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神在华夏文明中的存在（六）
--马列主义在中国的法家附体
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因缘际会
这里先提出一个曾经令所有人都困惑不解的问题：百年来在世界上马列主义所统治的地区轻则民生凋敝，重则生灵涂炭，九十年代其大本营苏联与东欧地区的共产主义政权更是多米诺效应般的土崩瓦解，只在中国共产主义政权才得以延续壮大甚至硕果累累。为什么呢？共产主义在中国造成的灾难并不小，诸如大跃进和文革等等。为什么中国人民依然能够接受其继续作为国家的灵魂而存在呢？中国是否可能摆脱共产主义？何时摆脱？如何摆脱？也许这是国际大资本最应关注的问题。中国的劳动力质量和以前这些年的资本环境太难得了，这种利益是极其诱人的，而对于以盈利为目的的资本而言其诱惑力则是无法抵挡的。
首先说，马列主义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政治与哲学思想的发展必然会生发出这样的一个思想流派，根于德国生于英国的这样一个政治思想学派最终统治了整个欧洲东半部。因为整个欧洲在文化上的一致性，加之一战二战的机缘巧合，共产主义控制了苏联与东欧是个合乎情理的现象。而远在东方的中国，何以成为马列最成功的地方？这个成功所需要的一个大前提就是马列主义和中国的政治文明在哲学基因的核心层面必须有一定的契合。下面，我们从中国的宗教信仰和政治的历史嬗变中来理解这个问题。
马列主义在中国的法家附体
回到人文主义到物质主义这一嬗变的节点。这个思考是，中国提前进入了人文主义。同样的，中国进入了物质主义的时刻也比西方文明大大提前了。物质主义下政治对人文主义的束缚与异化是巨大的。物质主义关注的是可以触摸的利益，不再有神不再有敬畏，一切必须是可见的才会是可信的可以接受的，人性与自由等概念就不在这种思想体系的考虑之列。因为人的自由被剥夺，心灵不再舒展，灵魂无法起飞，社会在思想层面上失去了发展的原动力。物质主义在中国的表现形式就是法家。中国法家思想一直都是帝王的必备哲学。人文主义将神圣的光环从社会规范中剔除掉，这就赋予了社会思潮的无限可能性，那么一种完全从政治利益出发的实用主义就很容易诞生出来。而在战国时期的九州大地，罔顾一切社会规范和伦理道德而完全从一个国家的利益出发运作法律体系的学派就应运而生了，这就是法家。法家认为国家制定的法律就是为了成就一个强大的国家。什么天道，人道，人伦都不在法家的考虑之中。比如韩非子曾经提过商代的法令中有一条是当街弃灰则斩。在儒家那里，这种法令讲不通也不可能被接受，因为你找不到这种法律的天道或人道的依据。法家的一通操作下来，秦国迅速强大起来，但民众很苦。法律与人性的冲突注定了这样的国家无法长治久安。汉代初年，贾谊结论道：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
儒家认为法律合法性来源只能是天道，崇尚礼乐征伐。法律来源于上帝应该是正确的，但儒家的这些宗教信条在实际生活中缺乏可操作性。儒家思想无法变换成实际可操作的法律。法家正好相反，法家制定出了明确的法律条文，却与宗教信仰无关，完全不受天道人伦的约束，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君主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从那时起，中国文化逐渐建立起了凌驾于人权之上的国权。这里提及国权这一概念，啰嗦两句。我相信诸多有识之士闻此会脊梁背发凉。问题就在这里。许多政客操弄民族情绪，大谈民族主义，实际上他们的本质就是维护国权，而绝不是什么民族主义，也不是简单的马列主义，就是纯正的国权，打着民族主义的幌子维护国权。中国民族主义政权是有的，就是老蒋那批人，对民族遗产还是十分崇拜的，其弱点是过于崇拜，哲学功力欠佳。
西方社会也是在人文主义时代异化出物质主义，那就是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百多年的运动实践中，所过之处，哀鸿遍野。只有在中国，几次波折与苦难之后，最终成就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什么当今中国可以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硕果仅存呢？当然，狭隘民族主义情绪是其中一个力量。但这东西与共产主义没有关系，一战以后的历史中世界上大多数政权都在充分利用这个精神武器来收割民意，来维护自身合法性。当年的德国日本如此，如今的土耳其如此，而相对弱小的韩国政客没有人敢于摆脱这个老俗套，至于绝大部分欠发达国家政府更是鲜有例外地附着在狭隘民族主义之上。中国则不同，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有，但要弱于当年的德日，也若于时下的韩国，毕竟当年阔过，知道那玩意儿不过如此而已。所谓能力不够，民粹来凑，但凡有两把刷子的执政者都不会拿民粹说事。玩民粹是政客最恶心的污点。现在之所以民粹行为招摇过市，原因在于执政者的失德与无能。民粹只是中国相对次要的一个问题。导致中国与共产主义契合的最重要因素是法家思想为核心的的政治制度与共产主义在根本上的共通。
如前所述，华夏文明提前进入人文主义时代，福祸未知。儒家敬鬼神而远之，老子彻底不提鬼神，庄子玩世不恭地将鬼神当作自己思考人生的工具。然而，儒道二家最根本的理念还是敬畏天道并强调人的渺小卑微。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距离天道还有三层无法逾越的世界，可见其谦卑态度，而时下的科学成果也一再证明着这个哲学理解的深邃。作为老子的最著名的注释家的韩非子，其哲学根基应该说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道家老子。但他从人文主义思想思辨得到的政治哲学却更深刻地体现了他这些思辨的目标所在，就是人的欲望。年轻的韩非子逝去之后，在帝王将相的欲望需求之下，后世的政治哲学家就只剩下为这个纯物质主义的政治哲学描摹上色的空间了。韩非子的儒家道家哲学根基就被隔离在政治哲学之外了。商鞅，吴起，韩非，李斯，再加上后来的贾谊，叔孙通和董仲舒，众多的哲学家政治家，成就了这个洋洋大观的物质主义之下的法家政治哲学，而两千多年的历史积淀也在中国民众心中造就了那个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至于其中的各个环节如何上溯到人性，再上溯到地天道，那已经是无人能够关切的事情，也是即使关切也不被正统允许的行为。北宋柳永之所以成派成家，并非因为其赏花的能力，而是他对正统的质疑，是他对整个这一套政治人文体系的质疑，是对那些符合正统的不思而中不勉而得的做法的思维短路的质疑。
我们这个蔚然大观的物质主义政治体系，不但有上层建筑层面的政治架构和政治哲学，还有看似微不足道实质上却是最坚实政治基础的普通民众对法家政治哲学的认同与自我献身。当碰上了同样是物质主义的共产主义时，这个化学反应就来了，其激烈程度远大于共产主义在任何其他国家的状况。邓小平所说，共产主义是中国人民的选择，看似强盗逻辑，实则有其道理。而毛泽东对秦始皇的赞许和敬仰也有其哲学层面的道理，就是二者都是基于物质主义的政治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