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時的安德烈與母親。
@大學畢業後從軍，不久便離開祖國了。
戰後，安德烈一家暫時過了幾年相對平安的日子，1959年到了考大學的時候，安德烈自幼便對文學及詩歌有著深厚興趣，正當他準備報考文學專業之時，父親意味深長地跟他講了這樣一番話：
“你喜歡文學，這沒有錯，等到你畢業後，為政府寫文案將是你主要的工作，但是你必須按照政府給你的指示寫，不能去寫真實發生的事情，即使是替政府説謊，你想想你做得到嗎？”
當年的捷克斯洛伐克是共產國家，政府是蘇聯卵翼下的附屬國，當時有個笑話：莫斯科下雨，布拉格就撐起雨傘。安德烈父親對此早已心知肚明，所以跟年輕、未經世事的兒子講了那番話，安德烈聽從了父親的意見，選擇了學工，之後成爲一名工程師。安德烈多年以後跟我提起此事，感慨地說，還好聽了父親的話，若干年後身在加拿大，有工程師一技傍身，起碼生活不成問題了。
1968年8月的一天，就在斯洛伐克中部的溫泉小鎮Piestany，一位中年婦人像往日一樣，推開了公寓向街那一邊的窗子，夏日溫潤清新的空氣一下子撲進撒滿陽光的客廳，就在同一時間，平日清靜的街道卻傳來異乎尋常的噪音，婦人探身向樓下望去，不由得驚呆了，她以爲是在做夢，再次睜大眼睛扶著窗臺再次朝樓下的街道望去：天啊，一部部坦克和裝甲車轟隆隆正碾過街道，車上有蘇聯軍隊的標識，幾個年輕的蘇聯士兵站在坦克車上，邊談笑便驅趕看熱鬧的人群。
一切都是真的。婦人失魂地扭開電視機，屏幕上正顯示首都布拉格的市民正在與蘇軍對峙，他們舉著國旗大聲喊道“俄國人滾回去”，有些人質問坦克上的蘇聯士兵“你們來這裏幹什麽？回去吧！”這，就是當年震驚世界的【布拉格之春】------蘇聯企圖阻撓捷克斯洛伐克自發的改革運動，從蘇聯派出幾十萬軍隊鎮壓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
當年，安德烈大學畢業不久，剛工作了三年，聽到這個消息，身在布拉迪斯拉瓦的他立刻動身趕回家，那位失魂的婦人正是安德烈的母親，兩人無言地相擁在一起，母親悲傷地嘆道，二戰剛結束二十年，莫非戰爭又要開始了嗎？
那一年的【布拉格之春】，雖然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英勇抵抗，但卻始終敵不過强大的蘇聯軍隊。幾天之後，安德烈做出人生的重大決定：走爲上計，先逃到鄰國奧地利維也納。實際上，國際上已經開始關注捷克斯洛伐克的動蕩局勢，奧地利毗鄰捷克斯洛伐克的維也納邊境已然開放，供欲逃出國境的難民離開。消息一經傳出，惴惴不安的人們，特別是年輕人毫不猶豫收拾了簡單行李，涌往邊境。
布拉迪斯拉瓦是斯洛伐克的首府，距離維也納開車只需兩小時，類似香港到深圳之距，當年從捷克斯洛伐克過境到維也納，是需要嚴格審查及簽證的，如果强行闖關，甚至有可能被捷克斯洛伐克邊防警察擊斃。一直到2004年已經分爲兩國的捷克和斯洛伐克，分別加入歐盟EU之後，邊境才完全開放，雙邊旅客不用出示任何護照或簽證等，自由往來。
1968年對於安德烈而言，是他生命中十分重要的轉折，那一年的3月，父親因患癌症不治離世，5個月之後的8月，【布拉格之春】影響了整個捷克斯洛伐克，9月初安德烈被迫離開祖國，辭別了母親，辭別了從小長大的那片土地，重新選擇自己今後的居住地，走向人生的第二個驛站。
安德烈明白母親的心情，父親剛去世半年，哀痛尚未完全熨平，馬上又要面臨母子分離之苦。然而，當年這位56歲的堅强母親擦乾眼淚，一字一句對這唯一的兒子說：
“你如果決定離開，你就走吧，我當然捨不得你，但你有你的人生之路要走，我不會成爲你的絆脚石。”
在維也納，安德烈很快找到國際難民營組織，接受一系列審查，並登記表格。那種剛剛獲得自由的興奮，跟對前途一無所知的困擾，還有對母親那份説不出的歉意，不斷交織在他的心裏，憂多喜少。
那一年，被迫從捷克斯洛伐克出逃的難民超過十萬，大部分是知識分子，或剛畢業的大學生。當時維也納國際難民營組織提供多個國家，可供這些難民選擇，安德烈出於對歐洲戰事頻繁的厭惡，表示絕不會選擇歐洲國家，而美國雖好，但當年的越南戰爭引起安德烈極大反感，再看加拿大，地圖上顯示河流湖泊充裕，於是，身爲水利工程師的安德烈毅然決然選擇了加拿大。1968年的秋天，在難民營的安排下，他由維也納飛到了多倫多，開始了新移民生活。
1968年，對於我自己來講也是不平凡的一年，那一年是瘋狂的文化大革命的第三年，我家戰戰兢兢地熬過恐怖的1966和1967年，1968年中共發動【整理階級隊伍】運動，我的母親當年在北京師範大學校醫院任兒科及婦科醫生，但她在這次政治運動中被紅衛兵斥為“漏網右派”，主要原因出於父親1957年便被打成右派，次年則被逐出北京，而母親僥幸未受波及，所以，紅衛兵趁這次【整理階級隊伍】，將母親作爲“漏網右派”揪出。
那年夏季的一天，我從外面回家，離家門還有段距離，我便一眼望見家門旁邊墻上貼的綠色大字報紙，上面用黑色墨汁粗重地寫著什麽，走近一看-----打倒反動資本家、漏網大右派、反動知識分子梁其容！（梁其容是母親的名字）我眼前一片黑，幾乎從自行車上栽下來，定了定神才發覺家門緊閉，我掏出鑰匙開門，但鑰匙插進去，門卻打不開，門裏面有個陌生男人粗魯的聲音傳出來：
“誰啊？”
“我！”我的聲音微弱如蚊蟲。
門被猛地打開，我狼狽地站在門外，倒仿佛這個陌生男人才是這大門裏的主人，我卻成了不速之客。我硬著頭皮走進家門。
院子裏混亂一片，母親的箱籠裏的旗袍、西裝、衣料等，七零八落地搭在院子裏的晾衣繩上，地上堆著一捆捆的書，電風扇東倒西歪地扔在墻角。除了剛給我開門的男人外，站在我們房間和院子裏東翻西找的人還有四個，他們正聚精會神地研究著我們的幾本照相簿，我舒了口氣-----還好，我們不久前已經自我審查了所有的舊照片，將所有當年父親留學美國時跟教授合拍的照片，及他穿西裝的照片全部銷毀了。
突然，我發現自己放日記本及心愛小玩意的抽屜，也被他們不客氣地拉開檢查，我立刻叫起來：
“爲什麽要抄我的抽屜？”
母親神色慌張地跑過來，壓低聲音跟我說：
“別説話，讓他們抄吧。”
我家的地板是日式的，地面與地板之間有一層約半尺的空間，走在上面有一種空洞的感覺。這時，有個男人拿著錘子敲擊地板，幾乎每個地方都敲到，然後撬開了一處地板。
“他們找什麽東西？”我悄聲問問母親。
“他們懷疑我們有發報機。”
“説什麽呢？”一個粗眉大眼的漢子跳過來惡聲斥責道，“老右派，你放老實點，跟你閨女交換情報是不是？”
母親是醫生，從來都受人尊敬，這樣粗言惡語地對母親講話，我還是第一次聽到。這也是當年紅衛兵的標配行爲，不如此不能顯示他們的革命精神。
這時，另個紅衛兵指著一個我家裝雜物的箱子，大聲斥責道：
“你這麽痛恨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嗎！竟敢將毛主席的石膏像跟這些雜物放在一起，你真是惡毒、反動透頂了！”
糟糕，這事是我幹的。幾年前有朋友送給我們一個月半尺高的半身毛澤東石膏像，我將這石膏像擺放在鋼琴上面，有天打掃衛生，不小心碰倒這石膏像，毛的鼻子被削去了，這怎麽辦？情急之下，便將其放在了雜物箱裏面。母親並不知此事，我正想替母親開脫，說那不是她的事，但剛要開口，便被母親阻止了。此時，那個紅衛兵得意洋洋地手持“證據”------削掉鼻子的毛像，作爲罪證，收進他們的大口袋。
紅衛兵們最後將電風扇和兩大箱他們認爲是罪證的東西，搬上了他們的車子，揚長而去。從此，母親被剝奪作醫生的資格，每天上班被指派打掃厠所和候診室、清洗化驗室的試管及藥瓶、清除醫院外面的雜草等，而且不准回家，除了上述的勞役外，還要每天寫批判自己的文章，和交待解放前在上海開診所的“罪行”。
至於我自己，因受到家庭的牽連，在學校受到的歧視和排擠，無日無之，更要求我和父母劃清界限，我真的不知這個界限如何劃清，便問同班的一位紅衛兵，豈知他不僅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劈頭便斥責道“你這是什麽態度？”從此，我唯有沉默以待，那個時候中國國境不像捷克斯洛伐克般開放，否則，我早就像安德烈一樣走出國門了。
1968年，對安德烈和我來説，都是一生命運中不可忽視的一年，儘管那一年安德烈在捷克斯洛伐克，我在萬里之外的中國北京。
【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