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死了，死于自杀，未满三十四。
在车里，吃了头孢，喝了白酒，关紧车窗又点燃了炭火。即使前两者不致于死，一氧化碳中毒也会让他必死无疑。这是遭遇到了多深刻的痛苦，感受到了多无告的绝望，下了多大的决心才毅然决然地走上了这条路。
想当年，在北方一个穷苦的村子，他父母和其他无数父母一样，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认定非得生一个儿子不可，万万不能断了香火。头胎生的是女儿，于是继续生，再生一个仍是女儿，再接着生，一连生了五个女儿，才终于迎来了这个儿子。为了生他，为了躲避计生人员的抓捕，他父母白天钻进玉米地，夜晚躲在草堆里，就这样东躲西藏好几个月，才提心吊胆地生下了他。
未生之前，他随时都有被引产的可能；历尽千辛万苦千难万难他终于哭喊着来到人间，来到他那满是汗腥味、简陋至极的房间。但在这贫困不堪的房间里却充满了欢笑声，因为传宗接代有了指望，再也不会有人说他家是“老绝后”，为了迎接他的到来，父母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宠他爱他对他呵护得无微不至的五位姐姐。
他们家的笑声传到了街上，村里所有人都为之高兴。
他母亲随后坦然地接受了结扎手术。
我与他大姐同岁，平时总在一起玩耍，姐姐很为这个弟弟骄傲。满月吃喜面时，全村的人几乎都来了。在泥墙院子当中搭起一台火灶，灶下是喜庆的火焰，灶上大锅里是沸腾翻滚的面条。长筷子捞起煮好的细面条，放进一排排白瓷碗里，每个碗里都有一个煮熟的荷包蛋，再浇上事先调好的料汁、撒上切得细碎的葱花，一碗碗热气腾腾香味十足的喜面就制作完成了，我至今仍还记得那土墙院子里面条的鲜香。在面条阵阵的香气里，他时而哭泣，时而欢笑，带着亲朋好友的祝福，在人间开始茁壮成长。
因为我比他大六七岁，平时交集不多。有一年回国，在家门口遇到他父亲，他很自豪地说他儿子大学毕业，已经在杭州工作，类似编程类的工作。我对做编程的人有一个偏见，认为他们内向，不善于与人沟通。他父亲问我在家呆多久，我说一个星期左右。他很惋惜地说，他儿子要一个月之后才能回来，很遗憾你们不能见一面。我说以后有的是机会呢。边说边给他散烟，他很高兴地接过我递给他的外国牌子的香烟。
随后很多年，为了谋生我四处奔波，一年也回不了几次老家，与做编程工作的他再没能见过一次面，每次回家碰到他父母，他们都比上一年更显苍老，与我父母一样。
想当然，他也像大多数人一样经历了前些年经济的蓬勃发展，经历了三年多的疫情，不知道在疫情期间他遭遇了什么样的困境，以及这种困境对他造成的心理影响，他更是体验了疫情之后经济的不景气。这期间他的工作也有了变动，都是我所不能了解的，但我知道他是一个勤奋的孩子，在鲁西南，不下一番苦功夫，很难成为一个本科生。
但在剧烈变动的时代面前，底层人所有的困难和窘境他一样也少不了。人民曾经有过三座大山，大多皮糙肉厚的人都挺过来了，可是对于心地善良又脆弱不堪的人来说，时代的一粒沙，就是投向他们心中的一发炮弹。
我听说他是被一笔额度不大对对他来说可能是巨款的贷款压垮的。不能如期还款，借贷方的人员去他家里，不知道是调查还是恐吓，他母亲就在电话里把他臭骂了一顿。
几天之后，他就这样走了，带着头孢、白酒喝木炭上路了。留下了妻子和刚上幼儿园的孩子，还有那日渐苍老的父母。
他成了今年无数的悄无声息地自杀者中的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