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闻铭

开这个博客,有感而发,聊中国美国的事,讲现代文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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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欧洲和中国社会不同的历史演变

(2023-06-26 05:18:43) 下一个
3.3 欧洲和中国社会不同的历史演变
旧文明的社会组织,权力的金字塔,一层压一层,将劳力者社会生产,压在最底层。社会组织是政治,生产分配是经济。 政治是上层,经济是基础。上层建筑压迫经济基础,劳心者压迫劳力者,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
封建制度的问题,是金字塔的最上层,没有统一的财权军权人事权。上一层压下一层,压不太住。一群人打败了另一群人,要管理。你把打下来的人和地方,分给亲戚朋友,分的时候,大家服从你。但是他们的子孙,凭什么要服从你的子孙?这些王公贵族,相互之间起了争执,他们有自己的人事权,有财权有武装,谁也不服谁,打起来了,你怎么处置?他们又凭什么听你处置?你想用刀,刀又不全在你手里。西周覆亡,说是红颜祸水,幽王烽火戏诸侯,到了紧要关头没人来救命。 其实呢,是因为刀不全在周幽王手里,他有了大的危机,要靠诸侯们来救。即便是不戏诸侯,大家来救了你,接下来你还能有多大威势去管别人?
社会安定一层一层往下压压不住,就要另想办法。欧洲中世纪,社会的总体安定,依靠的是天主教会的精神权威。中世纪一千年,天主教会,全面垄断知识文化,扬善抑恶的基督教义天天讲,深入人心。基督教早期的教父们,将圣经和古希腊的思辩哲学,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宗教社会理论。理论有了,后面就是天天讲,将这一套理论,灌输给社会大众, 建立统一的,自下而上的天主教会,依靠教会和神的精神权威,与王公贵族的武力和野蛮残暴对抗。教会教导普通人,日常事务,要服从世俗政府的权威,但是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精神上道德上,所有人,包括所有的王公贵族,必须服从神,服从天主教会代表神的裁决。中世纪一千年,欧洲社会,从皇帝国王,到普罗大众,都对基督教义和天主教会代表神的权威,深信不疑。 
天主教影响力最大的早期教父,是奥利根 (Origen),  圣杰罗姆 (Jerome),  圣奥古斯丁(Augustine)。旧约是奥利根系统修订的,圣经使用至今的版本,出自圣杰罗姆之手,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是教会超越世俗政府的权威的理论基础。 还有两位,圣安布罗斯(Ambrose)和圣格里高利(Pope Gregory I),是行动的巨人。这五位,要说对基督教的贡献影响,最早最大的是奥利根,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是他的发明。但是他的名字前面,没有圣,天主教会甚至不承认他早期教父的身份, 原因是他走极端,为了专注于神的事业,犯了挥刀自宫的错误。其他四位,没有走这样的极端,但是他们对教会和神的事业的献身精神,大同小异。这几位都是思想实践左右了欧洲历史过千年的杰出人物。
中国的社会发展,走了另一条路。中国没有一神教,七七八八的神尽有,都没有足够的威势给所有人定规矩。百家争鸣的社会理论,不能靠神立规矩,就不靠,子不语怪力乱神,直接人给人定规矩。中国人的社会理论,儒家法家,都是人本主义,没有神。儒家的社会理论,中心是礼,是社会制度行为规范。制度规范怎么推行?儒家说仁者爱人,说服教育为主,不到万不得已,靠教化不用刀。孔子有教无类,是为万世之表的教育家。教化为什么可行?因为人的本性都不坏,为大家好的道理,好好讲,人人自然会同意拥护。人之初,性本善,仁者无敌。儒家的立规矩,有不少理想主义色彩。
法家也是人给人立规矩,不过出发点完全不同。法家说儒家的社会理论是伪善,不切实际,人本质上不是好东西,社会管理,说服教育没有用。人管理人,关键是要利用人怕死贪利的本性,用法来治。商君之道,严刑峻法,威逼利诱,是高效无比的治人的法门。
周朝的社会制度,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农奴制,大同小异,到了春秋战国,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秦国用法家治国,从商鞅到李斯,代代相传,到了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一统天下,将财权人事权集中到了社会金字塔的最上层,用中央集权的体制,消弥区域之间的战争。但是秦始皇得了天下之后,焚书坑儒,变本加厉地严刑峻法,不到三十年,把天下人全体逼反了。接下来项羽不搞集权搞封建,也不行;刘邦实用主义平天下,搞一半封建一半集权的四不像。后面文景之世,用黄老之术,无为而治;到了汉武帝,几代人的理论实践,明白了平天下靠刀靠法家,治天下用礼义用儒学的道理,听董仲舒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系统地建立发展儒家的礼义道德伦理制度,两千年下来,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的教化,蔚为大观,深入人心。 在争奇斗艳的人类文明中,中国集权的政治制度和儒家社会道德规范的有机结合,是独树一织的原创。 
封建农奴制和中央集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欧洲的封建农奴制度,对劳心者的制约,相对宽松,对劳力者的管理却是严厉苛刻。中国集权的社会制度,金字塔中,对劳心者的管理,要严格很多,但是对劳力者的约束,相对宽松。所以中国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样的自由歌。在中国的集权社会里,当官和拥有土地财富,是两码事,拥有土地和拥有在土地上劳作的人,也是两码事。在欧洲的封建社会里,这些都是一码事。中国的集权制度,人用统一的法规治理人。欧洲的封建社会,没有统一的法规,社会管理有很大的随意性。 集权制度之下劳力者的群体,对比封建制度下劳力者的群体,有本质上不同的人身和经济自由。 
中国现代的历史学者,生吞活剥,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决定论,把马克思对欧洲社会发展的阶段划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往中国历史上硬套,把中国两千年中央集权的社会制度,说成是封建制度,把周朝的封建社会,说成是奴隶社会。大学的时候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怎么读怎么糊涂,后来明白了,原来是他指鹿为马,胡说八道。中国社会,夏和商不大好说,但周是和欧洲中世纪类似的封建社会,应该没有疑义。井田制,和现代文明兴起前欧洲封建的土地制度,是一回事。中国到了秦,特别是汉武帝之后,就不再是封建社会了。

现代文明和近代中国 (全书目录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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