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吹牛老海归

1957年7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山东工学院教授金榜的一篇文章。当时正值反右高峰，这位教授的文章极力赞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其中有这么一段：

去年上半年，我同一部分省人民代表和省政协委员到烟台去视察，看了一个生产苹果的高级社。这个社叫幸福社，该社在1953年全年生产苹果近二十万斤，1955年生产苹果近八十万斤，1956年计划生产苹果二百四十六万斤，相当于1953年的十二倍。在解放前，烟台苹果每亩的平均产量为三百一十斤，1956年幸福社的三十年大树，每亩产量已达九千五百斤，该社准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将苹果每亩产量提高到一万五千斤；到那时，苹果产量将为1950年的四十八倍。

苹果亩产从三百一十斤提高到九千五百斤，听起来有点悬。到第二个五年计划，亩产还要提高到一万五千斤，提高48倍。说这位教授的吹牛水平跟钱学森有一拼，大概不过分。钱学森在他那篇著名的吹牛文章里写道，“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两千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两千多斤的20多倍！”



不过给这位教授说句公道话，他是1956年去参观了烟台的“幸福社”，听别人吹牛，才写吹牛文章。认定他是老海归，因为还有下面这段话：

大家都知道，在旧中国，社会上的“叫化子”是很多的，到处可以遇到有人向你要钱。1951年我从美国回来，在旧金山街上经过时，就有美国的“叫化子”向我要钱。可是我到新中国后，几年内所到之处，没有遇到一个向我要钱的人，这就表明，在新中国的新社会里，人人都有吃有穿了。从这一件事上，就不难区别旧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和我们的社会主义哪个好了。1951年，我每月的工资是一百多元，现在将近二百元，生活提高将近一倍。

1951年回国，在山东工学院任教授，完全符合老海归的造型。除了这段自白，找不到任何有关这位“金榜”教授的其他信息，只知道他曾是山东工学院机械系教授。他的生辰籍贯，哪年出国，哪个学校毕业，都是空白，在人间只留下了这么一篇文章。或许他这篇赞美文章没能帮他度过反右，最后还是被送去劳改，从人间蒸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