敢说·多说·会说》，提出了修改意见。
国正先生信中说“出尖子“的两个学生，其中王江同学的一篇课外练笔文《假如我是武汉市的市长》，受到武汉市市长吴官正同志的热情赞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984年7月28日清晨新闻联播时间 ，播出这则新闻后，立即在全国引起热烈反响，广大青少年学生掀起“假如我是……”的“王江旋风”。上海《语文学习》1984年11期全文发表了王江的《假如我是武汉市的市长》，还请上海市著名语言学家、作家罗竹风先生写了一篇评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秋季开学使用的高中语文实验教材《写作》第一册，收录了《假如我是武汉市的市长》，作为优秀课外练笔文的范文供高中实验班学生学习。
又有一位孙燕同学写了一部中篇《正值青春年少时》。她的这部中篇小说取材于中学教育教学改革的现实生活，她利用初中升学考试结束后的暑假时间，两个月完成了初稿。她没有想到，开学到学校报到时，初中语文实验班被拆了，按中考分数分班后，班主任抓阄，她没有被我抓到。
开学后，初中实验班的许多学生和家长陆续找校长，强烈要求参加高中实验。孙燕的妈妈多次找校长反复请求说：“我和孩子她爸爸都是学理科的，他爸是研究、设计船舶的高级工程师，我一直是医生。我们原来是希望孩子学理科，将来接我们的班，但是自从她进了初中语文实验班后，就特别喜欢学习语文实验教材，更喜欢写作。中考完后，一个假期，她写了一部五万多字的中篇小说。请校长支持孩子的选择吧！”说完，把孙燕的小说初稿交给了校长，请他看看再决定。校长翻了翻书写工整的厚厚一叠稿子，立即表示学校对有特殊才能的学生一定会特殊培养。家长说：“我们不需要特殊培养，只要求继续参加高中语文教材改革实验！我的孩子明确表示了，如果学校不同意她继续读实验班，她马上转学到有实验班的学校去！”校长这才答应一定解决孙燕转班的要求。
孙燕在初中实验班担任语文课代表，学语文爱语文，积极参加语文课外活动，特别喜欢来班上讲课的青年作家董宏猷、青年剧作家沈虹光。听他们讲创作经验，学习他们积累素材的方法，写的小说《校园并不平静》，公开发表在北京《中学生》1985年第一期。中篇小说《正值青春年少时》发表在大型文学丛刊《长江》1985年第三期。
1985年9月，被我抓阄来的五十多个学生组成的高中语文实验班，仅有10%的学生学过初中实验教材，绝大部分学生都不知道这套教材，一听说这么多内容，又不增加课时，而且与全国各地使用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统编《语文》教材完全不一样，将来高考怎么办？许多家长也担心，实验嘛，就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为了解决家长的顾虑，开学时召开了第一次家长会，详细介绍了语文教材改革的情况。就在这次家长会上，汪深的妈妈首先发言。
她说，我的孩子能进语文实验班，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他小学、初中语文、特别是作文都不好，而一个高中理科学生必须具有较高的语文水平，才能了解中国文化，提高文化素质。而且语文能力强，将来才能研读各种文章，探求自己所需要的各种知识。李老师刚才介绍了实验教材的情况，我觉得特别好，真是建国以来改革步子最大的一套教材，内容丰富，而且有系统、有序列、有层次。高一学文言，高二学文学，高三学文化。我们在坐的许多家长都是知识分子，都知道一个文化人，如果没有一定的文言基础，就谈不上文学鉴赏，也就没有文化可言。特别可喜的是还有一本《写作》教材，这对我的孩子帮助太大了！（汪妈妈时任交通部二航局科研所所长）
许多家长听了她的发言后，点头称赞，表示理解，支持学校的决定。
我与汪妈妈第二次见面是开学两周后，在年级办公室。
因为她的儿子汪深在武汉市十五中读初中时数学成绩特别优秀，曾获得全国及省市初中数学竞赛一等獎，教我们班数学的倪政勇老师，让我请家长来一起 商量怎么继续发挥汪深的特长，强化数学，三年后冲击数学奥赛。我和倪老师、汪妈妈、汪深四个人开会，给汪深制定了参加数学奥赛“三级跳”计划。即在倪老师的具体指导和辅导下，按计划稳打稳扎，争取三年后完成“三级跳”：第一级，参加湖北省数学竞赛取得一等奖；第二级，参加全国数学竞赛获得一等奖并进入国家奥赛集训队；第三级，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赛拿金牌。
汪深夺得化学奥赛金牌第一名，载誉归来。到北京后就给我们发电报：“三级跃过一步而已”。
他的父母得知喜讯后说：“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啊！”
诚然，汪深没有能在数学竞赛中实现“三级跳”，非常遗憾。但是，正是三年强化数学的艰苦训练，锻炼了他的思维能力和应对重大竞赛的心理素质，他才能在匆匆忙忙强化化学奥赛备考两周后，一路过关斩将，直达化学奥赛国家集训十人团队， 最后被选为国家队四个成员之一，去芬兰参赛取得金牌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回顾这段往事，汪妈妈深情地说，汪深小时候正是我和他爸爸最忙的时代，没有办法，就买许多小人书给他自己看，后来上学了，就买一些适合他看的书。然后，在全家吃晚饭的时候，让孩子们轮流说说自己看过的书，或者谈谈学校发生的事情。我们就结合他们讲的内容说说看法，讲些道理，如要做一个诚实的人、要团结同学、关心他人等等。
汪妈妈说，汪深高一学习文言文后，每天回家都要到他爸爸的书柜里找与课文相关的原著阅读。当然，他之所以能够当堂背诵李老师讲的文言文，那是他掌握了文言文诵读方法。我们非常感谢你李老师啊！
高中实验教材有《文言读本》（高一年级上下两册）、《文学读本》（高二年级上下两册）、《文化读本》（高三年级上下两册）；《写作》（每年一本）。以上 是课内使用的教材，每周五课时，严格规定三课时为阅读教学时间，两课时为写作教学时间。另外，每学年还有一本《现代文阅读》，供学生课外自读。高中其他六个班却只有一本《语文》书，每周也是五课时教学时间。因此，我们实验班必须改革教法和学法。高一全年学习《文言读本》，人教社阅读教材责任编辑周正逵先生，严格要求执教老师必须运用“诵读方法”进行课堂教学。“所谓诵读，就是要求在初步理解的基础上，用诵读的方法，反复熟读课文，逐步加深理解，直到可以背诵。”我试教两周后，就发现汪深每节课完成诵读训练后，就能背诵所学的文言文。可谓“过目不忘”！如他自己所言，是浓厚的学习兴趣使然。也正是这种阅读能力训练，让他在两周强化化学奥赛备考训练，记住了该记住的！所以他在飞往芬兰参赛时，只带了一本他特别喜欢的庄子的《逍遥游》！而且，他在长达五小时的考试时，遇到做实验的一道难题，他非常淡定走出考场到休息室去拿一杯可口可乐，边喝边思考，实验的哪一步出了问题呢？他就像下完围棋复盘那样，一步一步推下去，居然没有错误。时间过去了半小时，他突然想起庄子说的那句话：“若夫乘天地之气，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矣哉！”立即放下饮料杯，回到考场，打开烘烤箱一看，他烘烤的实验品完全符合试卷的要求。是庄子的“顺其自然”，让他认识到原来实验品烘烤的时间短了。
汪深在语文实验班学习三年，不仅语文能力提高了，而且夺得化学国际奥赛金牌第一名，雄辩地印证了国正先生的预言：“高中试验另换新班，固然增加了困难，但也会多一点经验。”其中最重要的经验就是“不拘一格育英才”！
1986年8月初，高中实验教材备课工作会议在山西太原召开。我赶到会场当天下午，就去拜见国正先生、高中《写作》责任编辑王连云老师、高中《阅读》责任编辑周正逵等人教社的编辑老师们。
当天晚上，王连云老师与我谈话时，说：“我们社已经决定修订《作文·汉语》。国正先生与我研究，拟调你来北京参加修改工作，大约一个月时间，你回学校后，先向学校领导打招呼，等我们社的通知到了，就去北京。”
1986年9月初，我接到人教社的借调通知，于9月22日到人教社招待所报到。在第一次修改工作会议上，国正先生讲话：“初中实验教材第一轮全国大规模实验，已经证明了这套教材的可行性，编辑体例的科学性，为了把这套教材编得更好，以便明年正式开始使用，我们决定进行修改。现成体例基本不变，主要根据执教老师和实验班学生的意见，对有些单元的内容、例文、单元练习题等进行修改。为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我们人教社建国以来第一次聘请第一线的老师来参加修改，就是今天在座的，北京的张必锟老师、江苏的朱泳燚老师和湖北的李培永老师。他们也都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一个月时间确实有点紧，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共同努力完成任务。同时，也请中语室的厚感和连云给三位老师安排好国庆娱乐活动。”
（左起朱泳燚、张必锟、王连云、李培永1986年10月在人教社合影）
当时，我们三人都住在人教社招待所，早晚在院子里散步时经常遇到国正先生，有一次相遇时，先生高兴地对我说：“培永，刚看到《人民教育》第九期有你的文章，希望你一定要常动笔，多写文章。一篇一篇接着写，写好后给我看看！”
国正先生强调“一定要常动笔，多写文章“。他主张“作文在有法与无法之间"。他有一首诗曰“若谓文无法，绳墨甚分明，暗中自摸索，何如步随灯?若谓文有法，制胜须奇兵，循法作文章，老死只平平，习法要认真，潜心探微精，待到着笔时，舍法任神行，谓神者为何?思想与感情，瞻彼春鸟鸣，无谱自嘤嘤。" (引自张中行著《作文杂谈》的《序》)。参加语文教材改革的教学实践告诉我，把握“习法"、 “思想与感情”，既是教我写文章的法宝，也是我指导学生练习写作的三个基本点。
遵照国正先生的嘱咐，我从六年教改期间写的400多万字的《班主任日记》和《教学后记》中，选取有关材料，撰写了语文教育教学的论文50多篇，公开发表在《人民教育》、《语文教学通汛》、《语文学习》、《语文教学与研究》、《中学语文》等杂志上。其中，《语文教学要面向未来》一文，参加1985年全国中语会主持的教学论文评选，被该会确认“该文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获“荣誉证书”；《敢说·多说·会说》一文，获 1985年武汉市中语会“优秀论文奖”，同时被选为湖北省参加全国中语会的论文。
1986年10月23日，在人教社修改《作文·汉语》（修订后改名为《写作》）最后一次工作会议上，国正先生讲话，首先肯定第一册的修改，达到了预期目的。感谢大家，特别感谢来自一线的三位中学老师。同时宣布，后面五册的修改工作继续请他们三人参加，不过再不集中到北京来了。请王连云老师把修改的具体任务分给各位，按这次的修改原则和方法，各人在家完成初稿后，挂号寄到人教社，请厚感和连云两位审阅后，提出再改的具体意见，回寄给三位老师修改后，再寄给王连云老师汇总定稿。
我在会上发言，非常感谢国正先生、中语室黄光硕主任、张厚感副主任，还有王连云老师、张必锟老师和朱泳燚老师，感谢各位前辈对我的关心和帮助，特别感谢国正先生和中语室对我的信任和鞭策，让我继续参加修改工作。但我有一个想法，不知是否合适，是否可行，请领导决定。
我的想法是，把人教社分给我的后面五册的修改任务，交给我们湖北省参加第一轮试教的另外五位老师来分别完成。因为我们这六位老师在湖北省教研室的领导下，第一轮初中试教都取得了丰硕成果，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他们五位老师的教学能力和写作能力都不一般！请各位领导考虑行不行。
后来人教社中语室领导与湖北省教研室领导商定后同意了我的建议。
王连云老师当时盛赞我的团队意识非常强，其实，我在人教社中语室感受最深刻的，正是中语室全体编辑的亲密无间的团队意识。否则怎么可能为全国广大中学师生编出那么多优秀教材呢？
离京最后一餐，王连云老师请我去他家吃饭，他还是希望我能继续参加修订工作。他担心的是，其他几位老师没有经过这一个月的锻炼，不一定能适应这个工作，而且相距这么远，交流沟通也不太方便。
他笑着说：“培永啊！你知道一个中学老师能参加人教社修订教材意味着什么吗？”
“不知道。”当时真的不知道。
“你以后会知道的。我非常钦佩你的团队意识，回去以后帮我多多关注那些老师写的文稿吧。”
后来在评高级职称时，负责我们附中职评工作的华中师大副校长邓宗琦教授跟我谈话时说：“你完全符合破格条件，你参加修订的这一本人教社的中学语文教材，就足够评上大学副教授了。要知道我们大学都没有几个老师能到人教社参加修订教材呀！”
原来如此。
1987年12月20日，全国中语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我非常荣幸地作为湖北省中语会代表，在省教研室彭慧敏主任的带领下。参加了会议。上午大会开幕，张志公先生致开幕辞；国正先生作工作报告。
12月21日上午，分大区进行分组讨论。香港、澳门中语会的代表参加我们中南地区小组讨论。下午大会发言前，彭慧敏主任通知我准备明天在大会发言。散会时，大会秘书长张定远先生对我说，“明天发言要大力宣传我们这套实验教材。给你20分钟时间，一定要好好准备，既要充分讲这套教材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又要非常简捷明了。
12月22日，大会安排我第一个发言，讲完后，彭主任认为我讲得很好。
我向大会提交的论文《敢说·多说·会说》，被选入全国中语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语文教学改革新成果选粹》(广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
1988年暑假，高中实验教材总结大会在西安召开。我向大会汇报了我们实验班取得的丰硕成果，全班高考语文人平分数高于湖北省考生人平10分。而且，我们实验班学生汪深代表中国中学生，参加1988年第二十届国际中学生化学奥林匹克竞赛，以93.5分的成绩，夺得金牌第一名。
六年实验教材改革结束了，我们实验班获得人教社和湖北省教研室的表彰——“语文实验教材改革成果显著”《荣誉证书》。
1989年暑假，湖北省教研室应海南省农垦总局教研室的邀请，组织武汉市中学各科教改成绩显著的老师去海南讲学，我忝列其中。讲学时，我借农垦中学的学生上示范课，该校赖瑞光校长听完课后，盛情邀请我们一家到华侨宾馆喝早茶，非常热情地动员我到海南农垦中学去工作。
1990年 8月1日，我先到北京人教社拜见刘国正先生。告诉先生，我已经调到海南省农垦中学，9月1日就要去海口上班，到承德开完全国语文教改会议后，就回武汉准备搬家。
国正先生首先表示支持，然后希望我到海南后要继续进行语文教学改革，坚持不断总结经验，随时记下心得体会，经常写写文章。先生殷切希望我以后结集出书，到时他给我写序言。
我再三致谢，紧握先生的手，一定不忘先生的叮嘱。
最后，国正先生说：“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海南建省，到现在两年多了，还没有成立海南省中语会，我这个全国中语会的会长请你一定帮帮我。你到海南安顿好了之后，想办法与海南省教研室联系，尽快成立海南省中语会。到时候，只要没有不可分身的事情，我一定去海南参加你们省的中语会成立大会。”
我不负国正先生的重托，通过我们农垦总局教研室吴多雄主任，联系时任海南省教研室主任田厚谦和海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林中伟老师，还有海南中学教导主任吴荫华等高级教师，积极筹备一年多，于1991年春成立海南省中语会。
当我把这些情况写信向刘国正先生汇报以后，他非常高兴，回信告诉我，以后这些具体事情，及时与全国中语会秘书长张定远先生联系。
春节前，我打电话给定远先生，汇报了情况，并告诉他，农垦总局领导请国正先生和他，来海南参加农垦中语会成立大会。他请示国正先生后，初步决定5月中旬可以来开会。
为此，国正先生给我写了一封长信：
培永同志：
来函敬悉。
昨日定远同志告我，你在电话里同他商量，日期改在五月十日。我在五月上半月尚无安排，现在看来当可成行。但日期尚遥远，不知会有何变化。可初步定下来，只要没有决不分身的要事，我定前往。
（一）讲，务求解决些问题，有较大效果，这是个重要问题。不了解海南的情况，要请你帮助。我设想有两个题目，可讲其中之一。一、我们社编写的九年义务初中语文试验教材，结合着讲一点教法的改革。二、讲一讲阅读教学、写作教学或教法改革，讲这三个题目中的一两个。请你考虑，哪个更切合那里的需要，并给我一些情况介绍（现状或存在的问题等）。考试问题是大家最关心的，但我不能讲。我十多年来未过问这方面的事，实无话可讲。我拟准备一个讲稿提纲，可印发。讲一次，不超三小时。
（二）我因渐老迈，视力很差，出远门生活不便，老伴儿李阿龄同志不放心，总是与我同行。去年秋到常州和深圳，都是同行的。这一次，也要靠她照顾。但此行花费很多，不能过多加重你方的负担。花费最大的是来往飞机票费。这部分，由我自己负担。在琼食宿，由你们负担，左右我也要住一间房子。不知意下如何？
（三）我四月下旬要到桂林参加一个全国性的诗歌研讨会，不知桂林到海口可有直达飞机？ 盼复。
握手。
国正拜年
海南农垦中语会成立大会如期举行，农垦总局一百多个农场中学的语文老师，很多从来都没有出过岛，更没有见过只在语文课本上知道名字的“刘国正”，做梦都没有想到，居然可以在海南农垦，亲耳聆听当代语文教育家刘国正先生的报告。国正先生两个多小时的报告，讲人教社编写的九年义务初中语文试验教材（建议国正先生讲这个题目，是与农垦总局教研室吴多雄主任商量后确定的。因为海南农垦系统一百多个农场中学只有初中），针对农场初中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结合着讲一点教法的改革。
国正先生讲教材，如数家珍；理论联系实际，娓娓道来；讲教法，有例可援，信手拈来，生动活泼。国正先生的报告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中结束了。老师们起立等着国正先生走下讲台，夹道送先生离开会场，大家都想近距离亲眼看看国正先生的儒雅风度。
那次大会可谓农垦教育的一次盛会。全国中语会会长刘国正、秘书长张定远、语文教育家、高考命题负责人章熊等，还有广西教育学院王世堪院长、华南师大附中著名特级教师张贵和等，都分别在会上作报告，让农场各中学语文老师大开眼界，深受教益。
国正先生心系海南，报告深入浅出，语音字正腔圆，语气亲切自然，农垦语文老师永远感恩刘国正先生！
（1991年5月国正先生与我在海南三亚亚龙湾海滩合影）
（右起张定远、吴多雄、刘国正、张贵和、李培永在海南琼海合影）
1991年8月，我到旅顺参加全国语文教研会，分别那天晚上，先生与我促膝长谈后，赠送给我两首诗：
一、赠言
一溪初入万花明，
渐怯孤蓬风雨声。
颇怪刘郎迷路返【1】，
舍舟大可试攀登。
二、赠别
不唱阳关怨别离，
江湖相望益相倚，
它年重会为君卜【2
定是春光烂漫时。
【1】《桃花源记》载刘子骥寻桃花源迷路而返，惜其功亏一篑也。
感谢国正先生一直鼓励我在语文教学改革的路上不断进取，尤其在我遇到挫折的时候，及时开导，我才不至于“迷路”，才没有功亏一篑！才有今天“春光烂漫时”的“花繁桃李枝”。
【2】1992年教师节，海南省政府举行庆祝教师节大会，给首批特级教师颁发《特级教师证书》。 
1992年11月5日，我应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的邀请，到浙江温州雁荡山参加全国语文教改研讨会。会议结束回到海口不几天，就收到刘国正先生的来信并附墨宝一幅。
感谢国正先生，您是我生命中的大贵人！您的提携之恩就像指引我前行的明灯，让我在语 文人生路上少走了很多弯路!您的支持和信任，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进行语文教改的信念和追求！如果说，我这个高中学历的普通教师，能被授予特级教师称号，也算是人生的辉煌的话，那您就是点亮我人生的播火之神！我一定牢记您“九畹滋蘭嫌未广，芳华须播万家春”，活到老，学到老，尽心尽力继续宣传语文教学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