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向真
我的爸爸于明、妈妈理锐1958年调进北京，在新华社外训班学了两年英语，班主任是学养深厚的李慎之。之后，爸爸分到新华社国际部东欧组，妈妈在英文发稿组。1964年春，于明被总社派驻布加勒斯特分社任社长兼首席记者，妈妈一同前往罗马尼亚，兼任英文发稿。
爸爸妈妈在罗马尼亚
那时，罗共中央第一书记是乔治乌.德治。他每隔一段时间要在电视上向国民发表讲话。1965年3月上旬，爸爸于明观察到电视屏幕上乔治乌.德治满脸病容。爸爸在战争年代见过许多将死之人，经验让他做出判断，向国内发出加急电讯：“乔治乌.德治病重，不久人世。”敏锐的周恩来随即来电询问：“他还有多长时间？”于明电复：“最多十天半月。”一周后，乔治乌.德治咽气。齐奥塞斯库接任罗共最高领导。追悼仪式刚过，周恩来便率中共代表团赶来访问，占得先机。齐奥塞斯库刚接帅印，威望尚未树立，周恩来快速前来站台，齐奥塞斯库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中苏论战后，中国在东欧只剩阿尔巴尼亚一个朋友。但阿尔巴尼亚和其他东欧国家关系很僵。罗马尼亚易帅，中罗相拥。罗马尼亚与周边国家关系良好，中国得以影响东欧，并快速改善了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毛泽东大悦。周恩来见到于明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帮我有备而来”。
于明从楼顶上拍摄的乔治乌.德治追悼仪式。
齐奥塞斯库当政后，中罗密切往来，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周总理在1965年和1966年三次率代表团访罗，每次我爸爸都全程陪同周多处探访。我问过爸爸：“周都去哪里呀？”爸爸告诉我：“他马不停蹄四处看，除了首都还去过多个州市……。”是的，在父母的相册中，我见过一张罗马尼亚农业部长陪同周恩来站在丰收在望的麦田前，当地州长手中拿着麦穗向领导汇报的黑白照片。
爸爸还说：“第二次周出访是在夏季，期间路过一处旅游胜地，经过海滨的天体浴场，周一下车，好几个赤身裸体的男男女女围过来欢迎，周总理微笑着与光身子的他们一一握手，大方得体。”
1966年春，周恩来第三次率团访问罗马尼亚，周左边是妈妈理锐，右一是爸爸于明。
爸爸跟我说过，1966年，周恩来第三次出访罗马尼亚，如何报道他与齐奥赛斯库的会谈，周颇费周折，每次字斟句酌地修改稿件。爸爸说：“有一次总理犹豫再三，终于点头，我拿着文稿离去，进了厕所，周恩来紧跟着追进厕所，让我再改一个词，才能发回国内，我表示那个词不改更恰当，不理解他为何如此着急。周对我说：‘必须换！不然我回到北京一下飞机就得挨批斗。’我惊讶地问‘什么？谁能批斗总理？不可能！’周认真地说‘真的能！你就照我说的改吧！’我只得按总理说的修改后发了出去。”
当时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本来和爸爸于明是新四军四师的老战友，因对齐奥塞斯库上台后如何发展两国关系看法不同，周恩来采纳了于明的建议，与刚接棒的齐奥塞斯库积极互动，在中苏博弈时抢到一粒棋子。周频繁访罗，有事不跟大使商量，却与新华社记者讨论，大使自然不爽。从四清到文革，盛行批斗，大使动员留学生与使馆人员一起批斗新华社驻布加勒斯特分社社长于明，批斗会接连开了好几天，白天繁忙的报道任务加晚上连续被批斗，爸爸不能睡觉，写的检讨书总是通不过，几天后就尿血住院，报了病危。
周恩来很快得知情况，表态支持新华社记者，通过陈毅迅速召回原大使，改派曾涌泉为大使，急飞布加列斯特任职，捋顺了驻罗马尼亚使馆与分社的关系。1972年，新华社的戴邦叔叔曾对我说，“使馆与分社争斗，从来是外交部占上风，唯有一次例外，你爸爸为新华社赢过一次！”爸爸并没有得理不让人。1967年，听说已经被调离外交部、改任某部副部长的那位大使，受冲击进了医院，爸爸妈妈大老远跑去看望，真诚安慰，两手紧紧相握，情谊得以修补。
文革前，新华社几位叔叔告诉我，“周总理对你妈妈特别好，不管有多少人，只要理锐在场，周总理直接过去，两人蹲在地上聊啊聊，工作人员不催能聊个没完。”我问过父母有没有这事，爸爸妈妈承认确有其事。爸爸说，总理访罗时，多次和你妈妈聊天，有一两次总理被催下一项任务，才站起来。爸爸说，总理第一次访罗我们就话语相投，第二次访罗再见到，他笑逐颜开，快步走过来和你妈妈握手，大声说：“小理，这次要和你好好拉拉家常！”
1965年春，周恩来、谢富治与我父母及驻罗工作人员的一张合影。当时父母请周恩来坐中间，周说“今天理锐必须坐中间”，语气不容商量，妈妈理锐只好坐在周谢之间，周右侧是我爸爸于明。
2006年我开始在网上写博客，有一次把妈妈接到家里长住，我曾好奇地问过妈妈：“总理都和你聊些什么呀？”妈妈告诉我的原话，我分三次如实写出，发在新浪博客上，可惜很快消失。妈妈说：“总理平易近人，他每次一进使馆，工作人员和一群在布加勒斯特念书的中国留学生呼啦就围过去，争着握手。有的学生年轻，不知道总理胳膊受过伤，激动得使劲上下晃动，我和你爸爸直担心，总理却一点都不怪罪那些孩子。”“总理和我谈得来，聊过一些家长里短，回忆过战争中的经历，也说过几次运动中的感受。”
我对妈妈说：“不行，你必须告诉我，总理和你说啥了！”妈妈说：“是我先提起家务事的。我对总理说，进京后老家县里经常来人，八竿子够不着的远亲近邻都来，弄得子女家人老得打地铺。总理对我说‘起初我家乡也来人，我都是让他们到中南海外面去住招待所，费用自理，得罪人呢。我让小超告诉他们：当总理是人民的服务员，没有任何特权，我们是革命者，没有多余的钱供亲友花销，以后不要再说是周恩来的什么亲戚，也不要再来了。”“总理还提醒我，好面子影响精力，影响工作，以后你家再来人，就照小超那样做。我说，‘我可不学你俩，解放前老乡为掩护我们挨过打，蹲过牢，我哪里忍心啊。’总理说‘咱们两家情况不一样，你不要心肠太软才好’。”
妈妈和周总理说得来还有个重要原因，他们都特别能喝酒，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海量。周恩来能喝酒，在世界外交史上都有记录。我妈妈是天生海量，我姥爷喝了一辈子酒，90岁过后，家人左拦右劝他也要喝一点。姥爷喝酒每次一小盅，一点一点呡着喝，从来没醉过。我妈妈酒量大属于天生的，不同寻常之处，用她自己的话说“永远不喝也不想，喝多少也不醉”。
妈妈对我说：“周总理最爱喝的是茅台。”他告诉我妈妈，长征走到贵州时，他就爱上茅台，建国初把茅台定为国宾用酒。妈妈说她问过总理“社会上有传言，三年缺粮还从多省调去粮食，让茅台酒产量大幅提升，您知道这件事吗？”周说，“需要出口赚外汇。”我妈妈爱喝的是泸州老窖，她认为“陈年老窖进到嘴里感觉珠圆玉润，非常可口。”爸爸对我说过，他第一次发现妈妈能喝酒是结婚那天晚上，当时他在省里负责统战工作，结交到中原地区的名人，本来元宵节他俩每人吃了五粒元宵，不打算办婚宴，因为有统战对象不依不饶，非让叫新娘子来见见不可，那晚宴会客人很多，不停地敬酒，平日一杯酒下肚就脸红的爸爸很快就招架不住了，被扶到楼下休息。过后客人纷纷对他说：“你把酒神娶进家门啦！”原来刚才一帮人争相敬酒，不止一两个喝趴下了，只见18岁的新娘子一杯接一杯地应酬，从头喝到尾，脸不红心不跳，到最后居然没人再敢向她举杯了。妈妈特能喝酒的名声，就此在河南省政府大院里传开。
从1964年初到1976年末，妈妈两次随爸爸出国工作，在外交场合，酒量大的人具有一定优势，妈妈因能喝酒，也交到一些朋友。当时外交部有少数几位大使能喝酒，比如父母在越南工作时，前两年，王幼平大使酒量不大，之后的符浩大使就是出名的海量。周总理和符浩大使都因为在饮酒方面与我妈妈棋逢对手，而“话语投机”。其实我妈妈从来不张罗喝酒，家里闲放着好几瓶名酒，即使摆上桌她也不喝，逢年过节亲友团聚时有人敬酒，她也只略略陪喝几口，只有在特殊场合中，她千杯不醉的特异功能才偶尔露峥嵘。记得有一次我母女闲聊天，我问起周总理的酒风，妈妈想都没想，就说：“李白是唐代酒仙，周恩来是当代酒圣。”
爸爸妈妈在罗马尼亚工作期间，与分社同事相处融洽，文革初总社领导被造反派批斗时，各分社社长也难逃厄运，我见到过多个驻外分社的社长在大礼堂台上被打骂的场景，爸爸于明幸运地被分社记者、翻译和司机不约而同地“美言”，而闯过难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