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中背影
一个人的成长如此孤寂，有时，我们需要一个灵魂里的伙伴，来见证与分享所有快乐与忧愁……
不知从哪天起，收音机开始远离了我们，以至说起它来竟会有一种陌生的感觉。之所以再次提起它，只是因为它曾伴我度过一段难忘的日子，尤其是用它收听“敌台”的那段美妙岁月。
真正开始用它收听国外电台是刚步入初中的那个秋季，“文革”仍在继续，可自林彪摔死以后，人们的告密热情已降了许多，因收听对华广播而被送进监狱的几率也就少了许多。可即使这样，也还是大意不得，每次收听时总是将音量旋到最小，耳朵紧贴上去，遇见邻居串门进来，便会以最快速度拨动调频旋钮，转换频道。
那是一台有着棕色硬木外壳的电子管坐式收音机，体积很大，比现在的电脑还要大一些，是父亲“文革”前就买下的。记得刚买来时，整条胡同里的人都羡慕不已。夏天的晚上，父亲会将收音机搬到窗台上，将音量旋到最大，一会儿之后，便会看到窗外半个胡同里都塞满了人，黑压压的全坐着小矮凳在那听戏呢。很快，第二年就“文革”了，收音机里突然不再有戏曲了，整天播放社论；除了语录歌曲，啥歌都没了，窗外也不再有小矮凳了。一天，居委会的人拿着本子找上门来，说为防止与海外联系和收听“敌台”，家有电子管收音机的都要登记备案。居委会的人走后，父亲紧张了好一阵子，那以后拨动收音机旋钮时便格外小心，有时拨着拨着收音机里突然发出“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呼叫声，吓得父亲赶紧转动旋钮，脸色煞白地踮脚观察窗外是否蹲着人。由于经不住一次次的惊吓，有一天父亲终于将那台收音机锁进了柜子里，并嘱咐我们谁问起时都说是送到委托行里去了。
就这样那台收音机在柜子里一藏就是好多年，直到有一天父亲经不住我的央求才重新将它摆放了出来。
此时林彪虽已摔死，“文革”却并未结束，在那个文化被禁锢的年代，一些温馨的音乐只能在国外电台里才能听得到，在当时，这也正是我喜欢搜寻国外电台的唯一原因。与国内电台里那高八度的嗓音有所不同，国外电台里的汉语虽不甚标准，语调却极为柔和，当然，所播放的那些音乐更是当时身处文化沙漠的我所难得听到的。
与多数大陆人“文革”后才开始听邓丽君的歌曲有所不同，我是在“文革”中接触邓丽君的歌曲的。仍能记得第一次听到她那清澈的嗓音时所给予我的震撼——那是真正的属于人的嗓音啊！与白天听惯了的大街上喇叭里吼出的颂扬领袖的歌曲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从她那赋有人性化的嗓音里，我第一次读懂了什么是温情，什么是宽容，什么是爱。
有些国外电台除了播放邓丽君的歌曲，还会播放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老歌。比如“澳洲广播电台”、“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新闻与音乐电台”。我至今也不晓得“新闻与音乐电台”是属于哪国的，但这并不影响我对它的喜爱，正像它的台名，短暂的世界新闻播报完后，会长时间的播放中国老歌及世界古典音乐。当然，最喜欢的还是“澳洲广播电台”，每天都会播放一些当时大陆难得听到的中国老歌。
有些国外华语电台不播放中国老歌，但经常播放古典音乐，如“伦敦英国广播电台”、“美国之音”以及“德国之声”。在那个视古典音乐为禁忌的“文革”时期，这些电台也令我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经常播放古典音乐的国外电台还有好多，如“莫斯科广播电台”、“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韩国广播电台”、“关岛电台”等等。如今对古典音乐的喜好或许与那个时期的熏陶不无关联。搜寻这些电台只为能欣赏到那难得听到的美妙音乐，电台播放的新闻却少有涉及，因为我晓得那是“敌台”。
也有一些国外电台可能不会被划入“敌台”之列的，听起来胆子就会稍大一些，音量旋钮也会不自觉地旋高一点，比如“平壤朝鲜中央广播电台”，对听厌了“文革”歌曲的我来说，其播放的朝鲜歌曲也很动听。最有趣的一个国外电台是“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声音稳定而清晰，并不需要不断调谐，后来听说电波的发射地点就在中国国内，是中国政府资助的一个电台，常播放一些崇尚暴力革命的歌曲，有时也会播放一些译成马来语的“语录歌”，听起来非常好笑。
我对音乐的喜爱正是在那段时间里养成的，确切地说，正是在那段偷听“敌台”的日子里，令我有生第一次领略了音乐之美——宛如在沙漠中觅到一支绽放的花朵，一支与那个疯狂而愚昧的年代格格不入的散发着人类理性芳香的花朵，令自己没有在那个颠倒的年代里堕落下去。
高中毕业去农村插队以后，就与那台我所喜爱的收音机告别了。记得第一次回城探家时，跨进家门，发现桌上的那台笨重的电子管收音机已不见了，取代它的是一个砖头大小的半导体收音机。我走上前去转动着它的频道旋钮，发现那些国外电台一个也找不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