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拜登在离开白宫前所做出的政策调整，将会对中国留学生和专业人士合法移民美国进一步开通渠道，你们也可以说美国在抢人才。
长期围绕J1签证的回国服务二年的限制已经在12月份取消，这意味着大量J1签证持有人不需要得到美国或中国方面的豁免就可以在美国转换签证以及申请移民，这几乎是里程碑式的政策调整：
“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J-1访问学者，除因政府资助或作为外籍医学类毕业生入境等原因外，将不再受到回国服务两年的限制，并可以在不首先回到本国或申请豁免的情况下，进行H-1B、绿卡等身份的申请。此次修订是国务院自2009年以来首次修订该清单。修订基于一系列因素，如经济发展、国家规模以及总体外流迁移率等作出，以使其与美国对外发展目标相一致。如果特朗普政府采取措施重新修订或撤回此次技能清单修订，则这一变化的影响可能会受到限制”。
从中国新到美国从事科研的年轻科学家，再也不需要我们经历的J1签证需要天朝办豁免的折磨了，虽然我是非常幸运的，因为生物所十分开明，给他们的研究生是一路绿灯。
这说明美国对外国科学家通过博士后到美国从事科研后，留在美国成为一条坦途。川普更改这个修改令的可能性不大，他自己都宣称要给STEM的毕业生直接发绿卡。
现在中国拿个博士并不难，直接美国博士后，刚来时美国年薪就是5-6万美元，这已经不错了。中国年轻人开始没有必要去什么大厂，那只是为父母吹牛的短视行为。在美国做博士后期间就可以办到绿卡，然后再想办法去当各种层次的教授或者去工业界发展。
年轻人先在大学与美国文化对接，学好语言和学到如何做Science的本领。只要拥有了绿卡，以后什么事情都好办。
前不久去华大心脏科的年度聚会，在布希啤酒厂举行，里面好多从中国来的年轻，绝大多数是J1。做高精尖的大厂必须在美国读书，所以他们很少是J1签证来的。但是生物医学则不同，他们是在中国拿博士学位后以J1签证的身份到美国来的研究人员。
可以看从美国管理交换学者的机构的统计数据，中国以J1签证来美国做Research Scholar（访问学者）居各国之首，人数是4767，印度为3245人，中国还有2873名以J1签证来美国读书的学生。现在这类J1签证的学者与学生都可以不需要回国，他们可以直接在美国转换成移民签证。这在30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事情，我们当年头痛的所谓J1 Waiver现在没有了。美国欢迎世界范围的科学家，门是打得更开了。
另外一个重大变化是近期公布的H1B签证的新规定，H1B是通向绿卡的重要步骤，很多新移民都经历过。大家都听说H1B抽签的事情，总以什么只有百分之十几能抽成功来恐吓留学生，其实我们在大学所经历的H1B根本不受H1B签证名额的限制。只要你能找到大学的工作，都可以办到H1B签证。
美国最近对H1签证的改革方案，让免受名额限制的组织范围进一步扩大。美国的非营利性大学和政府研究机构被重新定义为“根本性活动为研究”的机构，可以免于名额限制，这取代了此前要求“主要从事研究”的标准。
其次，F-1学生签证持有人过渡到H1B签证更顺畅。他们的合法身份将更不容易中断，移民局也将减少他们处理签证的时间。
留学生如果在美国创业可以自己作为雇员申请H1B签证，对以前所谓专业需要对口的规定也有相应的放松与调整，最名移民局也会加大力度加强对申请过程的滥用和欺诈的监管力度。
可以从我的旧博文中看我是如何通过豁免J1签证移民美国的：
我于1990年8月13日抵达美国，持J1签证刚到不久，老中朋友就告诉我：“你错过了机会”。他们谈及的是，老布什总统对当年4月11日之前抵达美国的中国人的行政命令。开始是允许中国人自由转换签证，后来才网开一面，让所有在此时间前抵美国的中国公民，都可以获得绿卡，俗称64（“八的平方”）绿卡。但是他们这些绿卡也是有代价的，因为他们所占用的名额，需要从中国后来者的职业移民的名额中扣除，形象地说就是他们提前消费了年轻人的名额。
我们晚到的必须自己努力才能办到绿卡，也就是通过职业移民的途径。我抵美国后不久才知道J1签证的具体限制，那就是J1签证拥有者在转换成其他可以移民美国的签证之前，必须完成回母国服务二年的限制。我在国内时只模糊知道这项限制，那时候只要能到美国来就是幸运的，所以没有想那么多。我当时还要赔偿国内巨额的培养费，但是已经在海外的导师史良如教授给我打气：“只要你出来了，一切都值”。现在回想起来，国内赔的钱确实只是那么一点点，虽然刚来时很困难。
我零星探听到豁免J1签证回国服务限制的可能途径，那是信息稀缺的年代，沒有电邮等任何网络，中美平信通讯要至少一个星期，打个电话几十美元。这项限制是国与国之间的协定，据说是李先念访美时签署的。当时的规定是只要签署的任何一方退出，那么这个限制就可以作废，也就是豁免。
豁免可以通过美方或者中方，从美方豁免必须通过分管J1签证的美国新闻总署，非常之难。当时只听说过在圣路易斯有一人办到过，这位受益人是从北医来的，而替他办的正是我们当时只能仰望的阿肯森教授。阿肯森一直身居要职，人又善良，他直通华大和美国新闻总署为他实验室的人办到了豁免。我从美国这边办几乎不可能，我老板只是一个助理教授，我如果要留下来必须通过从中国豁免。当时在圣路易斯没有听说有人从国内办过，很长一段时间这几乎是我们全家无法逾越的鸿沟。
我们的曙光来自一场圣路易斯留学人员举办的春节联欢会，在1992年的年初。那是64（“8的平方”）事件之后，领事馆与留学人员的关系开始缓和的时候，当天芝加哥领事馆还专门派人来慰问大家。联欢会的中场，芝加哥领事馆的教育领事袁朝在那里解答大家的问题，我也去排队，想问问我的J1签证豁免的可能性。袁朝为相当不错的人, 直来直去，他说自己没有办过，但是他可以尝试去办。他需要我能从国内证明我是完全自费的，在原单位没有任何房子或经济关系，并且出具证明函。
我似乎抓到了一根稻草，回家后马上给我们研究所的处长周北平教授写请求信，她完全没有任何犹豫就给我寄了证明信。我后来通过电话和信件与袁朝保持联系，他如实把每一步的进展告诉我。从袁朝那里得知的流程是：首先需要他们领事馆批，然后报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大使馆，再向美国新闻总署发函称中国对我的豁免无异义，美方接此函后几乎会是自然同意。
在豁免过程中，需要我当时的犹太老板给芝加哥领馆去函，证明我有工作并且持续支持我留在美国。他深知这是与陌生政府打交道，在信发出前，他很谨慎地让华大国际办公室审核。
当年的4月份我们在巴尔的摩开FASEB年会时，还开玩笑称是否应该去大使馆询问豁免的进展情况。我们从东岸回来不久，在七月初就收到美国新闻总署的公文，批准了我的豁免申请。从此我们留在美国的最大路障被我抓着的一个偶然的机会给清除了，那个时刻的开心程度可以与我们获得绿卡相比较。
袁朝来自大连理工大学，任期满后回国，但是好多年后他全家移民我们圣路易斯。以前在餐馆里吃饭时，我们还因面熟打过招乎。他应该已经不记得我了，但是他是改变我们命运的人。如果他能读到这些文字，请带去我的深深问候！
J1签证豁免后，朋友告诉我，可以拿J1直接开始办绿卡，我闻所未闻。我在1992年的中旬，开始请圣路易斯最知名的移民律师George Newman（纽曼）办绿卡。纽曼的传统是在接你的申请时，必须与雇主见面一次。当他、他的助理雪利律师和我从我老板的办公室出来后，纽曼对我说：“我对办成你的案子很有信心”。插曲讲点他们在我MD老板的办公室的故事，MD对JD的轻视表现在脸上，纽曼说法学院与医学院相似也是研究生院的性质，我犹太老板马上当着律师的面向我这外国人解释：在美国医生和律师是不同的人，我们医生辛苦很多。
再下面就是我去纽曼在克雷顿市中心的办公室约谈，总费用是5,000美元，首付3,500块，余额在递交140表时支付。
这些费用对我们是令人头痛的额度，我坐在他高雅的办公室里对他感概到：“乔治，你的办公室好漂亮，你这是无烟工业啊！”；
纽曼听出了我话中的余音，他说：“我明白这是很多钱，但是我如果是你，会这样想问题”，他去翻我的材料，接着说：“你现在才二十几岁，你就当是用这五千块，去买你在美国的未来五十年的美好人生”，现在看来，我们似乎买到了那人生。正如我经常说的，我是实施了美国梦的人。
在办绿卡的过程中，到1993年6月我的J1签证的三年到期，必须转成H1签证。老板说我已经在给你办绿卡了，不需要什么H1签证。纽曼向我老板解释，必须要H1签证过渡才行，并且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说H1 visa is a working visa, 没有它我就不能工作了。所以我又办了H1, 只用了大约七个月，在1994年的元月我就拿到了绿卡。我是在抵美国3.5年后拿到的绿卡，从此我们在美国就不用担心身份了。现在恐怕要10年，我比较幸运的是大量发放的64（“8的平方”）绿卡使前面排队的人突然消失了。现在回想起来，运气确实好。当时我在科学上也是相当高产，两年发表三篇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的一作论文，所以也是问心无愧。
在得知办到绿卡后，我是第一时间告诉犹太老板。当时我们在看显微镜，他特意转过身来向我握手道贺：“这是我办的最美好的事”。我在当时办豁免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说：“你问我是否应该留在美国？如果我是你，我会尽自己的全力留在美国”。他的理由是美国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政府都好很多，况且小家庭经不起不断的文化震荡。当时的谈话也涉及到我那么小的儿子，我老板说：“他长大就是我们美国人，与我们没有区别！”
我到处在外面看建筑，写文章介绍古典建筑元素与语言。工作累了抬头看自家的古董房，这里不就是希腊的柱子和罗马的拱门吗？[偷笑][偷笑][呲牙][玫瑰]
今年科系的圣诞聚会是在圣路易斯的布希啤酒厂举行的，为美国的标志性企业，我都不想提那个收购它的比利时企业的名字，仍然习惯于称她为Anheuser-Bus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