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識安德烈，他是這樣的。
@超現實主義畫家古德納的作品1997年我從香港移民加拿大，並定居在溫哥華，次年10月經女友介紹，我和安德烈相識，不過我們初次見面之前，還有這樣一段故事。
那位女友是當年安德烈的同事，有天在辦公室，女同事跟安德烈提起想爲他介紹女朋友，安德烈第一反應是他不想找女朋友，過去的婚姻給他的打擊太大了，他心中仍存有陰影。過了幾天，安德烈偶遇那位女同事，便問道“你想給我介紹的女朋友是做什麽專業的”，這女同事恰好是我的讀者之一，便答道“她是作家”，安德烈眼睛一亮“她是作家？我想見見她”，女同事將我的電話給了他。
於是，我們在溫哥華西區百老匯街的長城飯莊見面了，當我踏入那間中餐館的時候，心裏不免有些忐忑-----怎麽辨認出這個叫安德烈的老外呢？正疑惑著，坐在近旁一張桌子的高個子老外站起來，眼睛看著我，道“You are Betty, right?”，同時將手伸出來與我相握。長城飯莊是中餐館，客人多爲亞洲人（中國人），安德烈如何從衆多亞洲面孔的女人中認出我的，我想只能用緣分解釋了。
我記得那天第一次午餐見面，我們談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如何于1992年分爲兩個國家的，而他是如何看待這次分離的，我幾乎把他當作我的訪問對象了，得知他1968年因【布拉格之春】而逃離祖國，我的興趣就更大了，忙問他當時是怎樣的情況，並告訴他1968年正是中國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時，我家被紅衛兵抄家，母親被當作漏網右派揪出來批鬥，関入“牛棚”不准回家，也停止了她的醫生工作。看來1968年是當年我們雖身處歐亞兩地，卻共同經受了不同的人爲政治劫難。隨後，我們又互相交流社會主義的捷克斯洛伐克和中國的相同及異同之處，如今想起來，當時真的有如開研討會一般。
我坐在餐桌旁，注意到安德烈眼鏡後面清澈的藍眼珠，微笑望著我這個陌生的東方女子，那份善良、坦誠是我在國人當中不常見的，他的五官則是典型的東歐人，那“典型”令我想起多年前看過的蘇聯電影【列寧在十月】，裏面的瓦西里與他頗爲神似。
移民加拿大之前，本人一直單身，人説婚姻這東西可遇不可求，我絕對相信，既然遇不到，也沒有那個時間精力去“求”。如是者，從北京到香港，從香港到加拿大，都過著單身不貴族的日子，周圍朋友看著我着急，我卻很習慣這“一個人吃飽了，一家子不餓”的生活。移民以後，朋友們紛紛爲我出謀獻策，剛剛定居在這個新城市，雖然本人適應能力不差，但畢竟一切對我來説，都是不熟悉的，所以，對朋友介紹來的男朋友，管他是老中老外，我都當他是我的采訪對象，不僅單刀赴會，還趁機探聽他們以往的職業及生活，這是老行當啦，該問什麽問題，如何技巧地問，對我都不成問題。
這位“瓦西里”也順理成章地成爲我的訪問對象之一，跟別人不同的是，“瓦西里”-----安德烈雖是市政工程師，但他醉心文學，從他十幾歲開始便用斯洛伐克語寫詩，來加拿大之後，又學習用英文寫詩，寫詩是他終生的嗜好。他的祖國----捷克斯洛伐克，便是那個集詩歌、雕塑、音樂為一體的藝術之邦。
其實，我們雖然各自成長于不同的國家與民族，文化背景也全然不同，但，我們卻同在共產黨制度下長大，也同樣因不自由而離開生於斯長於斯的故土。我們的經歷是如此相似，竟令我們同時感覺猶如在異鄉遇到知己一般，興奮之中，又有些不敢相信。當安德烈告訴我他父親的職業是醫生，我更嚇了一跳，怎麽我們雙方的父親職業都相同？而且他的父親是斯洛伐克一小鎮上的唯一醫生，我的父親於1957年反右運動之後被逐出北京，也是在河北省北部一小鎮上的唯一醫生。
安德烈又告訴我，他家是猶太裔，這對當年的我來説又是件新鮮事，從書本或電影上聽説過猶太人，但真真正正面對一位猶太人，卻是我未曾有過的第一次。他説，在二次世界大戰前，斯洛伐克境内猶太人大約有九萬之多，戰後，百分之八十的猶太人被殺害，如今只有兩千多猶太人生活在斯洛伐克。幾經千辛萬苦，他們一家四口才僥幸活下來。這其中也有因他父親的職業，小鎮上的居民想方設法保護了守護他們健康的醫生。
我則告訴安德烈，自1957年中共的反右運動，父親被打成右派，從此被逐出北京，我從小就被剝奪父愛，剛一懂事就被老師訓斥要和家庭（父親）劃清界限，十年之後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家作爲黑五類，被抄家、批判、清算，母親也被作爲漏網右派，强行剝奪她做醫生的資格數年。雖然納粹分子之於猶太人是一個種族要消滅另一個種族，跟中國人之間的那種政治鬥爭有所不同，但無辜百姓所遭受到的痛苦與磨難，卻是極爲相似的。我和安德烈的生長地雖遠隔千山萬水，但在這一點上，我們卻有著共同的感受。
真是遇上了“自己人”，那種尋覓多年，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感覺油然而生。我開玩笑般地跟安德烈說，我家就是中國的非猶太裔的猶太人，除了沒被關進集中營，其他如受侮辱、受排擠、受敵視、受懷疑，樣樣都經受過，明明父母都是治病救人的醫生，卻被中共擠壓成社會邊緣人。
經過幾次的長談之後，我決定跟安德烈繼續交往下去。那時我常去的一間中國人基督教會，得知我正在與身爲猶太裔的安德烈戀愛，有關人士馬上找到我，很嚴肅地指出，如果我選擇安德烈作爲我終生伴侶，就必須説服他成爲基督徒，否則，我們將不會被教會所接受。於是，我將安德烈的實際情況告訴他們，他家僅僅因爲是世代猶太人，二戰時許多親戚死於希特勒的殘忍虐殺，即使勉强活下來的，多年來也去除不了留在心中的陰影。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必須説服”是否不太妥當，也不太合理吧？
我覺得信仰問題完全是個人的事，非要説服安德烈成爲另一種宗教的信徒，根本就是一種不尊重，也是對猶太人----猶太教的無知。那間教會大概認爲這是一件不可輕視的大事，不久，他們派了兩個人，特別到我家裏跟安德烈面對面談話，談了兩個多小時，安德烈注意地聼，卻沒有說一句話，或發表任何看法。最後，那兩個人起身離開，安德烈十分禮貌地站起來送客，連聲道謝。事後，在我的追問下，他只説了一句話“他們不了解”。然而，那間中國基督教會并未成功將我們分開，反而讓我們走得更近了，不過在我們私下的言談中卻沒有過度指責他們，在這個問題上，我真是不屑跟他們爭執什麽。
越來越發現安德烈性格中的那份溫柔、良善和善解人意，令我有些驚奇的是，他也是長大在共產國家，怎麽就沒有那種長在紅旗下的中國男特有的霸道和粗鄙無禮呢？（我在這裏指的是大多數國人）其實在我們的交談中，我也特別問到當年捷克斯洛伐克在共產黨治下的社會狀況，發覺同爲共產黨，同爲獨裁政府，但因其文化底蘊、歷史背景以及受教育的普及程度，即使同是共產黨執政，其社會也從未出現如文化大革命般的瘋狂舉止。我甚至問他，在捷克共產黨治下，有無摧毀教堂？有無禁止古典音樂？有無批判歷史上的文學家和詩人？有無强迫所有市民家中必須懸挂黨領袖的畫像？安德烈搖頭再搖頭，並詫異我問的這些問題。
其實，捷克斯洛伐克早在1948年成爲共產黨統治的國家之前，就已經實行資本主義制度 ，二戰結束後在蘇聯紅軍及共產黨的干預下，才變爲社會主義制度國家，即使如此，當年的捷共也不可能做出如中共般禁錮言論，報紙上的諷刺漫畫從未停過，安德烈的一位朋友就是當地知名漫畫家，雖然政府并不喜歡，但也沒有發生過逮捕或剝奪其工作的事。對於中國大陸發生的歷次政治運動，安德烈簡直聞所未聞，難以相信。
交往後不久的一天，安德烈很認真地跟我説道“我周末只有兩天休息，當然我很願意跟你在一起，但是，我還有一位朋友需要我的幫助”，接著他便跟我介紹了那位同樣是來自斯洛伐克的畫家Ladislav Guderna-----古德納，他是超現實主義畫家，同樣於1968年離開捷克斯洛伐克來到加拿大，但即使擧辦過多次畫展，他的畫作仍不被加拿大藝術市場所接受，因此，這位落寞的歐洲畫家境地可想而知，我見到他的那年，他已年近80嵗，與同樣年老多病的妻子，住在溫哥華唐人街附近一處政府資助的低收入屋邨中，既不會駕駛，也沒有車子。
多年前安德烈認識了這位老畫家，並了解他的狀況，從此便每個禮拜抽時間開車帶老人去購物，有時也會去專門售賣作畫工具的特別商店，購買老人需要的東西。當我得知安德烈的“苦衷”後，馬上表示我可以跟他一起去幫助這位老畫家，安德烈簡直是喜出望外，而我們在一起的交往也因此多了這一項助人項目。
每次我們開車到那個屋邨前面，安德烈都會讓我先在後座等著，他則親自下車走入屋邨古德納住的房屋前，陪同老畫家一起走到車子旁，並拉開車門，不無恭敬地送老人上車。然後我們開車去超市，買牛奶、水果、貓砂及其他日用品，老人養了兩隻貓，裝了貓砂的袋子是很重的，安德烈不僅將兩袋沉重的貓砂搬入車内，回到老人住處，他還扛著那兩袋貓砂和其他買回的物品直接送到老人家中。
當然，安德烈對古德納的作品一直贊不絕口，而古德納堅持只將畫作賣給真正懂得那幅畫作的人，即使有人出大價錢欲購他的畫作，他也不願賣，這是歐洲藝術家的風骨。而安德烈每次見到古德納都跟他探討他的作品，並買了多幅作品，直至今天還懸挂在我家。別忘了，安德烈是寫詩的人，1999年畫家還親自為安德烈的第一部詩集擔任美術設計，可惜的是，同年10月古德納病逝，享年78嵗，安德烈也就成爲與超現實主義畫家古德納最後時光的陪伴者。古德納去世後的家庭聚會，也只請了除家人之外唯一的友人----安德烈。
後來，我從與安德烈的交談中得知，古德納的一兒一女都在溫哥華，我十分差異，便問“爲何他的子女同在一個城市，卻沒有來幫助父母”，安德烈的回答是這樣的-----我幫助古德納是因爲他需要幫助，至於他的子女爲何不來幫父母，我不需要知道。此事已然過去25年，但當時安德烈回答的那種淡然神情，令我至今記憶猶新。
他幫助的是一位曾經在捷克斯洛伐克擧辦過多次畫展、且其作品被國家博物館永久保存的知名畫家，而如今卻變成一位失意且貧窮的藝術家；他并未因幫助了畫家，而得到免費畫作，反而儘其可能，花費幾千加元購買古德納的作品。這些就是安德烈的品德閃光的地方，從那時起，我就暗暗做了決定：我要和這個正直並善良的男人，走完人生餘下的路。
【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