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养老：呼唤多元化服务体系 2012年04月16日08:49 来源：《光明日报》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社区 手机点评 纠错 E-mail推荐： 分享 　　去年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占总人口的13.26%，并在以每年3%的速度增长。面对人口老龄化这一全球性难题，如何养老、何处养老也成为我国面临的重要民生问题之一。 　　A 　　养老现状 无法乐观 　　老龄人口近两亿，我们却面临养老服务体系不全，养老机构严重不足，养老服务设施严重落后，远远满足不了现实需要的局面。 　　据统计，2011年底，我国各类养老机构的床位为315万张，占老人总数比例仅为1.77%。记者多年前曾到北京一所公办养老院采访，那时院里千余张床位已满，想进住得排队等3年，而现在排队人数增至7000多人，老人要住进去，至少得等10年了。社会上虽有一些民办的奢华养老机构，但高收费导致中低收入的老年人住不起。 　　长春80岁高龄的李老先生住进养老院后，同住的另一位老人全天开着收音机，让他很不适应。入住养老院后存在的“混住”、“生活习惯不同”、“孤独”、“缺乏医疗条件”、“护理不规范”等问题，又使一些老人不愿意去养老院，导致养老日益成为个人或家庭的沉重负担。面对目前“421”型的家庭结构，凸显居家养老很多障碍。而社区养老模式中机构不完善，设施不配套，医疗无保障，也难获青睐。 　　现实中社会保障、养老保险不同城市无法互通，城市人和农村人、事业与企业职工，养老金标准不同，缺少统一的制度。我国各项配套的养老社会制度建设相对滞后，也增加了养老困境。 　　人社部尹蔚民部长在今年两会上向中外记者介绍，去年我国企业职工养老金收入1.3万亿元，支出约1.2万亿元，略有结余，去年财政对职工补助大约为1800多亿元，如果扣除财政补助，有13个省有缺口。这也意味着全国养老保险收支出现赤字并非遥远之事。 　　全国人大代表吴明楼说，我国目前采取的现收现支养老金制度，是用在职职工缴费支付退休者养老金，不足时再由财政补贴，现每退休1人则至少需要新增3名参保人员才能基本保持原有平衡。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清华养老金工作室主任杨燕绥教授指出，2013年我国劳动人口开始以每年约700万人的速度下降，而65岁以上老龄人口也在以同样速度增长。由此看来养老金收支将严重失衡。 　　B 　　养老模式 期待多元 　　老龄潮正在逼近，增强多元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已成当务之急。在我国人口结构快速变迁、传统家庭养老保障功能萎缩、政府财政支付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推进社会化养老共建保障模式应是符合国情的首选模式。 　　理想情况是，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有社会福利性质的公办养老院，承担保障性基本养老服务；有营利性的商业养老机构，满足高端群体的个性化养老需求；还要有更多社会公益组织举办的养老机构，提供专业和有针对性的养老服务。这种多元的社会化养老模式，就需要公共服务体系、社会化养老机构、社会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养老保险等一系列制度建设的全面跟进。 　　人社部社会保险研究所研究员何平说，国家基本保险这几年进展很快，原计划2020年对农村老年人实现普遍保障，现在看今年底全国所有老年人都会有一份养老金。而企业年金的发展缓慢，政策早已在2004年出台，目前建立年金的企业大概只有3.7万户，占我国企业总数的0.3%。这些企业的人员有1355万，大概占参保企业职工的6%左右，远远没有达到最初设计的目标。另外，政府的鼓励和优惠的税收政策没有完全落实。 　　社会化养老的严峻形势，也促使有些企业积极探索。上海家帝豪有限公司推出“消费养老”模式，重庆市老年事业发展基金会、重庆消费养老发展办公室，联合工商银行、中国人保公司等金融机构，实施了“积分宝消费养老”等，成为企业通过自身的消费平台，对消费养老产业模式进行的有益尝试和探索。 　　上海家帝豪有限公司自2010年开始实践的“消费养老”模式，让消费者在购买企业商品的同时，获得一定比例的奖励积分。消费者若愿将积分参加“消费养老计划”，企业将通过第三方金融保险机构进行保值、增值运作。若干年后，消费者可按比例领取，补充自己的养老金。目前，“消费养老”模式得到政府有关部门及社会保障、养老、消费、法律等诸多领域专家、学者的肯定。一些专家认为，“消费养老”这种新兴模式，既有利于企业做大做强，也为养老保险提供了广阔的巨大资金来源，促进养老保险业的发展，还可在不增加消费者负担的情况下，逐步为其积攒一笔可观的养老金。 　　C 　　老有所养 还需扶持 　　中国的养老政策规定，大多是在计划经济框架内制定的。要实现《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老有所养”、“加快建立健全养老社会服务体系”，专家建议，尽快制定新形势下相关的政策和法规，使政府或民间的养老产业在大发展中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养老服务需求。 　　针对养老金标准不同的问题，海南省人大代表王一新主张，基础养老金应该尽快实现全国统筹，做这件事虽不那么简单，可用10年甚至更长时间做到全国养老金的基本统筹，不管是城市、农村，还是干部、农民，均享受同等的基础养老金，既体现出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又便于管理。 　　杨燕绥教授说，上世纪80年代全球进行了养老金制度结构调整、改革。目前已有70多个国家完成了养老金结构调整。现在国人有很多个人账户，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城乡居民储蓄、消费积分等个人账户，需要整合。 　　解决社区或居家养老的诸多问题，也需中央政府立足国情，制定政策及法规。至于新兴的消费养老产业，进一步发展存在行业政策空白点，为防止出现不规范的操作问题，希望主管部门尽快牵头制定产业政策指导意见，规范消费养老产业的健康发展。 　　对于制约民营养老机构发展的问题，民政部部长李立国表示，国家已对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及养老服务机构，在资金投入、土地供应、税费减免、社会融资、政府补助、供水供电供热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要采取措施抓好落实，还要尽快制定政府补贴、购买服务、高龄补助等新政策，并把利好政策及时上升为法规和规章。

“啃老”是一个全球性社会问题，在不同地区“啃老”者被冠以不同的称谓：“袋鼠族”、“‘回飞棒’小孩”、“赖巢族”—— 　　80后“啃老”现象不断遭到媒体诟病，其实“啃老”并非中国独有。20世纪末英国人用NEET专指“既没有上学也没有就业或接受任何职业技能培训、必须依赖父母养活的青年人”。1998年法国《快报》的一篇文章中使用了词汇“袋鼠族”，用来比喻“大学毕业后，到了就业年龄，却以薪水少等为理由，仍依赖父母的那些年轻人”。类似群体在美国被称为“‘回飞棒’小孩”，在德国被称为“赖巢族”，在台湾地区被称为“尼特族”。“啃老”是一个全球问题，所以我们在讨论中国年轻一代“啃老”现象时，不能简单归因于父母溺爱、教育缺失、年轻人缺乏独立拼搏精神、社会福利水平低等，而应该探讨现象背后更为深刻的原因和影响。 　　科技进步和经济转型导致的“社会性断乳”普遍推迟，是全球性“啃老”现象的根本原因 　　孩子长到一定时候，“在抚育的末期，必须有一个社会性的断乳”。问题是，子女什么时候才算真正长大呢？这不仅涉及生理学知识，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学问题。传统社会中，成年主要以生理成熟为标志，并通过各种“成人礼”来纪念。从经济和家庭生活的角度来看，一般将年轻人能够在劳动力市场谋得一份职业作为成年的标志，因为此时他基本可以养活自己，可以进行社会性断乳了。只不过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转型，劳动者需要更多的知识储备和技能培训，才能谋得一份满意的职业。这导致了一个重要后果，即社会性断乳的普遍推迟。以往一些国家以18岁作为子女独立的标志，但是目前大多数国家18岁的青年依然在接受高等教育，还需要父母供养。正因为如此，抚养期被拉长，社会性断乳延后，这是全球性“啃老”现象的根本原因。 　　近年欧美国家主要以危机型“啃老”为主，而中国主要以发展型“啃老”为主 　　笔者将“啃老”分为两类：一类是危机型“啃老”，系因经济危机或波动影响青年就业而导致；一类是发展型“啃老”，特指社会发展过程中子代无法承担教育、城市化等高额成本而出现的依靠父辈的现象。以此来看，近年欧美国家主要以危机型“啃老”为主，而中国主要以发展型“啃老”为主。 　　20世纪90年代末，英国青年中有接近十分之一的人没有工作，靠父母供养。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失业率提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买不起房，沦为“啃老”族。意大利、德国、日本、韩国等面临同样困境。这种现象与宏观经济形势有直接关系。对于欧美国家“啃老”族来说，“啃老”是高失业率的直接后果。 　　目前中国的“啃老”现象，主要与快速城市化有关,因为更多的人在涌入城市，追赶着高成本的都市生活。任何一个国家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过渡到电器、房产等耐用消费品时代，都面临着高度风险。社会发展压力增加了人的生存和成长成本，当其不能由一代人单独完成时，就需两代人共同分摊。如果说中国“啃老”现象是两代人分摊城市化发展的成本，那么对于欧美高失业率国家来说，“啃老”就是两代人分摊经济不景气的负担。 　　经济发展水平与“啃老”负担 　　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啃老”给父辈带来的负担也有所区别。西方发达国家相对富足，家庭收入和社会福利都较高，“啃老”是“有限负担”，家长尚能从容应对，所以代际关系并不是特别紧张。相反，中国是“未富先老”，父辈家庭承担着巨大的负担，老人积蓄有限，“抗啃”能力明显不足。 　　一些学者将子代对父辈的过度索取现象概括为“代际剥削”，虽然用“剥削”一词描述父子关系让人在情感上无法接受，但是从两代人的物质交换过程来说，父辈确实遭受了严重的剥夺。巨大的社会转型成本，通过子代转嫁给了父辈，而这是欧美发达国家不曾遭遇的。 　　该如何应对“啃老”现象 　　费孝通认为，中国的代际关系是反哺模式，亲代抚养子代，子代赡养亲代；而西方是接力模式，甲代抚养乙代，乙代抚养丙代。在中国传统的代际关系模式下，夫妇能够更大程度地容忍这种子代压力。或者说，正是这种无限责任的代际伦理，使中国家庭分担了社会快速发展的成本，而不用像欧美发达国家那样因高社会福利而不堪重负。对于我们来说，治理“啃老”的主要手段就是加强宏观调控，特别是房价调控，降低城市化成本，缓解青年一代压力的同时也解放了他们的父辈，“啃老”现象自然得到控制。 　　对于欧美国家来说，问题却没有那么轻松。宏观经济形势不能轻易改变，政府需要高超的政治艺术来协调老年和青年的利益关系。法国为了减轻财政负担，不得不推迟退休年龄和领取退休金的年龄。因为按照目前的局面，单靠年轻人工作根本无法养活老人，只能让老人继续劳作，自己养活自己。这是整个社会层面的“啃老”现象。 　　要重视孝文化对代际失衡的调节作用 　　“啃老”，从根本上说，是社会转型或社会危机成本在代际之间的一种分配，所以它不仅仅涉及政府调控，还涉及一国文化中代际关系和代际伦理的调节作用。对于奉行接力模式代际关系的国家来说，“啃老”意味着接力赛从100米增加到了120米，是社会性断乳的延后；而对于盛行反哺模式代际关系的国家来说，“啃老”同时意味着反哺的推迟。隐性的危机是：当子代不能很好地赡养亲代的时候，长期下去必然导致代际关系的严重失衡。 　　长久以来，我国通过孝道和情感来维系代际交换的不平衡。所以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青年是否“啃老”，而是青年一代成长起来后，如何来反哺和赡养他们的父辈。如果能够践行孝道，给予老人物质和精神照料，那么当年父母的苦累也就获得了意义，代际关系将以一种新的形式获得平衡。否则，一旦孝道衰落，必然引起代际伦理变动。当父辈开始理性化应对子代索取的时候，就是代际伦理的转折点。

“选贤任能、公道正派”这八个字集中了组工干部最重要的岗位职责和最必需的政治品质。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衡量一个组织工作干部是否合格，首先要看他是否公道正派。作为组织部长，要把公道正派作为立身之本，不断提高为党和人民选贤任能的本领。（据4月16《学习时报》） 以上这段话，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同志4月5日与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和市委组织部长任职培训班学员座谈时讲话的部分内容。要求组织部长将公道正派作为立身之本，道理深刻，发人深思，给人启发。

杨善洲，男，汉族，1927年1月生，云南保山施甸人。1951年5月参加工作，1952年11月入党，原任保山地委书记，1988年退休。杨善洲同志几十年如一日，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无论是在职期间还是退休以后，他始终把党和群众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前面，始终淡泊名利、地位，始终公而忘私、廉洁奉公。1988年退休后，他主动放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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