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丧

在北美这边刚过了感恩准备圣诞的时候，我家接到表哥的通知，姑丈仙逝。

   乍一听到消息，我的第一感觉是心疼姑姑。高龄去世，对外人来讲，是喜丧；对亲人来说，永远没有做好准备，总留下很多遗憾和不舍。我姑本来就是爱唠叨的人，我妈说，去一趟吧，去给她一只耳朵吧，她现在一定有说不完的话，何以解忧，唯有唠叨。

  于是，我当天下午就买了第二天凌晨起飞的机票。晚饭后，收拾些简单的行李，出发去机场。  一路上担心过两件事。一是如果老太太悲悲切切，该如何安慰，我想来想去都是些套话。二是我对姑丈的感情，虽比家族里其他长辈更亲一些，毕竟是间接的，我不知道出于礼貌或礼节，是不是应该表现得更悲伤。



   二十六个小时后，经过一次转机到达深圳。我直接打的去姑姑家，住进了原来姑丈的房间。姑姑和姑丈是第一代深圳人，他们有着同辈知识分子罕见的果敢、勇气和创业精神。几十年过去，依靠政策和技术，吃到时代的红利，不仅为自己的事业闯出一条路，也提拔了一些家族后代从乡村走向城市。老两口的家，虽不是豪宅，也算黄金地段的高档小区。



  客厅里设了灵堂，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上香，点三支，分别代表祭天、祭地，还有敬逝去亲人。

  家里所有的镜子都遮了起来，据说镜子会将逝者的灵魂反射，使他无法投胎转世。卧室和客厅的用素色床单加胶带封得严严实实，浴室的比较小，用旧报纸糊的，那报纸满脸褶皱，泛黄变脆。我曾经偷偷掀起一角想照一下，稍微一碰，报纸就裂开了一条新口子，欲哭无泪的样子。后来，我发现没有镜子照样过，过不下去的时候可以去电梯里照个够。

  来家里上香的都是近亲，姑丈潮汕那边的居多；姑姑的客家亲戚说起来不少，但留在本省的不多。每来一位，迎进门来，上香，送奠仪。路远的就留下吃饭；还要上班的就自行离开，主人家不能相送。

  我接手了老太太，以为兄弟俩可以各回各家，起码去睡个整觉。他们多日来轮流守在医院，同时还要照顾老妈的日常生活、情绪和健康状况，已经人困马乏，疲惫不堪。哪想到，姑丈在世的时候，掌握着家里的财权和管理权，现在他一放手，电脑和银行密码需要破解，身份证、户口本找不到，谁能睡得着。

  老太太情绪很稳定，毕竟是经历过风雨的人，对人生道理和套话都太懂了，不需要别人班门弄斧。对小辈来讲，最尊重、有礼貌的行为，就是安安静静尽一只好耳朵的本分。这些日子，姑姑给我讲了了多少家族往事，还有每个上香人的人生。过了几天，在追思会上我第二次见到这同一批人的时候，已经理清了各种关系，连同他们的陈年恩怨，包括没有露面的人。

  晚上睡在姑丈的屋里，看着他的书桌，摆得整整齐齐的各类文件，药瓶，痒痒饶，想起一句很文艺的话，“真正的送别没有长亭古道，没有劝君更尽一杯酒，就是在一个和平时一样的清晨，有的人留在昨天了。”



   姑丈的妹妹贞姑，是我到的第三天住进来的，她除了陪大嫂，也是这次丧事的主理人。要不是姑丈的另一个妹妹临时身体抱恙，提前回潮州，我就要与平均年龄八十的三位姑同住几天，一定会学到更多的粤港澳地区的传统丧葬习俗。



   贞姑一来，我们相对随意的生活立刻规矩了起来。

  首先，家里要循环播放佛歌。灵堂的水果每天都要换。单调的佛歌，在我回到家后，还在脑子里顽强地存在了两天。

  第二，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是上香，而且香和蜡烛一直到下葬之前二十四小时不能断，否则对子孙不利。白天时不常有客人来上香，麻烦的是晚上。我们试过用粗一点的香，烟太大，即使通往阳台的门窗一直开着，屋里还是呛得没法待。我以为自己刚好倒时差，夜里续香没问题，实际上一次也没有起来，幸亏姑姑失眠。我感觉很对不起表哥和表弟，以后要加倍对在加州的表外甥好。

  除了灵堂的香，家中晚上也要保持灯火通明，尤其是门厅、客厅还有阳台的灯，要让往生亲人的魂能够找回自己的家。

  留灯的第二天，就有了故事。那天清晨五点多，我醒了，伸手摸床头书桌，不小心把桌上的小台灯碰掉了，卡在桌子与墙的缝之间。我只好摸黑起身，跪在床上，努力捞台灯，没注意床头板上有个小电铃，一碰就叮叮咚咚唱起来，跟门铃声一样。我赶紧停止动作，屏住呼吸，生怕惊醒其他人。还好，铃只唱了一遍就停了。

  等天大亮了，我从房间出来。贞姑已经在厅里忙碌，看见我，赶紧过来悄声说，“摩羯，昨天幸亏门厅留了灯，你姑丈可能回来过了。我把防盗门打开了，方便他出入，今天出出进进都不要关门，让他随意啦。”我看她神情严肃紧张，自然不敢敷衍，赶紧答应着，但压不住好奇心，就小声问，怎样知道姑丈回来了？“我今天啊，起得早，刚才天还没有亮，听见门铃响，去开门又没有人，电梯、还有楼梯间，上下都没人，我想一定是你姑丈回来了。”

  我把贞姑领到我现在睡的以前姑丈的屋里，把床头电铃摁了一下，“姑丈藏在这里呢。”这下贞姑也笑了，但我们还是决定今天不仅留灯也要留门，谁知道万一呢。

  贞姑没有要求大家吃素，但不能吃红烧肉，豆腐，还有牛肉及其同类型的大型动物，比如马肉等。红烧肉应该是忌讳“红”字；豆腐不明就里；牛肉的说法有意思。据说，地府的鬼差都是牛头马面，吃牛肉等同吃其同类，得罪了它们，会难为亡者。

  带着这些规矩，表兄弟俩好不容易订了追思会后的餐厅，为了避免把亡魂的死气带回，不能在来时的路上，不能太远绕路太多，还要够档次的地道潮州风味等等。没想到菜单还是出了问题，什么不带皮的肉，去掉鳞的鱼统统不行，店家卖套餐可以换菜不能调价，结果付了海鲜大餐的价格，半桌都是摆盘漂亮的素菜。



  我每日听从两位姑姑的教诲，给表兄弟们打下手，钻在厨房里帮保姆做饭，唯一的放风时间就是早晨买菜。



  闲下来的时候，大家都围在茶几上折元宝。有亲友带来一摞摞纸钱，纸极薄，贴有一片锡箔，分金银两色，当地称作南金。根据贞姑的指示，为了使面值加倍，比如十块变一百，每一张南金都要折成元宝，然后再放在三十多平米漂亮大阳台的铁桶里烧。那真是，元宝一烧，纸灰乱飘，屋里屋外，香火缭绕，阳台上的绿植和晾晒的衣物都笼罩在烟雾当中。还好那几天没镜子不方便涂脂抹粉，要不然我天天穿着烟熏味的衣服，闻上去可能像一块行走的腊肉，喷香且肥瘦相当。

  贞姑代表了家族，更代表了权威。她每日早晚两次念《观世音菩萨祈祷文》，唱三小时阿弥陀佛，也很辛苦。姑姑个性随和，平日生活简单，啥都信点，认真起来却只信自己。她对传统风俗不大在意，也懒得反对，“潮汕的，客家的，深圳的，各有各的讲究，到底要顾哪头？”

  连日生活在风俗里，人人都休息不好，老太太的咳嗽和失眠都加重，我们折元宝的也快得了颈椎病。幸好贞姑也通人情练达，终于松口说，南金可以直接烧，但要一张张的，让亡灵一步步地走；如果一沓下去烧得太急，亡灵不得不一路狂奔，易现溃势。姑丈个性沉稳，且柱拐多年，如果灵魂一旦脱离肉身羁绊，就身手矫健自由奔放，也是好事。其实我的顾虑是，如果火势太旺，附近邻居会不会一路狂奔上楼，来投诉？

  还有一件事情，数各位亲友送的奠仪。作为来吊唁的答谢，在追思会后按照一定比例返回吉仪，还有福袋，包含一张纸巾（擦眼泪）、一块白毛巾（白金）、一元硬币、一粒糖（我的解释：人生是甜的）和一对红丝线。奠仪必须是現金，整数加一元，表示只有一次，比如501，1001元等。如果奠仪是整数，扣除福袋里的一元，尾数为九，谁家愿意白事“长长久久”呢。

  追思会那天，姑姑被众多亲友轮流围住，我得以脱身，以“局外人”的眼光观察这场丧事。仪式开始前，来宾三五成群，熟识的人凑在一起。有些老相识，更多的则是半生不熟，无聊等候，如同潮剧里唱的，“一派哀容生人看，死者有何知”。待时间略长，人群出现倦态，注意力转移到新出现的面孔。姑姑与“新人”或拥抱或握手或哭泣，次数多了，渐渐的像一场需要把心力攒起来才能进行下去的“表演”，看起来让人心疼。

  从丧宴上回来，姑姑直接进了房间，我以为她去休息了。过了一会，老太太灰着脸，拿着两个手机出来，“摩羯，过来一下，出事了。” 原来，老太太想趁股市收盘前操作一次，误以为把密码搞丢了，结果虚惊一场。

  临睡前，贞姑嘱咐我，早上去买菜的时候，带些苹果和带叶的桔子回来，“叶子要绿，要新嫩，头七去弘法寺拜拜，保佑子孙枝繁叶茂。”

  去弘法寺的路上，我跟姑姑搭二儿媳妇的车。儿媳妇说，“那天追思会结束，我送三堂哥去高铁站，回家后收盘了，少抓好几万。”

  毕竟是深圳人，不管老家是潮汕还是客家，只要活着，就如同《繁花》里所说，“土地和股票，永远都是最好的。” 何以解忧，唯有股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