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幼军的从政生涯一直受到各地民众好评，被认为是思想开放、有所作为的官员。他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市长、湖南省委副书记、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山西省委副书记、山西省人民政府省长，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等职务，后因“犯错误”被留党察看两年，最后的公职，是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2015年1月退休后，于中山大学任教。
文化大革命(1966-1976)不仅是一场政治运动，更是一场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危机。据于幼军讲座的数据，文革期间，230万党政官员被“立案审查”，约占“文革”时官员总数的17.2%。 近3万国家机关各部委官员被“审查”，占部委官员总数的16.7%。其中75%的中央副部级以上官员遭受打击。军队中，超过8万人因所谓的“政治问题”遭诬陷迫害。文革10年，2000万人受迫害直接或间接死亡。文革导致中国经济损失约5,000亿元，占当时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从“破四旧”到毁坏文物，文革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令无数家庭破裂，文化遗产的丧失更是难以挽回。
于幼军在讲座中引用的诸多数据，触及了文革最黑暗的一面。这些数字不仅揭示了当年“革命”的代价，也让人们看到历史教训的严峻性。这些事实证明，文革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远不止十年，而是留下了长期的社会撕裂与文化断层。
文革被定性为“十年动乱”，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明确表述。然而，这段历史依然是中国政治话语中的禁区。因为文革时期的许多政策与决定，与毛泽东直接相关，而对文革的深入反思难免触及其个人责任问题。作为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一段失败尝试，文革的反思容易引发对整个制度的质疑。因此，避免讨论文革，是保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手段。更重要的是，讨论文革，不可避免地会牵涉权力结构问题。当前的治理模式中，中央集权与个人崇拜的迹象，会让人联想到文革时期的思维方式。因此，反思文革容易引发政治联想，被认为是对现有体制的隐性批评。对于现有的中国的领导层来说，任何触及文革的讨论，都有可能被利用为对现行治理的不满情绪的发泄口。一旦历史反思成为社会运动，可能引发不可控的政治后果。
于幼军本人对媒体披露，他向学校提出“保持低调、不贴海报、不上校园网”等，但“想低调也没办法” 。听众只限校内师生参加，并通知“现场请勿录音、拍照、摄像”，表明他意识到该话题的敏感性。然而，他所曝光的数据和直白的言辞，还是在短时间内引发了广泛讨论。这表明了社会对文革的反思需求始终存在，公众对权威人士的历史评价具有强烈的兴趣。讲座仓促被叫停，反映了这一话题在公共领域的“不可触碰”程度。官方态度请强硬并明确：文革问题的再探讨是挑战现行的政治框架，历史真相的曝光会引发舆论效应，威胁中央权威。
文革历史不仅是一段尘封的记忆，也是一个活生生的当代议题。于幼军的讲座事件表明，文革历史在公共讨论中依然充满禁忌，然而，回避历史并不能阻止其带来的影响，更不能阻止公众对这段历史的反思和愤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