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风云录(节选7) 独立求索

节选七    独立求索

 

在北伐战争的狂涛巨浪中，仅有5到6岁的中国共产党开始努力摆脱蹒跚学步的状态，不愿再盲从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试图根据自己的理解来从事革命活动。在北伐军攻占武昌之后，中共的工作大体分为3个方向：一是直接参与北伐战争；二是在军阀统治区组织城市武装起义；三是大力开展农民运动。

这3个方向中，只有第一个方向完全符合共产国际的指示。可是，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对直接参与北伐战争并不热心，靠的是各级党员的自觉投入。在这方面的最大成绩是向北伐军中派遣了一批中共党员，包括军事骨干和政工干部。

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主要领导人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第二个方向上，即组织城市武装起义。这本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要方向，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都是经典的例子，然而共产国际并不主张在中国这么搞，把赌注都压在了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上面。中共中央则学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将中国革命的希望放在了工人阶级身上。尽管中国产业工人的比例很小，但是他们找到了人数相对集中的大城市，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中共中央工作的重点区域。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以广州为大本营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始终坚守在上海，就是这一指导思想的体现。

现在机会终于来了。上海作为东南军阀的最大城市也是最大的战略目标，举行巴黎公社式的武装起义正好能配合北伐军的进攻。早在去年10月23日，为了配合浙江省长夏超的起义，上海工人发动了第一次武装起义，然而随着夏超部队的失利，这次起义也被镇压了。到今年2月22日，上海工人再次发动大罢工，很快转变成武装起义，但还是没能成功，又一批革命义士倒在了血泊当中。

陈独秀等人认识到，武装斗争需要有军事领导经验的人来指挥，于是他们想到了周恩来。周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部主任，作为第一军党代表参加过东征战役，并且直接领导叶挺独立团内的党组织，可以说在中共领导人中最有军事方面的资格。于是在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后，就调周恩来从广州赴上海。

1927年2月23日，即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的一天后，中共中央、中共上海区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肖子璋组成；并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特别军委，准备进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当武装起义发动时，周恩来担任了总指挥。

在总结了两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准备充分之后，由上海市总工会发布了总同盟罢工的决定。3月21日，上海80余万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接着转为武装起义。面对直鲁军阀的3000多人的军队和2000多名警察，工人纠察队和广大罢工工人一起投入战斗，切断敌人的水源和电源，向各区警署、兵工厂、电话局、火车站以及直鲁军发动全面进攻。经过两天一夜的血战，最后一个据点火车站也被攻下，于22日获得全面胜利。他们随即召开了上海市民代表大会，成立上海特别市市民代表会议政府。

第三次武装起义能够成功，虽然主观的正确指挥功不可没，但客观上跟北伐东路军的进攻有直接关系。3月20日，白崇禧的部队已经逼近了上海。21日，东路军攻进市郊，直鲁联军腹背受敌，军心已散。3月22日，北伐军开进已起义成功的上海市区，受到了广大市民的夹道欢迎。

中共工作的第三个方向，是大力开展农民运动。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一个创新，因为按照过去的理论，农民从整体上不是无产阶级。这个运动的核心组织是为农民谋利益的农会，第一个搞农民运动的是广东海陆丰的彭湃。彭湃的父亲是大地主，母亲周凤却出身于贫苦家庭。10岁时父亲病逝。他1917年前往日本留学，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在此期间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者。1921年夏回国，翌年开始从事农民运动。为发动、组织农民和成立农会，他当众烧毁自家祖传田契，将自己的农田分给农民无偿耕作，同时自己过着俭朴的农民生活，被民众称为“彭菩萨”。1923年5月广东省农会成立，彭湃被推选为广东省农会执行长，后来将其经验写成《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一书。

但是，身为农会领袖的彭湃那时还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无法参与中共的决策。而真正让中共中央认识到农民运动重要性的，还是毛泽东。

毛泽东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的普通农家。1921年7月，他与同学何叔衡一道，代表湖南共产党员，参加了共13位代表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回到长沙后不久，被母校第一师范学校聘为国文教员。在教学之余，他领导中共湖南省党组织的工作，一开始是遵循马列主义理论搞工人运动的。他和同志们多次深入工厂矿山，吸收一些先进工人入党。毛泽东在安源煤矿成立了中共安源支部，委派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的李立三担任支部书记。

毛泽东在湖南掀起了工人运动的高潮，先后领导发动了安源路矿、粤汉铁路、水口山铅锌矿和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的大罢工。共10次罢工，获得胜利及半胜利的罢工有9次，仅失败1次。这些成绩获得了党内的高度评价。

但是，毛泽东没有被成功冲昏头脑，他在考虑一个重大问题——中国工人阶级太少，发展潜力有限。同时，他注意到了彭湃在广东开展的农民运动，于是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在农民中建立共产党组织。

时间到1923年6月，已是准备国共合作的气氛了，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原来的核心议题是国共合作，讨论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问题。张国焘对此表示反对，结果导致张犯了“左倾”错误，被排除在中央委员会之外。毛泽东因领导湖南工作成绩出色，进入只有5人的中央局，这一年他刚好30岁。

毛泽东在会上做了一个关键的发言。他向大会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样的局面。这一新颖观点引起了大会的轰动。

正因为有了这个提议，大会通过了一个由毛泽东和谭平山起草的《农民问题决议案》，使中共组织领导农民运动从此名正言顺了。张国焘对此说过一句公道话：这是“这个农家子弟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由于会前大家没有准备，因此在会上也不可能一下就部署如何具体组织实施。会后，毛泽东因担任中央局秘书，不能离开在上海的中央局，无法亲自去实践自己的设想，但却一直将此挂在心上。

1924年12月，毛泽东离开上海回湖南养病，终于得到了这样一次机会。他在家乡韶山利用办农民夜校的办法，把他们秘密组织起来，进行思想启蒙教育。在建立了20多个农协的基础上，他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建立了中共第一个农村基层组织——中共韶山党支部。

国共合作以后，毛泽东的能力在国民党内也有了名气。1925年10月，汪精卫因为兼职太多，决定不再兼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推荐了毛泽东为代理中宣部长。在此任内，毛泽东发表的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获得国共两党的好评。

到了毛泽东专职担任农讲所所长的时候，他的独立思想就开始形成。在农讲所的备课和授课过程中，他系统地总结了历史经验，从人口、生产、革命力量、战争关系、革命目的等5个方面，系统地阐明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最后认定，中国社会的实质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革命才是国民革命的核心。

1926年12月，中共中央特别会议在汉口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提醒中央注意 “枪杆子”的关键性，但讨论没有展开下去。会议最终还是接受了陈独秀向国民党右派妥协的意见。至此，敏锐的毛泽东已开始注意到“土地”和“武装”这两个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